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少数民族名人群体的国家认同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重大理论创新。从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出发，分析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推进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推动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为，以及由此凸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作为振兴中华的擎旗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思想转型的先锋；作为民族实业的创办者，丰富了民族经济结构、动员了各阶层实业兴国的力量；作为文化创新的探路者，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的时代转型。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仍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效应

作者：许宪隆，刘  纯，北方民族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根本遵循[1]。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特点与价值、理论渊源、历史演变与形成，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及实践路径等方面[2]，但鲜有涉及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群体呈现和重要作用的实证研究。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是一个具有特定影响力的群体。在专制时代的各民族传统社会中，他们占本民族总人口的相对少数，却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望，通常可以决定社会当前和未来的走向^[3]。以少数民族世家大族、先贤名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论著已经不胜枚举。群体研究则多从中华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情结、“小利”与“大义”等几个方面展开，其中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群体风貌在一系列著述^[4-9]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少有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的视域对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历史作为进行探讨的成果。因此，本文拟在对近代少数民族群体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其文化心理，进而厘清其在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历史贡献，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推动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实践。

一、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国家认同实践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我国，地处边疆的民族地区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无论政治上封建宗法制度的削弱、经济上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是近代西方文化的蔓延，都使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进入不稳定状态，社会转型势在必行。而居于各民族社会上层的先贤名人，在民族地区近代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完成了在新型文化冲击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调适。

1.擎旗：振兴中华的奋进者。近代发轫的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中，社会各个阶层或相关群体的自觉或非自觉的角色转换，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又在各自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对社会转型产生了多半是积极的社会影响。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正是在这一角色转换中，经历了对西方文明从最初痛恨愤悱到形成改良变法思潮、从变法失败到投身民主革命、从“五族共和”和“共和民主”的保卫者到“振兴中华”的擎旗者等几个阶段，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表率作用，成为了引导民族地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中国近代发生的所有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变革，都是从打破闭关自守的旧观念和放眼看世界开始的。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福建晋江回族丁拱辰，就是具有先觉意识的少数民族代表之一，他编写的《演炮图说辑要》等专著，提出从兵器武器现代化开始，科技图强以御外侮。鸦片战争爆发后，各种不平等条约签订，激发了大量爱国人士的无比愤概和忧思，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少数民族爱国青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定，奉天满族举人春生、宝纶、铭新、文光等20余人联名上书，力劝奉天土地“即尺寸不可与人”，可以说是后来进京举子集体“公车上书”之序幕。此后，改良派进一步组织各种具有进步倾向的进步团体，吸收各族爱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参与其中。维新变法运动中，少数民族上层以满族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活动最为积极主动，据《戊戌奏稿》和《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记载，其多次上奏朝廷力陈利弊，强调变法之必要性，体现出坚定的变法立场。在变法图强思潮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先进人士开始思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共同构成了民族地区社会思想转型的新锐人群。

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派和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压下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转而提出“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其中“民族主义”成为最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理念。少数民族上层中的先贤名人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改变摇摇欲坠的国家现状。这时的代表人物有云南傣族爱国土司刀安仁，他于19世纪后期多次率领当地傣族、汉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民众，自发组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是傣族上层社会中第一个反对封建阶级、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此外，还有湘西田应全、田应诏，鄂西邓玉麟、温朝宗、黄玉山等，在湘鄂西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参加同盟会，成为当时主动投身革命的少数民族领导者。在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各省光复运动中，少数民族的先贤与汉族仁人志士风雨同舟、命运与共，成为本区域光复革命的智囊团或排头兵。

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后，中国社会并未出现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那样的突飞猛进，而是陷入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前景仍然暗淡不明。少数民族的先贤们在捍卫辛亥革命“共和”与“民主”成果的同时，继续探索中国的政治出路。在此后护国、护法和国民革命中，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先贤的带领和影响下，体现了较为广泛的政治一致性，即保卫民主共和和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比较著名的如同盟会彝族成员安健以及回族志士赵钟奇、罗汉彩、尹神武等。他们在护国、护法和国民革命中功勋卓著，体现了少数民族先贤们在保卫共和时期所做的努力。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各民族的抗日热情，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少数民族爱国先贤更是主动成为了“抗日救亡”和“振兴中华”的擎旗者。如这一时期回族先贤经历了从“争教不争国”到“爱国爱教”之思想转变，随后在自身文化重构下不断厚植家国情怀，直到积极为抗战奔走呐喊、浴血疆场，体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积极作为^[10]和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

