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问世后四百多年来，众多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集思广益、各抒己见著书、写论文，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考证“兰陵笑笑生”、研究《金瓶梅词话》，宛如挖掘文化宝藏，是在沿着前人开发出的矿脉继续掘进、开采的。学者吴敢先生说：“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吴敢语）。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投师谭霈生、徐晓忠、孙家琇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有机会在学院图书馆阅读到世界经典《金瓶梅词话》。我阅读了明代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的著作，决心破解《金瓶梅词话》作者之谜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是最早的版本，其中应该留下了作者的可靠信息，小说原稿是兰陵笑笑生的哲学、美学理念的载体，他把自己的艺术哲学、妇女论、人性论、商学论融进《金瓶梅词话》里。往昔的考证大都陷进了《金瓶梅词话》版本、生成及刊印年代、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金吾戚里、方言考证等几个大的误区。研究《金瓶梅词话》最大的工程是用“本体论”“意识形态论”来分析、比较兰陵笑笑生与所考证的小说作者的小说等著作，这是重中之重的大课题，也是本论著的宗旨。 ……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体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却还不多。“金学”的主旨应该是以研究《金瓶梅词话》的文学、美学价值为主。我们认为，只用晚明崇祯本及其演变版本做考证蓝本不能把《金瓶梅词话》的全部信息探秘出来。值得庆幸的是，1931年冬，北平琉璃厂古书铺文友堂的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购得明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内容更接近原著，刻本前还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跋》署名“廿公”，还刊印出“东吴弄珠客”写的序。书商为作者和评论者署了笔名，应该是为掩人耳目，力避封建统治者的禁止和焚烧。要考证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需要认真研究小说所表现的晚明时期哲学、美学、佛学、道教思想，研究明王朝覆灭前的朱氏皇帝和朝臣的秘史，用文化人类学认识形形色色人物的本性和社会本质，探讨晚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用“本体论”研讨《金瓶梅词话》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蕴含的喻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最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作者的意识形态及主体意识。考证“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首先需要审视作者的主体意识，弄明白《金瓶梅词话》的喻义，然后，再把小说中的文化信息与作者署名公开的言论、著作进行对比，兰陵笑笑生自然大白天下。提出《金瓶梅词话》生成“万历说”的是吴晗先生，他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说：袁宏道的《殇政》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已写成，由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决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１５６８—１６０６年）。《金瓶梅词话》借鉴了《西游记》许多文辞，比如：“养儿不要屙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同样出现在《西游记》第81回。《西游记》出版之前的说唱文学中“猪八戒”姓朱元璋的“朱”，后改为“猪”，潘金莲说道：“孩儿，那里猪八戒走到冷铺中坐着——你怎的丑的没对儿！”（《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金瓶梅词话》中多处借用了《西游记》中的文学语言，这是因为李贽点评《西游记》时把警句烂记于心，他信手取来借用。