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回现象与中华民族交融共生
摘 要：蒙古回回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蒙元帝国时期蒙古汗国的在地化，在元朝宗王、贵族、部众中亦留历史踪迹，如文献记载和民间记忆中的安西王阿难答、西宁王速来蛮等。明清之后直到当代，蒙古回回不绝如缕。蒙回现象，是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混成的典型案例，它展现了如今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内部的多元性，表征了中华民族在千年交融会通中生发出的和合共生格局及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气象。
关键词：蒙古；回回；蒙古回回；民族交融
作者：杨德亮，南京理工大学
蒙回，即蒙古回回，它是一个历史概念，指兼具蒙古与回回两种文化、身份特殊的群体，如《清史稿》载：“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羹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余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余众悉降。”[1]青海的这支蒙回跟学界关注较多的托茂人有较大关系。除此之外，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浩腾”人，亦称“蒙古回回”，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特殊而人群特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在旗衙门名册中被登记为“蒙回”[2]。从长时段来看，蒙回不限于托茂、浩腾等，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蒙元帝国初建之时[3]。
一、西北蒙古藩国的在地化
身处内亚的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族群的乐园，众多的部落，时而集聚兴起成为强大的游牧帝国，时而衰落亡散成为互不统属的游牧人群。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强大帝国此起彼伏、忽兴忽亡，直到13世纪初，蒙兀、斡亦剌、乌梁海、乃蛮、克烈、蔑儿乞、塔塔尔等众多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部落，被铁木真统合成“蒙古人”。融合了众多草原、森林部落的蒙古人，崛起于欧亚通道的内亚，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作为整体的蒙古人崛起之前，拥有发达商业网络的穆斯林商人就在蒙古草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有回回人成为铁木真患难时的跟随者和崛起过程中的支持者[4][5]38。
崛起后的蒙古西征东扩。在西征中，征服了西辽、花剌子模、大食阿巴斯王朝、罗斯诸公国等，占领中亚、西亚、欧洲诸地，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在东征中，消灭了西夏、金国、大理、南宋等，建立了元朝。从蒙古高原走出来的、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之蒙古人，在征服之地走上了在地化的进程。在蒙元帝国西方，即中亚、西亚及钦察草原等地，四大汗国逐步走向了突厥化、伊斯兰化。
钦察汗国，因其主要领地钦察草原而名，源于成吉思汗赏赐蒙古本土极西之地为长子术赤的兀鲁斯，经术赤之子拔都征战并建立，辖地包括中亚细亚、伏尔加河中下游、顿河流域、高加索、克里木等广大地区，俄罗斯等欧洲史书中名之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的伊斯兰化始于拔都的弟弟别儿哥汗在位期间（1257-1266年），别儿哥汗在苏菲传教士的引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6]。在别儿哥汗和几位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大汗之后，钦察汗国在拔都五世孙月即别汗（1312-1340年在位）时完成在地化，使得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5]136。钦察汗国于16世纪初瓦解，其衍生的子系汗国，如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存续到19世纪20年代。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等现代民族，都与其有较大渊源关系。