2.实业：民族经济创新的践行者。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在经济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兴办新型民族实业。尽管大多数这类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旋起旋灭，但实业热潮对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冲击，对近代思想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及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族地区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首先是在19世纪中期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由清政府、洋务大臣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少量民办形式发展起来的，其性质为早期官僚资本主义。如云南玉溪大营回族马佑龄，曾作为云南商务督办，在昆明成立“兴泰和”商号，后在成都设立分号，开始扩大经营。他组织当地回民“走夷方”经商贸易，资本和影响与日俱增，对地方经济作出较大贡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极力倡导创办实业，加之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难得的时空机遇。相关资料^[11-12]显示，1895至1920年间，我国民族地区先后创办的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多达数百家。

近代转型时期，民族民间资本也开始崛起，成为官僚资本以外另一大经济力量。他们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良好经营成为少数民族中的新兴贵族阶层，逐渐成为传统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有力挑战者或取代者。如清咸同年间，南京回民蒋翰臣因经营食盐致富，并投资开办“春生鉴”绸缎商号，自运自织自销，产品遍及甘、鄂、湘、川、滇、黔数省，成为江南巨富^[13]。再如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的重安江，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大多兼营商业，商户众多。由于特殊的宗教原因，藏族地区以寺庙商业资本最为雄厚，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以邦达仓、桑多仓、恩珠仓为代表的数十家由传统农奴主开办的主营进出口贸易的经营商号，对藏族传统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民间资本的兴起对丰富民族经济结构，凝聚各阶层实业兴国的社会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3.探路：民族文化创新的推动者。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是近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决定了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外部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然后是民族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后所作出的回应、冲突和调适，而民族地区能够最早接触到西方文化，进而决定民族地区文化转型命运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等当地社会中的引领阶层。

美国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14]。特别是在我国的民族地区，作为各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宗教、神话、习俗，如南方苗族、瑶族等民族的盘王信仰，流传于东北、北方的萨满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等，早已与社会系统合为一体。然而，面对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原本固守传统的少数民族先贤群体一开始便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最终他们不得不走上苦苦探寻第三种文化的道路，即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基础上改造和重建民族新文化。虽然他们有极力糅合几种文化以求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执着追求，但终因现代化模式与传统文化的某些不可调和性而失败，但他们为民族地区文化转型作出的努力尝试是应予肯定的。

近代民族地区的新学普及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展和推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都承载着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和发展的任务^[15]。近代民族地区新式教育在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倡导下，逐渐得到了发展和普及。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形成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的多元体制，据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印行的《边疆教育》记载，1935到1938年，教育部补助设立的边疆小学2375所，其中大部分由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在各方面予以支持。如壮族维新派人物岑春煊，学界关于此人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评价多是积极正面的。郝树侯指出“山西大学堂的创办，岑春煊的决断，谷如墉的筹谋，一向是受人称道的”^[16]；行龙也认为 “岑春煊办事干练果断，又具有远见和胆识”，“创办山西大学堂就是其功劳之一”，“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17]；邓正甜认为岑春煊具有“把教育放在治国的首位，将教育救国作为济急之法”的教育理念、为政之道^[18]；等等。再如近代新式回民教育的倡导者童琮，一生以兴办教育为己任，他早年接受传统教育，中过秀才、办过私塾，却能大胆改革传统教育方式建立新式学堂，提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理念，还创办了倡导改良主张的文化刊物《醒回篇》，极大推动了回民现代教育的进程^[19]。此外，一大批少数民族有识之士，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图强，代表人如满族的爱新觉罗·寿富等；满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汪笑浓，通过戏剧演出宣传爱国思想；回族著名武术家王子平，通过击败列强拳师挑衅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上案例均说明，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变革尤其是教育图强道路上的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

二、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指浮现在社会文化表面的某种意向、时尚或趣味，包含在经济、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诸方面的观念因素以及由“原始-古代积淀层”（或曰“文化基因”）所制约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它往往带有明显的文化本能性^[20]。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心理的层次结构与文化相对应，也可分为表层（器物层或物质文化）、中层（制度层或制度与行为文化）和深层（精神层或意识文化）三个层面，文化心理深层对应的精神文化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21]。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近代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与他们所具有的家国天下的责任与担当、对国家的认同以及由来已久的中华情结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1.家国天下的责任与担当。古人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儒家学说的精髓所在，孕育、孵化和生成了中国的“君子”文化，并使君子人格成为历代士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与中原地区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也将这种家国情怀内化为一种责任与担当，将国家意志与个人诉求深层连接，个人幸福和民族复兴紧密结合。从历史演进来看，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自形成之初，就一直游移于国家和本民族“责-权-义-利”的循环圈中，即面临重大决策尤其是当外敌侵犯时要再三审度民族大义与集团利益的冲突，这也决定了每次政治决策与经济行为必将在“仁治”和“人治”、“义”与“利”之间作出取舍。

