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下）
三、《金瓶梅》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
说《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并不否定它曾经有人写定。由于情况复杂，难以确定写定是一次或多次。
多次指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的人对小说作大的修订。个别增删或刻板时的讹误不包括在内。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也有大体相同的情况。《水浒》作者一作施耐庵，又作罗贯中，实际上是表明写定者不止一人一次[8]。
《金瓶梅》的写定者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举人、进士，有仕宦经历的文人以至名流，也可能是接近书会才人、社会地位低微、科举不得意的士子。
（明）罗贯中 撰
《金瓶梅》某些事实不符合正史记载，如曾孝序和杨时都是《宋史》列有传记的人，小说把前者由原籍晋江的泰州人改成江西南丰曾布的儿子，反对蔡京的理学家杨时改成蔡京的门人，并说他会秉承蔡京的意旨在办案时给人方便，他的籍贯也由南剑将乐改成陕西弘农。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朱勔，小说第九十八回却将王黼、梁师成替换为高俅、李太监。
小说第九十九回说“改宣和七年为靖康元年”，错误地提早一年。小说还有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如第二十九回的“浙江仙游”，仙游在福建省，第三十六回的“滁州匡庐”，滁州在南京以北，匡庐即庐山，在江西九江之南，两地相距甚远。
从上述以及不胜备述的众多错失看来，《金瓶梅》的写定者如果是一般的明朝文人或名流，那他主要是发起刻印此书，作了一些修订，但并未始终如一进行彻底的校改，
大体上仍是他所见的原有稿本（此书前半部的加工程度显然比后半部为高，本文所举失误的例子以后半本为多就是证明），或他的颇费心血的写定本又被后人窜改变成现在的样子。
另一可能写定者接近书会才人，是社会地位低微、科举不得意的文人。他或他们并不具有较高的文史修养和文字写作水平，以致文字上疏失甚多。
（明）欣欣子序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他的友人。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
序文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和元末明初大名鼎鼎的罗贯中夹杂在后起的明代作家中，顺序前后混乱。
它和《金瓶梅》所暴露的许多失误一样，表明序文作者不是文化修养高的文人。此序至少曾经兰陵笑笑生过目，而他没有要求改正，可见两人文化水平相差不远。
按照中国古代文人请人写作序文的情况看来，兰陵笑笑生的文化修养不会高于他的友人欣欣子。
如果如同有人所猜测，笑笑生就是欣欣子，那原本是一个人。如果写定者是著名文人，那此书出版应在他身后，或虽在他生前，而两地相距甚远，使他难以进行干预。
上面是对《金瓶梅》写定者情况的初步检讨。
下面将对他的时代和籍贯采取由大而小，逐渐缩小范围的方法加以论证。
（明）李开先 撰
《金瓶梅》多处引用李开先（1502—1568年）的传奇《宝剑记》（具体论证见后）。
作者《市井艳词又序》说：“《登坛》及《宝剑记》脱稿于丁未夏。”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这是《金瓶梅》成书的上限。
《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说：“丙午（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刘延伯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
东吴弄珠客序末自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丁巳是四十五年（1617年）。可见《金瓶梅》成书的下限为1606年，决不迟于1617年。
上限不可能再提早，下限则可修正为万历十七年（1590年）。
理由如下：
（一）汤显祖的《南柯记》和《金瓶梅》一样，两者都以书中人物窥见他们亲人的亡灵作为全书收场。
这是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完成《南柯记》以前曾经读完《金瓶梅》抄本的明证。
臧懋循《负苞堂集》卷四《寄谢在杭书》说：“还从麻城，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余种。世所称元人词尽是矣。其去取出汤义仍手。”
刘延伯名承禧，即前文所引《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的《金瓶梅》抄本的最早收藏者之一。
他的父亲思云是汤显祖的同年武进土，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已经友谊很深。汤显祖能为他家藏的元人杂剧作鉴定，当然也会看到他家藏的《金瓶梅》抄本。
（明）臧懋循 撰
（二）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历是次年，1590年），大理专左评事雒于仁上奏酒色财气四箴，批评并劝谏皇帝朱翊钧。
朱翊钧恼羞成怒，又苦于无法公开处理，因为一经下令惩办，就会丑闻传播四方，更加难堪。
元旦召见宰辅，才商定一个可行办法：雒于仁告病假回乡，不久革职为民。
明代末年章奏不批交内阁办理，径自备案存查的弊政，从此开始。
《金瓶梅》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当朱翊钧在位时，此书完成在这一事件之后是难以想象的。
