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下）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即因「诲淫」书写引发诸多争论，历来褒贬不一。基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明清有识文人面对此一争议，虽承认其秽书性质，但又极力主张从「非淫书」观点进行评论。
张竹坡自言评点《金瓶梅》的动机和原因曰：
《金瓶梅》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凡例〉，上册，页60）
然则《金瓶梅》，我有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竹坡闲话〉，上册，页24）
因此，如何掘发此一「妙文」的作文之法，并以知音之姿为之递出金针，归根结柢乃在于「自撰一部世情书」的编创理想之上。
如此一来，所有评点文字皆为此一理念服务时，因而能自成理路，创造出属于个人主体意识主导下的评点理论体系。以下即从「演义」编创观点，进一步阐释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依事取义」的思想展现。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竹坡闲话》
（一）纯体天道以立言
在「演义」编创的意义上，《金瓶梅》作者的写作关怀为何？乃攸关小说文化身分的定位问题，特别引人思索。第一回开篇诗曰：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上册，页9）
又诗曰：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上册，页9）
对于《金瓶梅》写作表现的认识，张竹坡于第一回总批即开宗明义指出：「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
除此之外，更从「文章」作法的角度，针对《金瓶梅》第一回的「主意」的设置问题提出重要观察。[1]《金瓶梅》第一回总批曰：
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书总不出此几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结股。临了一结，齐齐整整。一篇文字断落皆详批本文下。（上册，页3）
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缕头发，千丝万丝，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提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上册，页4）
从「演义」编创的体制来说，此一主题先行的预述性预示框架的安排，对于往后小说叙述之发展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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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通过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乃预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偷情事件的结局，小说情节在未来时间发展历程当中，必然与人物的行动、生活和生存境遇紧密结合。
在整体叙事表现上，后续情节如何印证第一回的预告，不仅构成了叙事话语实践的主导思想，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与时偕行的观看视角。
基本上，《金瓶梅》是以一个商人家庭之兴衰史为主要题材，从中敷演小说人物迷嗜于财色征逐，以致世相真假难辨、伦常失序的世情故事。
其中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一生的人生际遇变化的陈述，构成了《金瓶梅》小说叙述的关键核心。
为能在「人情」中讨出「天理」，小说叙述乃于酒色财气之中编织章法和笔法，不断展演人物作孽之恶行与种种报应。
其用笔曲处，往往以一笔做千万笔用，积极通过文字做出一人又一人之情理。最终目的，无非在于彰显天道。第一回总批曰：
上文一律、一绝、三成语，末复煞四句成语，见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是作者盖深明天道以立言欤？《金刚经》四句，又一部结果的主意也。（上册，页3）
严格来说，这种「以叙事结构呼应着『天人之道』，乃是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叙事谋略，是它们具有玄奥的哲理意味的秘密所在。」[2]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目的，亦或有意藉批评对于人生问题进行各种提问，使之成为体认「天道」的径路，并视此为演义编创的重要目的。
《金瓶梅资料汇编》
而事实上，在以「明天道」为前提的思想基础之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一回，上册，页11）四句所展现的因果报应思想，乃成为张竹坡通过《金瓶梅》以立言时所树立的道德论述的总纲。
其中，第一回「夹批」在总括入话的板定章法和思想意识时即强调曰：「以上一部大书总纲，此四句又总纲之总纲。信乎《金瓶》之纯体天道立言也。」（上册，页11）
