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范学德：我自豪——生而为中国人，又成为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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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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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信仰基督是不是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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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2004年，神州传播协会为我录制了一套VCD，题目“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基督徒”，一共十二讲。这个系列讲座的主要根据是1996年我写的《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一书。下面的文字就是根据第四讲的主题内容整理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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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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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了解了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之后我产生了一个困惑：是不是我一旦信了耶稣，就要变得像一个美国人一模一样？或者，变成像已经完全西化的那些中国人？是不是我必须完全抛弃中华文化？更根本的问题，信仰基督是不是与中华文化水火不容？
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复兴中华文化。这个梦是不是也应该彻底粉碎？
生而为炎黄子孙，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不可能再变了，我也不想再变，也绝对没有必要变。
我曾愤慨地说，如果福音在神州生根，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就不再是中国人！那么。就让我作一个异教徒好了。我情愿带着永恒的诅咒与亿万人一起永消逝，也不愿独自一人在中华文化的废墟上欢庆永生。
不错，多年来我一直批评中华文化中的丑陋，但尽管如此，也许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原因吧，我还是深深地爱着她，因我是喝着她的奶汁长大的。我乃一介书生，不敢忘本。我承认，这里面包含了文化视野的狭隘对我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那博大精深的魅力，使我无法抗拒。长江黄河、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武术戏曲，等等，这一切为我徐徐地展开了一个“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天地。在这个天地间翱翔，我深信。做一个中国人不是耻辱，炎黄子孙自有其不可剥夺的尊严。
是的，在近代，中华文化的确衰落了，对此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但更为那些连中国人都不愿作的中国人而困惑。虽然如此，但面对长江时，我没有悲叹“无边落木萧萧下”，更不信这一江春水，只向西流！在迷茫的时刻，我没有诅咒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却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苍天哪，如果天佑中国，中华文化必不会亡！如果你容炎黄子孙有繁衍栖息生长之地，华夏文明必定新生。
我属于这个受尽列强凌辱迫害的被压迫民族，属于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面对着面对着炎黄子孙的生死存亡，中华文化的兴亡盛衰，我绝不可能无动于衷。我无法无动于衷；中华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这个原因，我与一些华人基督徒交流信仰时，话不投机。因为在中华文化存亡续绝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感情上难以产生共鸣。我不明白，既然上帝使他们生而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怎能不关心他们的亿万骨肉同胞的命运，那正是最需要得到他们帮助的邻居啊！
普通基督徒对中华兴衰的冷漠，我还能忍受，但对某些华人牧师及神学生肆意地贬低中华文化，我则感到难以容忍。最令我失望和愤慨的则是：某些华人神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完全抛开时间与历史的因素，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老庄，与近几百年来传入中华的福音比来比去，把孔孟老庄批得一文不值。好像若不拆毁中华文化之殿宇，中国人就不能登入基督教之堂室。这些发现不只使我与基督教的心理距离加长加宽了，更加深了我对基督教的敌意和仇恨。我愈发相信，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势不两立。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只能导致此消彼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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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于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分别过于敏感，除了理论上的原因外，我内心深处那种受到了伤害的民族感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回首灿烂迷人的中华文化，我不得不惊叹；壮哉！伟哉！但面对着中华民族近几百年来横遭列强欺压的辛酸史，我对上帝则愤愤不平。我认为，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太不公道了。他帮助西方国家繁荣、进步、富强，却任由中国贫穷、落后、挨打。
但我的理性却反驳我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偏心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与扩张殖民的帝国站在一起。西方列强的强盛，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侵略中国，也决不会是为了传播基督信仰。而中国的贫弱，也非一日而成，一因所至。但中华民族优良精神的衰落，必是一个重要原因。林肯在美国内战时所说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不是上帝站在哪一边，而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我想，若是按照这个原则推论，那么，不是上帝对西方世界偏心，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轨道偏离了以上帝为中心。