近代以前的民族地区，多半仍处于等级森严的前资本主义形态之中。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从中央王朝到边疆地区自上而下的转型变革已势不可挡。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资本主义文化，少数民族先贤由最初的愤悱到适应，从借鉴到相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权-责”和“义-利”的关系。受传统“天下观”思想浸润，民族观中“华夷之辨”重心逐步向“华夷一体”偏移，中华情结演变为思维惯性。在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冲击下，中华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爱国主义提升为社会主旋律，导致“义-利”并重转化为舍小利取大义，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同一阵营。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这些表现，洋溢着浓厚的“国族”意识，说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内忧外患中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最为有效的抗争旗帜

2.对国家的认同。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制度具有多样性，如西藏地区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制制度，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存在着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支制度，西南各少数民族中还残存着土司制度，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则盛行着教派门宦制度，蒙古地区仍在执行清初的盟旗制度等。经济形态同样是多类型并存，如有的民族特别是南方山地民族中，相当一部分还处于原始公社末期阶段，或者还大量地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有的民族处于奴隶制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民族地区已经相继和中原地区一样，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段。当时少数民族所处的多重社会形态，基本上是一部前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不同发展标本。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当时的民族处于哪一种社会形态，他们都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社会母系统下，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稳定甚至是超稳定的社会子系统。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迅速打破了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稳定，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最初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过程中起到了传统文化保护伞的作用，少数民族先贤也在对西方文化的愤悱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考量下选择了对地方传统社会经济的保护。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持续的冲击和封建王朝进一步压迫和剥削，尤其是在烟毒、洋货和赋税的深重影响下，民族地区经济的脆弱性开始显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以“民族国家”为竞争单元的国际秩序中，涉及所有国民个体利益的经济、贸易、金融、福利等等都以国家为单元，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国民的命运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22]。作为少数民族中得风气之先的先贤名人群体不得不思考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方面被过重的传统和既有的利益所束缚，另一方面在仓促之间被迫卷入突如其来的变革，尤其是外国资本主义对本民族经济体系的严重摧残。这使得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最初的愤悱发展到反思与整合，适时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武器，也顺利完成了为民族、为国家从救亡图存到求富图强的目标转变，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

3.由来已久的中华情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民族群体，历史上各民族通过朝贡和亲、互市结盟等多种形式彼此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趋同态势和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少数民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情结，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3]从1840至1949年的少数民族的近代文化活动，按照各族群众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以及与这个过程相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内容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文化冲突、文化再认识和文化相容三个阶段。无论在哪个阶段，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是贯穿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灵魂和准则。这种在某种文化精神或价值观引导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产生、培育与发展机制，就是形成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心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共育出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24]。

在文化冲突阶段，少数民族对西方文化首先是痛恨、排斥和反击，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对“洋夷”怀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运用多种方式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活动，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巨大力量。例如最早进入湘鄂西、川东一带土家族、苗族聚居区的法国传教士邓司铎，1862年来到湘鄂川交界的酉阳建立教堂开始传教活动，数年间强行将教会组织扩展到10余个州县的少数民族村寨，引起当地少数民族强烈不满，导致了两次“酉阳教案”。又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西南边陲阿佤山地区佤族人民在班洪王、班老王为首的部落王带领下，心向祖国，英勇地抗击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促进了佤族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也展示了边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一致对外的决心。类似案例不胜枚举，表明文化冲突时期少数民族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几近不可调和，而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正是基于中华情结，在大敌当前的民族危机面前，表现出维护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的一致愿望。

少数民族对西方文化的再认识过程，大体与文化冲突阶段后期重合或稍晚。其中对民族地区影响较大的是官方途径，或者说上层方式，即从“师夷长技”到“清末新政”的破产过程。民族地区以少数民族先贤为首的有识之士，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小心翼翼地吸收一部分自己认为有益的内容，用以弥补封建文化传统的某些不足之处，逐步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想体系，目的无非还是要富国强兵。这也充分体现了以中华情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倾向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比较著名的如洋务运动中近代海军专家、回族英才萨镇冰，早年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选派到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校，回国后担任“威远”等舰管带，甲午战争中多次重创日舰。另外，晚清壮族举人曾子仪，在传世的《瓶山诗集》中有《电线行》《火车行》两首作品，表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传统文化从崇信到反思、对西方文化从否定到学习的态度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华情结依然是始终如一的动力所在。

文化相容阶段大约肇始于辛亥革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际，人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再是一味的抵触和排斥，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文化产品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鉴别能力和选择能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了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西方文化：一种是以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内涵和目标不同，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少数民族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面对这两种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和文化分野。在反帝反封建仍是民族地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分野的表现并不明显。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唤醒各族人民极高的热情和参与度，证明爱国主义和中华情结依然是贯穿各民族各阶层投身革命阵营的主要内因。

简而言之，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所体现出的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和文化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性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但总体上来看，都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团结奋斗的原动力，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永恒源泉。