因此，在「传记」的时间视野之上，小说叙述极力关注和展演人心如何在欲望征逐当中发生异化，并且连带地造成不可预期的生命危机，无疑可视为《金瓶梅》叙事生成的重要依据。
在「演义」编创的意义上，《金瓶梅》作者已然通过第一回为整部小说叙述的「主意」和道德立场定调。
张竹坡于第一回总批再次慎重其事地强调曰：「开卷一部大书，乃用一律、一绝、三成语、一谚语尽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证，则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上册，页8）
随着《金瓶梅》小说叙述的开展，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者着意展演小说人物追求现世享乐、无视未来生命危机的欲望思维和生活本质，由此建立起命运观照的视角。
因此，一部《金瓶梅》共洋洋百回大书，各人皆有各人之传，藉以展演世情假相。那么，在张竹坡眼中，小说叙述如何体现「天道」，无非涉及到情节编排布局与整体结构构思之间的紧密关系，下笔全在于作者之心。
本衙藏本
张竹坡认为，在全书「主意」的主导之下，《金瓶梅》创作的首要之务即在于体现「情理」二字的展演之上：
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读法四十三，上册，页50）
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读法六十二，上册，页54）
如此一来，小说叙述以人物为核心，凡各色人等之描写，皆能形成个人之传记的本质，并从中讨出情理，实有其积极意义。[3]
当然，更应该注意的是，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对于情理的重视，最终目的还在于让读者从人物命运变化之中积极探索「天道」，了解「天理」：
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读法六十三，上册，页54）
尝看西门死后，其败落气象，恰如的的确确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浅，恰恰好好该这样报应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笔如此？近知作者骗了我也。盖他本是向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故真是天理。
然则不在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又何以为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当平心静气，向人情中讨结煞，则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第一回总批，上册，页3）
吁！名利场中，酒色局内，触处生危，十二分敛抑，犹恐不免，君子干干终日，盖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书，体天道以立言者也。（第八十九回总批，下册，页1248）
因此，对于张竹坡而言，在「我自做我之《金瓶梅》」的批评过程中，始终专注的是小说叙述如何对于「世情」炎凉展开书写，以及用以探求各种日常生活之「情理」。
《第一奇书金瓶梅》· 书影（张青松藏）
就演义编创的立场来说，「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言的。」[4]
最终，自然在于促使小说叙述达到「戒世」的写作目的。然而，由于情理往往隐藏于没字处，张竹坡强调更待读者细心深体妙处，方能不负作者的心血：
文字妙处，全要在不言处见。试问看官：有几个看没字处的人否？（第一回总批，上册，页8）
以今观之，此一评点作法，除了寄托了张竹坡个人对于人物命运及其作为的深切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我敢独不与天作周旋」中，也让他能藉此纾解现实生活之穷愁与愤懑。[5]
（二）谁谓《金瓶》一书不可作理书观
基本上，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以作者之姿态力洗「淫书」之评价。而其主要批评观点，乃来自于极力从性理之谈揭示世情和伦常之真假，特特展示了强烈的道德思维和伦理意识：
噫！读此书者，于此处当深省之，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圣贤学问。（第二十五回总批，上册332）
一篇淫欲之书，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谈，真正道书也。世人自见为淫欲耳。今经予批后，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学，不喜看之也。淫书云乎哉！（第一百回总批，下册1385）
由此可见，张竹坡所展现的批评意识，主要是立足于「道学」立场之上而有所发挥的，特从人物、行动、情节的「情理」剖析中彰显儒家伦理思想。
表面上，《金瓶梅》虽侧重于描写奸夫淫妇之事，善尽描写之工夫，但实际上对于忠孝节义之道德伦常仍然深怀关注。〈读法五十四〉曰：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于其摹写奸夫淫妇知之。（上册，页53）
张竹坡藉批评《金瓶梅》以著书立说，最终目的在于表达对于忠孝伦理的深刻吁求，毋乃有其教化之思。
因此若深入考察小说评点文字，则可发现张竹坡为何着力于在人物行动之中探究「情理」，并从中体认「天道」之所在。