察合台汗国，因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而得名。元《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载：“及天下太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刘迎胜认为，蒙古国初期将兵镇守回回之地的就是察合台，回回即是指中亚伊斯兰之地[7]67。察合台汗国疆域不断伸缩变化，其鼎盛之时的疆域东至罗布泊、西邻阿姆河、北至塔尔巴哈台、南逾兴都库什山，其第五代汗王木八剌沙和第六代汗王八剌哈，是察合台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先驱。1331年答儿麻失里称汗，此时汗国西部的许多蒙古人成了穆斯林，答儿麻失里顺应时势，皈依伊斯兰教，使汗国西部蒙古穆斯林占更大优势[7]508。1353年，在汗国东部称汗的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随之皈依的16万蒙古人都“剪掉了长发”[8]，完成了汗国的在地化。察合台汗国衰落后，其衍生的子系汗国叶尔羌汗国、吐鲁番汗国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维吾尔族等民族跟其有较大的渊源关系[9]。
窝阔台汗国因为存在时间很短，封地被其他蒙古势力分割，不展开介绍。
伊儿汗国，是成吉思汗之孙、托雷之子旭烈兀所创建。1264年，忽必烈册封旭烈兀为伊尔汗，意即伊朗土地上的汗，并赐予阿姆河以西之地为封地[10]。伊儿汗国是四大汗国中建国最迟、伊斯兰化最早的汗国，信奉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汗王是旭烈兀之子塔兀答尔，重要事件是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的合赞汗登上汗位，代表了伊儿汗国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为国教[8]。1300年，即登上汗位的第五年，合赞汗下诏让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蒙古史。因而，费时11年而成的历史巨著《史集》，成为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11]。
新吉乐图认为，元朝的蒙古人赋予佛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蒙古汗国则普遍皈依了伊斯兰教[8]。这里，主要是对蒙元帝国时蒙古人宗教信仰做的大致分类。事实上，在伊斯兰化的蒙古汗国还有其他宗教的存在，在元朝域内亦有蒙古宗王及所部臣民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譬如，元朝安西王阿难答就是代表。阿难答跟伊儿汗国合赞汗是堂兄弟的关系，在合赞汗下诏编纂的《史集》中就记载有其皈依伊斯兰教的缘由经过。
二、元朝宗王阿难答、速来蛮
迄今安西王阿难答的研究已蔚为大观，阿难答作为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孙子，就其信奉伊斯兰教，《史集》如是载：“因为阿难答的父亲忙哥剌的子女长不大，所以阿难答被托付给了一个名为蔑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让这个人抚养[他]。这个人的妻子名祖来哈，把他奶大，因此木速蛮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的很好……”[12]瑞典学者多桑在《多桑蒙古史》中援引之:“阿难答幼受一穆斯林之抚养，皈依伊斯兰教，信之颇笃，因传布伊斯兰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13]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多桑蒙古史》《史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历史事件，得到国内外蒙元史、回族史、蒙古学甚至西夏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虽然有学者曾提出了质疑[14]，但是研究者大都认可了阿难答的穆斯林身份，《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丝绸之路词典》《中国少数民族名人词典》《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伊斯兰教小辞典》等辞书，都将阿难答视为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的代表。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笔者另文做了讨论，兹不赘述。
安西王阿难答，一般视之为元代唯一的穆斯林蒙古宗王[15]，受到较多关注。其实，在六盘山之西的祁连山麓，还有一位“西宁王速来蛮”的蒙古宗王，他和他的家族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但学界关注不多。西宁王封号最初源于速来蛮祖父出伯，出伯是察合台的后裔。在13世纪后半期忽必烈和海都两派争斗中，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两派，多数宗王投向海都，出伯、合班则投奔忽必烈，受到重用，并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屡立战功。因此，忽必烈封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豳王等，其子孙分别获得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肃王等封号，世袭罔替，及至元末，史称河西蒙古豳王家族。
