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第一次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美善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而不但能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起来咀咒和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谈金瓶梅词话》）
生活虽然并不都是假丑恶，但在漫长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的确到处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烂气息。“讲到这世界上‘充斥着坏男子和坏女人’，这话是不错的。人性并不完美，因此如果在人世间只看见正人君子，那倒奇怪了。然而认为文学的职责就在于从坏人堆里挖出‘珍珠’来，那就等于否定文学本身。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因而，暴露社会的黑暗，特别是暴露统治集团的丑恶灵魂及其嘴脸，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能经久不息地颤动着善良人们的心灵。有人说：“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果戈里，见《果戈里及其讽刺艺术》）这话是有道理的。
然而，作为单独的一件艺术品，从《诗经》的《硕鼠》到关汉卿的《窦娥冤》，由于受到文学样式的局限，往往只能集中火力暴露社会黑暗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而不大可能在广阔的背景上把整个社会和盘托出，使人们比较全面和细致地看清其真相。长篇小说的出现，为广泛地暴露现实开辟了途径，但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运用这一武器来无情地解剖世界，卑劣奸险的统治集团也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自己在文学作品中现形。于是，有人就宣扬小说是一种“太平乐事”，欣赏象宋仁宗那样“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郎瑛《七修类稿》），也有人鼓吹编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让“愚夫愚妇”顶礼膜拜（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能不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里，我无意将《金瓶梅》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分一高下。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特色，各有成就。但就暴露我国封建末世这一点来看，《金瓶梅》并不如前于它的长篇那样有意去歌颂君明臣良，去描绘对被压迫者说来不太现实的理想世界，乃至最后涂上一丝光明的色彩，拖上一条圆美的尾巴。
至于与后于它的一些暴露名篇相较，从其暴露范围之广，其批判锋芒之锐，特别是敢于连曹雪芹都不敢的“讪谤君相”、“伤时骂世”来看，仍然能显示出它的焕发光彩和撼人力量。
这就难怪鲁迅先生给《金瓶梅》的暴露艺术以极高的评价，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金瓶梅》的确是一部我国暴露文学史上一时间“无以上之”的杰作。《金瓶梅》暴露现实之所以杰出，首先就在广度上显示出来。这部小说在着重剖析西门庆及其一家的同时，把那把冰冷、犀利的解剖刀多层次、多角度地触向了整个世界。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一使人洞若观火。这真是达到了鲁迅所说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境地。我们先就解剖西门庆这一角色来看一看那个鬼蜮世界吧。
西门庆原是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小说开始时，说他由于“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这里点出“发迹有钱”和“交通官吏”两点，可以说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西门庆不但没有受到社会惩罚，反而能称霸一方、步步高升的两大法宝。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拚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最后因纵欲过度，暴病身亡。西门庆一生暴发暴亡的历史，的确相当集中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当时这个罪恶社会的首要特点，就是朝廷无道，政治黑暗，“卖官鬻狱，贿赂公行”。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横遭监禁、递解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地残害了一条老命：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正是：……有诗为证：然而，这个刽子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并颇有讽刺意味地当上了一个执掌刑狱的理刑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一旦权在手，也就更贪婪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去包庇别人谋财害命。苗青杀主，罪该论死，而西门庆受贿后，一手包天，竟让他顺当地回家进一步侵夺主人的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这样，“赃迹显著”，何人不晓，被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但结果西门庆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受到惩罚的反而是个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
有的只是奸险之徒的世上乐园，有的只是善良人们的人间地狱，以及保护这一切的腐烂透顶的官僚机器！官僚机器何以如此腐败？这是由于组成这架机器的成员都是由私利联系起来的。西门庆原是“一介乡民”，怎么会被太师蔡京一眼看中，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呢？原来只是金钱打动了蔡京的心灵。一手交钱，一手卖官，这笔生意就在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时做成的：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紵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太师因向来保说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儿张空名告身剳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蔡蕴乘着宋代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的空子，侥倖地得到了论才学本不该得到的“状元”的桂冠。于是一头倒在蔡京的脚下，“做了假子”。