《第一奇书金瓶梅》· 书影（张青松藏）
以今观之，张竹坡批法所彰显的儒家伦理意识，大体上可以说落实在两个重要核心议题之上：一是对于孝化百恶的赞扬；一是对齐家实践的反思。
首先，对于孝化百恶的赞扬。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对于「孝」的重视，主要见于「苦孝说」的主张，乃论者周知之事。[6]张竹坡极力伸张《金瓶梅》作者的苦心之思：
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苦孝说〉，上册，页30）
然而令以往论者不解的是，《金瓶梅》作为一部「诲淫」之作，为何张竹坡执意将其写作思想归纳为一种「苦孝」实践的话语表现？关于这个问题，张竹坡实已有明确的表述：
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竹坡闲话〉，上册，页22）
由此可知，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认识和批评，是从整体性的角度为之。
因此，对于一部诲淫之书，最终于第一百回能以孝哥总结的作法十分欣赏。若要论其思想渊源，则不能不与张竹坡个人对于孝道的高度重视有关：
吁嗟兮，男儿富贵当有时，且以平安娱老母。（〈乙亥元夜戏作〉）
年十五而先严即见贝。届今梧叶悲秋，梨花泣雨，三载于斯。（〈乌思记〉）
盖政教存乎风俗，风俗系乎人心。自古礼之不作也，而人心荡荡，则出乎规矩之外矣。自古乐之不作，而人心骄骄，则肆于淫逸之中矣。
人心不正，风俗以颓。……是以古人生而孩提之时教以父母之当孝也，兄长之当敬也。……予所谓礼乐伦常之次序，和乐日用之进退，周旋天序天秩者，此也。」（〈治道〉）[7]
由此可之，亲子天伦作为一种伦常理想的终极追求，一直是张竹坡心系之事。因此，「孝哥」出生与轮回度化，适足以成为张竹坡抒发「端正人心」思想的重要管道。
吴 敢 著 《张竹坡与金瓶梅》
当然，这种解读方式或有其过度诠释之嫌，但若结合张竹坡的生平经历来看，当理解其批评主意之所在。
以今观之，《金瓶梅》是一部「独罪财色」的世情书，广泛叙述人心颓坏的恶相，以致传统道德价值体系面临解构的危机。正如张竹坡深切感叹者：
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竹坡闲话〉，上册，页23）
由于当世儒家伦理道德已失去规范人心、人性的作用，致使人心不古，风俗不善。
人们因利所趋，唯利试图，致使人间伦常不继，因而造成人世之间充斥各种假象，人情炎凉无处不在。[8]对此，张竹坡即有一番激昂之言曰：
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竹坡闲话〉上册，页22）
在《金瓶梅》小说叙述中，便清楚可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即往往在欲望的牵制之下，变得真假难辨。
除此之外，张竹坡更从作者因人世假相而无奈遭难的角度，为之发出感叹和呼告：
然而吾之亲父子已荼毒矣，则奈何？吾之亲手足已飘零矣，则奈何？上误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类，则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为不孝之人；欲悌而已为不悌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谗间于吾君、吾友之侧。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竹坡闲话〉，上册，页23）
因此，张竹坡借批评《金瓶梅》以「自做一部世情书」时，无非希望能够为「治道」寻找一套可能的解决办法。
因此，张竹坡提出苦孝说的主张，可以说是对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处于混乱之际的观察所致，而这样的主张实际上又与「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有着紧密联系。
张竹坡绘像
如此一来，当张竹坡发现小说叙述最终以孝哥作结时，即认为「孝」之一字，足以作为为消解世情真假难辨的政教风俗乱象，提供了「欲其心正」、「得道而治」的可能性。第一百回总批曰：
韩爱姐抱月琴，方知玉楼会月琴，与悲翠轩、葡萄架弹月琴之妙盖一线全穿。玉楼是本能勤岁月者，爱姐是没奈何改过者，瓶儿、金莲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过者也。又，一部书皆是阮郎之（泪）。
然则抱阮当痛绝千古而着此书欤！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后三复斯义，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后千百年，诸为人子弟者，知作者为孝弟说法于浊世也。（下册，页1386）
在张竹坡所建构的批评视域下，最终关于由乱反治的治道能否真正实现，可以便将之完全系乎一个「孝」字之上。因此，为孝弟说法，乃成为评点之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更进一步来说，张竹坡为能扭转人心变化所带来的世情乱象，乃一心一意将伦常恢复一事寄托于「孝子」的名教理想实践之上。
因此，在一片淫欲世界之中，张竹坡特别重视「孝子」的存在，并且将「孝」与「忠」进行互文联系，展现家国一体的伦常思维：
至于李安，则又与韩爱姐同意，而又为作者十二分满许之笔，写一孝子正人义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则？一部书中，上至蔡太师，下至侯林儿等辈，何止百又余人，并无一个好人，非迎奸卖俏之人，即附势趋炎之辈，使无李安一孝子，不几使良心种子灭绝乎？
