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满文本《金瓶梅》刻本，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初康熙年间，在满文本中国小说中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也是《金瓶梅》的其他语言翻译本中最早的一本。韩文本《红楼梦》抄本，出现于十九世纪的朝鲜高宗年间，是韩文本中国小说中非常特殊的一种，也是《红楼梦》外文翻译本中最早的全译本。清朝满文本中没有《红楼梦》译本，朝鲜时期谚解本中没有《金瓶梅》，其翻译的时代背景各不相同。满文和韩文，在语法上相似之处极多，因此，在翻译中国小说时，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方式。本文将围绕着这两部名作翻译本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金瓶梅满文本、红楼梦谚解本、翻译方式、满文本中国小说、朝鲜谚解小说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在中国小说史上，同属于人情小说，两者之间明显有着继承的痕迹。笔者关心明清小说在韩国的流传和翻译的情况，曾撰写过《乐善斋全译红楼梦初探》[1]，文中有云：“《红楼梦》的翻译本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有《满文本》、《蒙古文本》在中国少数民族之间流行，还出现朝鲜语、日本语、英语的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当时，笔者参考的是一粟的《红楼梦书录》中所介绍的张宗祥的话。一粟引用他曾看到满汉合璧本《红楼梦》，而没有流传下来。笔者因此推测：“清朝朝廷曾主动翻译《三国演义》、《金瓶梅》、《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平山冷燕》等小说，而很有影响力的《红楼梦》不会没有翻译本。”然后，在注释中还说：“最早的满文本《三国演义》出现于顺治七年（1650），最晚的《聊斋志异》出现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中还出现过不少小说戏曲作品的满文本。”
这几年来，笔者对于满学与清史兴趣渐浓，对满族文学和满文翻译小说也开始留意。因此，下文将对清朝时期翻译的历史以及中国小说的满文翻译本的情况略作考察。考察满文翻译小说时，自然还是需要关注《红楼梦》的满文本存在与否的问题。但是，除了一粟所介绍的短篇信息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证据。胡文彬的《红楼梦叙录》[2]中，没有提到满文本的存在。去年笔者撰写过《中国小说满文翻译本的目录的考察》一文[3]。满文本的原书除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之外，还分散在世界各地图书馆，而这些版本和抄本很少对外公开，只能通过各种渠道调查目录而已。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朝时期展开的小说翻译情况，如《三国演义》从入关之前的天聪五年（1631）开始翻译，这是在清太宗皇太极的命令之下进行的，而入关之后，顺治七年（1650）公开出版。康熙年间（1662-1722）翻译小说的出现非常丰富，目前知道年份的还有《唐代演义》、《西游记》、《图画缘》、《平山冷燕》、《樵史演义》、《生花梦》等，《金瓶梅》满文本就在此时被刊行。雍正年间（1723-1735）陆续出现过《好逑传》、《水浒传》等作品。但到了乾隆后期，小说的翻译明显减少，没有强烈的动力。道光年间出现的《聊斋志异》翻译，可能是译者扎克丹个人的兴趣所致，并非是在当时社会的翻译热潮下出现的。
