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

 摘  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探讨了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揭示了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机制，即本地化会导致东道国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削弱子公司的绩效。还探讨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跨国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揭示了本地化战略的消极影响，为跨国企业如何更加有效采用本地化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本地化战略；负面效应；机会主义行为；子公司绩效

作   者：张  伟,武汉理工大学;  卫利华 华中科技大学

一、 问题与文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寻求海外市场，打造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优势。在海外发展过程中，由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文化、习俗及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面临着“外来者劣势”^[1]，海外经营存在一系列困难。本地化战略被用来当作应对“外来者劣势”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性工具，强调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要尽可能按照东道国当地的行为规范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尽可能满足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各项需求，通过与本地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来克服“外来者劣势”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2]。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通过嵌入当地供应链网络以及属地化用工等行为，促进对东道国经营环境、市场需求以及政策导向的适应，从而减少由于地域差异导致的一系列摩擦、冲突。

现有研究重点探讨了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例如，Liu等人发现，无论是输入本地化还是营销本地化，都能够显著地促进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绩效^[2]；Rangan和Drummond认为，跨国企业要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就需要采取输入本地化和输出本地化战略^[3]。尽管本地化战略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并未全面实施本地化战略，例如，华为的海外员工本土化率为70%。这表明，本地化战略可能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现有研究对此尚未进一步关注。

基于此,为揭示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二者之间负面效应的理论逻辑，笔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二者之间关系的背后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和分析。具体来说，揭示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在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揭示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消极影响。此外，还探讨了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可能会受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制度差异的影响，探讨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为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提供了更加完整的理论阐释。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本地化战略指的是跨国企业的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针对当地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适应性改变^[4]。由于跨国企业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宗教、语言、制度等存在一系列差异，导致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开展业务时，要采用本地化战略。有研究认为，当东道国与母国的差异越大时，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因面临不同于国内的环境，越应该采用本地化战略^[5]。例如，为了满足东道国消费者的偏好，子公司生产的产品通常需要进行一些改进，以满足东道国消费者的某些特殊需求^[6]。考虑到东道国当地的收入水平，子公司在东道国当地可能会采取不同于国内的价格策略。由于东道国与母国价值观、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7]，跨国企业子公司在内部管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采取雇佣当地员工来进行生产和管理的做法，从而保障子公司在东道国业务的正常运行^[4]。

子公司在东道国采用本地化战略是否能够带来好的绩效，现有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本地化战略能够为子公司带来好的绩效^[2]。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本地化战略难以为子公司创造好的绩效^[8]。还有学者认为，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型关系^[9]。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此外，现有研究并未揭示本地化战略促进或抑制子公司绩效的理论机制，缺乏对本地化战略影响子公司绩效中介机制的探讨。基于此，依据交易成本理论，笔者拟探讨本地化战略影响子公司绩效背后的中介机制。

2.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作用。机会主义被定义为“狡诈的谋求私利”^[10]，指合作伙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欺诈、欺骗等手段攫取其他合作伙伴利益的行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管理者都是有限理性和“唯利是图”的^[10],当发现有利可图时，便会采用一系列机会主义行为，以最大化企业自身的利益。对于跨国企业子公司来说，其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对子公司的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1）机会主义行为破坏了子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子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承诺水平^[11]，因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在与子公司合作过程中实施了欺诈、误导、混淆和欺骗；（2）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子公司在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时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关注，以提防利益相关者后续的潜在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子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会导致摩擦，进而破坏子公司的正常运营，最终损害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利益。

跨国企业的本地化战略则“迎合”了机会主义，基本制度、规范、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跨国企业很难对东道国市场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子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沟通不畅，导致利益相关者很容易的采取欺诈、欺骗等手段来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此外，子公司本地化的程度越高，表明其经营生产越依赖于利益相关者，导致子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利不平等、不对称，子公司处于弱势，这会导致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机会主义。基于此，提出假设Ⅰ：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导致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3.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12]，正式制度指法律、法规、政策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则包括价值观、习俗和信仰等。东道国与母国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被称为制度距离^[13-14]，可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式制度距离是东道国与母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正式制度距离越大，表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很难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行统一和协同，双方的可理解性会变差，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本地化程度越高，越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监督和抑制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原因在于：（1）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意味着全面系统的了解东道国的正式制度内容变得比较困难，跨国企业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给跨国企业有效监督子公司带来了巨大阻碍。在此情况下，本地化程度越高，意味着跨国企业对东道国正式制度的了解完全来自当地子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缺乏其他途径的信息来源，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利益相关者有更强烈的意愿和倾向为自己谋私利、欺骗而免受处罚。（2）正式制度距离越大，导致跨国企业很难准确判断子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是否合规，加大了跨国企业进行监管和判别的难度。且本地化的程度越高，子公司越依赖于利益相关者。这种权力的不对称，将促使利益相关者为一己私利更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Ⅱ:正式制度距离对本地化战略与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非正式制度距离是指东道国和母国在规范、习俗、价值观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区别于正式制度距离的透明性和强制性，非正式制度距离信息收集更为困难，也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本地化程度越高，越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抑制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原因在于：（1）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意味着东道国与母国存在广泛差异^[12]，其具有的隐性和难以书面性使得信息收集变得更为困难,成本更高。而机会主义者将这种非正式制度距离视为利己的一种“资源”，基于自身利益而不愿公开，使得信息收集难度和信息不透明性增加，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更加难以被发现，“寻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非正式制度距离难以理解、难以掌握的特点，使得采用本地化战略的企业更依赖于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子公司处于弱势地位以及依赖不对称性，使得利益相关者更肆意的实施机会主义行为。（3）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利益相关者的组织认同感越低。由于在价值观与信仰方面产生分歧，组织难以拥有共同的企业发展愿景与规划，在非正式制度距离较大、母公司难以有效监督子公司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Ⅲ: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向调节本地化战略与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