看其写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话头，真见得守身如玉、不敢毁伤发肤之孝子。以视西门、敬济辈，真猪狗不如之人也。然则末节放过去的两人，又放不过众人，故特特放过此二人，以深省后人也。（读法四十七，上册，页52）
《金瓶》内有一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绝也哉？（读法八十九，上册，页58）
对于「孝」的永恒追求，当如《孝经》所强调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而其终极目的，乃希望能以此辨别世情之真假：「噫！识真假，则可任其冷热；守其真，则可乐吾孝悌。」（〈竹坡闲话〉，上册，23）
《金瓶梅》绘画本
为了能达到拨乱反治的目的，张竹坡显然是将「孝」当成一个重要的伦理意识实践的对象。对于孝的重要功能，评点中自然展现出一系列见解：
至其以孝哥结入一百回，用普净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今使我不能全孝，亦曾反思尔之于尔亲，却是如何！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其曷有极？悲哉，悲哉！（〈寓意说〉，上册，页29）
篇末将玉皇庙、报恩寺、永福寺一总。夫玉皇庙，皆起手处也；永福寺，皆结果处也；至报恩寺，乃武大、子虚、瓶儿念经之所。故于此一结之。是故报恩者，孝字也。惟孝可以化孽，故诸人烧灵，必用报恩寺，而结以孝哥幻化，然则报恩寺，又是玉楼、孝哥二人发源结果之所也。（第六十七回总批，下册，页896）
金莲，恶之尤者也，看他止写其不孝；普净，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写其化众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谁能不孝以行他善哉！（第七十八回总批，下册，页1098）
老阳之数，剥削已尽。一化孝哥，幸而硕果犹存，亦见天命民懿不以恶人而减绝也。谁谓作稗官者才不知易也哉？（第七十九回夹批，下册，页1136）
西门复变孝哥，孝哥复化西门，总言此身虚假，惟天性不变。其所以为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呜乎！结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说，复敢之与争衡也乎？故周贫磨镜一回，乃是大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胞物与之内也。（第一百回总批，下册，页1386）
由此可见，在「以孝为至大」的取义思路主导下，「孝可以化孽」、「孝化百恶」无疑可视之为《金瓶梅》小说叙述中潜隐的义理结构。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书，正是体认到作者是在此一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演义编创，
因此认为《金瓶梅》小说叙述通过孝哥作结的安排，不仅使之摆脱淫书之论，而且使之成为一部理学的道书，足可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吴 敢 著 《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
其次，对于齐家实践的反思。
众所周知，《金瓶梅》中对于女性的关注特出于传统小说之上，自然也为张竹坡所重视，除解释书名命名缘由，同时也分析作者笔法：
《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止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则以不得不写。
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读法十六，上册，页44）
基本上，作者深潘金莲之恶于无尽，认为「若夫金莲，不异夏姬」，为彰显其恶行，「故于其淫过者亦出录之，令人知惧。」（〈杂录小引〉，上册，38）主要目的，自然在于表达警戒之意。
因此，对于浮博人情之相，文人用笔便在掩映之中尽揭其恶，无所不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认为「故金莲敢于生事，此月娘之罪。」（第十一回总批，上册，页146）特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制约和影响下，就「吴月娘」形象提出一系列批评看法，并以此建构起关于「贤妇」的批评视域：
篇内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顺」。看者止知说月娘贤德，为后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随一读书守礼之夫主，则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为雅，谨守闺范，防微杜渐，举案齐眉，便成全人矣。
乃无如月娘止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其不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
