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述宇先生在《平凡人的宗教剧》中有言：“写死亡是《金瓶梅》的特色。一般人道听途说，以为这本书的特色是床笫间事，不知床笫是晚明文学的家常，死亡才是《金瓶》作者独特关心的事。[1]”《金瓶梅》有大量的情节写到各色人物的死亡，的确是一本关于死亡的“哀书”。《红楼梦》也是一个深切关注死亡命题的大悲剧，第一回《好了歌》中“荒冢一堆草没了”，即是对死亡的直接摹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所饮“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也预示着红楼女儿的悲剧结局。同样是以“死亡”作为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两部作品在死亡描写上却大相径庭，显示了小说作者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死亡意识。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实程度极高的小说，鲁迅先生认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之上[2]”。而《红楼梦》则在现实的层面上加入了浪漫化的处理。具体到死亡场景的描绘上，两部小说呈现出了“实写与虚写”的两种倾向。《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之死”与《红楼梦》中尤二姐之死。这两个死亡场景有其共同性，即都是用闪着金属寒光的“冷兵器”——武松的朴刀和柳湘莲的鸳鸯剑——来结束一个柔弱女性的生命。
兵器之冷，青春肉体之热，形成鲜明的对照。兵器的尖锐、无情和残酷又对应着女性的温柔、多情和爱意，形成了颇有意味的“死亡审美”。《金瓶梅》中写到的潘金莲之死是一种实写，非常具体地展示了整个凶杀的过程：“那妇人见势头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炉内挝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来了。然后劈脑揪番在地。那妇人挣扎，把鬏髻簪环都滚落了。武松恐怕他挣扎，先用油靴只顾踢他肋肢，后用两只手去摊开他胸脯，说时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脯，扎乞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3]”武松的动作一气呵成，尤其是“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用极其写实的方式展示了凶杀动作的残忍，小说中使用了一个动词“剜”，突出了武松复仇力量的强大与蛮横，潘金莲肉体的脆弱与无助。形容潘金莲的胸口“白馥馥”，这个词汇中，有颜色，有气味，更加突出了美丽肉体与冷酷兵器之间的对比和张力。而“白馥馥”无法打动武松，得到的只是凶狠的“一剜”，也体现出了潘金莲痴心不改与武松对于复仇的狂热之间那种悲剧性的矛盾。
这个高度写实的死亡场景中也没有回避鲜血和垂死挣扎，武松报仇的意愿如此强烈，强烈到仅仅杀人还不够，还徒手挖开胸膛，扯下内脏供在灵前。描写中使用了一个象声词“扎乞”，更为具体化的呈现了杀人动作的决绝和残酷。可以说，潘金莲的死亡是极其血腥和狼狈的，一个生前千娇百媚的女子，以这样的方式被杀死，极大地震动了读者的神经。而《红楼梦》中所呈现的“尤三姐之死”，场景描写的方式却是唯美化、浪漫化与意象化的：尤三姐“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4]”自杀动作非常简单，“回肘”加上“一横”，便完成了死亡过程。有不少研究者曾经质疑过尤三姐的死亡场景的真实性，如王蒙先生在他的《<红楼梦>启示录》中就提到过这种描写的虚假，认为自刎而死不可能这么痛快，尤三姐并非外科医生，也不可能很准确地找到脖颈上的大动脉。应该说王蒙先生看到了尤三姐死亡场景中的浪漫化处理的态度，这种描写中没有具体的死亡过程，也没有鲜血，挣扎与狼狈。想必《红楼》作者也没有在现实中真正目击过自刎而死的情景，所以描写未免带有想当然的性质，显得不那么具体真实。
《红楼梦》作者这种浪漫化的处理方式也是出于唯美的需求，小说的主题之一是写女性毁灭的悲剧，在小说中，从性别话语的角度来讲，女性也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性别，而是代表了作者的理想，是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女性的毁灭即美的毁灭，美的毁灭也应该是美的，不能让血污玷染。所以这个死亡场景中回避了现实中一定会出现的鲜血喷溅的惨象，而代之以“揉碎桃花”这样的唯美意象。“桃花”是红色的，指代了宝剑之下的鲜血，也指代着年轻的美好的女性生命，“揉碎桃花”则象征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令人惋惜的逝去。两部小说同样写人物“病入膏肓”的过程也呈现出“实与虚”的不同。《金瓶梅》自第六十一回到六十五回，集中描写了李瓶儿之死，《红楼梦》则在第十回到第十五回，写到了秦可卿的故去。在病中的诊病和疗治的描写，以及丧仪的隆重的刻画上都有相似之处。但对于病情本身，却仍是一个“实”一个“虚”。
