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这部世情书自诞生以来便留下了各种谜团，对它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一直在不断拓展，形成了成书、作者、版本、评点、艺术、文化、传播等多种主题。《金瓶梅》中的男风现象并非无人发现，但并没有出现专题性文章。而就中国古代的男风书写研究来看，《金瓶梅》是不可越过的一环，但也是作为例证之一而存在，如施晔《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意蕴》[①]。男风现象在中国古代并不稀奇，但它作为社会世情的一部分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小说之中是从《金瓶梅》开始的，《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不但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金瓶梅》自身来看，男风书写对小说的审丑主题起到了深化作用；从《金瓶梅》之后的世情小说来看，男风书写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其情节设置、等级色彩等都明显延续《金瓶梅》的模式。因此《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值得给予重视。现能见《金瓶梅》最早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刻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后人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崇祯年间又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问世，后人称之为“崇祯本”或“绣像本”。从男风书写的角度来看，两个版本的差异非常小，本文主要采用崇祯本，以词话本为参考。
男色语出《汉书·佞幸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1]3741”野史笔记常用“男色”一词，如明谢肇淛《五杂俎》有“男色之兴”说[2]14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男色之靡”条[3]622等。
男风现象是伴随整个历史而存在的，对此谢肇淛曾有总结，他说男色自上古已然，安陵、龙阳等佞幸史不绝书，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宋代此风少衰，至明代又有复兴之势[2]145-146。清代男风同样强劲，主要表现形式是狎小旦，且在道光年间出现了以此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第一次在第三十六回，西门庆款待前来打抽丰的状元蔡蕴和进士安忱。宴会之上，西门庆令书童装成小旦与其他四名戏子一起献唱。书童被安进士看上，书中写到：“安进士杭州人，喜尚男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4]553”第二次在第四十九回，蔡蕴已升为御史，再来西门庆家。西门庆叫董娇儿、韩金钏儿二人伺候，嘱咐二人时打趣地说道：“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4]721”
从《金瓶梅》的这两处例证来看，男风并不单纯地等同于男色，它至少体现出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男色，在明代充当男色的主要有书童之类的家中小厮、县衙中的门子、明末的小官（男妓）等。文中说安忱“喜尚男风”，好的正是书童之色。二是性爱方式，常被古人称为“后庭花”者。书中蔡蕴并没有像安忱一样表现出对男色的喜好，且西门庆叫的是女妓来招待他，所以第二处的男风并非男色之意，而是就性爱方式而言。男风之所以又被称为南风，是因为当时多数人认为此风南方最盛，《金瓶梅》的作者看来也持此观点。蔡蕴是滁州人[4]552，现属安徽，因此西门庆才说“他南人的营生”。安忱是浙江杭州人，初次来西门庆家就抑制不住对书童的喜爱。另外，书童与西门庆、温必古与画童之间的勾当曝光后，西门家里上下之人都称书童为蛮秫秫，称温必古为温蛮子。
蛮是我国古代对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
书童是南方人，而温必古为何处人小说并没有交代，在对他们的称呼中加一“蛮”字皆是在得知他们的同性性行为之后，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作者眼中此风于南方或者南方人中更为流行。这也印证了《万历野获编》的说法：“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3]622”意即男风是由南而北不断发展的。明代中后期男风一词的内涵不外乎《金瓶梅》所阐释出的两种，尤其以男色为主。随着狎男色风气的不断增强，男风也用来指代这种畸形的纵欲风气，如《西湖二集》第十一卷：“第三恨道，男子娶小老婆，偷妇人，已是异常可恨之事了，怎生又突出一种‘男风’来，夺俺们的乐事，抢俺们的衣食饭碗。[5]177”这里的男风即有此意。