（三）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八《觞政同异编》跋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王世贞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去世。如果考虑到屠本畯访问青浦及王世贞的家乡太仓在万历九年，下限还可以提早十年。
（明） 屠本畯 编 撰
下面对相反的说法提出答辩。
(一)吴晗《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9]。
《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搂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送(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吴晗引证《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
“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奏请卖种马。穆宗可卿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国家有兴作赏赍，往往借支太仆银。”
吴晗所引其它数据，不赘录。
他由此作出如下按语：“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他再根据“番子”“皇庄”、佛道兴衰、太监擅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
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过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年）。
吴晗以著名的明史专家作出上述论断，长期以来被奉为无可动摇的结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自从明朝设立东厂，就有番子。吴晗说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这是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
他说：“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止称官地。”而《明实录》嘉靖十九年六月已有“皇庄”一词记录在案。
佛道兴衰，太监专权不可一概而论，何况小说未必事事都针对明朝现实，只有马价银成为他的唯一有力论据。兹辨之如下。
光绪年间修《深州风土记》第三《赋役》说：“嘉靖十一年，御史陈修请将真定所属起俵马暂征折色，自是有变卖马价折征草场子粒之令。”
这是马价银的又一来源，可补吴晗上述引文之不足。《明史》在正史中虽以严谨著称，但难免有疏失，不可一概信从而不加辨别。
《明实录》 （台版）
现将《明实录》所载嘉靖年间借用马价银的部分(不是全部）记载引录如下(所附页码据台湾版）：
甲、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 (第4209页）可见早在此时挪借太仆寺马价银已成为度过财政困难的应急办法之一。
乙、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迁显陵条陈五事”，“一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 (第4510页）
丙、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发太仓事故官军班银八十三万八千六百两，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贮库银三十万两，给济太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第4712页）。
丁、嘉靖十九年四月，“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边墙宜修者二万五千丈，通贼险峻崖应铲者四万五千丈，因求工料……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第4822页）
戊、同年六月，“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 (第4845—4846页）
己、嘉靖二十年九月，“给事中王继宗、苏应旻、御史陶漠等以虏警先后疏言边事。上命兵部集廷臣议。至是条上十二事……先朝因大工告急暂借五军三千营军兵充役。近年一既借拨，且并乞团营而复借发马价银三十余万。”（第5089—5091页。以上文字误夺，未校）
从《金瓶梅》“紧着起来”、“一时没钱使”等原文看，这句话的通行显然在偶然移用马价银的初期，而不在积习难返的万历十年之后。
戴敦邦绘·孟玉楼
(二）郑振铎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列举卢景晖、元微之等人的作品之后评论说：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1495），插入周静轩（礼）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
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浚、周礼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浚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10]