速来蛮，《元史》等汉文史料又称为搠鲁蛮等，刘迎胜、杨富学、阿布都热西提·亚库普等从姓名语言学分析了他的伊斯兰教色彩。速来蛮，为穆斯林男子常用名，如今大都汉译为“苏莱曼”。速来蛮有三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其中，“养阿”(Yaghan)为突厥语，意为“象”；“沙”(Shah)则是波斯语，译言“王”；“速丹”（Sultan），阿拉伯语，今译“苏丹”，原意为“权柄”等，用以称呼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刘迎胜等言，速来蛮父子的名称为阿拉伯语、波斯语或突厥语，且是穆斯林常用名，足见伊斯兰教的影响[7]271[16-17]。
另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和《重修皇庆寺记》等碑刻文献中，速来蛮及其家族以主要功德主的身份出现。速来蛮王修持佛教、出资修建佛教寺院皇庆寺，孙子辈不再使用穆斯林名字，启用梵语名字，表征出速来蛮及其家族佛教化的情况[18]。有学者认为，在功德主中提到君主及其家族成员的名字，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宗教身份，正如在《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等佛教碑刻中，除了速来蛮及其家族成员外，还可见哈只（伊斯兰朝觐者）、答失蛮（穆斯林）等施主名称[16]。杨富学注意到，在出土编号为B53:14叙述佛教的文献中有“先前法师之至理名言，有些就来自穆斯林和大食的著作”的记载，以及速来蛮家族在镇守的元代锁阳城、西域城、赤金城之城角上刻意留下的圆形角台等，显示出伯兄弟及其家族成员在一段时期内仍保留伊斯兰教历史记忆[16]。
速来蛮的孙辈多用梵文取名及修建佛寺等，一种观点认为受河西佛教文化氛围影响，速来蛮家族摒弃了伊斯兰教转而支持佛教，逐步佛教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速来蛮作为统治者优渥佛教的体现[19]。综合观之，不论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宗王后裔逐步佛教化后又保留伊斯兰教记忆，还是速来蛮及其家族在作为穆斯林的同时又对佛教修持优渥，这两种观点都体现了伊斯兰教与佛教在元代的共生共存。就此Peter Zieme说，速来蛮的穆斯林身份并未使佛教徒感到不快，特意写诗赞扬他[20]；Johan Elverskog则认为，《速来蛮赞》的某些诗段说明，当时的佛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相互影响[21]。
总的来说，不计其后裔家族，西宁王速来蛮作为甘青一带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蒙古宗王，学界没有大的分歧。除了敦煌佛教碑刻和文献资料，在青海回族记忆和碑刻文献中，西宁凤凰山拱北就是西宁王速来蛮为天方来华的伊斯兰传教士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所敕建——“西宁王索来蛮敕建清真寺，修筑墓殿”[22-23]。西宁并非速来蛮的封地和管辖地区，民间如何会有此记忆，值得追问。自蒙元帝国打通欧亚大陆交通始，河湟地区遂成为回回商人的贸易之地和传教士的云游之地。关于蒙古人皈依、支持伊斯兰教的历史记忆，在青海回族民间传说故事中有集中体现，如《大通泉沟拱北的传说》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元代初年，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和穆罕默德·麦亚迪到河湟地区传教。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在西宁偶遇一位蒙古人，蒙古人受启示皈依伊斯兰教，后到敦煌定居，家丁兴旺。而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的堂兄弟穆罕穆德·麦亚迪带着随从来到大通北川，借宿到泉沟的一户蒙古人家，帮主人看好了家人疾病，蒙古主人出于感激便让他们留居当地，并以北川为家向四周传教，归真后，埋在麻家山上，穆斯林众人为他修建了拱北[24]。故事中，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西宁、蒙古人、敦煌等，都跟速来蛮有很大交集，而大通北川到清朝时则成为蒙古回回的重要据点之一。
三、明朝的土达、达官和达军