送人直出大门，妖尼昼夜宣卷，又其不闻妇道，以致无所法守也。然则开卷写月娘之百依百顺，又是写西门庆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第一回总批，上册，页6）
在此，张竹坡显然有意藉吴月娘形象意涵解读，进一步针对「齐家」理想实践的问题进行反思。
剧照
在张竹坡看来，吴月娘做为西门庆之继室，理当力求成为「向上之人」，并且以贤妇人之姿规谏西门庆，不应只是以礼持家、凡事百依百顺，只做好好先生。特诉其罪状如下：
《金瓶》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而人不知也。何则？良人者，妻之所仰望而终身者也。若其夫千金买妾为宗嗣计，而月娘百依百顺，此诚《关雎》之雅，千古贤妇人也。
若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
至其于陈敬济，则作者已大书特书。月娘引贼入室之罪可胜言哉！至后识破奸情，不知所为分处之计，乃白日关门，便为处此已毕。
后之逐敬济，送大姐，请春梅，皆随风弄柁，毫无成见；而听尼宣卷，胡乱烧香，全非妇女所宜。
而后知「不慎读书」四字，误尽西门一生，且误尽月娘一生也。何则？使西门守礼，便能以礼刑其妻；今止为西门不读书，所以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大礼，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
盖写月娘，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也。夫知学好矣，而不知礼，犹足遗害无穷，使敬济之恶，归罪于己，况不学好者乎！然则敬济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门庆刑于之过也。（读法二十四，上册，页47）
正因为如此，张竹坡以为作者以「阳秋之笔」写吴月娘之迷而不悟，乃至权诈不堪。其所强调者，无非在于她「一味胡乱处家，不知礼义」，毫无母仪之范。
故曰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恶处，总是一个不知礼。夫不知礼，则其志气日趋于奸险阴毒矣，则其行为必不能防微杜渐，循规蹈矩矣。
然则不知礼，岂妇人之罪也哉！西门庆不能齐家之罪也。总之，写金莲之恶，盖辱西门之恶；写月娘之无礼，盖罪西门之不读书也。纯是阳秋之笔。（第八十四回总批，下册1188）
因此，细究张竹坡对于吴月娘所做出之恶评，如「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绵里裹针柔奸之人」。（第十四回总批，上册，页187）主要是着眼于「齐家之正道」的实现之上。
就此而言，评点中所有不许吴月娘「迷而不悟」的批判，其实正一一说明了张竹坡心中对于「贤妇相夫」的深切理想吁求。
戴敦邦绘·韩爱姐
除此之外，张竹坡对于齐家理想实践的要求，同时也强调个人「修身」的必要性之上：
西门通林氏，使不先压倒王三官，则必不能再调，且必不能林氏请过去，西门请过来。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话，便一过入王三官求情，则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与西门停眠整宿矣。齐家必先修身，信然！（第六十九回总批，下册，页935）
不修其身，无以齐其家，月娘无以服金莲，西门亦无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谓也。信凭作者以阳秋之笔，隐罪月娘，而以玉箫明丑之也。（第七十五回总批，下册，页1027）
「齐家必先修身」乃传统儒学讲求入生理想实现的基本要求，不论男女皆应恪守修身之道，方能达成齐家之目的。
惟《金瓶梅》自开篇起，即劝人要六根清净，但在小说叙述中所见，众人嗜恶不悔，行事既不知礼，也不知修身，以致不自改过自修，肆恶无忌，不成家教。
因此，张竹坡认为人心如何能够真正改过向善，始终是其评点的关注焦点。而这样的理想实践，最终有意从韩爱姐前后行为的变化书写中赋予寄托之意：
内中有最没正经、没要紧的一人，却是最有结果的人，如韩爱姐是也。一部中，诸妇人何可胜数，乃独以爱姐守志结何哉？作者盖有深意存于其间矣。
言爱姐之母为娼，而爱姐自东京归，亦曾迎人献笑，乃一留心敬济，之死靡他，以视瓶儿之于子虚，春梅之于守备，二人固当愧死。
若金莲之遇西门，亦可如爱姐之逢敬济，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济，且下及王潮儿，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将爱姐作结，以愧诸妇；
且言爱姐以娼女回头，还堪守节，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过悔非，一竟丧廉寡耻，于死路而不返哉？（读法十一，上册，页43）
上文已大段结束。此回以下复蛇足爱姐何？盖作者又为世之不改过者劝也。言如敬济经历雪霜，备尝甘苦，已当知改过，乃依然照旧行径，贪财好色，故爱姐来而金莲复来看敬济，言其饮酒宿娼，绝不改过也。
虽有数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爱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第九十八回总批，下册，页1361）
严格来说，韩爱姐在《金瓶梅》中的一生命运总是被他人所决定，甚至一度沦落成为娼妓。
然而遇着陈敬济，竟一变而成为贞妇，清苦守贞，矢志不渝。如此转变，颇令人费解。
不过，在张竹坡看来，不论韩爱姐先前的人生经历如何，相较于如潘金莲等其他丧廉寡耻的无节淫妇，如今能够改过向善，谨守贞节度日，无乃为充满假相之世情注入一道向善、向上的清流思想。