他回家省亲，路经山东时，又得到了太师管家翟谦的特别关照。于是乎，西门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科状元，临走又送了他“金缎一端，钦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使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第三十六回）这可以说是两人间的初步勾搭。不久，蔡蕴点了两淮盐御史，又经山东，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和奢豪的馈赠。这样，蔡御史就说：“四泉（西门庆号）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一口气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轻易地获得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御史为苗青之事，在替换曾孝序的宋御史面上“借重一言”。果然，蔡御史对宋御史说了一句“管他怎的”，就将苗青之罪一笔勾消，“放回去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诗单表人情之有亏人处，诗曰：这里的“人情”就是“私情”，就是完全用一己之私利沟通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当时的官僚机器就是靠这种私利维系的。这正如小说中说的：“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钱，就可以做官，就有了一切；为了钱，就可以卖官，就可以出卖一切。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公道”。那怕是最终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公道”，也被泛滥的私欲冲得一精二光了。这样的官僚机器，还有什么政治可言？还有什么卑鄙、无耻、凶狠、毒辣的事情干不出来！“功名全仗邓通成”，那么，这邓通般的富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正当劳动挣来的吗？不，小说的作者在这里补充了一句话，叫做：“富贵必因奸巧得。”西门庆就是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的。小说开始，他接连骗娶奸拐了富有的孟玉楼和李瓶儿为妾，得到了两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篇。”李瓶儿原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妾，被李逵杀散时，曾带走“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后嫁了花子虚为妻，继承了花太监的一份财产。当花子虚未死时，她就交给了西门庆三千两大元宝，还说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好玩之物”。结果这些“软细金银宝物”，都在夜晚从墙头上偷偷地运进了西门庆的家中。看来，西门庆谋妇，固然是由于好色，但同时也在于谋财。这是他骗钱的第一种奸巧手段。
他女婿避难投靠他家时，曾带来“许多箱笼”，还另外送了他五百两银子，都被他“收拾月娘上房来”（第十七回）。其价值可能比李瓶儿的还要多，因这里实际上包括陈家及“杨戬应没官的赃物”，“许多金银箱笼”（第八十六回）。此外如盐商王四峰被监在狱中，也“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第二十五回）。西门庆几次借钱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都是“每月五分行利”。第一次借给他们一千五百两银子，黄四后来有一次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之数”作利息（第四十三回）。他们之间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死。历代对重利盘剥，久有法禁。如元代至元年间，“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元世祖本纪》），这也重于汉代之什二。而西门庆竟以五分为息，可见其剥削之重。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紬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六十九回）。如那个绒线铺，就是用四百五十两贱买了一批当值五百两的绒线开张的，后来“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特别是他开的当铺，赚钱更是昏天黑地。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来当，只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但据说，“这屏风买的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不肯”，更不要说再加两架“彩画生妆，雕刻云头，十分整齐”，“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的铜鼓、铜锣等了（第五十四回）。西门庆搞的长途贩运，更是想方设法买通官吏，偷逃税银。第五十九回写韩道国运货回家时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云：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亭，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据第七十九回他临死前向吴月娘的交代，他家几处商铺和少量外借的银子合起来就有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
这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大宗积货和藏银。这些横财就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暴发起来的。这种“富”正如古人所说的是“奸富”。这种“奸富”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富。这种少数人的富，完全是建筑在大多数从事正当劳动者被剥削、被拐骗基础上的富。它根本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只能将社会的财富蛀空，使大多数人贫穷。但社会竟纵容这批蛀虫，因为就是这批只知个人私利的蛀虫主宰着社会。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尽力地描绘了西门庆之流以奸巧得富贵，正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是多么混乱，社会是多么黑暗！富起来了，西门庆一方面用大量的金钱来上通权要，钻刺买官，下结地痞，笼终人心，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黑势力；另一方面则用来过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他家拥妻妾六位，日日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在这里，有好友的老婆，义子的母亲，妻妾的侄女，真是人伦毫无，道德丧尽。当时，一般人们的生活相当贫困。一个使女，只值银子六两（秋菊）、五两（小玉），乃至四两（锦儿）。主管一爿商铺的伙计的月薪也只有二两。而西门庆梳笼妓女李桂姐，一次就化了五十两，还外加四套衣服；招待宋、蔡两位御史，一席间费了“千两金银”。西门庆是书中的主角，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足以暴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而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是在与各色人等发生关系中完成的。各种各样的人与他一起组成了一个真实如画的鬼蜮世界。这里有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乃至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如开封府杨时、东平府陈文昭等，也是看“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