同仁刘洪强考证说“笔者认为《金瓶梅》很可能成书于1592年以后，退一步说，《金瓶梅》不能早于《西游记》，《金瓶梅》不可能产生于嘉靖年间。（刘洪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新证》，《滨州学院报》第27卷第4期，2011年8月。）李贽点评几部小说的时间，与《金瓶梅词话》成书、传抄时间及《金瓶梅词话》的内容作比对，把1592年（《西游记》刊印时间）、1593年（李贽结识公安三袁兄弟）、1596年（第一次对《金瓶梅词话》的文字记载）几个时间作为时间坐标点，圈定了兰陵笑笑生的可能的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逼真地反映了小说创作期间（明武宗至明神宗时期）的大、小历史人物，包括王玉、王宣、刘成、李铭、陈洪、陈经济、周义、郑皇亲等，共计三四十人，还出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后一位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李贽为报周柳塘兄弟解囊相助之恩，在小说中记载了真实人物周柳塘不朽的名字，又讽喻了皇帝的老丈人李铭等真实历史人物。这些再现于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也可以说明“兰陵笑笑生”李贽说是可信的。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一回再现了大学士沈一贯献颂的历史史实，封建卫道士学士沈一贯与张问达发现了《金瓶梅词话》影射了他们的可耻行径，对李贽恨之入骨，狼狈为奸迫害李贽，蓄意报复。
小说第八十七、八十八回再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发生的“太子立东宫”之史实，还有黄河南徙历史事件。所以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以前去世的晚明文人，他不可能生前把作古后的晚明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原型写进《金瓶梅词话》中，这些人是兰陵笑笑生的几率太小。用“本体论”考证《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年代最科学、最便当；成书年代是分界线，哪个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都不能逾越。《金瓶梅》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词话本、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金瓶梅词话》自万历年间生成、传抄、刊印后流传于世。各种《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和刊印版本都留下传抄、改编者及书商的意识形态痕迹，“崇祯本”肆意篡改了“词话本”，对原著的第一、五十三、五十四回大幅度修改。“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652页。）
绣像本《金瓶梅》的改编者和出版商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理念，有意删减了词话中有分量的韵文，抛弃那些有意味的曲牌，必然会失去许多文化信息，不能全部表现出兰陵笑笑生的意识形态；
后人研究这个版本就摸不准兰陵笑笑生的真正脉搏，认识不到《金瓶梅词话》的深刻文化内涵。文人相轻，修改者为显摆自己砍掉欣欣子写的有重大价值的序，对词话本作了修补，变动了结构，用“吴语”对“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偷梁换柱，删去吴月娘与陈经济有染的情节。小说“前后血脉绝不贯串”，淡化了兰陵笑笑生的禅学、道教思想，损伤了原作意蕴。《新刻金瓶梅词话》于山西介休重见天日，给考证《金瓶梅词话》、兰陵笑笑生、廿公、东吴弄珠客提供了最“原生态”、最可信的版本，为我们考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它是《金瓶梅词话》的本源，小说留下了作者真实姓名的可靠信息。小说本身及两篇序文、一篇跋文的文字表达方式、语法修辞、表现出的主体意识不同，应该是出于四个不同的人之手。“兰陵笑笑生”只是作者布的一座疑阵，其实与南北两个“兰陵”只是文字借代关系，作者巧妙地借鉴一个古地名组成笔名。“兰陵”和“绍兴老儒”的“绍兴”都具有时空外延性；若只求字义解读，必定上当。《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文学巨著，作者具有大学者、大文学家的风范和做人的崇高境界，如果把那些把满脑子封建意识的腐朽文人硬往兰陵笑笑生身上扯，让其低级趣味的作品往《金瓶梅词话》上套的主观臆测，更是贻笑大方。