对于「齐家」理想的实践而言，爱姐的改过和守节的叙述，乃「作者着此一书，以为好色食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第九十九回总批，下册，页1373）此一结局，无疑有其重要的立言寓意。
崇祯本《金瓶梅》
（三）真正菩萨，真正彻悟
无可讳言，《金瓶梅》作者以一部奸夫淫妇、淫情艳语之书，悉作炎凉之奇文，乃有意以「四贪词」作为一书总纲，其后一一展演诸多人物的罪恶之态。
在细读之中，张竹坡致力探其章法，揭其笔法，明其情理，究其文意，深恐误读《金瓶梅》之妙文。因此，张竹坡以为只有善读之人，方能体会作者苦心：
今有和尚读《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许他读《金瓶梅》。（读法五十五，上册，页53）
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读者，乃真正看淫书也。（读法五十六，上册，页53）
显然，能读《金瓶梅》者乃真正和尚、真正读书者；然而，一般读者无法感其妙文之曲曲折折，也就无法深刻体会文字背后极细之心思，以致产生误读现象，也是无可避免之事。〈读法八十二〉曰：
故《金瓶梅》不任受过。何以谓人误《金瓶》？《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
今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
何以谓西门庆误《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门的事读，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当日的妙笔，则胜如读一部《史记》。
乃无如开卷便止知看西门庆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谓之西门庆误《金瓶梅》。然则仍依旧看官误看了西门庆的《金瓶梅》，不知为作者的《金瓶》也。（上册，页56）
总之，《金瓶梅》一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有待读者细心体会，若是泛泛读之，必然要误看且误读作者的苦心，更遑论理解作文之难，反倒无法体会作者作文的寓言之意。
《金瓶梅》书影
对于张竹坡而言，《金瓶梅》作者虽「以秽言泄其愤」，于是着意藉财色起端，一心描写众人征逐财色之恶，揭露人情之可畏，深悟世情之假伪，充满愤懑之情。
但实际上，在炎凉描写和冷热映照的笔法、章法表现上，却是作者寄寓经济学问所造就的一部大彻大悟之书，处处充满圣贤学问：
写月娘，必写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净，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盖生离死别，各人传中皆自有结，此方是一总大结束。
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针万线，又尽幻化了还之于太虚也。然则写月娘好佛，岂泛泛然为吃斋村妇闲写家常哉？此部书总妙在千里伏脉，不肯作易安之笔，没笋之物也，是故妙绝群书。（读法二十六，上册，页48）
做书者是诚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萨学问，不是圣贤学问，盖其专教人空也。若再进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书便不是这样做也。（读法七十五，上册，页55）
《金瓶梅》究竟是大彻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将僧尼之不肖处，一一写出。此方是真正菩萨，真正彻悟。（读法七十九，上册，页55）
《金瓶梅》作者秉持菩萨心现身说法，用笔描写色色皆到，一一散开在读者眼中，因而能够创造出如此一部道学之书、性理之书。
皋鹤堂本补册
张竹坡认为，由于「作者深着世情之险，危机触处皆然。」（第二十四回总批）因此，在文字深浅之中，其实多着意展示出「天道报应，丝毫不爽」的世劝思想，只是一心要人改过：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不然正难梦见。（读法五十七，上册，页54）
作《金瓶》者，必能转身，证菩萨果。盖其立言处，纯是麟角凤嘴文字故也。（读法五十八，上册，页54）
《金瓶》以空结，看来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结便知。然则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恶耳。（读法七十五，上册，页55）
《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盖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读法七十八，上册，页55）
《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虽然又云《金瓶梅》是部人世的书，然谓之出世的书亦无不可。（读法百五，上册，页58）
整体而言，张竹坡以「空」作为批评《金瓶梅》的思想背景，通过佛家明心见性的转身证菩萨果思想来传达大彻悟的重要性，意味着这一部世情书之终始，处处劝人不要存有迷色之念，以免忘情相引，终致迷而不悟。
「色空」之思，不仅仅是《金瓶梅》作意之所在，同时也是张竹坡面对冷热世情时的思想表述之所在。
张竹坡为何批评《金瓶梅》？其原因何在？始终是论者所关注的研究问题。