我们考察清朝各时期的翻译情况，就能知道，到乾隆后期满洲人的汉语能力已经达到非常熟练的水平，当时满族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文献的解释，已经不需要通过满文翻译来接受。一般的满族文人也用汉语写作诗文，满语的使用机会逐渐减少。康熙年间的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师从汉人学者徐干学，因此他对传统经学的能力和写作诗词的能力非常高，竟留下《通志堂经解》和《饮水词》等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他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一时期做御前侍卫，曾有来往。可能因此出现红学的索隐派中有明珠家世说。江宁织造的曹家被籍没后，曹雪芹可能在北京右翼宗学做教习，应该是对汉语和满语两方面都很熟悉。他和许多宗室子弟及满族文人，交流得非常广泛密切，而大多数的交流痕迹，留下的都是汉语诗文。曹雪芹直接用汉语创作《红楼梦》，早期只有前八十回的《石头记》抄本，流传于作者亲友的小范围之内。这些早期读者，大部分是满族贵族，甚至传到亲王府中。他们都直接欣赏《石头记》，没听说这时需要满文翻译本。此书正式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书一出来立即传播到全国，吸引了广大汉族读者。这时候，《红楼梦》已经不需要进行翻译，若要翻译，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社会上文学的翻译热已经大大地消退了。
《红楼梦》的稿本出现于乾隆前期(1754)，正式出版问世是在乾隆晚期(1791)，其他无数的红楼续书大部分出现于道光之后。如众所知，《红楼梦》描写的是满清贵族家庭的生活琐事，满族读者也应该喜欢阅读，后来满族女词人顾太请(1799-1876)也非常欣赏《红楼梦》，自己也有意创作作续书《红楼梦影》，但当时她也不需翻译作品。清代小说中乾隆以后出现的《红楼梦》、《镜花缘》、《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忠烈小五义》(即《小五义》)等都没有满文译本。朝鲜中期之前，文人重视中国的古典诗文，翻译也是为朝廷鼓吹儒家伦理和忠孝思想而服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宗晚年流入朝鲜，在掌管出版的朝廷校书馆，用金属活字丙子字出版问世。《剪灯新话》和《三国志通俗演义》能在校书馆出版，当时一定存在对小说持有宽容态度的高级文士，如尹春年。虽然后来奇大升等卫道文人对此加以抨击，但此后小说的流传更加盛行。这当然是和明末清初小说盛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过两次胡乱（丁卯1627、丙子1636），朝鲜人对满族的印象非常不好，但是为了国家外交的关系，不得不强化清学，把原来的女真学改称清学，多次出版“清学四书”等学习满文的教材。当年的汉语译官和清语译官，如果稍微注意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宫廷译官和文人学士为了自己民族读者，大规模进行汉文文学翻译成满文的工作的话，也许会感触颇深。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通俗文学的翻译，都出现在朝鲜后期，从十八世纪英祖、正祖年间之后，直到十九世纪的高宗年间。因此，朝文翻译对象，当然包含了同治以前的整个明清时期的小说，只是不包含光绪以后的许多晚清小说。从这样的范围上来看，《红楼梦》及其续书也是很重要的翻译对象，尤其在宫廷生活的女性读者来看，这是不可或缺的好题材，因此乐善斋全译本《红楼梦》，特别采取原文注音和汉朝对照的方式，这是小说翻译上少有的先例，可见当时对此书多么重视。
朝鲜后期逐渐增加谚解本翻译的风气，加上民族精神的提高，更多的文人和家庭妇女使用谚文[4]来从事写作小说、游记、书简、日记等，由民间推动朝鲜谚文文学，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出现了更多的翻译作品。满洲文字的出现[5]比训民正音晚了一百五十多年，而出于清初历代皇帝的强烈意志，由朝廷推动全面使用，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事业，顺治、康熙年间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入关以后过了一百五十多年，到了乾隆末年满洲人的爱民族的口号（国语骑射）慢慢有所变化，大多数的满人都会说汉语，再也不需要翻译，甚至不太愿意接受汉文学中有些不良风气的通俗文学。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来，在康熙时期比较鼓励中国小说的翻译，而到了乾隆时期，慢慢觉得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对满族起了一些相反的效果。