吴 敢：金学源流与展望
在长春“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与版本文献展览”会上的主题发言
金学之能成立，需要一批大家、一批名著和一批稳定的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
截至1990年底，已经出版《金瓶梅》研究论著近百部，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近千篇，出现了一支过百人的研究队伍，中国的鲁迅、吴晗、郑振铎、姚令犀、魏子云、孙述宇、朱星、徐朔方、沈天佑、刘辉、黄霖、宁宗一、王汝梅、蔡国梁、张远芬、孙逊、陈诏、周中明、石昌渝、陈昌恒、周钧韬、叶桂桐、郑庆山、卜键、李时人、鲁歌、马征、陈东有等，国外的康农·加布伦兹、奥托·祁拔、弗朗茨·库恩（德国）、阿瑟·戴维·韦利（英国）、小野忍、鸟居久晴、泽田瑞穗、日下翠、大塚秀高、荒木猛、铃木阳一（以上日本）、韩南、芮效卫、柯丽徳、普安迪、马泰来、郑培凯、陆大伟（以上美国）、马努辛、李福清（苏联）、雷威安（法国）等，世界上这四五十人的《金瓶梅》研究大家的地位也已基本确定。
金学，在1989年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前后应运而生。从此，会上会下，文内文外，金学一词频繁出现。金学不但已为学术界所认可，而且很快比肩红学而成为显学。
然而，金学由来久矣。自有《金瓶梅》小说，便有《金瓶梅》研究。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
如明代关于《金瓶梅》抄本的记载，虽然大多是只言词组的传闻、实录或点评，但已经涉及到《金瓶梅》研究课题的思想、艺术、成书、版本、作者、传播等诸多方向，并颇有真知灼见。
在《金瓶梅》古代评点史上，绣像本评点者、张竹坡、文龙，前后绍继，彼此观照，相互依连，贯穿有清一朝，形成笔架式三座高峰。
绣像本评点拈出世情，规理路数，为《金瓶梅》评点高格立标；
文龙评点引申发扬，拨乱反正，为《金瓶梅》评点补订收结；
而尤其是张竹坡评点，踵武金圣叹、毛宗岗，承前启后，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最具成效的代表，开启了近代小说理论的先声。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但现代意义和现代体式上的《金瓶梅》研究，则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1901—1923年，1924—1949年，1950—1963年，1964—1978年，1979—2000年5个阶段。
以1924 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
以1933 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预示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
以30 年代郑振铎、吴晗等系列论文的发表，开拓着《金瓶梅》研究的学术层面；
以中国大陆、台港、日韩、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显现着《金瓶梅》研究的强大阵容；
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艺术制作、文化传播等专题的形成与展开，揭示着《金瓶梅》的研究方向。
仅据中国1979—2000年的研究成果粗略统计，这一阶段出版专著近200部，发表论文2000多篇。
1901—1978年全世界出版专著不到10部，发表论文不足300篇。
20世纪后20年是前80年的二十倍。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80 年漫长的历程，终于在20 世纪的最后20 年登堂入室，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21世纪初，因为群团登记和“非典”影响，中国《金瓶梅》学会被注销，金学也被嘲笑为“笑学”，金学一度出现危机和彷徨。
20世纪后20年金学迅猛发展的步伐遭到遏制，一门新兴的显学受到损伤，金学同仁合力构建的金学宝塔面临考验，几乎所有的《金瓶梅》研究者与爱好者面对现实，都在检视学问，思考对策。
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批评，以刘世德、陈大康两位先生最为激烈。
他们的批评，多哗众取宠之嫌，少实事求是之意。
笔者在《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说
“《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流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其广有影响的几说，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等，对金学事业均有创造性的贡献。《金瓶梅》作者研究是金学的主要支撑之一。《金瓶梅》作者研究又与《金瓶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成书方式等研究，还与《金瓶梅》文化、语言、内容、艺术、人物等研究密切关联。金学首先要热起来，才能谈到发展。从这一角度说，《金瓶梅》作者研究对金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具体课题本身。……不进入金学圈中，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是很难切中肯綮的”。
2005年成立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决心继承1989年成立的原中国《金瓶梅》学会和全体金学同仁共同开创的金学事业，把《金瓶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和层面。