《金瓶梅词话》是作者经过观察社会生活和人生，将其高度凝练而创作出的艺术品。从作品里能找到兰陵笑笑生的印迹，在丰富的内容里会发现作者的主体意识，进而能追到源头，弄清作者的庐山真面目。事实上，考证“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学者的使命是研究《金瓶梅词话》的真正美学价值，要在小说中发现兰陵笑笑生留下的印记。小说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其本体保留着作者的主体意识，在情节中会流露出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会投射出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金瓶梅词话》是一个巨大的情感符号，小说中的史学信息丰富、文笔流畅自然、感情淋漓充沛、喻义深刻，必然出于巨士之大手笔。我们提出用“意识形态论”考证《金瓶梅词话》，指的是要考证真实作者的意识形态，探究其政治观念、哲学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追求、艺术创作理念是否与兰陵笑笑生的相吻合，这是根本，是打开尘封历史大门的钥匙。我们必须以小说为本体通过比对，就能验证出谁与兰陵笑笑生的审美感受力、审美表现力、人格、才情、道德和审美的倾向一样；相同者就是兰陵笑笑生，否则，就难以令人信服。我认为考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谁，最好的证据就是小说本身。不能舍本求末，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金瓶梅词话》的当时历史，包括文学史、政治经济、文化风情、历史人物、历史名人等做全面考证、分析。必须从作品本身及其作者、生成《金瓶梅词话》的历史、社会环境等来解读，最重要的是把握作者的意识形态，认识作者的主体意识，自然会破译出“兰陵笑笑生”的秘码。《金瓶梅词话》中女性第三号人物春梅的儿子，叫“金哥”。（《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李贽对梅澹然的情愫借《观音问》还表达不尽，于是，他在《金瓶梅词话》中干脆把梅澹然的乳名“锦哥”变一个字。《金瓶梅词话》中有许多处暗喻着作者自己，林太太的儿子王三官儿，字三泉。何千户道，号天泉。《金瓶梅词话》小说里西门庆的字是四泉。李贽为什么对“泉“有那么深厚的情结呢？欣赏《金瓶梅词话》三泉为一轴《爱月美人图》题了一首诗。（《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七回）兰陵笑笑生在诗后署名“三泉主人醉笔”。“三泉主人”已经暗喻作者的真实姓名，因为李贽出生于泉州，在百泉做过官，最后落脚于北泉州通县，他曾用过“百泉居士“名号。这是李贽虚构人物名号时潜意识的表现。作家构思作品时凭借艺术直觉设置情境和人物，“泉州”“百泉”“百泉居士”的“泉”字在李贽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必然会借机表露。
李贽的《李氏文集》中留下他的许多诗，他的杂文、诗词也与兰陵笑笑生的诗词、曲牌非常近似，多用“禅学”发出人生感慨，都是以诗词、曲牌作为内结构的衔接点，起到突出主题的作用。
李贽写下了《题绣佛精舍》的赠诗发自内心地称梅澹然：“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诗中把梅澹然的美比作天仙。李贽与梅澹然的结识，应该是封建卫道士逼成的，他们在人生逆境中，成为知音、知己。兰陵笑笑生用诗文外化了自己的心声：“雨过书童开药圃，风回仙子步花台……此去又添新怅望，不知何日是重来。”（《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不难看出李贽诗中的“月上女”“龙女”“天台”“今又来”，又重现于《金瓶梅词话》中：“嫦娥入月宫”“仙子”“花台”“是重来”。《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陵笑笑生借神仙之口说庞春梅“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禀性要强……若飞仙，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李贽在梅澹然的诗“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女秀色可餐，给人无穷的美感。李贽曾写诗暗喻梅澹然的美丽：“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严酷的生活现实使李贽不能与梅澹然结为伉俪，他只有用诗表达“风送花香有情”，移情于对芍药的赞美。李贽的情愫里永远沉积着对梅澹然的爱，他在《金瓶梅词话》中有机会就宣泄出来：“倾城倾国莫相疑，巫水巫云梦亦痴。”（《金瓶梅词话》第十六回）李贽不惜滥用“倾城倾国”，他又一次赞美梅澹然“温柔乡里精神健，窈窕风前意态奇”。
再如，西门庆不忍遽舍，晚夕还来李瓶儿房中，要伴灵宿歇。见灵床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边……西门庆大哭不止……有诗为证：