我们从乾隆十八年（1783）的《上谕》中可见其端倪。“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好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由此可知，乾隆十八年，皇帝已经觉得小说戏曲的大量翻译，反而对满洲人生活上引起不良的影响。《红楼梦》甲戌本的年代就是乾隆十九年（1754），恰好这时，朝廷不太鼓励从事小说翻译，反而想要严厉禁止。《金瓶梅》译本（刻本）出现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西厢记》满汉合璧本（刻本）出现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水浒传》译本（抄本）出现于雍正十年（1732）。这些作品，历来都被批评为诲淫、诲盗的小说，都是属于坏人心术的淫词艳曲。康熙帝对小说的翻译较宽容，乾隆帝对小说的翻译较严格，应该是时代潮流所致。朝鲜后期，英祖欣赏小说，对小说的创作流传保持宽容态度，到了正祖非常严格的排斥小说，禁止中国小说的输入，也是当时他对小说的不良影响正面应对的措施。 如今，将中国小说的满文本和朝鲜谚解本加以比较，笔者以为选择《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比较合适的。下面就谈一谈满文本《金瓶梅》和朝鲜本《红楼梦》的特征。至于满文本《金瓶梅》的底本和译者的研究，由金学专家王汝梅、刘厚生，满学专家黄润华、季永海等诸位先生早有成果。笔者在此主要参考早田辉洋的《满文金瓶梅》（序文至第十回），重点在于考察满文本与朝鲜本之间的类似点和不同点。
《金瓶梅》的满文本是在翻译文学史上，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例。《金瓶梅》出现之后，一直被统治阶层和卫道文人批评，清初也被多次严格禁止。但此书能在康熙年间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这可能与满族贵族和宫廷人物的需求有关。它的翻译底本是出来不久的《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而将所有序文和评点全部删去，只留有译者所些的〈序文〉一篇。据专家研究，《金瓶梅》的满文翻译可能出于著名的翻译家和素之手。和素（1672-1718），字存斋，满洲完颜氏，隶内务府镶黄旗，累官内阁侍读士，御试清文第一名，赐巴克什号，翻书房[6]总裁。译着有《清文左传》、《清文菜根谭》、《清文三国志》等。至于翻译底本，黄润华（1983,1986）、王汝梅（1986）、胡文彬(1986)等均说张竹坡的《第一奇书》本。此说基本上是对的。但《满文金瓶梅》的日语翻译者早田辉洋在其序文中说，基本承认此说，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第四十八回蔡太师的上奏文，《此话本》收录七条，《崇祯本》（第一奇书本的底本）收录五条，而《满文翻译本》却收录七条，因此表示怀疑。此问题待考。满文本《金瓶梅》，四十册，一百回，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首册的卷首收录满文序文。据王汝梅《翻书房与金瓶梅的满文译本》一文[7]，此书的翻译工作工作由大臣和素主持，翻书房译员多人参加，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王先生还认为「序文」应出自主持翻译的和素之手。还说，“序中有言：‘此书劝诫之意，确属清楚，是以令其译之，余趁闲暇之时作了修订。’据此可知，主持翻译工作的和素对译稿作了审阅修订。”他用的序文是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8]收录的中文译文（由刘厚生翻译）。诚如其所言，按照此文，序文作者是代表翻译人员写的，而且作过一点修订。如果此书在翻书房由译官共同翻译，序文则由代表所写，应属合理。当年和素为翻书房的总裁，应为翻译工作的代表。
满文翻译本上，具有序文的是比较罕见的，特殊的例子。朝鲜乐善斋谚解本上，更少译者序文。一些人以个人身份进行翻译时，会有一些，如《镜花新翻：第一奇谚》的洪羲福。满文本《金瓶梅》版本的流传，似乎还没有完整的藏书目录和收藏情况，需要具体的详细调查。目前各藏书处的著录方式也不同，无法统一标准整理出来。诚如王汝梅教授呼吁的，应该早点影印出版中国收藏的最完整的本子，以便学界全面研究。