在《金瓶梅》的创作、成书时代，男色的流行尚逊色于明代末期，小说中自然无法体现出男风的这一内涵。古人的男风观念是建构在封建社会伦常关系之上的，《金瓶梅》在这一点上表现地非常明显。在以男性为主体、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社会关系中，男色与妻妾相呼应，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男性的外宠而存在，从本质上来说，男色与女色一样都是男性的附属品。
《金瓶梅》中的男风情节主要发生在四个人身上：西门庆、安忱、温必古和金宗明。主人公西门庆可以说是欲壑难填，家中的小厮也要被他拿来纵欲。西门庆家有琴童、棋童、书童、画童四个小厮，为他提供这种服务的是书童，书童的身世交代的最为详细。他本是李知县官衙中的门子，原名小张松，又被李知县转送给西门庆，以作得官之贺。
在明代，门子与知县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他可以为知县出谋划策，如果知县有需要，门子还要为其提供性服务，《型世言》第三十回中的张继良是典型的一例[6]，可以想见李知县与书童的关系非常暧昧。牛羊贺礼之外，李知县另打算送一个小郞给西门庆，并最终选择了书童，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书童必定令李知县非常满意，因此敢送过去拉拢西门庆，二是西门庆必然有此爱好与需求，李知县才会送此一礼。而这份贺礼的意义在三人之间是心照不宣的，结果也如李知县所料，西门庆非常满意。西门庆见他吃了酒，脸上透出红白来，红馥馥唇儿，露着一口糯米牙儿，如何不爱。于是淫心辄起，搂在怀里，两个亲嘴咂舌头。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薰的喷鼻香。西门庆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裤儿，摸弄他屁股。因嘱咐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脸。’书童道：‘爹吩咐，小的知道。’两个在屋里正做一处。[4]518
这种情况复见于第三十五回，说明这是常有之事。
进士安忱好男风是作者直接交代的，上文已经说明，他的男风嗜好也表现在书童身上。书童以小旦的身份出现在宴会中助兴，安忱一见钟情，公然地“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晚上西门庆就派书童、玳安两个小厮答应，伺候安忱和蔡蕴。
文中没有交代的更多，此笔法与《红楼梦》写宝玉与秦钟之事类似。宝玉与秦钟之间的关系非常暧昧，在铁槛寺时，宝玉对秦钟有一句：“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7]200。作者说“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7]200”安忱白天对书童的种种作为被西门庆看在眼里，晚上便派书童去答应，读者自然也有展开想象的理由。温必古的男风故事发生在与画童之间。温必古是被西门庆邀请来处理往来书柬的。从相貌上看：“年纪不上四旬，生的端庄质朴，落腮胡，仪容谦仰，举止温恭。[4]851”是一个靠得住的秀才。但作者又说破他的本质：道貌岸然、唯利是图、不知廉耻[4]851。这个评价在七十六回得到了印证。
温必古常常给画童一些喝酒、吃饭之类的小好处，因此他与画童之间的关系也非只一两日而已。
二人的关系之所以在七十六回暴露，是因为画童身体不适，温必古却令平安叫他，他极不情愿，以致大哭不止。这一幕恰巧被吴月娘、潘金莲、孟月楼等遇见而事发。玳安讽刺画童道：“有名的温屁股，他一日没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么挨他的，今日又躲起来了？[4]1215”由此可知西门府下人们对温必古的习性一清二楚。被女主人得知后，经由西门庆的审问坐实：（画童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干那小营生儿。……他常时问爹家中各娘房里的事……教唆小的偷银器家火与他。拿爹的书稿儿与倪师父瞧，倪师父又与夏老爷瞧。[4]1215偷搞西门庆家的小厮之外，温必古的其他行径更令他在西门家无立足之地，羞愧而去。
金宗明是宴公庙的当家道士，掌管着道观里的各处钥匙和大小事宜。他手下有两个年少徒弟，晚上与他“同铺歇卧”，言外之意要为他提供性服务。佛家道家的清规戒律使和尚道士长期处于性压抑之中，因此寺庙、道观常常成为同性性行为的多发地，金宗明借徒弟纵欲并不稀奇。但是金宗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借徒弟纵欲并非因为难以接触女性。小说交代金宗明年纪在三十余岁，是个酒色之徒，常常在娼楼包占乐妇[4]1474。因此金宗明好男色纯粹是出于好色纵欲之心，而非正常的性需要。