按：插入周礼诗的《三国演义》，万历间才流行，不等于他是万历时人。
古代文人总要在成名很久之后，人们才会将他的作品引用在另一作品中。《唐书志传演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刻本已多次引用周静轩(礼）的诗。明朝的前代是元朝，这是一个意义；
万历的前代是隆庆，隆庆的前代是嘉靖，嘉靖的前代是正德，成化、弘治在正德之前，嘉靖时的作者当然可以泛称它们为前代。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是郑振铎先生的疏忽，不足为信。
吴 晗 、郑振铎 等 著
(三）《金瓶梅》第三十五回有〔残红水上飘〕曲一首，《南宫词纪》列入正宫，曲牌为《玉芙蓉》，标题“题情”，署名李日华。
《南宫词纪》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俞彦序，出版年代可能更迟。李日华，浙江嘉兴人。生于1565年，卒于1635年或略后。
这首曲如果确实是他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可能比本文设想的更迟。本文认为此曲是否李日华的作品未能成为定论。
元明曲谱、曲选中署名搞错的例子不胜枚举。此李日华有《恬致堂集》四十卷传世，其中不载此曲，此其一；
他的《味水轩日记》卷七提到《金瓶梅》而不提此事，此其二。
写作淫书是不名誉的事，但自己的作品被引入《金瓶梅》中，得以和前代名作《西厢记》(第六十一回）、《琵琶记》(第二十七回）并列，这是另一回事。
在李日华和他同时代的人看来决不是有失身份的事，何乐而不提它一笔呢？
如果这首〔残红水上飘〕，出于另一李日华即南《西厢》的改编者之手，他的时代至少不迟于陆采(1497—1537年）。
陆采不满李日华的改编而另起炉灶。如果这样，这首曲子对《金瓶梅》成书年代的考定不会有任何关涉。
（明） 李日华 著
(四）有人根据小说第五十八回提到“临清钞关”，断言“到临清上税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如果事实如此，《金瓶梅》成书当然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11]。
按：万历二十六年派马堂到临清为税监，是直接派太监到各地抽税，和矿税同时实行。这是万历后期皇帝对人民的特殊剥削手段之一。而临清钞关则是正常的收税机关。
《明史》卷八十一云：
“宣德四年(1429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肆居商货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
后文列举各地钞关十一处，临清在其内。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始设以太监为税监的税使和正常的始于宣德四年(1429年）的钞关不可混为一谈。此说难以成立。
(五）断言《金瓶梅》作于或完成于天启(1621年）以后以至清初的各家说法[12]，尽管论证不一，说法各异，他们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致董其昌信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看到的是已成之作的部分抄本，不是提纲之类。
据《野获编》卷二十五的记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刘承禧家已有完整的抄本，三年之后，《野获编》作者已从袁小修那里抄得一份全本。
今传《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则作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这些记载被推翻前，他们的说法自然无法成立。
（明） 沈德符 编 撰
吴晓铃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曾提到《花营锦阵》选有笑笑生的作品，不知道他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此书作者未见。据说它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这只能证明他的年代不迟于这一年，和笑笑生年代的上限无关。
《金瓶梅》作者的籍贯有南北二说，恰恰相反。
魏子云先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第136页说：
“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惯用，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鲊、各类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所饮之酒更十九都是黄酒。饮用得最多的一种是所谓金华酒。”
戴不凡并以金华酒为例证明小说作者是金华地区人[13]。这样的论证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完全不对头。
小说要写暴发户西门庆家和当时官场的奢侈腐化，他们所享用的食物当然是各地的奇珍异产。
以酒而言，第十五回之前都是浮泛的描写，在此之后才经常说明酒的品种，并且对不同品种的酒类作出具体描写。这同西门庆家由破落而回升的趋势正相适应。
全书有五十三回提到酒的品种，金华酒十九次，它的简称金酒一次，南酒十二次，浙酒二次。从第七十二回的描写可知南酒、浙酒指的都是金华酒。
另外麻姑酒四次。“(浙江）婺州之金华、(江西）建昌之麻姑”在松江华亭人顾清(1460—1528年）的《傍秋亭杂记》中被列为七大名酒之二。
有1570年序的直隶柏乡（今属河北省）人冯时化的《酒史》则说：金花酒“浙江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可见它身价之高。