序文作者首先说，《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优秀作品，文中写的是普通人物，而写的是丑恶生活，是为了起惩戒的作用。因此全书一百回，共有一百个警戒内容。然后，对主要人物加以评论。首先说吴月娘，序文作家持有批评的态度，认为她并无夫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逼奸，来保有意调戏。这和一般的评价有所不同。对西门庆，更是否定地抨击，说他死了之后，立即发生偷的偷、跑的跑、骗的骗、嫁的嫁了，就如灯火灭尽，花落木枯一般，彻底败亡而已。他还罗列书中出现的各种阶层的人物，如和尚、道士、比丘尼、喇嘛、医员、萨满、观相家、魔术师、乐工、妓女、玩杂戏的等等。他说《金瓶梅》是明朝闲暇的文人卢楠，为了讽刺严嵩、严世藩父子的权势而创作的。这也是他从别处听到的，因此最后还说“不知是对还是错的”，表示他自己没有信心。不过，这个信息确是另一种《金瓶梅》作者说，值得参考。 他继续强调《金瓶梅》是一百回有一百个警戒的，应要谨慎的。但是最后还说，如果有人认为此书太污秽而怕去看此书的话，这是无法由此书解决烦恼的、没有禀性的、不足与论的人。
此书虽然主要参考《新刻绣像金瓶梅》和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但是它没有收录绣像，也没有采纳一些评点，只要利用原文加以翻译。这与朝鲜文的《红楼梦》也很相似。此书每回回目，都被翻译了出来。如第一回，上联「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满文翻成「 si-men-king fatar seme(alimbaharaku haji habcihiyan gunin) juwen niyalma emgiahun deo araha」，不过seme（热烈地）下面还有一段注释，曰“非常和睦，又亲切”的意思。下联「武二郎冷遇亲哥嫂」，翻成「u-el-lang lokseme (guninaku mujaku bade gaitai acaha sere gisun) banjiha ahun asa be ucaraha」，Lokseme（突然地）下面还有注释，曰“非常突然地、意外的相见”的意思。按照朝鲜文翻译小说，回目的翻译是比较少的，一般只要记录汉字的发音，没有加以逐字解释。回目的翻译是到二十世纪后半的当代韩国时才出现的。这里满文回目中还加注释的例子是少见的。 满文本《金瓶梅》正文中的诗词，全部加以翻译，是名副其实的全译本。有些朝鲜本小说的翻译，译者只重视故事情节，经常删略诗词等韵文。满文本正文中有时还有批注形式的成分，如第一回的「六根」的解释，「 ninggun fulehe （六根）ninggun fulehe serengge,sin-ging de henduhe yasa san oforo ilenggu beye gunin inu（六根者，心经中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出现古典词汇，翻译得更清楚一点，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译成「abkai asu onco amba, serigojime melebure ba aku（天的法网广且大，虽说疏略没有遗漏）」。再如，介绍张大户家的侍女白玉莲时，「玉莲年方二八」，译成「bo-ioi-liyan juwan ninggunse ohobi（白玉莲十六岁了）」若原文中有简称，译文中写的全名，以便读者理解，朝鲜谚解本的情况也是相同的，如「就是那庙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翻成「han-i hanci bisireg'ao-kio, yang-jiyan, tung-guwang, ts'ai-ging duin jalingga amban de seme（皇帝旁边的高俅、杨戬、童贯、蔡京等四名奸臣）」，还如，「管鲍情深」，翻成「guwan-jung, boo-su -iguculehengge sumin ofi（管仲和鲍叔的友情加深）」。汉语中的亲家（qingjia）,满文叫sadun, 也有亲戚的意思，这个词汇传到韩国之后，只能用于亲家。介绍西门大姐的时候，就用到这句话。「叫做西门大姐，就许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为室」，翻成「gebu si-men-da-jiyei,dung-ging hecen-i jakunju tumen gocika cooha be kadalara yang-tidu saduncen-hung ni jui, cen-ging-ji de angga aljahabi」。