《金瓶梅》具体详写李瓶儿的病状，从开始的产后“恶露不净”到第六十回写“李瓶儿一者思念孩儿，二者着了重气，把旧病又发起来，照旧下面经水淋漓不止。”“初时，李瓶儿还扎挣着梳头洗脸，下炕来坐净桶，次后渐渐饮食减少，形容消瘦，那消几时，把个花朵般人儿，瘦弱得黄叶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铺垫草纸。恐怕人嫌秽恶，教丫头只烧着香。西门庆见他胳膊儿瘦得银条相似，只守着在房内哭泣，衙门中隔日去走一走。[5]”这种病状的描写是具体而真实的，有病程演化的具体过程。侯文咏先生在他的《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中根据小说中细致的描写以及自己的医学经验判断，李瓶儿的病是“子宫内膜发炎”[6]。而《红楼梦》中写到的秦可卿的病，恐怕没有哪个当代的医生可以从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判定其病症，因为小说中写到的秦可卿的病是间接化和简略化的“虚写”，第十一回只是从王熙凤的口中说出“瘦”这样的一个特征：“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得这么着了？[7]”，到第十二回便是便是秦氏托梦后身故，王熙凤协理荣国府。病亡的过程写得非常简略，当然这种简略也可能是由删减带来的，有评论家认为原小说中写秦可卿是自杀身死，为避讳改为病死的情节。
虚写病状，一是为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做掩盖，同样当是出于唯美的需求，秦可卿作为书中所写的“兼美”形象——“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8]”而存在，
《红楼》作者不愿写其病状惨恶，唯恐破坏了美人形象，也呈现了小说中那种浪漫化的审美取向。
《金瓶梅》对于死亡状态有非常详细的呈现，具体表现为“李瓶儿之死”的描摹。
在瓶儿病重之时，有不同的人来看她，通过描写这些人的状态，《金瓶》作者写出了李瓶儿临终的孤独感。
王姑子来了，却絮絮叨叨地讲她跟薛姑子之间的嫌隙算计，反过来让病重的李瓶儿来安慰她。
埋怨自己带来的糕点李瓶儿没吃多少，辜负了自己的用心；老仆人冯妈妈急于解释自己迟来的原因，前后不一，刚说：“说不得我这苦。成日往庙里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来家，偏有那些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
西门庆再问时就改了口道：“我的爷，我怎不来？这两日腌菜的时候，挣两个钱儿，腌些菜在屋里，遇着人家领来的业障，好与他吃。不然，我那讨闲钱买菜来与他吃？[9]”
故意言说自己生活的艰难，以引起西门庆的同情，果然得到了西门庆当即给予的实惠和好处。
晚间李瓶儿留遗言嘱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与你做一念儿。”
她是如此眷恋这个世界，希望哪怕在死后，身边的这些人都能多少记住她。然而讽刺的是，几乎每个人接受她好处的人，想到的都不是如何安慰她对死后被人遗忘的恐惧，而是自身不能再能到她眷顾的遗憾。
在这样的对话中，让读者越发感觉到李瓶儿的孤独。
生者，即使在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确定存在的明天。死亡像一堵墙，隔开了生和死两个世界。
《金瓶》作者也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世界的不同：
将死之人对尘世的无限眷恋，周围生者对于自己尚有的未来的种种盘算。这不同触目惊心却也真实无比。
而《红楼梦》中与李瓶儿性格、命运以及遭际十分相似的尤二姐，其死亡的刻画却呈现出简化的倾向，写尤二姐“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裳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当下人不知，鬼不觉。[10]”
经过一个简单的吞金动作，人不知鬼不觉过了一夜，死亡就既成事实了。没有漫长的死亡过程，也没有对围观死亡的人群心态的刻画。
同样简洁而间接的死亡呈现在《红楼梦》中比较多见，如“金钏之死”，是通过一个老婆子的话转述出来的；“晴雯之死”也是小丫头再转述宋妈的话，二度转述让死亡呈现更为粗糙简单。
死亡过程中那些辗转犹疑的徘徊，眷恋不舍的无奈，生死相隔的孤独，都因为转述而被回避掉了。
小说中的死亡叙述正如王建科所言：“表面上看起来是外在形式技巧问题，实际上与人的生存体验紧密相连，与叙事内容息息相关。[11]”《金瓶梅》描绘的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作者对于各种欲望采用了毫不回避的手法去描摹，欲望是真实的，死亡更为真实，因为欲望和死亡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都死于自己的欲望，所以他们死状惨烈。欲望丑陋，死亡污秽。《金瓶》作者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去写各种死亡，强化其可怖可怕的面目，让读者看到现实世界的真相，强烈的欲望和惨烈的死亡呈现出了一个对应关系。写实主义的死亡描写也突出了小说的“劝世”主题，西门庆悲惨又有几分可笑的死亡惨象是其生前无度纵欲的必然结果。