（明） 冯时化 编 撰
以上采用郑培凯教授的说法[14]。金华酒经钱塘江、大运河直达山东和北京，运输很方便。《傍秋亭杂记》还载有山东名酒秋露白。
如果说西门庆宴会上经常出现的竟是本地酒，那只能显示一个土财主的阔绰，不是本书作者的意图。其它莱肴也如此。
第三十四回写刘太监送给西门庆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这是每年由江南运送给皇家的贡品。至于升斗小民，《金瓶梅》写的就都是地道的北方食品。
如第七回的黄米面枣儿糕、艾窝窝，第八回的角儿，第五十回的驴肉，第五十七回的火烧、波波、馒头等。
从语言角度来看，戴不凡的《金瓶梅零札六题》指出《金瓶梅》第二回“武松便掇杌子打横”的“掇”宇，第九回“待事务毕了”的“事务”，第二十六回“了那黄汤”的“”字都是吴语，但他承认，“全书又是以北方语言为主”。
不同研究者所举的不同例子可能有争议，《金瓶梅》中混有北方话中少见或不用的南方词汇是无可否认的。
就语言现象而论，改变语言的腔调和常用词汇的发音，要比吸收一些非本地方言的词汇困难得多。
如果让作者朗诵几个片段，那就不难听出他的家乡所在。自然，这是空想。但事实上存在与此近似的方法可供检验。举例如下：
（一）第四十回：“等我去呵些汤罢”；
（二）第五十回：“每人呵了一瓯子茶”；
（三）第六十四回：“俺每下人自来也不曾呵俺每一呵，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
（四）第六十七回：“那消费力，几口就呵没了”；
（五）第六十八回：“呵了两口汤”；
（六）第七十二回：“呵了些茶”；
（七）第十二回：“西门庆道：你敢与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个手。”
上面第一至第六都以“呵”代替“喝”，在北方话中两个字声母、韵母、声调都相同。
第六例以排代替拍，在北方话中只声调有微细区别。
在南方话中“呵”和“喝”只声母相同，“排”的声母b，“拍”的声母P，两组字韵母和声调都有明显差别，不能用来互相代替。
据东吴弄珠客序，此书刻印于苏州，以上同音代替的字不会出于南方刻工之手，当是原稿如此。
这是《金瓶梅词话》的写定者，至少最后的写定者，是北方人的明证。
李 申 著
第十一回“孙雪娥道：娘，你看他嘴是淮洪也一样”，“淮洪”一词又见于第七十五回，用法相同。
第三十二回“曹州兵备管的事儿宽”，重复出现在第四十二回。
淮洪，又称徐州洪，它是徐州城外的一段急流。苏轼为它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百步洪》。
淮洪波涛喧闹，同某一曹州兵备爱揽闲事一样成为妇孺皆知的民间熟语，流传范围不会太大。
它们的普遍性不及第三十三回的白塔：“不然，随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没有。”那是北京紫禁城里的名胜，熟习它的人不限于北京居民。
从“淮洪”和“曹州兵备”二词可以推定：《金瓶梅》的写定者的籍贯可以由北方缩小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从济南到徐州、淮安一带，即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
下面对异议提出答辩。
第九十四回，王宣为陈经济向临清晏公殿老道送礼，“任道士见帖儿上写着：谨具粗段（缎）一端、鲁酒一樽……知生王宣顿首拜”。
同一回又写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绵花客人。”
不少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作者（写定者）如果是山东人，那就不会写“鲁酒”和“山东卖绵花客人”了。这样写，正是他不是山东人的证明。
他们不知道“鲁酒”一词源出《庄子·胠箧》：“鲁酒薄而邯郸围。”后来用作薄酒的代称，如庾信《哀江南赋》：“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
《金瓶梅》的请帖以鲁酒和粗缎相提并论，是谦词，同作者是否山东人无直接关连，虽然山东人这样写会有另一种亲切之感。
尽管《金瓶梅》曾多次写明清河县属山东省管辖，前文已经说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小说中的人物身在非山东省的清河县，提到山东省临清县的卖绵花客人，一时忘乎所以，把小说中人为的政区划分置于脑后，写出这样一句话。
某些研究者用以证明作者（写定者）不是山东人。事与愿违，这倒恰恰证明作者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对该地的省界了然如指掌。否则，他就不可能有这样对真实情况的不知不觉的流露。
《金瓶梅》三分之一的回目都有戏曲演出的繁简不一的记载，包括笑乐院本、杂剧、南戏的演出实况在内。
这些资料和明代其它有关戏曲演出的文献作对照，无论对《金瓶梅》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都是最好的验证。
叶德均 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徐渭作《南词叙录》序，成书则在三年之前。上距李开先《宝剑记》初刻本九至十二年。
书中说弋阳腔流行最广，北到京师，南到闽广，其次为余姚腔、海盐腔。昆曲限于当地，象一切事物初起时一样，还在受人排斥“或者非之，以为妄作”。
徐渭对此愤愤不平。《南词叙录》之后大约二十年，松江何良俊《四友斋曲说》云：
“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姿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15]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它说昆山腔当时已经取得对海盐腔的优势。