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狮子外，再也没有清洁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清洁的东西在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还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光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小说的作者就是把西门庆放在最普遍的联系中来展示，这个世界从整体上来说是黑暗透顶、腐朽不堪的。从普遍联系中来暴露黑暗，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弊病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但是，文学暴露的深刻性毕竟还应当从多方面来加以考察。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为最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尖锐问题和本质矛盾，就是衡量暴露深度的重要界尺。明代中后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个个好色贪财，昏庸凶残，以致政事日非，矛盾重重。明神宗年幼时由张居正当道，政治虽略有起色，但于万历十年居正死后，政局大变。这个暴君，“酒色财气”，四病俱重，不可药治。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明实录》）。其“好货成癖”（《明实录》），真可谓“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孟森《明清史讲义》）。至于嗜色，更属荒唐。不但使整个社会风气日趋淫靡，而且“忠谋摈斥”，直接冲击了朝政。特别因宠幸郑贵妃而欲废长立幼，酿成了十几年争建储的政治漩涡，后果严重。他几十年深居宫中，不接朝臣，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竞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于是，柔者转死于沟壑，强者揭竿以起义，全国发生了“民变”数十起。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忧国爱民的屠隆感到十分痛苦。隆窃思此时，国本（按：指建储之争）未定，朝议多端，宗室失所，边防懈弛，吏治粉饰，官守贪污，人情倾仄，俗尚浮夸，费用太繁，征求颇急，闾阎空虚，黔首痼瘵。又如以灾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离，则治平继之；治平之后，所继非复治平矣！屠隆之所虑，不是和《金瓶梅》所铺叙的画面如同一辙吗？那么，造成这样局面的责任属谁呢？屠隆又说：……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车四出，巷哭不绝。隆窃念主上英明，总揽大臣，宽仁爱人，明良在朝，政刑修举，不应致眚而宵眚若此，此或前人鸷猛束湿之余也。这些话，不是语含讥讽，直指所谓“英明”的主上、在朝的“明良”吗？所谓“此或前人”云云显然是一句托辞而已。假如这段话嫌不够清楚的话，再看其为“告当世，贻后来”而写的《荒政考》云：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则或小民淫侈，崇慝积衅，酝酿沴气，仰干天和雨旸，恒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斫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这段话，实际上也指出了百姓生活之惨状，完全是由于“王事不修，时有阙政”及“小民淫侈，崇慝积衅”所造成的，归根到底应该由“为民父母”的统治者负责的。
它在广泛地暴露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时，是把矛头指向当时的统治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的，且在客观上把其暴露放在两个阶级对立的背景上的。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这段话，可以说与正文故事并不搭界，但作者就是要用它来开头，这不能不说是颇有深意的。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一、造成“风俗颓败”、“黎民失业”，乃至“天下大乱”的根源是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而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最高统治者“徽宗皇帝”；二、忍无可忍的百姓必将铤而走险，其中虽有“杀人放火，僭称王号”者，但同时也有起来“替天行道，专报不平”，为铲除西门庆之流“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扫平这黑暗世界而奋斗者。《金瓶梅词话》将暴露社会黑暗的焦点集中到皇帝身上，是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的。封建政治的最大祸害，就是“朕即国家”，专制独断，毫无民主。假如皇帝是个昏庸无道之主，那政治就不可能有清正光明之日。而且，上行下效，层层污染，必将毒化整个世界。《金瓶梅词话》一书，尽管将其主要笔墨来描写以西门庆为中心的市井社会，但胸有全局的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把聚光镜最后还是对准了皇帝。
西门庆本是“一介乡民”，至多只是清河县的一个土豪而已，而后来他竟官至山东省的“理刑正千户”，气焰熏天，其关键就是第三十回中因贿赂蔡太师而买了个理刑副千户官。但请注意，蔡太师之所以能在这里卖个官给西门庆，还是由于“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剳付”，正是由皇帝纵容他干的。后来，也正是在皇帝的主持下，贬谪了弹劾西门庆“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行检不修”，“赃迹显著”的曾御史，反而嘉奖西门庆为“在位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咸仰”（第七十回）。于此可见《金瓶梅》中的统治机器，正是皇帝通过朝中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来层层控制、培植以组装起来的。这个社会腐败的总根子就在皇帝。这个皇帝正与现实中的皇帝一样出奇地贪财好色。他为了满足私欲，营建艮嶽，差人“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搞得“官吏倒悬，民不聊生（第六十五回），而他依然是“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七十一回）。