短叹长吁对琐窗，舞鸾孤影寸心伤……九泉果有精灵在，地下人间两断肠。比对李贽的诗：“流水有情怜我老，秋风无恙断人肠……大别原非分别者，登临不用更悲伤。”（［明］李贽:《焚书》卷六《自武昌渡江宿大别》，中华书局1975年版，249页。）李贽在感叹“秋风无恙断人肠”，兰陵笑笑生也在叹息“地下人间两断肠”；一唱一和，悲伤人在逆境中的痛苦遭遇，哀鸣人间不平事，以悲剧意识写出精美诗句。李贽为官在共城，生活在百泉。百泉给李贽留下痛苦的记忆，造就了他的哲学观和悲剧意识，奠定了他的主体意识中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李贽有个儿子不幸掉在湖中淹死了，悲痛欲绝的李贽曾写下题为《哭贵儿》的三首诗表达哀思：［明］李贽:《焚书》卷六《哭贵儿》，中华书局1975年版，232页。比对《金瓶梅词话》中描写西门庆和李瓶儿丧子之痛的悲情诗：李贽借用《金瓶梅词话》表现他的爱恨情仇，再现自己睹物伤情如刀剜了肺腑的人生体验：“念子于兹死”、“思想娇儿昼夜啼”、“童仆皆我弃”、“世间万般哀苦事，除非死别共生离。”李瓶儿见小厮每伺候两旁要抬他，又哭了……叫了一声：“我的儿嚛！你教我怎生割舍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头又撞倒在地下，放声哭道，有《山坡羊》为证：叫一声青天，你如何坑陷了奴性命！叫一声我的娇儿呵……费杀了我心。从来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苍天如何恁不睁眼……奴情愿和你阴灵路上一处儿行。夫妇之际，恩情尤甚……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犹难割舍也……我虽铁石作肝，能不慨然！［明］李贽:《焚书》卷二《与庄纯夫》，中华书局1975年版，45页。李贽夫妇经受了几个儿女相继夭亡的打击，他们欲哭无泪，卓吾先生不堪回首，他一心做学问也是对灾难家庭的逃避。他在《金瓶梅词话》中借人物宣泄出内心的悲情，唱出感人肺腑之言：西门庆听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虑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二回）一个是痛苦万分其情感人肺腑之言：“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已矣！”一个是艺术形象用语言动作表现情愫：“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没有痛苦的人生经历，没有作家的心理重演，就写不出凄婉悲情的至文。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一诗一文与《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中的一诗一文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兰陵笑笑生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他渴望边境无狼烟，国泰民安。欣赏《金瓶梅词话》的说唱：“阵冲开虎狼，身冒着风霜。用六韬三略定边疆，把元戎印掌。则要你人披铁甲添雄壮……早班师汴梁。”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中多处写“圣主”“贤主”的情节，这是李贽官本意识的显现。李贽在《蜻蛉谣》中叙说：……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明］李贽:《焚书》卷五《蜻蛉谣》，中华书局1975年版，208页。）李贽念念不忘修身、治国、平天下，盼望国家除绝内忧外患。对比兰陵笑笑生的忧患意识，他与李贽所说所想如出一辙，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考证。李贽通过接触梅国桢、刘东星，了解了许多好友御敌的生活阅历，感触到民族精英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骨子里仍保留着“忠君报国”的士大夫情结，不忘御敌卫国。李贽曾作诗给梅国桢寄予期许和赞赏：（［明］李贽:《焚书》卷六《晓行逢征东将士却寄梅中丞》，中华书局1975年版，249页。）诗中也表现出了李贽的“忠君报国”思想、官本意识和士大夫情结。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中写道：山东济南制置使周秀，老练之才，干城之将，屡建奇勋，忠勇茂著，用兵有略，出战有方……呜乎，任贤匡国，赴难勤王，乃臣子之忠诚；旌善赏功，激扬敌忾，实朝廷之大典。（《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九回）李贽在北京生活多年，他对北京的地名熟悉，故在小说中用了兵马法、兵马司、白塔、西华门等真名；他做过礼部司务，加之祖上经商、做贸易，对西洋、印度、爪哇等地了解，因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些外域真实地名。