截至2015年8月，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一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连续成功召开，金学中兴，与20世纪最后20年一样，再度如日中天。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当代金学，中国的吴晓铃、王利器、魏子云、朱星、徐朔方、梅节、孙述宇、蔡国梁、宁宗一、陈诏、卢兴基、傅憎享、杜维沫、叶朗、陈辽、刘辉、黄霖、王汝梅、周中明、王启忠、张远芬、周钧韬、孙逊、吴敢、石昌渝、白维国、陈昌恒、叶桂桐、张鸿魁、鲍延毅、冯子礼、田秉锷、罗德荣、李申、鲁歌、马征、郑庆山、郑培凯、卜键、李时人、陈东有、徐志平、陈益源、赵兴勤、王平、石钟扬、孟昭连、何香久、许建平、张进德、霍现俊、陈维昭、孙秋克、曾庆雨、胡衍南、李志宏、潘承玉、洪涛、杨国玉、谭楚子等老中青三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营造了一座辉煌的金学宝塔。
其考证、新证、考论、新探、探索、揭秘、解读、探秘、溯源、解析、解说、评析、评注、汇释、新解、索引、发微、解诂、论要、话说、新论等，蕴含宏富，立论精深，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可谓源渊流长。
然则，金学赫赫扬扬大半个世纪，虽不至于萧疏，“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语），但亦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
首先，金学存在有两个严重的不相应：
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学同仁在金学圈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在社会上谈金色变，好奇有余，知解甚少。
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瓶梅》研究与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在学术界实际拥有同等的地位；
另一方面，《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又受到诸多限制。
其次，前文所述金学专题之中，绝大多数专题的表面文章都已做足，深层文章也均开掘殆尽。已发表的金学论文，有相当比例属于“碎片化”文章。
复次，金学队伍日见老化，不但金学家中青壮年稀缺，而且《金瓶梅》研究者后继乏人。
虽然近年金学题材的博硕士论文不断增多，但以此获得博硕士学位的学子，毕业以后继续研究《金瓶梅》者很少。
再次，金学的研究方法日觉陈旧。
传统的考据，因为缺少新的史料，难为无米之炊。理论的阐释，因为常规的内容久已涉及，也少见新意。
老一辈金学家忙于集成旧说，打包复现。
中年金学家兼顾其他，分身无术。
青年学人急于进取，无暇专攻。
最后，金学的学风和会风也应该检讨。
少数研究者弄虚作假，急功近利，抄袭剽窃，哗众取宠。
部分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翻改旧作，故弄玄虚。
会议组织时有按资排辈现象，新加入者和青年学人往往没有大会发言的机会。
会议发言也觉平铺直叙，缺少质疑商榷。
不过，金学并非穷途末路，只要开拓进取，定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金学不仅是文学研究，而且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风俗、伦理、宗教、艺术、服饰、饮食、医药、建筑、游艺、器皿等多学科的研究，通常将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研究统称为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近20年来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
不同学科的学人加入金学队伍，必然有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发见。
《金瓶梅》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可以继续建设的学科方向，而且其文化综合研究必能出现令人喜出望外的成果。此其一。
观念形态的更新、研究方法的转变、思维体式的超越、科学格局的营设一旦萌发生成，便产生无量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金瓶梅》研究应为其中一例，需要高度警策，精细梳理，广为借鉴，着力突破。此其二。
《金瓶梅》文本是一个丰富无比的大宝藏，其字里行间都可能蕴藏着珍贵的信息。
不要说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即其艺术世界便足够世人遨游。
文本再探析，艺术再寻求，至再至三，就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其三。
《金瓶梅》的大众传播，鲜有人触及。
前文所谓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的脱节、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失衡，固然有诸多社会原因，非金学界所能左右，但金学同仁如果尽力去做一些可以缝合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沟通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工作，譬如影视论坛，社会讲座，大学选修，必然会众志成城，有所作为。此其四。
《金瓶梅》的影视制作还是一块处女地，利用学会影响，联络作家能手，选取电影，精心运作，高雅亮相，打开缺口，再继以电视连续剧，拓展推广，必将极大地提高金学声誉，给金学带来一片光明。此其五。
金学已经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处公众游乐的园林。
三百多部论著，四千多篇学术论文，二百多篇博硕士论文，既有挺拔的大树，也有似锦的繁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探幽寻奇。
不容置疑，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志的、以经典现代解读为旗帜的新金学，必然展示着宁宗一先生的经典命题：说不尽的《金瓶梅》。
附件四
参看附件一、二、三、四。
（2015年10月23日于长春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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