古代中国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字号，互相称呼的时候，只用字号。
这是古代韩国的士大夫文人也是如此。因此，字与号，还是一样的叫字与号。但满文翻译中，字翻译成‘被称为的名字’，如「hala ing, gebu be-jiyo, tukiyehe gebuguwang-heo（姓应，名伯爵，被称谓的名字是光侯）」。汉字词汇中，在满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的话，还是直接用其字的发音，如「昊天金阙玉皇上帝」是「hoo-yiyan-gin-kiowei-ioi-huwang-sang-di」。但是，有些汉字词汇，部分改成较熟悉的另一个汉字，以便容易理解，如「城隍社令」改成「城隍土地」（ceng-huwang-tu-di），「河东水西」改成「河东河西」（biraidergi, birai wargi de）。原来经常使用的生活用语，如果可以解释，尽量加以解释，如「巡捕都头」，朝鲜谚解本经常直接使用，而满文中却翻成「巡查之后捕捉的都头」（baicame jafara du-teo）。汉语中常用的成语，满文中还是进行每个汉字加以解释的，如「生虽异日，死亦同时」，翻成「emu inenggi banjihaku bicibe, emuinenggi sasa bucere be buyembi（虽然不是出生于同一天，愿意同一天一起死去）」。又如「谊若天高而地厚」，翻成「hajilahangge abkai geseden, nai gese jiramin okini（愿意情谊如苍天一样高，又如大地一样厚）」。《金瓶梅》作者对武大的矮小的体格和难看的脸，描写为「三寸丁谷树皮」，韩国翻译本还是直接用此句，然后加注说明。满文却翻成「ilan urgun -i hahadan,hailan moo -i notho（三吋的钉子，榆树的树皮）」。一般来说，翻译者翻译异族文献的时候，常常考虑到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因此，有时碰到自己民族少用的文物或习俗，就会改译成自己民族最容易接受的内容。这是严格来说是属于误译的一部分，但译者宁愿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为了读者方便接受。满文《金瓶梅》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作者介绍武大的时候，就如此描写；「武大无甚生意，终日挑担子出去街上卖炊饼度日」，满文翻译即「u-da de umai huda aku ofi,inenggidari damjan damjalafi giya de sobin uncame inenggi hetumbi」，这里sobin就是烧饼，炊饼在译文中改成烧饼。这两种饼的做法不同，炊饼是蒸的面食，类似现代的馒头或蒸饼，而烧饼是烤烙的面食，有芝麻烧饼、油酥烧饼等多种。原来武大出去在街上卖的是蒸笼上蒸出来的炊饼，但是满文翻说的是锅上（或火炉子）烤烙的烧饼。并不是偶尔错误，译者每次碰到炊饼时，故意翻成烧饼，这应该与满洲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的吧。
到了武松奉命赴东京时，来找其兄武大劝告说的「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翻成「si inenggigidari juwanmucen sobin uncame yaburu be」，原文中的「十扇笼炊饼」，翻成「十口锅的烧饼」（juwan mucen sobin）。朝鲜常用汉字词汇，「小说」、「小人」等并不加以解释，但满文本中，小说是一种文类，并不只是篇幅短小的故事，而满文翻成buya julen(小的故事)。小人是有时指的是下人，有时自己在大人面前所称的谦虚话，并不只说个子小的人，而满文翻成buya niyalma（小的人，小生），有时还翻成ajige niyalma(小的)。由此可见，汉文词汇，到了满文文章中有些词汇的含义会略有变化。 以上是初步考察的满文本《金瓶梅》的一些特征，下面就此与朝鲜谚解本加以比较。朝鲜时代，《金瓶梅》和《红楼梦》，都受到正统儒士文人的非难，因此《金瓶梅》虽然进入朝鲜境内，有些文人著录，但一直没被翻译。《红楼梦》则不然，到了朝鲜晚期，著名译官李钟泰受命连手几十个文士，进行翻译中国小说时，竟包含了《红楼梦》和它的五种续书（后红、续红、复梦、补红、梦补），仅‘红楼系列’就被翻译成两百几十册，可谓大观。学界认为当时宫廷出现这么多小说抄本，可能是王妃（闵妃1851-1895，后称明成皇后）为了宫廷人物和贵族妇女阅读欣赏而下令做的。