《金瓶梅词话》貌似“宣淫”，其实可谓“以淫戒淫”，用佛学的轮回来警示“色戒”。
小第六十六回说中讲述了“九戒”：李贽的佛学、道教思想加深了《金瓶梅词话》的喻义，使其内容丰富。“九戒”就是李贽的“六度解”的详细诠释，他认为禅定是佛学的最高境界，禅定是人类解脱智慧之本，修道要从六度始，成佛则须领悟戒、定、慧。李贽用自己的“三教归儒说”从国学的演变来认识佛教，他述了佛学的至高境界“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他与尼姑明因探讨了佛家的理想精神世界是“真空妙智”，使人灵魂净化达到“大涅槃之乐”。《金瓶梅词话》描写陈经济与潘金莲的艳遇，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日遭逢”。这个有意味的细节与李贽创作并流传下来的剧目《荔镜记》如出一辙，李贽又把自己编写的“陈三”与“五娘”的“爱情故事”巧妙地搬抄过来再放大，用新创作理念重塑两个叛逆者的典型形象，使小说喻义无穷。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是由李贽的文言小说《荔镜记》改编而成的。该剧叙述泉州人陈三（陈伯卿）送兄陈伯贤赴广南任所，路经潮州，在元宵灯市与五娘（黄碧琚）邂逅，互相爱慕。黄之父母已将五娘许配豪富林大，下聘之日，五娘踏坏聘礼，赶走媒人。翌年，陈三重游潮州，两人再遇，五娘投荔枝订情。陈三乔装磨镜匠，打破宝镜，卖身黄家为奴。在婢女益春促使下，两人终结连理，并相偕私奔。陈三被捕入狱，幸得其兄相助，与五娘团聚。李贽是精通杂剧的，他在《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注入了曲、词。不难看出，“陈三”就是《金瓶梅词话》中陈经济的雏形，“五娘”就是西门庆的五房姨太“五娘”潘金莲的首次亮相，是兰陵笑笑生塑造的近似典型艺术形象。《金瓶梅词话》中的诗词是结构的整体部分，具有“间离效果”和点题、破题的喻义，李贽在《金瓶梅词话》中发挥了作诗的才能，化用了许多名人的诗句。《金瓶梅词话》中的诗、词和曲成为小说中的结构框架，用其做隐喻表现小说的意蕴，用善恶对比暗示人物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情节发展基本按诗词和曲的坐标安排。李贽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来评判男女主人公，用天道循环、因果报应劝诫世人。 通过文本研究，我们用比较美学写出58万字的拙著《“兰陵笑笑生”李贽说与〈金瓶梅词话〉研究》，试图通过从小说显现的感性文字中探秘其蕴含的深邃“理性”。用本体论研究《金瓶梅词话》与《李氏文集》，得出主要观点：第一，用生命意识说、主体意识说、悲剧意识说、意识形态冲突说、宗教小说论阐明《金瓶梅词话》的意蕴，深层解读了“兰陵笑笑生”的世界文学经典，研讨了李贽理论体系的精髓，认为小说《金瓶梅词话》和《焚书》一样，“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都是“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无难，出世之非假也”。（李贽《焚书·自序》）大量的文字资料考证出：兰陵笑笑生即李贽，欣欣子是梅国桢，廿公是袁宏道，东吴弄珠客是汪本钶。又从晚明的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等人的著作中挖掘出了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又与李贽的论著作比对，证明李贽就是“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嘉靖间大名士”。第二，袁宏道在1596年在他的文字中首次提到《金瓶梅词话》这部小说，这是最早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文字记载，这个时期李贽健在，持有手抄本的丘长孺、袁宏道不会不对厚交李贽谈及《金瓶梅词话》。史料记载刘承禧收藏了《金瓶梅词话》全本，李贽就生活在收藏家身边，他不会没见到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李贽是著名小说评论家，他的论著中却只字没谈及小说《金瓶梅词话》，这明显不合情理。日本人波多野太郎收藏的《绣榻野史》目录题“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传奇”，可见，当时吕天成的《绣榻野史》（明代万历二十五年，即1597年前后问世）的品位与《金瓶梅词话》相差甚远，李贽即刻点评，支持青年作者吕天成刊印。李贽为什么唯独对最流行的伟大小说《金瓶梅词话》一言未发呢？如此反常，原因就是保护小说不被焚，即这部小说的作者正是李贽本人。
第三，袁宏道在他昔日令吴时，谈到“与卓吾游黄鸪矶，语次及著述书”，李卓吾曰：“别有十种，约六百余纸，于中或集诸书，或附己意，此予一生神通，游戏三昧所寄也，尚未终册，完当门下校之。”［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一辑佚《枕中十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634~1635页。