我们知道昆山腔在它的发源地苏州一带则在1540年前后已由梁辰鱼的《浣纱记》而兴起[16]。
与此同时，沈璟晚年制订曲谱，虽然名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实际上他只为促进南曲中的一种即昆曲的繁荣而努力。他的目的“欲令（戏曲）作者引商刻羽，尽弃其学，而是谱之从”（李鸿序）。
这个意图正好说明在汤显祖、沈璟的时代，昆曲的统治地位还有待确立，或正在确立之中。
同时而略迟，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王骥德《曲律》卷二说：“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
从《南词叙录》到《曲律》，以上各家年代先后不同，忠实地反映了戈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
据《金瓶梅》的记载，当时上演的元代杂剧有《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第六十一回）、《金童玉女》第一折（第三十二回）、《两世姻缘》第三折（第四十一回）、《留鞋记》（第四十三回）、《龙虎风云会》第三折（第七十一回）。另有“《抱妆盒》杂记（剧）”，曲文和《元曲选》不同。
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回描写演唱南词、南曲，伴奏乐器是筝或琵琶。
（明） 徐 渭 著
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六十三、六十四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上面最后两回的记载比较详细。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曲或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南戏。
即使在第三十六回写到在北方深受欢迎的“苏州戏子”时，那也不是昆腔演员。《金瓶梅》所写的数十次戏曲演出情况和何良俊的记载完全吻合。
《四友斋曲说》云：
“余家小鬟记五十余曲，而散套不过四、五段，其余皆金元人杂剧词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顿言：顿仁在正德爷爷时随驾至北京。在教坊学得，怀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时曲。此等辞（指北杂剧）并无人问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指何家小鬟）。”
“随驾”指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跟从皇帝由江南来到北京。下推五十年，即隆庆（1567—1572年）年间，正是何良俊写作《四友斋曲说》的年代。
这时顿仁慨叹北杂剧在江南几乎已成绝响，甚至连留都南京的教坊司艺人都不能演唱，而在《金瓶梅》所写的山东地区虽然它不及海盐腔入时，却并未衰歇。
从上述情况看来，《金瓶梅》成书当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之后，万历元年（1573年）之前。写定者的籍贯则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
四、《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我在六十年代初发现《金瓶梅》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采用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当时曾写了一篇短文，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发表。
后来，因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看到朱星的《金瓶梅考证》连载，才把旧作修改成《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今年秋，应邀来普林斯顿访问，有机会读到韩南教授（Patrick D．Hanan）的旧作《金瓶梅探源》。
现在我乐于利用韩南教授和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我的论据之一。
韩南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声明，他不认为小说多次引用《宝剑记》和小说作者问题有任何联系。
徐朔方、孙秋克 著
如果由此造成错误，那当然和他无关，只能由本文负责。下面是《金瓶梅》引用《宝剑记》的主要段落[17]。
（一）第六十一回“我做太医姓赵”起十八句七言，见《宝剑记》第二十八出；
（二）第六十七回〔驻马听〕“寒夜无茶”“四野彤霞”二曲，见第三十三出；
（三）第六十八回“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见第五十一出；
（四）第六十八回“佛会僧尼是一家，法轮常转度龙华。此物只好图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宝剑记》第五十一出作“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
（五）第七十回“官居一品”起大段描写，见第三出韵白；
（六）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见第五十出；
（七）第七十四回“盖闻法初不灭”至“空手荒田望有秋”一大段原是第四十一出的韵白；同一回“百岁光阴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飞灰。谁人肯向生前悟，悟却无生归去来”，