于此，我们联系到整部小说开头的入话是用了项羽、刘邦一流帝王的“情色”故事，其刘邦因宠戚夫人而欲废嫡立庶，就与当时明神宗宠郑贵妃而欲废长立幼十分相似；再加上正文之前又特别引了《四贪词》分别咏酒、色、财、气以作劝诫，并在书中出现“陈四箴”、“何其高”之类显然与万历十八年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讽谕神宗相关的寓意名字（详见《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此不赘）。因此，我认为这部小说写宋朝的徽宗，就是喻明朝的神宗。《金瓶梅词话》的确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作，是一部敢于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政治问题，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腐朽的统治集团的小说。从这一点来看，它的暴露是极不寻常的，在整个文学史上是少见的。《金瓶梅词话》暴露的深刻性，不仅仅表现在敢于正视现实，尖锐泼辣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恶，而且也反映在以同情的笔触去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将它的暴露放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来展现。诚然，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于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因而其批判的笔墨也带到了那些下层群众被腐蚀了的心灵和完全堕落了的奴才。但这决不是说作者眼里的世界全是污浊，心中根本没有人民。就上文所引第一回、第三十回两段直接抨击宋徽宗及四个奸臣和“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时，都为“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发出过哀叹之声，并直接歌颂了宋江一类专打不平的“强盗”。以后，也几次点到了宋江为首的起义队伍，小说中难得的正面人物武松最后也上梁山去了。第二十七回，在引用《水浒传》中同样引用的“赤日炎炎似火烧”这首鲜明地表现了社会对立的诗歌之前，还多了一段两类“三等人”的议论。一类是“怕热”田间农夫、经商客旅、塞上战士，另一类是“不怕热”的宫内帝后、羽士禅僧和王侯贵戚、富室名家。这里且各择一等，以观作者的态度：……田舍间农夫，每日耕田迈陇，扶犁把【革霸】，赶王苗二税，纳仓廩余粮，到了那三伏时节，田中无雨，心中一似火烧。……王侯贵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凉亭，终朝风轩水阁。虾须编成帘幙，鲛绡织成帐幔，苿莉结成的香毬吊挂。云母床上，铺着那水纹凉簟；鸳鸯珊枕，四面挠起风车来。那旁边水盆内，浸着沉李浮瓜、红菱雪藕、杨梅橄榄、苹婆白鸡头。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旁打扇。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者有阶级观点，能认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在这里，他还是在客观上揭示了社会的对立，并明显地站在同情“怕热”的三等被统治者的立场上。作者的这种思想感情反映在描写西门庆的家人时，对仆人来旺、宋惠莲夫妇、丫环秋菊，乃至小妾孙雪娥这些人的苦难遭遇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
且看宋惠莲，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固然有贪财、轻薄的一面，但她与西门庆苟且多少有点出于无奈。而当她一旦发现丈夫来旺遭到西门庆的暗算时，就敢于起来当面斥责西门庆：“你原来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第二十六回）坚决摈弃了“第七房”的名位和三间房子、一个丫环的利诱，终于以死来表示对西门庆及那个社会的愤慨和反抗。其夫来旺，本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比较老实的奴仆。他生活的理想也无非是“往原籍家去，买几亩地种”而已（第九十回），但在忍无可忍的欺压下，也激起了反抗的怒火。当他得知主人西门庆“耍了”自己的老婆后，公开大骂西门庆，扬言“我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还说“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说话。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第二十六回），鲜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性。总之，在《金瓶梅》的世界里，虽然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但作者并没有忘记受苦受难的广大劳动人民。他的暴露正是建筑在两种人的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是同情被压迫人民的遭遇和反抗的。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能使人觉得，如武松那样，“上梁山为盗去”，跟随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正是一条可走的道路，这无疑也是这部暴露小说的一个不同凡响之处。
在用一般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考察这部小说暴露的深刻性以后，假如我们还从思想哲学的角度上来看一看这部小说的话，那就会使人立即感到，这部小说同时也把社会的罪恶当作人性的弱点来加以暴露的。“人性”问题早为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家们所注意。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呢？哲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论争自然会影响文学家的头脑，迟早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从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描写的对象从神到人是一个进步；从超人到凡人又是一个进步；再到侧重刻画人情，探讨人性，又是一个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不能与今天的思想认识相提并论，它只是与以前相比而显示出深了一层，进一步而已。这种进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较容易因而也较早地反映出来。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就有一些篇章露出了这方面的苗头。象《错认尸》一篇，其入话诗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纷纷难意陈，知机端不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花恋色人。”这就把一切祸害的根源归结于人类常犯之病：“贪花恋色”。在正文中，又说“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扩大为四病。事实上，酒色财气在我国古代普遍认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常人易得的病症。早在《战国策》卷二十三《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中，就提到了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国”的观点。至后汉时有人就以“酒色财”作为三戒。到了元明时期，酒色财气四戒已在词曲小说中普遍出现。且在这四字中往往特别强调“那色字利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同时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贪”之病上，特别是“情色”之累上。小说卷首所附的“四贪词”即画龙点睛地交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入话又特别引用了因色致祸的故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作者认为的人性的弱点。