如前文所述，张竹坡批书，乃秉持「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遐与人批《金瓶梅》也哉」(《竹坡闲话》，上厕，页24)的演义编创意图，因而使得《金瓶梅》一书经过评点之后，俨然成为他个人的创作成果，并从中寄托心志。
正因为如此，为能让天下之人共读如此异样妙文，乃予以付梓出版。据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所言：「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遂付剞劂，载之金陵。』」[9]
由此可见，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喜爱。而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张竹坡在评点过程中反复提出「孟玉楼乃作者之自喻」之说？其意何在？
剧照
基本上，对于孟玉楼的关注，早在崇祯本评点中已有所表示，但张竹坡认为其评点并未能切中要旨：
其前文批玉楼时，亦常再四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见及此，到底隔膜一层。今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晓畅，彼此贯通，不烦思索，而劝惩皆出也。（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5）
在张竹坡看来，这孟玉楼的形象塑造可能存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寄托，应该予以深思和探究，因此提出孟玉楼乃作者自喻的观点：
夫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谓「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以自喻也。（〈竹坡闲话〉，上册，页56）
第问其必写玉楼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3）
显然，张竹坡的寄托主要反映在「一畅吾志」之上。经过一番细读批评之后，张竹坡俨然探得作者之意，因而对于玉楼命名及其形象塑造意涵皆能有清楚的伸说和评述：
金莲与瓶儿，进门皆受辱。独玉楼自始至终，无一褒贬。噫，一有心人哉。（读法三十一，页74）
作者写玉楼，不是写他被西门所辱，却是写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后文，纯用十二分精采结果玉楼，则何故又使他为西门所辱为失节之人？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
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
且其受辱，必为人所误，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热结、冷遇之文，且必因泄机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点出机不密则祸成之语，必误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8）
诚如张竹坡所见，孟玉楼被辱为「失节之人」，但却是《金瓶梅》中唯一一个几乎不受褒贬的女性。
戴敦邦绘·孟玉楼
因此，张竹坡在孟玉楼的行事之中，深刻体会到她深谙在炎凉世态之中的安身之法，如此方得以幸存于世，免遭祸患。
而这样的人生历程，不免让张竹坡将之连结到「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颇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会。为此，张竹坡对于孟玉楼的处世学问，给予了极为高度的评价：
于春光在金瓶梅花时，却有一待时之杏，甘心忍耐于不言之天。是固知时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凉世态，均不能动之。则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绝，而又教世人处此炎凉之法也。有此一番见解，方做得此书出来，方有玉楼一个人出来。谁谓有精心之人，止看得西门庆又添一妾之冤于千古哉！（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5）
作者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学问，方写得出来。而写一玉楼，又是教人处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即空，犹是末着，见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后写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犹是为不能如玉楼之人，再下一转语，另开一法门也。（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5）
大体而言，张竹坡对于孟玉楼「忍辱」而嫁的愤懑与牢骚，心有领会；因此，以「含酸抱阮」之姿代作者发出感慨，同时也以作者之姿立言，不免极力将孟玉楼与「作者不幸，身遭其难」进行连结。
虽然，此一见解存有过度诠释的疑虑，但事实上，这也充分说明了孟玉楼在张竹坡心中的完美道德形象，正寄寓其寻求「立身处世」之道的内在情感吁求，有其著书立说之深意在。