三、研究方法

通过调研公司向1000家跨国企业发放问卷，收回312份，剔除信息不完整及内容有明显错误的115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97份。

（一）变量说明

（1）本地化。基于Liu及Law等人^[14]的研究，采用以下六项指标来测量子公司的本地化程度，分别是子公司“采用当地原材料和零部件”“采用当地的人力资源”“采用当地的金融资本”“适应当地的商业文化”“适应当地的客户需求”“开发当地的网络和合作伙伴”。

（2）机会主义行为。采用以下四个指标来测量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合作伙伴“不总是真诚”“篡改事实以获取所需”“在谈判中不真诚”“总是违反协议”。

（3）子公司绩效。采用以下四项指标来测量跨国企业的品牌绩效，分别是：“与其他公司有很大区别”“表现非常出众”“不同于其他公司”“非常独特”。

（4）正式制度距离。采用世界治理指数中的六项子指标来测量，包括话语权和问责、政府稳定与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

（5）非正式制度距离。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指数来衡量，包括权利距离、个人/集体主义、男/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长/短期导向和放纵与约束等六个文化维度指标。

此外，还考虑了一些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取对数）表示；国际化经验采用跨国企业从事海外业务的年数（取对数）表示；子公司声誉采用 “为当地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薪酬待遇好”“遇到困难时，得到当地政府或企业的帮助”“当地政府办事效率更高”三个指标来测量；东道国市场竞争强度采用“经常有强大的竞争者进入”“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者数量非常多，难以估计具体数目”三个指标测量；地理距离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取对数）表示；东道国政治风险采用世界治理指数来衡量；企业性质用“0-1”表示，1表示民企，0表示非民企；行业为类别变量，用多个“0-1”虚拟变量表示；市场不确定性用“东道国市场需求经常发生变化”来衡量。

（二）信效度检验

使用AMOS 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相关变量的信效度。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条目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7，组合信度大于0.8，Cronbach系数大于0.8，且RMESA=0.085<0.1，NFI=0.919>0.9，RFI=0.904>0.9，IFI=0.951>0.9，TLI=0.941>0.9，CFI=0.951>0.9，SRMR=0.0319<0.05，x2/df =2.427<2.5，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将研究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所有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总变异解释量为87.237%，其中第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量为30.364%，未超过最大值40%，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将跨国企业母公司所在省市面积（平方千米）作为标记变量（Marker Variable），通过使用标记变量评估方法，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通过进行偏相关分析，发现在使用标记变量后，主要变量之间的偏相关显著性没有差异。因此，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实证分析

表2展示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性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本地化战略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r_本地化-机会主义行为=0.162，p<0.05），而机会主义行为与子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r_{机会主义行为}-子公司绩效=-0.248，p<0.001），且所有变量VIF值介于1到10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为检验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自举法，通过选择5000次样本重复抽样来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此操作通过使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来实现，结果如表3所示；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效应也到了检验，它在本地化战略影响子公司绩效的路径中的效应量为-0.033，置信区间为（-0.093, -0.003），置信区间不包含0。由此可以看出，假设Ⅰ得到支持，即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对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产生负向中介作用。

为检验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首先使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再使用Stata16对调节作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1）正式制度距离对机会主义行为在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指数为-0.216，置信区间为（-0.536, -0.045）；（2）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机会主义行为在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指数为-0.009，置信区间为（-0.025, -0.001）。通过表5的回归分析，根据模型2、模型3与模型4，可以看出：（1）正式制度距离对本地化战略与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β=1.225，p<0.05），假设Ⅱ得到支持；（2）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本地化战略与机会主义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β=0.050，p<0.05），假设Ⅲ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具有负面效应；本地化战略助长了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削弱子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绩效。还发现，本地化战略的负面效应会受到东道国与母国间制度距离的影响：一方面，正式制度距离正向调节本地化战略与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距离也正向调节本地化战略与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

2.理论启示。（1）不同于过往研究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二者之间积极的潜在作用机制的文献，笔者探讨了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潜在消极作用，揭示了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2）通过检验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在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本地化战略如何影响子公司绩效背后的中介机制提供了见解。尽管目前已有研究对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但鲜有研究去揭示二者间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笔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本地化战略对子公司绩效负面效应的理论阐释，为本地化战略与子公司绩效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3）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中介作用，还取决于东道国与母国间的制度距离，笔者识别了影响本地化战略与利益相关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边界条件，探讨了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

3.管理启示。本文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如何获得好的绩效提供了有益的管理启示：一是本地化战略未必总会带来好的结果，它可能导致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在采取本地化战略时，要保持谨慎，要尽可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或消除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与利益相关者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等。二是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尽量避免选择那些与母国制度环境差异大的国家，因为制度环境差异越大，越可能够滋生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免遭相应的处罚，阻碍子公司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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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田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