六盘山之固原（开城），在蒙元时期是蒙古军大规模驻扎的地区之一。安西王之外，成吉思汗铁木真、宪宗蒙哥、太祖忽必烈等都曾在此驻兵，并作为平金、平宋战役的军事据点，元初在此分封王子、建立府治，地位与当时的上都相等，曾是元朝政治、军事的中枢，亦是蒙古军进入中原内地和退回大漠的重要中转站。元朝败亡之时，一些蒙古军民并未退走，固原一带就留下很多，史称 “土达”。明朝时固原成为元裔留居和归附的重要地区之一。嘉靖《固原州志》载：“元万户把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25]18嘉靖《平凉府志》亦载：“大明洪武二年夏四月丁卯，大将军徐达率师次陇州固关……开城万户巴丹以鞑鞑降。遣平章俞通海进攻元豫王于西安州，次海剌都，右丞薛显以精兵五千先袭豫王，王驰遁，尽得其人众车畜。达以豫王之众处开城……”[26]加上内附者，固原（开城）一带集聚了为数不少的元朝蒙古后裔。明成化四年（1468年），土达首领满四率众起事，朝野震动。
这些留居、内附固原的土达，在历史演进中部分融合成为了今日的汉族，部分融合成为了回族。杜长顺认为，西北地区不少土达在信奉伊斯兰教后融入了回族，人口格局变迁可以为证，明代固原是一个土达聚居区，到了清代则成为回族聚居区。史籍文献显示，固原土达与回回之间确实有紧密关系，如成化年间固原把丹之孙满四造反时，史籍记载有杨虎力等回回人作为重要参与者。清光绪《固原州志》称：“地宜畜牧，乡民颇讲习之，而回族尤善”，杜长顺认为以往史籍中善商从农的回族，在清末之固原善于畜牧生产，恐怕是吸收了大量土达成分的他们对蒙古传统的一种继承[27]。据方志研究人员考察，《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说的土达首领满四居住的三岔沟，即号称“满家营”的地方，如今大部分民众是回族[28]。
西北之外，在华北等地，明朝时亦有不少留居和归附的故元军士，以蒙古人为主，还有女真、回回等，被明朝授予武职，时称“达官”；由此组成的军队士兵，时称“达军”。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如现今山东德州就有一个名叫“达官营”的村子，村子是华北等地满姓回族认可的祖地。一位名叫满力籍贯为河北保定者，在2019年了解了家族历史后不无感慨地说：“时常听人说起我家是来自山东德州达官营的回民，但当我第一次在达官营村见到族谱时，心里却充满了惊异——按回民的传说，祖上是因元朝蒙古人西征而来的中亚工匠，而族谱清晰地记载始祖是明代的归附蒙古人。”[29]
早在2003年，84岁的满恒亮老人在接受定宜庄关于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项目访谈时，声称自己祖籍山东德州，清末时曾祖父一代来到北京，他在上小学、中学时，经常翻看陈放在条案上的家谱，所以记忆深刻。满氏先祖为满可卜花，原本是蒙古人，后来满氏取了汉姓，并排了字辈，他至今对满氏字辈记得清楚。定宜庄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一书之《回民开的买卖——满恒亮口述》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章节标题来说明其渊源[30]。
满恒亮所言的家谱及各地的满氏旧家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满力提到的族谱，是山东德州满恒禄等十来人组成的族谱编纂委员会于2011年新编纂完成的，这个只有4页的族谱，依据资料是耆老的记忆和祖坟碑刻。《满氏族谱·满家老祖来历》载：“满家老祖一世满可卜花是从蒙古来中原，正统元年（1436年）满将军（满可卜花）率领部下人马到甘肃投降明朝。老祖原籍山后人。本年柒月初二钦准指挥佥事，至12月12日内钦宋德州左卫安插带俸。”
满氏对于祖先的蒙古人记忆不仅有家谱资料，还有《满氏祖茔碑》之碑刻资料，此碑刻记载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皇帝谕旨：“敕德州（左）卫安插达官指挥同知撒力帖木儿、又指挥佥事满哥卜花，今因浙江处州府盗贼未靖，以尔等骁勇，特升撒力帖木儿为指挥使，满哥卜花为指挥同知，管领手下精壮达军，跟随都督同知陶瑾往北剿杀贼寇，已令有司抚恤尔等家口……”[31]
关于满氏先祖满哥卜花，正史亦有记载，如《明英宗实录》卷19·正统元年闰六戊寅条载：“迤北来归长脱脱木儿、满哥卜花、撒力帖木儿等六十八人，……奏愿居京自效。命长脱脱木儿等三人为指挥佥事……。至是，命如故，各赐冠带。”《满氏族谱》称，满氏二世祖为脱脱卜罗，三世祖为答刺赤，四世祖为满昇，五世祖为满安，直至七世祖满国光到明末，都系嫡男长子，在德州左卫世袭指挥同知。由此可知，满氏从第四代始不再使用蒙古名字，开始取汉姓汉名，汉姓取自“满哥卜花”的首字。《明世宗实录》卷366中有满氏五世祖满安被选调赴京参加例行阅兵操练的记录：“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调……德州卫达官指挥满安等五员充把总，俱赴京掺土。”
随着人口发展，如今在山东德州，除了达官营，还有满庄、祁村、南宋庄、梁民庄、东小河庄村、小锅市等满姓聚集地。自清朝中期始，因水患、灾荒、经商、闯关东等，有德州满姓人迁往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人数不少。为了搞清家族渊源，满力不止于在族谱、史料、记忆等方面探求，他还专门做了基因检测，并专门写了篇考证性的文章《从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满哥卜花生平略考》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自草原深处”。