汪可受在山西刘东星处时也曾谈及“老子末后一著如何？”李贽自己的话也是一种暗示：“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卓吾老子墓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8页。）李贽坚信，自己的著作会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只要用托名躲过晚明文字狱大劫难，就能流芳百代。第四，对李贽点评几部小说的时间、这几部小说的出版时间及内容，与《金瓶梅词话》成书、传抄时间及《金瓶梅词话》的内容作比对，把1592年（《西游记》刊印时间）、1593年（李贽结识公安三袁兄弟）、1596年（第一次对《金瓶梅词话》的文字记载）几个时间作为时间坐标点，圈定了兰陵笑笑生即李贽。第五，《童心说》与《金瓶梅词话》同时代应运而生，《金瓶梅词话》是运用《童心说》艺术哲学理念创作的。李贽在经典美学论著《童心说》中阐明“绝假还真”的创作理念，倡导诗文写作的创作主体意识要具“真心”，旗帜鲜明地反对晚明复古派风行的“摹古”文风。小说与李贽的《童心说》美学论著相得益彰，互为印证，它是国学大师论著主张去假存真，反对文学的虚假粉饰，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之艺术创作实践，小说所暗喻的艺术哲学观与《童心说》及相关理论相吻合。《童心说》与《金瓶梅词话》是文化艺术史上的奇葩，两者对当时及后世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唯有具有先进的艺术哲学观念的李贽，才能创作出具有深刻意蕴的世情、宗教小说。
第六，李贽做官、流寓，到过国内很多地方，懂几个省的方言，熟悉京都官场之道，体验民间生活，有丰富的阅历，故在万历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方言有多个地方的土白。李贽运用“童心说”艺术理念，写作小说的文字以北方口语作为基础，融入市井迩言、谚语、歇后语。尽管万历本刻工粗糙，含有病句、错字，它是袁宏道在《觞政》中高度评价的“逸典”、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也对《金瓶梅词话》大加赞赏，这个版本保留了原著最多、最可靠的文化信息。李贽任河南共城教谕，举家迁往共城生活，前后两次，在那里生活多年，因而精通《中原音韵》，掌握了中国古代的官话——中原语音，他熟悉河南土白。河南浑厚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滋养了大学者李贽，他驾轻就熟地运用中原的“街谈巷议”“俚言野语”。经考证，《金瓶梅词话》中有晋语土白，这是李贽在辉县生活多年受方言影响所致，他在创作小说时汲取了晋语和中原话，使许多辉县土白跃然纸上，化腐朽为神奇。辉县方言共有声母21个，基本韵母47个，单字调5个。变韵和入声是辉县方言最大的特色。在变韵方面，辉县方言共有Z变韵韵母22个，D变韵韵母14个。辉县方言五个声调中的阴平源于古清声母平声及少数清、次清、次浊入声；其阳平源于浊平声、全浊入声；其中清声母和次浊声母上声字如今还读上声；全浊上声及清声母、浊声母去声字读去声。四声是中古汉语声调的四种分类，以表示音节的高低变化，包括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平声、上声、去声又称舒声，入声则为促声。古代的入声字全部派入其他三声里面去了，叫“入”派三声，也就是说古代入声字全部归入现代四声里面去了。舒声韵尾以元音或者鼻音结尾，促声韵尾以塞音结尾。入声除了是一个声调，还是一系列以塞音收尾的韵母的统称。唐宋以来，汉语在四声的基础上区分声母清浊对应的阴调和阳调形成八声，也就是四声八调。入声是古代汉语的一种声调，属仄声，指一个音节以破音[―p],[―t],[―k]作结，发出短而急促的子音。“入声韵”指以清塞音[―p],[―t],[―k]收尾的韵，入声韵是有元音加塞辅音韵尾[―p],[―t],[―k]构成的韵母。这三个塞音作为入声韵的韵尾，这种不发生爆破的韵尾塞音也叫唯闭音。豫西北方言与中原官话区最明显的特点是保留中古汉语的入声调，一般有五个声调。入声一般保留有喉塞音的韵尾，普通话语音是不分尖、团的，河南话里却分尖、团。辉县方言入声韵现在简化为两组八韵，入声韵尾只收一个不稳定的喉塞尾，入声不分阴阳，调值为短促调，入声舒化后入声调大部分归平声。古入声字在现代辉县话里多数仍读入声，比如：十、喝、立、答、鳖、雪、摄、橘、不、郭、祝、滴等三百多字现在仍读入声；少数读舒声韵，一部分舒、入两读，只有少数舒声韵发生逆变，读入声。把音节收塞音韵尾入声韵称作促声韵，阴声韵、阳声韵没有塞音韵尾叫做舒声韵。无论是舒声韵还是促声韵，在辉县话都有韵变形式。辉县方言声韵配合上非常有规律：声母与韵母相拼讲究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比如：声母“ｆ”可以和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不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ｐ”“ｍ”可以和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韵母相拼，不与撮口呼韵母相拼。