宫廷妃嫔喜欢《红楼梦》的例子，在晚清时期慈禧太后（西太后）下令紫禁城长春宫留下‘红楼梦壁画’一事，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清朝翻书房的译员集体从事翻译《金瓶梅》的话，朝鲜司译院的译员从事翻译《红楼梦》,两者情况很相似。
翻书房和司译院都是朝廷机构，朝廷要做的事，国家大事有关的要紧的事，翻译小说和戏曲还是一种额外的闲事。
但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翻书房总裁和素主持翻译《金瓶梅》，与朝鲜高宗年间的司译院的代表李钟泰主持翻译《红楼梦》的情况很相似。
朝鲜的司译院由来已久，继承高丽时期（1276）设置的通文馆，一直延续到甲午改革时期（1895），有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
司译院管掌四种外语，如汉语、清语（女真语）、蒙语、倭语（日本语）。
考察乐善斋文库的翻译小说的来源，‘高宗二十一年（1884）前后，由李钟泰奉旨动员数十名文士，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工作’[10]的说法经常被引出来，这是一直流传下来的传闻。
《红楼梦》朝鲜谚解本（封面、卷之一、卷之二）
韩国藏书阁
朝鲜宫廷的小说翻译，主导的人可能是王室妃嫔。译官奉命从事翻译中国小说，还搜集外间已有的谚文创作小说及翻译小说。
这些抄本谚文小说，陆续集合在昌庆宫乐善斋，竟成为宫廷图书室，可与国家图书馆与奎章阁相媲美，奎章阁主要收藏对于安邦治国有用的文史类的汉籍。
乐善斋收藏书，后被称为「乐善斋文库」，专指翻译的中国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为「乐善斋翻译小说」。
《红楼梦》是乐善斋翻译小说中的代表作品，是典型的宫廷翻译本。
全书一百二十册，每册翻译一回，共有一百二十回。现存线装本抄本一百十七册，缺少三册（24、54、71回），其遗失时间待考。
此书原藏于昌德宫乐善斋，后来移到昌庆宫的藏书阁，再后（1981年前后）收藏于精神文化研究院，如今改名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此书上没有译者的姓名，也没有翻译的年代。
当年宫廷里所做的翻译、写本都没有留下来有关工作的一切信息，因此，考证翻译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李秉岐所说的李钟泰（1850-1908）是一八七四年同治甲戌增广译科出身，任汉字教诲正，历任学部参书官兼侍从，汉城外国语学校校长等。
虽然没有正确的证据，但我们依据“一八八四年前后，李钟泰奉旨动员数十名文士，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工作很久，翻译了将近一百种作品”这个传闻，可以推测当年集体翻译的情况。
这样说来，可以联想到康熙年间翻书房总裁和素动员许多官员进行翻译《金瓶梅》、《西厢记》等书、最后校阅修订、再撰写序文的情况。
《红楼梦》朝鲜谚解本（封面、卷之一、卷之二
）韩国藏书阁
《红楼梦》谚解本是精抄本，是世界唯一的孤本。
现在有黑白缩小影印本15册精装本[11]，提供研究及收藏。
此书就是抄本，形式上无郭，丝线，又无版心，也没有页码。因此影印时，容易引起错简。
此书每页分上下两端，上端是全页的三分之一，下端是三分之二。
上面写的每页八行的原文汉字，是朱笔小楷体，每行字数不定，由下面的翻译的分量而定，大约十个字左右，少的时候只有四五个字。
原文每个汉字左旁有韩文字母写成的特殊拼音文字，用墨笔写，以便可以用汉语念下去。
这种注音方式，早在《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等朝鲜时代汉语课本上就被使用过，而有些变化发展的。
下端的译文是朝鲜宫中女官及宫女常用的毛笔体写成，有流畅秀丽而雅致的笔体，一般说毛笔宫体。