但上帝到底公道不公道呢？为了回答这问题，我让自己的眼界扩展到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反复思量，当我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而自豪时，为什么我看到了文武周公、孔孟老庄；看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也看到了大汉的烽火、大清的版图，为什么我竟丝毫看不见上帝对中华民族的恩典呢？回首历史的辉煌，我高扬人为万物之灵；面对现实的悲哀，则把罪过都推到上帝的头上！这是什么逻辑，何种心态！
我既想把上帝挤出中华历史，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又要把耶稣拉来，要他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历史负责。人怎可如此忘恩负义，却又强词夺理！
许多华人基督徒和神学家们步某些西方人的后尘，把华夏文明归结为异教文明，把中华文化贬为异教文化，他们甚至把偌大个中国比作为魔鬼撒但的势力！他们的言论加深了我的困惑。我疑问：倘若那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完全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么，上帝怎么会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倘若那金碧辉煌的华夏文明，不是源自上帝之光的折射，那么，它的光源在哪里？圣经又怎能称上帝是光，是带来一切光明的光？倘若中华文明中那无比瑰丽的仙葩异草，不承受上帝之雨露的滋润也依旧能争芳斗艳、含英吐翠，那么，上帝怎么可能是一切美善的本身和源头？
有一天，我突然认识到了我的荒唐：我怎么能既赞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智慧勤劳，但却又怨恨上帝对中华薄情寡义、置之不理呢？不对！上帝对中华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关心中华，眷顾中华，保守中华，导引中华。他以他的方式做着这一切。
说上帝一直眷顾中华，这岂非痴人呓语？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人才有了第一部汉译圣经，如此这般，怎能说上帝也爱中华儿女？
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公义，他从不偏心。他为了拯救世人而让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是为西方人死的，也是为东方人，为中国人死的。他是为爱天下人而死的。只是耶稣的死，曾经并且继续震撼了千千万万西方人的心灵，而愚顽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却至今仍然拒绝耶稣的爱，反而诬蔑说神不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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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中国哲学史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认为，天是中华文化的最高概念。在孔子哲学中，天也是最高的概念。那么，这个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自然之天，还是主宰之天？
著名学者冯友兰认为，在中华文化奠基的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他说：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伦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正是主宰之天的观念，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石。
孔子虽然很少谈论到天，但在他思想中，天却是最高范畴。据有的学者统计，“天”在《论语》中出现虽然仅十八次，但这十八次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每一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相联系。
孔子认为，天有智慧：“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孔子自信“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孔子心目中，人的生死存亡，是由天决定的！
孔子还认为，天能够赋予人以德性，“天生德于予”（述而）孔子谆谆地告诫人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我真想知道，上天是如何能够令孔子如此地敬畏他？当孔子仰望太空时，他感觉到了什么？那个有德性、有感情、有智慧的天，是怎样地震撼了他伟大的心灵？他又是怎样敏锐地感受到并谦卑地顺从了这无言之天？
我必须说明，孔子发现的真理，不是孔子的真理，而是上帝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真理。不论是谁发现的。尽管它们不能带领人走进天堂，但却能防止人急速地坠入地狱。
孔子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他虽五十而知天命，但始终敬畏上天。上天要他作什么，他一旦感受到了，就谦卑地服从了。我认为，宏大中华文化，这就是孔子感受到的上天降于他的大任。他一生将此大任担在肩上，不畏任重道远。历史证明，孔子完成了他的天命。中华文化的历史证明，孔子对“天”的信任，是完全正确的。这“天”，也值得我们中华儿女信赖、赞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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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基本神学观念与中华文化的某些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和冲突。主要有两大尖锐的冲突：
最尖锐的冲突是人性的善恶，我欣赏儒家的观念：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但基督教的教义却似乎是：人之初，性本恶。人有原罪，人性全然败坏。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把中国人骗了。
孟子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对父母也不能尽孝。
注意，“四端”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现实性。它之所以不是现实的，因为它的实现有待于人主动地、有意识地扩大它，充实它，使之变为现实。
另外一方面，孟子以“四端”来确定人性，只是要说明人性之谓人性，应当而且必然要表现为善性，并且唯有这个善性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善性是人的类本性。