满氏达官家族并非个案，蒙回达官现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西南之卯姓、保姓、铁姓情况。2012年5月，贵州威宁卯氏坟山的祖墓被盗，因之出土两块墓志碑刻，成为贵州蒙回的重要资料。一直以来，在西南卯姓族人的历史记忆中，卯姓祖先石纳乃西北回回，后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姓为卯、“开荤”的。卯姓家谱资料对此多有记载，如清光绪十二年卯兆玉之《卯氏宗谱》载：“始祖公讳石纳……系陕西平凉府回籍”；清同治十三年卯廷琫之《卯氏宗谱》抄本言：“于洪武六年，蒙恩奖赏，提标设宴，问姓开荤，始祖指日谢恩，指日更改为卯。”而卯家沟卯氏祖墓群中一块题名“卯氏碑序”的石碑称：“始祖石纳，原系东方鞑靼回，明倡义起兵，率众归……”[32]云南的保氏、铁氏等，无论家谱资料、还是方志资料等，都有类似的情况。
又如两广地区，有一位名叫和勇的达官，正史多有记载，《明史》卷156《和勇传》言：“和勇初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孙也。阿鲁台为瓦剌脱欢所杀，子阿卜只俺穷蹙，款塞来归。宣宗授以左都督，赐第京师。卒，勇袭指挥使，带俸锦衣卫，积功至都督佥事。天顺元年，诏加同知，赐姓名。久之，以两广多寇命，充游击将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成化初，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贼，诏勇以所部从征。其冬，贼大破，进左都督，增禄百石。”《明史纪事本末》载成化元年正月，广西大藤峡境内蛮寇作乱，朝廷“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都督佥事和勇为游击将军，擢浙江左参政韩雍右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率兵讨之”[33]。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载：“都督喜信，回回人；两广游击将军、都督同知和勇，达达人，阿鲁台之孙也。两人不供佛，不礼神，不拜尸殡，曰吾回回俗皆然。”[34]据此可知，和勇既是两广达官军的统帅，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马明达认为，和勇及定居于广东的“达官兵”，繁衍生息，成为广东回族的主要来源之一[35]。
在西北的甘青，达官及达军在卫所安插和驻守的结果是民族的融合和新生。如明初设立的河州卫，聚集了大量的达军，并在卫所下面设立了“保安站”，由达官土兵驻守，后来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保安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名演化出群体名，有了“保安人”“保安回”，如今的保安族渊源于此。杜长顺认为，在河湟地区有三个民族属于蒙古语族河湟语群，他们分别是东乡族、保安族和土族。在他看来，土族更多是元裔土达吸收藏、汉成分及其文化宗教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东乡族和保安族则更多是元裔土达吸收了回回人及其文化宗教之后形成的族群共同体[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安回被识别为保安族，1964年出版的《保安族简史简志合编》关于保安族的族源提出了五种观点。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保安族来源于今东乡族自治县妥家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第二种观点认为“保安族来源于新疆迁来的蒙古人中的一支”，其他两种认为跟回回有关，一种认为跟藏民有关[36]。1984年之《保安族简史》中就保安族的族源说：“民间主要有两种传说，一种认为和蒙古人的早年活动有关，另一种认为和回民的活动有关。而群众中的多数则倾向于前一种看法。”[37]
四、明清蒙回的演变及现状
元朝之后，除了明朝境内的一些土达、达官信奉伊斯兰教外，在漠北、漠南、漠西的蒙古人中，亦有很多蒙古回回。希都日古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中还相当盛行，其中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嫡裔、蒙古大汗汗室的重要成员阿黑巴儿只吉囊很可能信奉伊斯兰教。阿黑巴儿只吉囊是蒙古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之弟，从政治地位和权力看，是东蒙古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穆斯林常用经名即Akbar-din。Akbar，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阿克巴尔”或“艾克拜热”，意为“最伟大”；Dīn，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丁”或“迪尼”，多为教名尾音，意思是“宗教”或“宗教的”。从名字之“最伟大的宗教”来看，“它意味着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赞颂和敬仰之外，还包含着其信徒对所皈依的宗教的虔诚和向往”[38]。