辉县方言五个声调中的阴平源于古清声母平声及少数清、次清、次浊入声；其阳平源于浊平声、全浊入声；其中清声母和次浊声母上声字如今还读上声；全浊上声及清声母、浊声母去声字读去声。辉县方言入声韵现在简化为两组八韵，入声韵尾只收一个不稳定的喉塞尾，入声不分阴阳，调值为短促调，入声舒化后入声调大部分归平声。河南辉县一般都是第二声和第四声为主，所以话听起来比普通话要重。 辉县方言儿化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变声”型儿化音，儿化韵是韵变的另一种形式，前面音节的韵母加了卷舌动作的这种语音现象，称为“儿化”。作为后缀的“儿”读得既轻又短，附加在前面音节的韵尾上，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卷舌韵母。儿化是在词根（一般为名词）后面加上儿尾以构成一个新的名词，儿化了的韵母就叫“儿化韵”，其标志是在韵母后面加上r。儿化后的字音仍是一个音节，但带儿化韵的音了一般由两个汉字来书写，如芋儿（yùr）、官儿、小人儿、爷们儿、娘们儿、弟儿们老头儿（lǎotóur）等。儿化音在“儿”的单字音和词根单字音基础上生成，又可反作用于单字音。基于“儿”字音和儿化音、单字音的关联，同一语音特征（如卷舌特征）可自“儿”字音贯穿至儿化音，并影响到单字音。辉县方言儿化有“变声”，对于单字音系有影响，因某些方言单字音系中卷舌声母而形成变声，辉县“儿”后缀是否与前一音节合音，以及合音（儿化）后的读法也具有多样性。儿化对韵母的影响普通话儿化，主要是音变表现在韵尾，其次是韵腹，对韵头声母无影响。从现代方言来看，儿化对韵母的影响最明显，韵母包括韵头、韵腹、韵尾，儿化的影响范围在各方言中存在差异。以元音性为音变特征的儿化韵是北方方言的特点。辉县方言儿化音变中，凡是开口呼的所有韵母一律变成[a r ] ，齐齿、合口、撮口，依次是[ i a r ] 、[ u a r ] 、[ y a r ] ，韵腹在音值上趋于一致，这种影响比对韵尾的影响还要大。在有入声的晋方言中，儿化后，入声韵变舒声韵，喉塞韵尾消失，再加上卷舌动作。在很多有鼻韵尾[ -n]的方言点，儿化后，鼻韵尾脱落，主要元音央化、鼻化。
自古宰相肚里好行船。当家人是个恶水缸儿，好的也放在你心里，歹的也放在心里。（《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会回）“你且拿了点心与我打底儿。”（《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五回）毛司里砖儿，又臭又硬：歇后语，同“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如：毛司里砖儿，又臭又硬，恰似强伏着那个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墙，老辣已定。你还在这屋里雌饭吃！（《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孟三儿：“怪行货子，孟三儿输了，你不敢禁它，都来缠我。”（第十一回）《金瓶梅词话》中人名用儿化音的有李瓶儿、孟三儿、迎春儿李娇儿、韩金钏儿、玳安儿等；表现事物的有小卓儿、帖儿、书盒儿、柬帖儿、袖袄儿、灯笼儿、转灯儿、吊灯儿掏袖儿、戒指瓜子儿皮儿、虾蟹儿、婆儿灯，老儿灯、比甲儿等。中（zhōng），是“成、行或好”之意。“中”的声调读作上声或阳平。肉：太磨蹭。一，二，三，读作yuo,lia,sa,；药，读作you；笔，读作bｅi；勒，读作la；喉读作hｕ。寻：是找的意思，在河南话中读作xìn。比如《金瓶梅词话》第七回中：“话说西门庆家中，赏翠花儿的薛嫂儿，提着花厢儿，一地哩寻西门庆不着。”河南方言中形同义异的双音节词语有许多，比如：木牛，表示没有的意思，这样的双音节词语就是形同义异。再比如：成色：意思是没“能力、本事”，比如《金瓶梅词话》五十五回中：“只有那潘金莲，打扮的如花以玉……说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没些成色。《金瓶梅词话》中河南方言比比皆是，最为突出的是潘金莲的语言里处处可见，她说的歇后语，骂人脏话，多属河南话。李贽在河南共城几年，他在民间掌握了大量礼俗文化，学了方言，这在《金瓶梅词话》中派上用场，方言给作品增添了民俗气息，使《金瓶梅词话》更有意味。《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方言、习俗，在河南广泛流行。中原官话和辉县土白给作品增添了民俗气息，美化了《金瓶梅词话》更有意味，使其有浑厚的文化人类学。解读河南方言与辉县土白可以证明兰陵笑笑生在河南生活过，他在河南辉县居住多年，生活环境使他逐渐与当地的语言文化交融，对河南方言烂记于心，尤其对辉县土白情有独钟，他很自然地运用方言俚语描述故事情节，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语言。