“人命无常呼吸间，眼观红日坠西山。宝山历尽空回首，一失人身万劫难”，见同一出《诵子》，但前后四句顺序颠倒；同一回《一封书》曲（“生和死两下”）见同一出；
（八）第七十九回“命犯灾星必主低，身轻煞重有灾危。时日若逢真太岁，就是神仙也皱眉”以及“我梦见大厦将倾”至“造物已定，神鬼莫移”一段及“卦里阴阳仔细寻，无端闲事莫闲（萦）心。平生作善天加庆，心不欺贫祸不侵”，见第十出，两者都是作品中的人物求人算命圆梦，情节相似；
（九）第九十二回陈经济妻自缢身死被发现的一小段描写和《宝剑记》第四十五出林冲妻的情况相似。
《金瓶梅》引用《宝剑记》次数之多、文字之长，而又避而不提它的剧名和作者姓名。《宝剑记》不是古代名家作品，这几个片段也不是剧中的精彩折子。这同一般的摹拟引用显然不同。
（明） 李开先 撰
李开先《词谑》评论各家套曲，全折引录，不加贬语的元人杂剧只有十余套，其中就有小说第四十一、七十一回分别全文引录的《两世姻缘》和《龙虎风云会》的第三折，而这两套通常并不认为是元曲的最佳作品。
前文指出《金瓶梅》洋洋七八十万字，论及戏曲演唱的片段约占全部回目的三分之一，第三十六回甚至提及“苏州戏子”而没有一次提及昆曲，
令人惊异的是李开先在《词谑·词乐》中记载昆曲唱腔的著名改革家魏良辅以及他的简况：“太仓魏上泉（良辅）”等“皆长于歌而劣于弹”，“魏良辅兼能医”，同样没有一个字提及昆曲。
上述情况和本文从小说的其它内证所推论的小说写定者的时代和籍贯不谋而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金瓶梅》的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
只有他本人或他在戏曲评论和实践上的志同道合的追随者，他们可能是友人，或一方是后辈或私淑弟子，才能符合上述情况。
李开先，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曾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勋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十岁时罢官回家。长期阅历使他对官场内幕有深刻了解。
他是传奇《宝剑记》《断发记》（今存）和《登坛记》（未见）的作者，又是《市井艳词》（仅存个别几首）及带有市井趣味的《打哑禅》、《园林午梦》（以上两种今存）、《搅道场》《乔坐衙》《昏厮迷》《三枝花大闹土地堂》（以上四种今佚）等六种院本的作者和改编整理者。
路工辑校的《李开先集》中收有清曲很多，包括哀悼亡妻和殇子的作品在内。他的《诗禅》《词谑》都流露了作者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
李开先被称为“嘉靖八子”之一。同沈德符《野获编》记载的小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的说法不谋而合。
（明）兰陵笑笑生 著
以《金瓶梅》同《宝剑记》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的相同之处。
甲、它们都是水浒故事的改编。李开先有一个失传的院本《乔坐衙》，当也是根据《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敷衍而成。
乙、《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及其悲惨结局，《金瓶梅》《宝剑记》则把视线转移到另一面。《宝剑记》写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林冲变成宋代隐逸诗人林和靖的玄孙，成都太守的儿子，下凡的武曲星。他投军征讨方腊，官拜征西统制。因谏阻童贯封王，谪为巡边总旗。
后来经张叔夜举荐，做上禁军教师，提辖军务。以上是戏曲开场前林冲身世的补叙。
在第六出，林冲又上章弹劾童贯、高俅欺君误国，受到进一步迫害。戏曲提到的其它水浒英雄也都做官了。鲁智深也是官场失意才出家做和尚。公孙胜以参军做钦差，不愿带兵追捕林冲，逃往中条山出家。
总之，林冲等人同农民起义有关的故事情节在戏曲中尽量删削、压缩，另外却以许多新编的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的故事情节作为替代。
《金瓶梅》则在水浒故事中选取同农民起义最少有关系的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为题材。
同时，又把西门庆处理为奸相蔡京的义子，对上层统治集团作了相当的揭露。《宝剑记》同《金瓶梅》的改编都添加了对因果报应及封建道德的说教，而这些是原来水浒故事所没有的。
《宝剑记》中林冲和他的妻子由于天神托梦而被救，林冲的忠君同他妻子的贞节被大肆渲染，以致他的身上很少还有水浒英雄的气味。
如上所述，《宝剑记》《金瓶梅》对水浒故事的改编在思想倾向上颇有近似之处。
戴敦邦绘·林冲
丙、《金瓶梅》欣欣子序说：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
李开先的同乡姜大成《宝剑记后序》说：
“子曰：此乃所以为中麓（李开先）也。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如不我然，当会中麓而问之。问之不答，遂书之以俟知其心者。”
这两篇都是作者友人的代言，用意何其相似。
徐朔方 著
1983年12月10日于普林斯顿大学希彭楼，原刊《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 3期，1985年8月增补校订讫