陈敬济被送到晏公庙后，因为他“生的齿白唇红，面如傅粉，清俊乖觉，眼里说话” [4]1474，很快取代了金宗明两个徒弟的位置，与金宗明同房居住，并拿了大小房门钥匙，因为对金宗明的事情了如指掌，金宗明反而受制于陈敬济。从以上四人来看，西门庆与金宗明的好男色心理很类似，都是出于一种纵欲的需要。温必古常年在外处馆，很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而安忱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不能得出安忱是同性恋的结论，但他对男色的喜爱程度明显大于另外三人。除此之外，小说对男风还有侧面的描写，李知县与书童就是一例，西门庆家的其他小厮如玳安也要求与书童发生性关系。另外乞丐之间也有此行为，小说中提到冷铺两次。冷铺指乞丐的住所。七十六回潘金莲讽刺温必古：“冷铺睡的花子才这般所为。[4]1215” 九十三回解释陈敬济与金宗明发生性关系时轻车熟路，原来是因为他“在冷铺中被花子飞天鬼侯林儿弄过的[4]1474”。总体来看，《金瓶梅》对男风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是涉及的人物阶层各异，范围很广。
《金瓶梅》中发生同性性关系的人群可以明显分为两个群体，一是有性需要者，二是提供性服务者。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其结合也只在于性，主动权在于有需要者，性满足主要表现于这一群体，对于提供服务者有性需要与否是完全被忽略的。
从有性需求者的群体来看，大商人西门庆、进士安忱、秀才温必古、晏公庙的掌权者金宗明、李知县、乞丐头子侯林儿等，他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共同特点是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他们都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在同性身上寻求性满足，是自身权利的一种展现，也是先秦以来娈宠时代的延续。另外，从温必古和侯林儿的情况来看，客观条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温必古是中国古代一个寄居于他人家中求生存的秀才形象，常年离家而处于性压抑的状态，垂涎家中女性自然不如觊觎家中小厮更为安全。这种境遇在侯林儿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乞丐地位低下，团伙之中只有男性，性压抑程度远高于寄人篱下的秀才，因此同性很可能就成为这种男性的发泄途径，同时他们必须有高于对方的地位。
在西门庆家，秀才师爷的地位自然高于小厮，小厮必须随叫随到。在冷铺之中，侯林儿是一方霸主，自然对别人有绝对指挥权。这说明《金瓶梅》所展现的同性性关系完全建立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上，都是带有极强等级色彩的。为权利阶层提供性服务的则明显为弱势群体，但是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却对此表现出完全接受并且认同的态度，最典型的是书童。书童同时受到李知县、西门庆、安忱的喜爱，并被利用，李知县用他来取悦西门庆，西门庆用他来取悦蔡蕴、安忱。书童在大商人与官僚中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究其原因，从小说第三十一回对书童的详细介绍可以找到答案： 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约会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③]。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绡直缀，凉鞋净袜。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唤了名字叫作书童儿。与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鞋新帽，不教他跟马，教他专管书房，收礼帖，拿花园门钥匙。[4]464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书童的年龄，尚未弱冠。
二是书童的容貌，生得漂亮。这两点正是古代男宠的特征。
三是书童的才性，识字会写，可以帮助主人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能歌善唱，可供主人娱乐，为人伶俐，讨人喜欢。
这是他得宠的资本。四是书童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与“羊酒”等价，是作为贺礼出现的，这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好说明，门子或者小厮都属于社会中没有人身自主权的阶层，他们在为主人服役的同时，还有满足主人性欲的义务。从这点来说，他们与婢女很类似。
对这种人生处境，书童自身没有异议，这反而成为他谋生谋利的阶梯。与众多小厮相比，书童的工作是最轻松的。