这种必然，即是人生悲剧性的必然，也是因果关系的必然。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小说中的西门庆不顾身体发出的警告，周围人的劝诫，无限度地纵欲，终于“精尽人亡”。重蹈覆辙的庞春梅看不到殷鉴不远，同样地纵欲狂欢，也以不堪的方式死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死亡是自己的选择。而小说中写到潘金莲的被杀，则关联到了一系列的偶然，假如不是陈敬济的赶不及回来，假如不是周守备的手下一再跟王婆讨价还价，潘金莲都不会落到武松手中。《金瓶》作者写这些人买金莲的波折绝非闲笔，而是写出了命运中偶然因素的巨大作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会给某个人的命运带来不可思议的巨大影响，让人不得不感慨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的作用。这种对世界偶然性的呈现，让小说中的“金莲之死”同样具有了存在主义的色彩，让人们不由得像俄狄浦斯一样去惊悚于那种可怕而神奇的命运的诡异。无疑，《金瓶》的死亡描写在让读者深深忌惮于果报循坏不爽的同时也对命运的无常产生深深的恐惧感。《红楼梦》追求的是一种审美格调，红楼女儿的生命是所有美好事物的象征，生命的陨落则是美的陨落，为了让陨落之美达到最高程度的同情，则死亡描写必须走唯美化，间接化和浪漫化的路线。
这样使得《红楼》作者尽量回避对死亡场景的直接摹写，现实中的死亡难免挣扎、难堪、不甘心和丑陋。这类有违美感的东西，在《红楼梦》中一概以曲笔代之，读者看到的是意象化、诗意化的死亡描写。在审美的层次上，回避了丑恶的死亡，让红楼女儿将美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强化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主题。让人们去反思时代和环境在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强化了社会批判的主题。
《金瓶梅》和《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同样描写家庭生活的悲剧，不约而同地摹写了各种类型的死亡现象。在对于死亡的不同呈现方式上，可以见得出两位小说作者根本不同的悲剧旨趣：《金瓶梅》在死亡描写中走写实和细致摹写的路线，将死亡带来的恐惧感进行了充分的传达；《红楼梦》从“美的毁灭”的角度写死亡，呈现出浪漫与简洁的倾向。脂砚斋曾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继承了《金瓶梅》的诸多内容与描写技巧的《红楼梦》，因其主旨与立意的不同，而让其具体的描写中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1]孙述宇：《平凡人的宗教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199页。
[3]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崇祯版），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4]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第529页。
[5]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崇祯版），第八十七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6]侯文咏：《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华文出版社，第289页。
[7]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第79页。
[8]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第40页。
[9]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崇祯版），第八十七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10]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55页。
[11]王建科：《元明清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第371页。
文章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长春社会科学》，2019，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