（一） 本文是拙作《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及其续篇的修改和增订，该文所述《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论证保留如下：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说《金瓶梅》出自“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这一点而论，李开先比王世贞切合得多。李开先比王世贞早生二十五年，被称为“嘉靖八才子”之一。他官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正四品。不存在朱星《金瓶梅考证》所说的“官儿还不够大”的问题。典章制度、婚丧礼节正是太常寺的主要业务。为什么他不能写出蔡太师做寿、西门庆朝见皇帝以及其它大场面呢？王世贞做到正二品大僚，那是后来的事。他在嘉靖最后一年只四十一岁，不过是一个罢任的青州道兵备副使。王世贞不妨说是隆、万大名士，在嘉靖年间李开先比他更有资格享有这样的虚衔。沈德符以精通明朝史料著称，他不至于连嘉靖、隆庆和万历的年代先后都弄不清楚吧。王世贞的《国朝诗评》《文评》评论明代诗人一百名以上，文人六十名以上，其中都不提李开先其人。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有一段记载：“北人自王（九思）康（海）而后，推山东李伯华（开先）……二记（指《宝剑记》《登坛记》），余观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而自负不浅，问余：与《琵琶记》何如？余谓：公词之美更不必言，第使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字，妥，乃可传。李怫然不乐而罢。”李开先的诗文在王世贞的评论中不屑一提。李开先以北人作南曲，王世贞对他貌似恭敬，因为他究竟是前辈，而不满之情见于言表。如果《金瓶梅》确是王世贞的作品，小说中整套引用李开先《宝剑记》和李开先偏爱的元人杂剧的原文，那就不可能得到解释。 （二）
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说：“《金瓶梅》七十四回清唱的《西厢记》好象是李日华的《南西厢》。”此文附注又说：“拿李日华的《西厢记》第十八出（按，据《古本戏曲丛刊》第一集影印本是第十五出）和这段曲文相较，两个本子的词句全同（按，应为大同小异，见后文）。
故《金瓶梅词话》的歌词很有出于李日华之手的可能。也许李《西厢》第十八出这段曲文是从别个较早的传奇上采摘来的。”（见《古剧说汇》，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
按：《南西厢》现存三种：一、陆采改本。据自序，他是不满李日华本子的“生吞活剥”而改作的。陆采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此李日华与《恬致堂集》作者嘉兴李日华决非同一人，嘉兴李日华在陆采卒后二十八年才出生。陆采改本和《金瓶梅词话》所引显然不同，可以不必考虑。二、《六十种曲》本，作者署名崔时佩、李景云。第一出《家门正传》《顺水调歌》云：“大明统一国，皇帝万年春。五星聚奎，偃武又修文。托赖一人有庆，坐见八方无事，四海尽归仁。如此太平世，正是赏花辰。”在三种本子中，此本年代最早。三、李日华本，它显然是对崔、李本子的改编，而变动不多。《金瓶梅词话》引的是曲文。不附说白，它删去《六十种曲》本的开头三曲和结尾二曲。此外，它和《六十种曲》本有十一字不同（包括增减和差异），和李本有十九字不同。显然，崔、李的《南西厢》是李本和《金瓶梅》引文的共同祖本。上述事实对本文《金瓶梅》成书的论证无论在正反两面都不发生关涉。 （三）《金瓶梅》中明显的北方口音，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
甲、以“胡”代“核”：
第二十五回：“枣胡儿生的，也有个仁儿。”第六十七回：“待要说梅梭（酥）丸，里面又有胡儿。”乙、以“恒属”代“横竖”：
第二十九回：“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汉子一条提，撵的离门离户也不算，恒属人挟不到我井里头。”
第四十七回：“一些半些恒属打不动两位官府，顶（须）得凑一千货物与他。”
第六十九回：“恒属大家只要图了事，上司差派，不由自己，有了三叔出来，一天大事都了了。”
丙、以“恒”代“横”：
第三十一回：“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你且得手使了。”
第六十七回：“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钱，你老（在）院里老实大大摆一席酒。”
第八十九回：“他好胆子，恒是杀不了人。”
丁、以“属”代“术”；第七十二回：“你这六丫头，倒且是有权属。”戊、以“脱”代“妥”:第七十二回：“人家悄悄干的事儿停停脱脱。”己、以“转”代“赚”：第八十六回：“十个九个媒人，都是如此转钱养家。” “你这几年，转的俺丈人钱够了。”“你老人家少转些儿吧。”
庚、第八十七回，迎儿讹为蝇儿。
以上取代和被取代的两组宇，按照南方口音，彼此大异，决不能通借。只有《金瓶梅》的写定者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才会如此频繁地不用正字，而采用同音通借字。
（四） 万回的传说，在我国南北不同。据《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异僧·万回》，他是弘农阌乡人。他的哥哥戍守安西，相去万里。他奉母命前去探视，早上启程，晚上归来。南方传说特别流行于杭州一带。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万回哥哥》说：“临安居民不祀祖先……惟万回哥哥者，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一饭必祭。其像蓬头笑面，身著彩衣。左手执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有相近的记载。万回（回）的名号、身份、形象、得名的来由，南北各不相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所记的万回老祖近于北方传说，而同南方的传说大异。这是《金瓶梅》不出于南方人，特别是不出于浙江人士笔下的又一旁证。- End -