除东蒙古之黄金家族嫡裔之外，希都日古还认为，在非黄金家族的瓦剌蒙古异姓贵族中有很多穆斯林。瓦剌的名称来源于12-13世纪蒙古人森林部落斡亦剌，随着历史演变，15世纪时瓦剌部众的核心是蒙元时期忽必烈幼子阿里不哥的属民[39]。元朝败退漠北后，蒙古遂分为东、西蒙古两部，东蒙古又称鞑靼，西蒙古又称瓦剌。有明一代，东、西蒙古跟中亚蒙古穆斯林汗国联系颇多，因为瓦剌部更靠近伊斯兰化的东察合台汗国和中亚穆斯林，所以信仰伊斯兰教者更多，明朝文献中便有“瓦剌回回”之称。蒙古史学家和田清谈及伊斯兰教在瓦剌盛行的状况时言：“元朝退回塞北后，喇嘛教突然废弃了。也先太师时，曾请求明廷派遣僧侣，那时似乎还残留一些喇嘛教。但西蒙古地方却盛行伊斯兰教，喇嘛教几乎完全被废弃了。仅就西部酋长的名字来看，便可了解这种情形。”[40]
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记载的巴秃剌丞相，即明代汉文史籍中记载的马哈木(Muhamud)，他是西蒙古或瓦剌蒙古早期的首领，他的名字明显是伊斯兰教经名——今通译为“迈赫穆德”或“买哈穆德”，源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关于西蒙古首领也先之弟大同王阿把巴乞儿，其名字本为阿拉伯文AbuBak，今译为“艾布拜克”，意为“幼驼之父”或“穆圣的伙伴”，是穆斯林常用的男性经名。也先部下大头目阿剌帖木儿丞相、阿卜都拉·彻辰、平章撒都剌都用了穆斯林男性经名[38]。在孙滔看来，也先的文臣，左丞相哈丹,右丞相阿拉克，武将答剌罕、赛伏剌、阿卜都拉等，也都是瓦剌部的穆斯林[19]。
明万历六年（1578年），崛起的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在青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会面并皈依。俺答的信佛迎佛行动，对之后蒙古社会的宗教信仰产生重大影响，不但东蒙古开始大规模信奉藏传佛教，西蒙古也开始较大规模信奉藏传佛教，如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蒙古敬奉黄教，实始于俺答汗。”[41]也即“蒙古人在16世纪末叶第二次改宗，引进藏传佛教新兴的一支格鲁派黄教后，黄教成为明代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信仰”[38]，伊斯兰教在蒙古社会趋于式微。李伯重教授也认为，16-17世纪从东南亚到蒙古高原兴起的“佛教长城”，阻挡了伊斯兰教的东进[42]。原有的惯性使得即使到了清代，无论是在东蒙古，还是在厄鲁特蒙古中，依然有“回回”的身影[43]，甚至有“蒙古回兵”的记载。
在河湟地区的地名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少蒙回、缠回或跟他们有紧密关系的地名，如在青海湟源县巴燕乡有一个叫“胡丹度”的地方，《湟源县志》在地理—蒙语地名解释中说，它的意思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居住地”[44]61。南文渊认为：“从蒙古自身看：上胡丹度在18世纪期间已有蒙古人信仰了伊斯兰教，雍正八年，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迁到了阿拉善地区。”[45]清人编纂的《丹噶尔厅志》中记载的“阿哈吊”，1993年版的《湟源县志》在蒙古地名中说“阿哈吊”是“弟兄”之意[44]61，请教蒙古族学者说，特指“回回弟兄之地”，伊斯兰教苏菲教团阿哈掉即来源于此。清末编纂的《西宁府新志》亦记载有“阿哈布缠头庄”“蒙古托洛克庄”等跟蒙回、缠回相关的村庄。
清末到当今，青海的“托茂”和内蒙古的“浩腾”，是学界熟知的两个重要的蒙回群体。托茂人，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参与河湟事变，受到官方和文人的关注，民国期间也引起西北考察者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的研究日多[46]。近年来，因为青海祁连山旅游业的兴旺，游客和新媒体的相关报道较多，在社会上有较大知名度。自参与河湟事变起，青海托茂人随着部队向新疆边战边逃，官方奏报中的2000人到新疆后剩下40户人家，当地和硕特蒙古王爷跟清政府交涉后，将这40户托茂人归在自己帐下，定居在博斯腾湖边，民国期间几经折损，20世纪80年代人口约500人，民族身份为回族，如今人口外流也不大强调“托茂人”的身份。而今青海的托茂人是留居下来的后裔，目前分散在祁连、海晏、湟中、西宁等地，人数不足2000人，除了个别的几户人家户籍身份为蒙古族、藏族外，大部分为回族身份。2019年4月，申请成立了“托茂人文化研究协会”，希冀将蒙回的历史记忆延续。
关于浩腾人的研究，相较托茂人要多，尤引国外学者瞩目。然而，将之与托茂人联系起来者较为少见。笔者认为，除了“蒙回”这一大的身份归类之外，两者还有诸多相似性：一是都被称为“缠回”，二是在族源上都声称来自新疆，三是清代以来都是西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子孙的属民。青海和硕特是顾实汗从漠西带来的，阿拉善和硕特是顾实汗嫡孙和罗理率部迁移而来，曾在青海有居留。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初二日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里拉的一篇咨文如是记载：“彼时曾经我先高祖王呈报，我祖上巴图鲁额尔克济农，于康熙年间原由游牧随带来旧缠头回子阿尔巴图一百余名。”青海蒙古和阿拉善蒙古都有记忆和文献说，阿拉善先王阿宝在康熙年间从青海带去了一些缠头回回。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识别中，浩腾人大都申报了蒙古族[47]。如今，这支居住分散、身份是蒙古族又声称信仰伊斯兰教者，人口数似在不断减少，目前只有1300人左右[48]，他们与蒙古国的穆斯林有交往互动，被视为“伊斯兰与蒙古之间”[49]的特殊人群。