中原官话和辉县土白给作品增添了民俗气息，使《金瓶梅词话》之文体带有市井气、平民和个性化。小说留下李贽在共城的心迹，他把方言应用到极致，将土白中融合了自己的情愫使文学语言更具特色，加重了文化地域性，强化了小说的生动性和内容丰富性，突出了小说的意蕴。《金瓶梅词话》中有大量河南辉县读音的方言证明，说明兰陵笑笑生是北方人，或者在河南生活较长时间。解读河南方言，可以收缩兰陵笑笑生候选人的圈子，用语言学排除掉与《金瓶梅词话》毫不相干的晚明文人学士。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在中原生活过，而且通晓中原官话和辉县方言的知名文人唯有语言大师、文学巨匠李贽才是“兰陵笑笑生”的最佳人选，他具备的条件最符合认证为兰陵笑笑生。
第七，兰陵笑笑生借小说宣扬自然人性论，主张人格独立，张扬个性，为被奴役的女性鸣不平；他在人物的言行的心理动机中肯定情欲的自然性和合理性，《金瓶梅词话》就是小说版的《观音问》，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反封建专制主义。
李贽用自己的人生观来审视死亡，冷静地看破西门庆及其妻妾、情妇们的所作所为，告诫人们过度纵欲只能自作自受，自取灭亡；可以说，《金瓶梅词话》非但不是淫书，反而恰恰是要劝诫世人要节制、戒淫。研究李贽的论著和《金瓶梅词话》必须先触摸他的意识形态，这是根本，由主体意识取决于其作品的价值。最有力的论证是小说真正的作者的意识形态、艺术哲学观念必须与兰陵笑笑生相同，这是一个根本的条件。小说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其中蕴含很多暗喻和暗示，留下了李贽的意识形态，包括他的人格、才情和他的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的心灵轨迹。第八，李贽可谓读书破万卷，“胸中有数百篇文字，口头有十万首诗书”（李贽：《续焚书·与友人》），他点评过《水浒传》《西游记》《绣榻野史》及元杂剧，写过院本，熟悉曲牌，故在《金瓶梅词话》中化用了古人和同时代人的诗词。李贽精于音乐，会弹琵琶，他认为音乐之美在于“自然之道”，美在自然天籁之声，也是人之心声。李贽会作画，精通禅学、道教及哲学、美学，有相关专著。可见，李贽许许多多的硬、软条件都符合兰陵笑笑生的要求。第九，李贽的创作宗旨是借悲剧女性的遭遇来控诉封建统治者，他热爱、尊重、体贴女性，他用心理重演来表现女性的心灵世界。李贽是在楚地麻城创作《金瓶梅词话》，他从构思到写作都必定会向才女梅澹然征求写作与修改意见，也会讨教明因和女才子梅国桢的夫人，再根据她们的意见进行不断修改。所以说，有人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女性不无道理，可以说，没有梅澹然的出现，李贽就写不好《金瓶梅词话》，梅澹然既是小说的原型，又是作者李贽的好助手，是她促成了这部世界名著。第十，李贽守孝葬父亲时曾率族人在家乡抗击过倭寇，他精通兵法，撰写了《孙子参同》，所以在《金瓶梅词话》中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他以梅国桢、刘东星、马经纶等历史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周守备这个艺术形象。李贽在小说的说唱部分褒扬了《藏书·大臣总论》中所赞扬的因时、忍辱、结主、容人、忠诚五类大臣。总之，李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使《金瓶梅词话》历经劫难而流传后世，青史留名于“千百世之下”；他留下的论著和小说是最有力的佐证，正如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张鼐所说：“卓吾之面目精神不可见，而万世犹能见之者，书也…”（［明］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明］李贽:《续焚书》卷首，中华书局1975年版，2页。）《金瓶梅词话》与李贽的其他几类书一样，“其为自己的写照”，他在《焚书》自序中已经预测自己的著作“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焚书·自序》）。《金瓶梅词话》是人类文化的瑰宝，该小说与《李氏文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人类文学、哲学、美学文化艺术瑰宝；怎么评说都难以穷尽其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因为李贽的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人类文明教化了理性认识。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十一辑），2017，复旦大学出版社。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