他对西门庆言听计从，诸如化妆成戏旦，在宴席之上取悦了进士安忱。凭借着西门庆的宠爱，书童可以到李瓶儿房中对酌，有替人讲情从中渔利的机会，为了报复挑拨是非，甚至勾搭家中婢女，这全都得益于他为西门庆提供的性服务。因为这些额外的利益，他比其他小厮显得优越，并且引起其他小厮的不平。例如平安出于对书童的嫉妒，抓到书童与西门庆在书房行苟且之事，便到春梅处去告发。但结果书童儿在西门庆面前略尽谗言，平安就被打了个半死，连画童也牵连在内。这正是书童辈乐于以色事人的原因所在。
等级划分存在于封建社会的各个领域,西门庆家如此，晏公庙也雷同。金宗明对徒弟享有绝对的权利，包括陈敬济在内的徒弟对金宗明有不可更改的义务，其中就包括性满足。金宗明对徒弟的选择条件与西门庆等人保持一致，他的前两个徒弟清洁年少，但日久生厌。陈敬济“齿白唇红，面如傅粉，清俊乖觉，眼里说话”，因此在冷铺被侯林儿看上，在道观，又被金宗明喜欢。与书童一样，陈敬济并不安分，拿着金宗明淫乱徒弟之事加以威胁，但又无法彻底逾越等级，因此威胁之余不断讨好，才落得白天自己受用。相比之下，在娈宠上温必古选择的余地几乎没有，他只敢找画童这样好收买又胆小的小厮，却不敢打书童的主意。
秀才寄居商人门下，这是明代社会世风的特殊之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功名在金钱面前的逊色。温必古作为秀才身份的社会权利只能行使在如画童之类家中不受重视的小厮身上。这种明显的等级色彩的存在足以说明《金瓶梅》中的男风与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截然不同，男权社会中的男色也只是拥有社会话语权的男性的附属品而已，这一特点也同时体现于《金瓶梅》之后的男风书写之中。
在《金瓶梅》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其立意皆在歌颂，以正面人物为主角。长篇世情小说代表作《金瓶梅》恰恰相反，它以暴露为主题，从各个角度展示现实社会之丑，主角西门庆即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在这种以丑为主的社会世情之中，男风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明朝从皇帝到文人，乃至下层百姓，都不避讳对男色的喜好，如谢肇淛所说：“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2]146。这种风气走向盛行正是从《金瓶梅》诞生的时代开始的。从帝王的角度来看，正德皇帝朱厚照是明代皇帝中第一个好男色的典型，正史笔记皆有记载，如《明史·佞幸》之《钱宁传》、《江彬传》，《万历野获编》补遗之《老儿当》等。
官僚中以嘉靖朝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藩为代表，严世藩与海盐名优金凤之事广为人知，如姚士粦《见之编》、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王士祯《香祖笔记》、褚人获《坚瓠集》等均载有此事。
清初李渔甚至将严世藩好男色编入了小说《十二楼》之“萃雅楼”中。由此可见明代男风可谓乱自上作，从中期到明末，男风逐渐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金瓶梅》中所表现的，男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而是带有等级色彩的纵欲问题。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正是《金瓶梅》所要展现的社会世情之一。《金瓶梅》对此的反映虽着墨不多，但足可见作者视角之广，以家庭为中心，全方位描写当时的世俗社会。在《金瓶梅》中，男风是故事矛盾的起因之一，推动故事发展；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它又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在西门一家的多重矛盾中，西门庆好男风便是一个矛盾的源头，并使得其他矛盾变得更为复杂。
被西门庆看中的书童与其他小厮之间明显不平等，导致其他小厮对书童嫉妒。书童时常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这又引起潘金莲和春梅的嫉妒。因此书童来西门家之后逐渐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矛盾不断累积，至平安、画童被西门庆狠狠拷打一番为彻底爆发。这些矛盾的核心问题仍然在于“纵欲”，西门庆愿意为书童报仇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安扫了他与书童之兴。体现在书童身上的种种矛盾伴随着西门家的其他主要矛盾，最终导致西门府因纵欲而衰的可悲结局。而在具体的男风情节中，人性中丑的一面得以暴露，人物性格得到展现。如温必古在全书中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男风而起的。道貌岸然的温必古到西门庆家之后，一直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再次醒目地回归读者面前的是他的男风嗜好。他对画童屡次进行性侵犯，最终因为画童的难以忍受而暴露，画童对温必古的揭露又使他与西门庆成为无可缓和的矛盾对象。随着矛盾被公开并走向激化，温秀才的无耻个性得到了彻底地展现。从画童这个男风受害者的角度来侧面刻画温必古，应该说非常巧妙且成功。