五、结语：蒙回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蒙回是一个历史现象，在民族识别之前，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即一个群体拥有多重身份或者一个族群的文化动态多样，是一个正常不过的社会存在。崛起中的蒙古人，本身融合了蒙古高原的草原部落、森林部落、蒙古语族部落、突厥语族部落等诸多人群。在萨满信仰之外，蒙古高原或走出蒙古高原的蒙古人，根据各自境遇，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遇并有所青睐。在实践中，他们可能会信奉一种宗教并对其他宗教保持敬意。他们会在崛起与凝聚中成为一体，也会在历史发展与生境变化中分裂或在地化。蒙古汗国的在地化和元朝宗王、贵族、部众的伊斯兰信仰，都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丝涟漪。这一历史支流，对我国民族识别后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保安族、回族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展现了中华各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形态。
从华北满哥卜花、两广和勇以及云南的保氏、铁氏，还有不少回族家谱记载其祖为蒙古人的陕西蓝田的黑姓、河北三清的何姓家族等，以及宁夏固原、甘肃临夏的民族格局演变，可以看到众多的蒙回案例以及中华大地的民族交融历史。从西南卯氏家族这样一个在地域上从西北到西南，在时间上从明初到当下，群体身份从蒙古—鞑靼回—汉族、回族演变的历史，正是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混成的典型案例。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家族，作为兼具伊斯兰色彩和佛教色彩的元代蒙古宗王，他的影响横跨祁连山，受到佛教徒和穆斯林的赞美，他优渥佛教，又发展了伊斯兰教，是佛教徒与穆斯林在西北和平共处的典型案例。托茂和浩腾，这两个如今还存在的蒙回群体，在自身历史演进中，除蒙古族底色外还吸收了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汉族等成分，他们体现了如今回族、蒙古族之民族内部的多元一体。
除了蒙古人融入回回、蒙古人与回回等群体融合孕育新的民族外，历史上还有不少回回人融入蒙古人、回回人与蒙古等群体融合孕育新的蒙古部族的案例，这也是有元一代从西域到中国的回回人本土化的一个面向。乌云毕力格其的研究显示，蒙元时不少从西域而来的回回占星家和天文学家，不仅为蒙元王朝带来了天文学知识，他们及其家族也最终融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其中的一些回回占星家，在跟随元廷从中原退回蒙古草原后，进一步蒙古化和游牧化，成为明代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分。“乌珠穆沁”汉语意思是“阴阳”，指的就是占星者。除此之外，还有蒙古语称“撒儿塔兀勒”、汉语意为“回回”者加入乌珠穆沁部落[50]。
在历史长河中，蒙古人本身就继承、吸收、融合了众多部落和不同生境的人群，在蒙元帝国强盛时期，蒙古文化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很多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语言、服饰甚至名字方面都呈现出蒙古化。元廷退出中原后，留居和归附明朝的故元后裔，在不同的生境中保持、融合和重生。蒙回现象外，在大历史中，留居汉地的蒙古后裔，大多融入到了今天的汉族中；在青藏高原，不少蒙古后裔丰富了今天藏族的构成，还有一些吸收汉、藏成分形成了新的民族，如裕固族、土族等；还有一些蒙古后裔在与其他文化互动和在地化中，生成了特殊的边缘人群，如新疆阿勒泰山深处的图瓦人等。诸上种种，由小及大，无不显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交融会通中生发出的和合共生理念和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大地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历久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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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