三、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历史贡献

从儒家“天下观”和“华夷之辨”开始，到“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思维，千百年来的历史中，华夏疆域内各民族在不断通商互市、贸易和亲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潜意识中已固定下一套“自在”状态下的中华认同。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的救亡图存斗争中，这一认同感不断得到强化并显现为“自觉”的爱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梦想，也不是各民族各有其梦想，而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的梦想^[25]。少数民族先贤名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在民族地区近百年的社会巨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更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引领者。

1.政治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内核。“共同体”是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共同性或共同意识是维系共同体群体性存续的关键因素^[26]。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其建设既要克服来自内部的族际张力，又要应对来自于外部思潮与势力的冲击^[27]。对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而言，无论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或政治追求，还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都保证了他们在时代大潮中高扬爱国主义传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积极作为。可见，“中华民族”这个共享性最强的文化符号，已然超脱于书斋的“君子之学”，为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所普遍接受与认可，成为社会革命、兴办实业、文化变革等类似场景中行之有效的动员旗帜和政治标识，或可称之为“价值信条和行为取向以及抗击帝国主义和奋争国家统一的有效动员机制”^[28]。正如李义天在《共同体与政治团结》一书中所说：“认同的形成，对于共同生活的团结局面的形成，是关键性的。”^[29]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历史作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凝聚与整合，以及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2.经济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国外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侵略，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统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各民族在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斗争中逐渐觉醒，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命运与共及心理相通意识。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更是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从整体上完成了对旧有经济体制的整合并对发展道路进行积极探索。尽管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经济改革，由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作为，再到被打压的衰败，最终没能完成资本主义变革的最后一步，但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经济由传统内向型走向开放型和多样化，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各民族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经济的交流与相互补充，为民族间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3.文化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思想源泉。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文化是流动和扩大的，有变化也有创新”^[30]。我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以兼收并蓄的方式持续丰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也通过相互吸收借鉴，逐渐交融汇聚形成了各民族共建共享的中华文化。基于中华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沃土 ^[3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团结的根脉^[32]。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文化方面积极作出的探索，对先进西方文化精髓的引入以及激发本民族的中华文化自觉都有着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民族教育的现代性改造方面。可以说，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和汉族先进分子实现了同频共振，共同致力于在西方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平衡。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在现代转型阶段才能够在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33]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文化发展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观格局，折射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与精神纽带。

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很容易得出结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3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悠悠数千年的自在史中，激起于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自觉发展中，表现为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责任共担、文化共享的自知与自觉。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无论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追求，还是在“实业兴国”的经济发展理念上，都体现了深厚的内生动力源泉，即爱国情怀。爱国情怀是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石。

结语

历史车轮永不止步，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对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构成、文化心理以及历史贡献进行剖析，在厘清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爱国言行、思想源头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爱国影响力给予综合评判，旨在通过长时段历史维度的考察，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政策提供可资借鉴的事实依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5]。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针对中央民族工作确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我们必须持续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爱国传统汇聚成一种全局性的不竭动能。

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勇于接受挑战，积极作为，不仅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时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正面的引导作用，而且对于当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较深远的影响。其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传承至今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发挥引领作用的爱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2] 王希辉,王文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与趋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23-30.

[3] 许宪隆，雷召海，盘剑波.整合的魅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与近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9-49.

[4] 《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英才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5] 哈经雄.中国少数民族英烈传[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 郭卿友.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7] 聂治本.中国少数民族英才·近现代[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8] 金星华.共和国少数民族英烈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

[9] 赵履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少数民族烈士传略[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1.

[10] 姜歆.浅论抗战时期回族有识之士的贡献[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4）:95-97.

[11] 汪敬虞，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2] 严中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3] 邱树森 .中国回族史（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880-888.

[14]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5] 宋才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J].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2）:7-17.

[16] 郝树侯. 山西大学史话(一）[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2）：96-100.

[17] 行龙. 岑春煊与山西大学的创立[N]. 光明日报，2002-04-07(2).

[18] 邓正甜. 浅议两广总督岑春煊兴学实绩及其他[M]//中共西林县委，等. 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19] 薛龙和.童琮——中国近代新式回民教育的先驱[J].回族研究，2013（4）:60-66.

[20] 杨启光.文化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120.

[21] 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21-228.

[22] 马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J].思想战线,2019（2）:36-49.

[2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3.

[24] 王延中，宁亚芳，章昌平，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9）:1-9.

[25] 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21-27.

[26]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1）：1-8.

[27]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6-50.

[28] 冯育林.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考察及其建设析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8-15.

[29] 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9-20.

[30]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2）:1-6.

[31] 郝时远.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发展阶段[J].民族研究,2020（6）:1-5.

[32] 赵天晓，张育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10-14（6）.

[33] 习近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9-28(1).

[34] 王文光，马宜果.近代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讨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9）:123-130.

[3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15.

(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