每页八行，每行字数虽不定，但上下长短整齐，约有十八个字左右。但回目和诗词等韵文部分的译文则隔了二格抄录。
此外还有一些双行小注，这是为了说明古今文物、固有人物及特殊典故而加的。
全书约有567条，而集中于前半部。
此书每回的回数，都用“卷之几”的形式，译本的抄录形式和装订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乐善斋本小说大致相同。
此书最大的特色就是收录原文汉字以及标注每个汉字的发音。这种“对照注音翻译本”是在别的翻译作品中找不到的独特形式。
由此可知，当时朝鲜宫廷的高级人物如何对待《红楼梦》这本书。此书不仅在中国受到欢迎，在朝鲜后期的韩国也更受到最尊贵的待遇。
至于朝鲜谚解本《红楼梦》的翻译底本，据考察结果，大致上属于“程甲本”系统的“王希廉评点本”。举一个例子，对照回目。第七回《赴家宴宝玉会秦钟》，是“王评本”和“乐善斋本”是共同的，别的版本没有的。第二十七回“王评本”总目的回目为《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同于“乐善斋本”的封面纸条上的回目，正文回目《滴翠亭宝钗戏彩蝶，埋香冢黛玉泣残红》是同于“乐善斋本”。“乐善斋本”却是按照底本的情况，如实反映出来的本子。此书的翻译方法，从汉字词汇的处理方式来分几种类型。[12]第一、譯者直接使用原來的漢字詞彙，未加翻譯的，如，便知有些不好（문득불호[不好]광경이이심을알고）,親姐姐親妹妹（친져져[親姐姐]와친매매[親妹妹]이시니）等。這是直接用漢字詞彙的發音，翻譯文中只有朝鮮文字，而且朝鮮不常用的詞彙，如果沒有原文，有時無法確定漢字。第二、譯者進行翻譯的時候，改成另種朝鮮比較熟悉的漢字詞彙的。
如，士隱聽了（사은이쳥파[聽罷]의）,
一旦失去（일죠[一朝]의일허바리니），
說笑一回（한지위를담소[談笑]하다가），
嬸嬸（내심자[嬸子]를），
一世詩書舊族（한세상사환거족[仕宦巨族]이라）等。
原來詞彙有些白話，改成常用的詞彙，以便容易閱讀。
第三、每個字都詳細解釋，沒有留下漢字詞彙的。
如，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나는당당한슈염과눈셥으로진실로져의치마입고빈혀꼬지니만갓지못하니）
第四、原來的漢字詞彙上，添加或適當改動的，
如，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셩중의창합문[閶闔門]은가장홍진중의），
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또엇덧케치샹[治喪]하믈상의하미요긴하니라）
第五、文中加一點雙行小字，
如，小丑（소츅: 노름판의져희하는놈이다），
靈河（령하: 선경햐슈일홈），
雲板（운판: 문루의널판으로높히달고일이이시면두다려알게하는거시라）等。
以上看了翻译特征，大部分在满文本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金瓶梅》和《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上，都是文学艺术评价极高的人情小说，两者之间还是不少一脉相承的因缘。
《金瓶梅》有满文本，没有朝鲜本；《红楼梦》有朝鲜本，没有满文本。两者可以多方面进行比较。[13]
朝鲜创制文字较早，但高级阶层一直使用汉文，文字生活上都接受中原的优秀汉文化，因此用朝鲜文字来表达的谚文文学的发展较晚。
主要还是依靠民间的力量发展谚文文化。
满文创制虽晚，新兴国家的气派和早期皇帝的英明思想，在很短时间内满文在全中国迅速发展，如设置教学的机构，出版各种辞典和课本，全国地方官员每次向皇帝写报告时，定要撰写满汉合璧。
还有翻书房里进行大规模的著作和翻译工作，使用满文记录自己的历史和公文（满洲实录、满文老档），还有大量的历代中国古典文献，包括文史哲的经典，都被翻译成满文。
因此，小说方面出现了很多的翻译作品，几乎达到七十多种，包括《三国演义》等四大奇书，《列国志》等的历史演义小说，《平山冷燕》等的才子佳人小说。
如果将之与朝鲜后期出现的谚解本小说进行对比，满文本出现的较早，朝鲜本出来较晚，满文本集中于白话小说，也是乾隆以前所做的小说为主，朝鲜本中还包括文言小说，如《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白话小说的翻译很少被出版，翻译作品中还有不少清朝中期的作品，如《红楼梦》及五种续书，《镜花缘》、《绿牡丹》等，只是没有晚清的作品。
满文本《金瓶梅》是由翻书房的总裁和素主持，很多译员参加，是由朝廷主动翻译的。