这里，人们往往会引起误解，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即是“性恶论”者，将人性的本原看作是恶，是酒色财气。其实不然。假如说他的人性论接近谁的观点的话，那还是比较接近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或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并不认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财气之病，病就病在“贪”字上，即过度上。即以色论。告子曰：“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也说情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因此，在《金瓶梅词话》中并不一般地否定男女的情欲，在描写吴月娘、孟玉楼等性行为时并不流露出多少贬斥之意。相反，对于某些虚伪地压抑人性的言行加以揶揄和抨击，例如在第八十九回等处对于和尚尼姑的嘲笑就非常尖锐：“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单睃趁施主娇娘；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动处，草巷中去觅尼姑；色胆发时，方丈内来寻行者。仰观神女思同寝，每见嫦娥要讲欢。”也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敢于对性行为作直接的、放肆的描写。甚至可以说，这种描写本身就是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的一种冲击。但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决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鼓吹“性解放”。他只是敢于用文学的描写来承认封建秩序中正常的人类的性的欲望而已。他还根据传统的观点而认为这种欲望是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贪淫必将遭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作恶多端，最后自己都惨死在这过度的淫欲上。当然，西门庆、潘金莲都是“恶”的典型，作者对他们贪淫的批判或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对李瓶儿的描写吧。
作者对李瓶儿多少是有点同情的。她善良、柔顺，甚至有点懦弱，正如玳安在第六十四回中说的：“说起俺这过世的六娘，性格儿这一家子都不如她，又有谦让，又和气，见了人只是一面儿笑，俺们下人，自来也不曾呵俺们一呵，并没失口骂俺们一句奴才。……这一家子都那个不借他银使，只有借出来，没有个还进去的，还也罢，不还也罢。”就是西门庆，也口口声声叫她“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第六十二回）但是，作者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当初，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后，并没有过着正常的夫妇生活，这是由于她的叔公花太监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儿与她丈夫“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无可奈何，“每日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这就养成了花子虚即使在花公公死后也长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归家”，气的李瓶儿一身病痛。后来嫁给蒋竹山，原想把他“当块肉儿”，但结果是个“腰里无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也使她“不称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满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几次说到：“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儿就是贪求这“医奴的药”，使她违反了正常的封建秩序，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以致一时间变得心狠手辣，气死了花子虚，逼走了蒋竹山，几乎完全成了两个人。而其最后，她终于也被这“医奴的药”中下了病根，因经期与西门庆交欢而“精冲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莲“气恼”，就“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而亡，受到了贪淫的惩罚。“至于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虚，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妨为之驰张丑态。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总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容易导致过分之求的倾向。这里，酒色财气，特别是情色，就是作者认为人性中最有诱惑力，因而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点时，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论，往往强调“贵贱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