在《圣经》中，我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着他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他的形像造人之后，他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就是善，并且是本真状态中的善。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人之为人的类本性，就在于上帝把他的形象赐给了人），还是历史的起点（第一个人的产生），“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谓人，各从其类，这个类本性，就是人生命中“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在哪里表现出来，人性就在那里表现出来。
但是，在《创世记》第三章，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于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被人损坏了，人由完美的人，变成了叛逆的人。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地污染了。
这就是第二部曲：人之初，性本恶。这个人，是现实的人，实际的人，你、我、他，亚当犯罪之后的每一个人。
人的原罪，不是起初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生。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没有上帝的荣耀即上帝的形象在先，就不可能有亏欠，亏欠是对完美的破损。正如一讲到堕落，那一定是从高度上堕落的。没有上帝就显示不出来堕落，人是从上帝那里堕落的。
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曲，是人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他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分享上帝的神性。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成了新的。也就是说，人通过基督恢复了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他在新的基础上——耶稣基督——又成了一个本善之人。
于是，人的起点与终点贯通，在基督里，人恢复了自己失去了的本善之性，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之新，作为一个再出发的新起点，它是并且也只能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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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对立与冲突的另外一个基本观念就是：“神救”（他救）与 “自救”。也就是说，人能不能自己救自己？我相信人能自救，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只要人能自觉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由仁义之正道而行，即使他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圣人。但基督教认为人无法自我救赎，所以，人必须无条件地信靠耶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由他来作生命的主。不通过耶稣，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也不可能得到永生。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神救与自救谈的完全是不同的问题。人由遵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而由皈依基督所得到的是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仁与得救，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境界。为仁不涵括救赎但仍需救赎，而救赎则包涵为仁于自身并要求生命圣洁。为仁出于人的努力，救赎源自天父的恩典。
其实，在中华文化中，也有与“人皆有罪”相类似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区别只在于：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既然人皆有“过”，那么，当他有“过”之时，他为的就不是仁，而是非仁，也就是说，他渴望的仁，他行（为）不出来。这样，“为仁由己”就是不可能的。
其实，成仁也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成仁之上，更有“成圣”。成圣的标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成仁已经是难乎其难了，连颜回也不过是“其心三月不违仁”而已。而成圣，那简直就难于上青天了。孔子终生无法成圣。连孔子最推崇的尧舜，距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有相当距离（《论语》·雍也）。所以，为仁由己可以说是人的美好愿望，但它所悬的目标太高了，人缺乏能力和机会实现它。
最重要的是，我把神救与自救放到了历史中曲思考，而不是抽象地来分析它们的对立。我问自己，当上帝没有向中国人直接地展现他自己时，当耶稣“跟随我”的呼唤在神洲大地还没有响起时，人应当依何而行？他们除了听良心（“仁心”，“良知”）的指导，还能听什么呢？人由仁心而行，岂不是理之所至，势之必然！
我更认识到，是上帝把仁心（保罗说的“是非之心”）置入了人心。上帝既这样作，必有他的美意。我以为，这美意就是：上帝要人们在没有接触到福音时，生活能有所遵循；听到福音时，心灵能有所回应、整个社会，秩序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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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何等的有福哦！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我看见了天，就是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但到死也没有见到的“德性之天”，他就是上帝之子——拿撒勒人耶稣。他拯救了我，使我在他里面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我也清楚了，只有在这一个根基上，才能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人的道德，而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根本就不可能复兴中华文化，因为它从根本上就否认了中华文化。
主啊！我切切地向你祈祷。求你继续赐福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让你的福音使这伟大的文化新生，在这新生的沃土上，产生出像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那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思想家，产生出像马丁路德、达尔文那样伟大的中华基督教改革家，产生出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君子”，带领中华儿女归主。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1996年初稿
2017年4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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