当然，更重要的是，藉批评以寄托个人生平不遇之叹。因此，在为孟玉楼进行评点之时，其实也是将个人的经济学问一一投射其中，抒诚以告。第一百回总批曰：
夫卖玉簪，不求名也；甘受西门之辱，能耐时也；抱恙含酸，能知机也；以李为归，依于理也；不住严州，不趋炎也；家于真定，见道的而坚立不移也；枣强县里，强恕而行，无敢怠也。义恤贫儿，处可乐道好礼，出能乘时为治，施吾义以拯民命于水火也。
以捣鬼孝哥结者，孝弟乃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锡尔类也。凡此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也。以视奸淫世界，吾且日容与于奸夫淫妇之旁，「尔焉能浼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谁谓《金瓶》一书不可作理书观哉！吾故曰：玉楼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下册，页1385）
无可讳言，张竹坡个人生平不幸的遭际，历识人情炎凉，因此通过批评孟玉楼形象而自喻其中，进而在无可如何之中作书以自遣，以此泄其平生的穷愁与愤懑。
张竹坡画像
如此说来，这样一种批评观点的展现，自有其一番人生感慨在，毋乃有其值得同情之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在依事取义的批法建构中，张竹坡依循演义编创的作法和思维，除了赋予了孟玉楼形象崇高的道德典型意涵之外，同时也由此自寓一场立身处世学问，
最终乃能成就评点之大章法，引发读者思考文字奇妙之处。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而言，评点文字之存又诚乃万幸之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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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此一批法，大體上是受到八股制藝的觀念和技法的影響而來。參賀根民：〈《金瓶梅》評點的八股技法〉，《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2（2011.3），頁57-61。另可參陳才訓：〈論張竹坡小說評點的八股思維及其得失〉，《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2016.5），頁23-27。
[2]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43。
[3]參崔曉西：〈張竹坡在《金瓶梅》評點中的「情理」範疇及其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頁6-10+26。王楠：〈論張竹坡《金瓶梅》評點中的「情理」〉，《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5(2016.5)，頁169-172。
[4]楊義：《中國敘事學》，頁45。
[5]張竹坡所撰〈撥悶三首〉曰：「鳳從雙鬢生，月向懷中照，對此感別離，無何復長嘯。愁多白髮因欺人，頓使少年失青春。愁到無愁又愁老，何如不愁愁亦少，不見天涯潦倒人，飢時雖愁愁不飽。隨分一杯酒，無者何必求。其有遇，合力能，龍鳳飛拂逆，志甘牛馬走。知我不須待我言，不知我兮我何剖。高高者青天，淵淵者澄淵，千秋萬古事如彼，我敢獨不與天作周旋。既非諂鬼亦非顛，更非俯首求天憐。此中自有樂，難以喉舌傳。明日事，天已定，今夜月明裡，莫把愁提起。閑中得失決不下，置身百戰當何以？」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2。
[6]以往對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時所提出的「苦孝說」，總有不解之處。但實際上托名謝頤〈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曰：「《金瓶》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卽鳳洲手。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綫，每令觀者望洋而嘆。今經張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針之細，兼使其粉膩香濃，皆如狐窮秦鏡，怪窘溫犀，無不洞鑒原形，的是渾《艷異》舊手而出之者，信乎為鳳洲作無疑也。」自從張竹坡家譜發現之後，學界對於其接受《金瓶梅》為王世貞說，並藉由評點凸顯「復仇」的泄憤說和「孝悌」的苦孝說，便得其解。當然，若能更進一步通過家譜聯繫張竹坡的生平經歷，則可清楚知道，上述苦笑說的提出實出於一種切身之感，有其不可忽視的思想淵源，所言並非無的放矢之論。
[7]以上文字分別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0、245、243。
[8]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4。
[9]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7。
文章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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