但在具体描写中，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各人身上又表现得千差万别。比如贪财，蔡太师的受贿，西门庆的奸取，乃至如王六儿的“借色求财”（张竹坡语），贪财则如一，表现各有别。而且，《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或许受了告子的影响，并不认为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认为由后天社会环境熏染而成的。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圈也。”（《郜子》上）这是说，人性犹如杞柳一样，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或者说，人性好象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引导不同，发展就不同。这种观点在关于潘金莲出身的描写上反映得非常明显。本来，在《水浒传》中，关于潘金莲的出身只写道：“金莲系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使女，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妆奁，白白地嫁与武大。”这里写得十分简略，而且潘金莲“意下不肯依从”，与其淫荡的性格不很合拍。《金瓶梅词话》于此不仅改成了张大户轻而易举地“收用了”她，而且大肆渲染了一个王招宣府和林太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意义的发展。对此，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作了很好的解释：……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万愤懑而于潘金莲发之。不但杀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处，教习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畅也。何则？王招宣府内，因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性，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吾知其自二三负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吾故曰：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这很清楚地说明了潘金莲之所以“如此淫荡”，并不是天生的，完全是由于她在一个“一腔机诈，丧廉寡耻”的环境中被“教习”而成的。
作者在暴露环境对人的恶劣影响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恶的源头归结于上层，指向统治阶级。这也正如张竹坡在《读法》中说的那样：“西门止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如第七十八回，写到其亲信玳安刚侍候西门庆从贲四嫂屋里出来，自己就紧接着进去“睡了一宿”。“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因此，我们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财气等人性的弱点时，尽管有把它们当作人类共性的倾向，但同时又把它们表现得各有个性，且还朦胧地感觉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人性”问题的暴露和认识能有如此程度的，应该说是并不多见的。《金瓶梅词话》这样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广泛而深刻地暴露社会黑暗，在我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少见的，于是使历来习惯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人们感到难以理解。怎么全书找不出一个主要的正面人物，看不到足够的光明呢？作者有没有原则、理想？甚至对于暴露的人和事有没有爱憎感情呢？诸如此类不是问题的问题竟莫名其妙地成了一部暴露小说的罪案。事实上，在那样一个一团糟的社会里，暴露黑暗为什么一定要同时歌颂光明呢？比《金瓶梅词话》还没有正人君子和光明色彩的诸多作品不也有世界公认的杰作吗？小说作者能将如此丰富、生动、典型的材料搜集起来，加工成这样一部完整、统一的作品，怎么能想象作者没有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呢？看来，问题不在于作者有没有原则和理想，而在于有的是什么样的原则和理想。在我看来，作者暴露现实的武器就是他所认为的“善”。他向往的世界就是一个君明臣贤而人人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和正常秩序的善的世界。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在“指斥时事”的同时，达到“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欣欣子序），“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结束西门庆、潘金莲两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及全书结尾处这样三个颇为关键的地方，看一看作者的态度。
在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时，小说引古人格言道：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这里将恶之一端“积财”与善对照。于第八十七回武松将杀潘金莲时，作者则这样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到全书大结束时，作者又再一次强调“西门庆造恶非善”，本当死后受到严惩，但由于吴月娘“平日好善看经”，故不但还能留有一个儿子，为“一点善根所种”，而且自己也“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最后有诗为证云：这里除了宣扬天道循环之外，主要就是强调了善恶的对立。《金瓶梅词话》暴露“恶”，就是为了肯定其对立面“善”。
那么，《金瓶梅词话》作者心目中的“善”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主要是指能克服人性中的贪欲而遵守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正常秩序。这包括从皇帝大臣到凡夫俗子。做皇帝，就要如第七十一回所唱的“赵大郎”：“学禹汤文武，宗尧舜”，“正三纲，谨五常”，“忧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劳意攘”，施“仁政”，“用忠良”。做朝臣，就要如赵普式的“贤宰相”：“用《论语》，治朝廷有方”，“能用兵，善为将”；或者也要如曾孝序、宇文虚中、徐崶之类的“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做“清廉刚正”之官。做百姓，也得戒酒色财气四贪，做个有仁义道德，能知足随分的人。这种思想，无疑有与人民的愿望相联系的一面。但生活在那个社会里的作者，不能不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故在他的“善”的概念里也明显地打上了封建保守的烙印，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特别是作者根深蒂固的主人与奴才有别的等级观念和女人是祸水的观点，有时候就导致了模糊善恶的界限，从而影响了小说暴露的广度和深度，乃至有时候陷入了混淆是非的境地。当然，影响《金瓶梅词话》暴露成就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善恶观念问题，还有如祸福天定、四大皆空、及时行乐、轮回报应等消极思想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作品的暴露性。但这些灰色毕竟是有限的，它们涂抹不掉《金瓶梅词话》在暴露文学史上的熠熠光辉。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选自《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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