朝鲜本《红楼梦》是由著名译官李钟泰奉命主持翻译，动员了数十名文士，是由宫廷主动翻译的。
但是，满文本《金瓶梅》是刻本，目前各地不少残本收藏，全本也有几种，后来的抄本也从此而出。
朝鲜本《红楼梦》是精抄本，只有一部，曾收藏于宫廷，现藏于公家图书馆，没有流传。
满文本《金瓶梅》的翻译底本是绣像本系统的张竹坡评点本，而没有收入绣像和评点，一概删去所有序跋及批评。幸好有一篇译者序文。
朝鲜本《红楼梦》的翻译底本是程甲本系统的王希廉评点本，而没有收入绣像及评点，一概删去所有的序跋及批评。连一篇译者序文也没有。
满文本《金瓶梅》每回的回目加以翻译，一些汉字词汇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朝鲜本《红楼梦》没有对回目进行翻译，直接用汉字词汇的比较多。
满文本《金瓶梅》没有收录原文，只是在文中一些人名和词汇旁记录了汉字，朝鲜文《红楼梦》收录原文，每个汉字左边还有注音，这在朝鲜翻译的白话小说当中，是非常特殊的翻译形式。
但是，满文翻译本中，有不少满汉合璧本，如《三国志》、《西厢记》。朝鲜末年《红楼梦》的译者考虑到原文和译文的对照时，有无参考满汉合璧本，不得而知，但也有可能性。
朝鲜后期，司译院编刊满文课本时，利用过满文本《三国志》（1650）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三译总解》（共10回，1703年初版），这里有满文和朝鲜语的对照，还有满文的发音，以便朗读学习。
这样的编书方式，会不会影响到《红楼梦》翻译，也是有可能的。
总而言之，《金瓶梅》满文本和《红楼梦》的朝鲜本在中国小说的外文翻译中都是极为代表性的作品。
这两种翻译本的出现过程，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相似的情况。
由于满文和朝鲜文，属于同一的语言系统，因此要更详细的考察翻译的方法和机巧，将会发现更多的相似点。
（2015-8，研红轩）
[1]此文收於《中國語文論叢》第1輯,1988.12.(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
[2]胡文彬《紅樓夢敘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3]此文收於《中國語文論叢》第61輯，2014.2.
[4]朝鮮諺文，原名訓民正音（世宗大王創制于1443年），也可稱朝鮮文、韓文等。
[5]滿洲文字，出現于1599年（無圈點滿文），1632年改良（有圈點滿文）。
[6]繙書房為原名，屬於軍機處，辦理宮中滿漢互譯事宜的機構。一般稱翻書房，下面就從俗稱。
[7]王汝梅《翻書房與金瓶梅的滿文譯本》,《清史參考》2012年第36期
[8]侯忠義、王汝梅編《金瓶梅資料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9]可參考王汝梅《談滿文本金瓶梅序》（1985），收於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0]參閱李秉岐《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文章》第二卷第八號，1940）。他在此文中先介紹239種朝鮮書籍之後，最後一段提到此事，當年應該比較熟悉的事。
[11]《紅樓夢》（樂善齋本）15冊，亞細亞文化社，1988。影印時，原書大小縮小一點，小說正文漢字原文為朱筆，而黑白影印，編輯時不小心，有些錯簡現象。此書，不僅為世界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還有原文、注音、譯文等三位一體的特殊版本，非常需要彩色影印出版。
[12]崔溶澈《樂善齋全譯紅樓夢初探》（韓文），《中國語文論叢》第1輯，1988.12.崔溶澈《南朝鮮樂善齋本紅樓夢研究》（中文），《紅樓夢學刊》一九九〇年第一期，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13]崔溶澈《中國小說的滿文譯本與朝鮮文諺解本比較》，《滿學研究論叢》第三輯,2013.9, 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文章作者单位：高丽大学（韩国）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12辑，2016，中州古籍出版社。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