注释：
[1]近人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对词话有专门论述。它推知：“从元末到明嘉靖以前的《水浒传》，应是全部为韵散夹用的词话本。”又说：“在嘉靖间已渐成散文本，到万历时各种繁本和简本都改为全部散文了。然而在嘉靖前后，也还有弹词的词话和少数嘉靖本流传着。”然而作者却认为：“在万历前后又有袭用词话名称，而所指却是散文的小说……《金瓶梅》虽插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他不认为《金瓶梅》可以象《水浒传》那样由韵散夹用的词话本发展成为散文本，大概也是受到“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兰陵笑笑生撰”等传统说法的束缚，仍是沿用旧说，很可惋惜。[2]《大唐秦王词话》，澹圃主人诸圣邻编次，有天启刊本。这是《金瓶梅词话》之外仅存的一部明代长篇词话。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是文人拟作，性质不同。[3]见所著《水浒传和十六世纪小说艺术形式的重新评价》（Andrew H． Plaks：Shui-hu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Anlnterpretive Reappraisal），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系主编《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1980年第2期。[4]Patrick D．Hanan.: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大亚细亚》（Asia Major），1963年第10期。译文见拙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5]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6]据清黄之隽《庑堂集》卷二十一《杂著》五“詹言”下所引嘉靖八年（1529年）己丑进土黄训《读书一得》已有《读如意君传》之作。此传至迟当作于嘉靖年间。以上见孙揩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7]见傅惜华《曲艺论丛·子弟书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8]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高儒《百川书志》则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9]见《文学周刊》1934年1月 1日创刊号。[10]见《文学》季刊创刊号《谈金瓶梅词话》，1933年10月，署名郭源新。[11]见王达津《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与作者》，《文学评论丛刊》第18期。[12]持此项观点的论者以台湾魏子云为代表。王达津《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与作者》有一个观点和魏子云手法相近，他以为小说中的干支纪年指的就是万历年代，将小说和现实混为一谈，而又不提任何论据。本书不另作评述。[13]《金瓶梅零札六题》，见《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4]见其所著《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台湾《中外文学》第12卷第6期。今收入拙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汪道昆《太函集》八十四《上计七论》之一的《酒德论》说：“昔都人之饮客者，非婺不甘。比年鬻婺者半至。”按，此文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当时金华酒营销北京的数量已经下降。这可以作为郑氏论文的补充。[15]何良俊生卒为1506—1573年。以上据《何翰林集》卷十九《与王槐野先生书》：“时乙酉（嘉靖四年，1525年）之冬，良俊年二十矣。”及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十五《悲七子篇》序。《四友斋曲说》共三十条，以论述北曲及杂剧为主，有关演唱家顿仁的有四条。所载事实集中，当在较短时间内完成。[16]见拙作《梁辰鱼的生平和创作》，《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 3期。[17]韩南文，见本文前注；《戏曲在金瓶梅中的作用》（The Role of Drama in the Chin Ping Mei），柯丽德女士1978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第一、二、五、六、八项见韩南文，余见柯丽德文。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由作者哲嗣徐礼松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第3辑，收入《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1988，齐鲁书社。《小说考信编》，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徐朔方<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