男风书写还与特殊的空间相结合，通过空间叙事达到讽刺人物个性的效果。以书童为例，书童与书房空间紧密联系到一起。书房空间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本来并不显眼，是西门庆处理往来书札礼帖之地，同时也是他独自休息之处。但是书童出现之后，书房对于西门庆的意义变了，书童不但专管书房，而且授权搬进书房居住。因此书房实际上成了西门庆养娈宠之地。围绕着书童在书房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书童与西门庆之间的多次性行为、书童在西门庆面前挑拨是非、西门庆在书房拷打平安、画童等，这些事件极大丰富了书房空间故事，而这种种情节又有违书房传统意义，因此对西门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西门庆的好色嗜欲也是一次更具强度的表现。《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是展现小说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将男风书写纳入小说主体结构之中，以男风作为副线之一，将男风与人物间的矛盾、特殊的空间联系到一起，以此揭露人性、家庭乃至社会之丑。这种男风书写在成功表现小说审丑主题之外，也为明代后期小说中的男风书写奠定了基础。
从明末三大男风专题小说《龙阳逸史》[8]、《宜春香质》[9]、《弁而钗》[10]来看，好男色者的所属阶层已经被《金瓶梅》完全涵盖，发生性关系的原因也是由纵欲与性压抑两个方面构成，且以纵欲为主，具有同性性关系的双方同样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不同的是《龙阳逸史》等对男风的表现比较夸张，是明末畸形纵欲之风在文学上的反映。相比之下《金瓶梅》是保守的，同时比较有节制。它所表现的男风尚拘囿于一定的空间之内，比如宅院、道观等。而《龙阳逸史》等在《金瓶梅》的男风模式之上，更加强烈地渲染同性纵欲之乐，突出地刻画了公然游走于社会的小官阶层。总体来看，发生在西门庆贴身小厮书童身上的种种事件与温必古事件、晏公庙事件、冷铺事件等都折射出明代社会中期男风存在的丑陋现状。而男风书写是被完全纳入到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婚姻伦理制度之中的。如果说西门庆的婚姻生活及婚外情从本质上体现出的是男性的权威，那么在男风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男权社会的本质。
注 释：
[①]《金瓶梅》中的男风书写在《金瓶梅》研究和男风书写研究中都没有作为重点而出现。关于《金瓶梅》的研究可参看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关于男风书写研究可参看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意蕴》于2008年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并收入该书。
[②]南风有南方乐曲之意，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因地理上的原因，明代开始以此指男风，见王骥德杂剧《男王后》第一折：“俺大王爷最爱南风，我们献去做个头功，倒有重重的赏赐哩。”
[③]第三十五回中，西门庆向谢希大介绍书童时说他十六岁，见540页，与此有出入。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明)兰陵笑笑生著 (清)张道深评．金瓶梅 [M]．济南：齐鲁书社，1991．
[5] (明)周清源著 周楞枷整理．西湖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 (明)陆人龙著 覃君点校．型世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 (明)京江醉竹居士．龙阳逸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9]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质[M]．台北：双笛出版社，1996．
[10]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弁而钗[M]．台北：双笛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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