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有:社会经济变迁与通俗文学的发展──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与发展
明代河运码头(局部)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
明代城镇(局部)
《江浙藏书家史略》
(清)《儒林外史》
《小说书坊录》
(明)《侠义风月传》
天一阁藏书楼
(明)说 书
《列宁格勒原藏抄本石头记》抄本
(明)《西游记》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文化人谋利把道德责任和种种说教作为幌子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却也导致了小说中的道德说教在客观上并非没有审美意义,特别是那些融注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血脉之中去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言论,仍可以对读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审美(教育)效果。
小说的接受者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当道德融于形象,付诸语言,读者“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52,是一般的接受过程。
文化市场的繁荣,不仅是文化人多题材、多形式的创作,更是因为有对各类题材和文学形式的多元消费者。
至于那些道学家式的为教化而约束文学,为教化而扭曲小说创作的说教,诸如田汝成批评《水浒传》“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之类的诅咒53,李绿园的《歧路灯》卷首附《家训谆言》81条开篇,故事发展中动辄以“为贤者讳,不忍详述”来中断情节和人物行为,已经是很尴尬的表现了54。
本文作者 陈东有教授
注释:
①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
③《明史·河渠志》卷八十五,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
④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由杨正泰先生校注的本子,书名为《天下水陆路程》。又参见同书所收清人澹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
⑥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第八章“城镇工商业的繁盛”,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173页。
⑨民国二十四年《临清县志》第一、二册。
⑩乾隆重修《济宁直隶州志》。
11王振忠《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城市的地域结构》,载《历史地理》第十辑,第102页。
12《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前言》,三联书店1959年,第2页。
13(明)唐寅《阊门即事》,《六如居士全集》卷二,上海国学昌明社石印本。
14(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全宋词·柳永》,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册,第39页。
15(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
16(明)王《学记》,见《嘉靖惟扬志》卷十一。
17(明)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三。
18《朱效莲墓志铭》,《文征明集》补辑卷31。
1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20(明)俞弁《山樵暇语》卷九,涵芬楼秘笈第二集,明朱象玄手钞本。
21(清)曾羽王《乙酉笔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31页。这里所记王光承之事,当发生于明末。因为笔记还写了王光承“后应宏光年副贡”之事。
22参见(唐)韩愈《重答张籍书》、(唐)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文。可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5页。
23(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小说戏文”条,中华书局1980年。
24韩锡铎、王清原编纂《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2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26(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7(清)詹元相《畏斋日记》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条,见《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编,中华书局1983年。
28一九八六年我在秦皇岛参加“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讲习班”,听课时注意到一则信息:美国一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书价,以确定当时小说是否流行。《西游记》的书价仅供参考。
29(明)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二刻拍案惊奇》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30(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有:“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福建刻坊,余氏最负盛名。乃有“书林余氏”之称。余象斗为其一脉,事业有传,乃成世家,参见官桂铨《明小说家余象斗及余氏刻小说戏曲》,载《文学遗产》增刊15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130页。
31《清史·列传》卷七十二,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
32《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六。
33《说唱艺术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86—136页。
34(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西湖书社1982年,第62页。
35《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36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
36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提供的版本资料作不完全统计。
37表三制作时考虑到雕板可以重复使用,刊刻周期较长,活字板印刷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小说在销售和流传过程中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把民国初年也计算进去。请注意,这里只能统计到刊刻次数,更有意义的印数则无法统计。
3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
39(明)李昌祺《剪灯余话》序六,载《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0(明)汤显祖《艳异编序》,《汤显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503页。
41(明)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与洪方洲书》,《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明)归有光《戴楚望后寿诗集序》,《震川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4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01页。
43(明)谢肇淛《金瓶梅跋》,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44(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6页。
45见(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明)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和(明)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明)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序引作者问题,除“睡乡居士”不详,其他皆分别为各书的编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
46陈昌恒《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19—122页。
47(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48(明)憨憨子《绣榻野史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49《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琵记》开篇“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批语。
50(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51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52(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
53(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四库全书·史部》。
54《歧路灯》始以抄本流传,由新安传出的乾隆抄本一支,卷首自序后附有《家训谆言》8l条,过录人题识云:“学者欲读《歧路灯》,先读《家训谆言》,便知此部书籍发聋震聩,训人不浅,非时下闲书所可等论也,故冠之于首。”《家训谆言》是否祖本即有,尚无定论,《歧路灯》为道学小说却是无疑的。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5,第6期。收入的《陈东有<金瓶梅>论稿》,2014,江西人民出版社。《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