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方法的新时代民族学话语

摘 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之一，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具有特定的方法论意义。百年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地位的民族共生实践。以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为参照，西方社会的“同化论”“多元论”“整合论”不仅具有“二元对立论”的思维缺陷，而且还存在着“自我中心主义”的伦理困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为我们深刻认识民族关系的多层次逻辑提供了新的认识和视角，而且还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清晰的理论路径。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路径；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深入挖掘各民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共生智慧及其社会运作逻辑，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为人民谋福祉的学科本质。

关键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时代；民族学话语；方法

作者：袁年兴 任 远，武汉科技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思想，为中国民族学发展提供必要的路径导向、方法指引和理论支撑，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之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在党中央、国务院2021年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工作方针，强调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工作来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进一步阐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1]。由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内涵进一步清晰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特征。

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此，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民族过程”的观点，如王希恩认为，民族交融是民族融合的进行时态或过程，具有“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的自然属性特征^[2]；二是“文化共同体”的观点，如何星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主要是文化上的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培养和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3]；三是“民族共生”的观点，如纳日碧力戈强调各民族因共生而互为主体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用好用足生态视域,即差异共生、互联交融、由多生一的生态之路”^[4]；四是“国族整合”的观点，如周平指出：“国族整合策略,是运用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机制和历史文化资源来规范和调整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团结和凝聚。”^[5]

学界研究表明，从“广泛交往”到“全面交流”再到“深度交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同时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的必要条件，这也意味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思想的核心话语之一，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具有特定的方法论意义。正因如此，笔者尝试阐释：新时代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何以能够作为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功能？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方法，对推进新时代民族学学术体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促进各民族深度交融的经验总结，获得方法论层面的理论依据，并以为参照对国外民族关系理论展开相应的批判，进而为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反思性和学术主体性提供一个客观的见解。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何作为方法：历史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方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民族工作思想紧密相关。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抵制外来侵略以及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思想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紧紧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主权独立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展开，充分体现了人民作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载体的重要性。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由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民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并确定了党的群众路线以及“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实践路径。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治理念，既是引导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情感交融，而且这种情感交融不断地升华为社会革命层面的政治交融和心理交融。无数红色遗产见证了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如红军二十五军赠予西吉县兴隆镇清真寺“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幛，右江瑶族、壮族、苗族及琼中黎族流唱至今的红色歌谣，灌阳县现今还遗存可见的“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标语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6]595。

为了进一步唤醒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以及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共产党还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与中国抗战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华民族的自决和少数民族自治相辅相成的民族政策目标。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6]678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建立起来。在此阶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战，共同谱写中华儿女并肩战斗的壮丽篇章。

唤醒个体的人民意识，促进分散个体形成一种无差异的集体认同感，并且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彰显这种身份的政治内涵，这既是近代中国处于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中及面临严峻的战争威胁的必然选择，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实践路径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辅相成，并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地位的国家体制，各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人翁形成了互为主体的平等地位。正如195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上级人民政府应教育并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观点，克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7]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8]在这里，人民代表一个民族国家全体社会成员，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正确性和典范性，这为新中国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共同的、具有相似性的“特定品质”。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改变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结构，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始扭转了近代以来不断衰败的趋势，真正站起来了。

可以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地位的民族共生实践，既包括组织层面的一体化共生交融，还包括行为层面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心理交往交流交融^[9]。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如何促进各民族在经济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显得尤其重要。“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0]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在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开发式扶贫的同时，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措施支持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增强了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动力。毋庸置疑，经济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同层面相互交织，极大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基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强调各族民众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交往、合作、交流，促进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广泛生成，如地缘关系、血缘关系、行业关系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共同体随着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情感沟通也日益结构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精神交融”在民族深度交融的结构中进一步凸显出来，“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1]。国家不仅通过实施“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工程和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12]，而且还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促进了各族人民在情感、文化、经济、法律及价值等层面的认同和共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13]。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在一起。人民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的基本界定以及象征性表达，对个体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及伦理道德发挥着指令性的功能作用，每个人也都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

三、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批评与反思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1]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百年发展历程，既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百年，也是各民族深度交融、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近代以来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族深度交融过程，不仅确立了中国各民族“互为主体”的共同体模式，而且也推动着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实践朝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发展，这对于近代处于落后挨打处境的中华民族而言是唯一的道路，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民族关系发展道路和模式。以中国语境中的历史内涵为参照，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们进行理论反思提供了依据。

在西方国家中，与民族关系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同化论”“多元论”及“整合论”。其中，“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强调个体对原有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如华纳和斯罗尔的“直线同化理论”（straight-line assimilation theory）^[14]、葛勒豪的“W型曲线模型”（W-shaped Curve Model）^[15]、戈登的“同化模型”(Assimilation model) ^[16]等。相关理论虽然在同化规律上存在着分歧，但都强调了不同文化群体的同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过程。以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参照，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既不是整体推进，也不是逐次递进，而是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互动特点，任何一种民族交往交流形态，能否形成一种开放、广泛、深层次的共生结构，是实现深度交融的关键所在。以此为参照来审视，西方“同化论”或“熔炉论”无疑属于一种狭隘的主体模式，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在看到“熔炉政策”失败后，预言20世纪末“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法国社会学家Olivier Roy甚至还提出了“谁是欧洲人”的偏激问题^[17]。这些都体现出了一种基于现实焦虑的理论困境。

“多元论”是在批判“同化论”基础上形成的，强调“每个民族在语言、情感、审美和知识体系中具有必然的独特属性”^[18]，最早由美国犹太裔学者霍勒斯·卡伦提出。1980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约翰·W·贝里构建了一种“跨文化适应模型”，强调“如果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同时也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均关系，则属于整合(integration)策略”^[19]。波特斯还将这种“多元论”称为“区隔型融入”^[20]。新西兰学者沃德、博克纳则提出了一种“文化适应过程模型”，指出移民在心理文化的融入需要经历“跨文化接触”、“压力与能力缺陷”及“清晰、行为及认知的反映”三个阶段。以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参照，“多元论”忽视了民族关系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价值的引领作用，因此无法解决因市场竞争机制而产生的危机根源，最终只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导致“平行社会”的产生。

自20世纪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着日趋分裂的风险和危机，“社会整合论”兴起。一般认为，与族际整合相关的“整合论”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即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整合”是解读社会和谐和社会冲突的核心概念，最初是涂尔干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中推演出来。受涂尔干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还把社会整合的纽带分为“共同体关系”和“联合体关系”。与社会学经典理论不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强调“建立共享的价值观，缩减财富和收入差距，总体上让人们感觉到他们融入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面对共同的挑战”^[21]。与“同化论”及“多元论”的社会（文化）目标不同，“整合论”更多突出了社会成果的分配机制以及经济政策的公平性。以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参照，民族之间的深度交融蕴含着情感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实践逻辑，“整合论”虽然强调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之间、市场竞争与资源共享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旨在通过实现公平和正义来巩固社会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但是离开了人民的政治整合功能以及民族的情感凝聚功能，西方国家的“整合论”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以人民作为社会政策的中心，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才能变成现实。

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时代民族学方法论指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思想和巨大成就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根基，而且为我们的理论自信提供了活水源头。以此为参照，西方社会的“同化论”“多元论”“整合论”不仅具有“二元对立论”的思维缺陷，而且还存在着“自我中心主义”的伦理困境。因此，中国语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立足于人民的中心地位，具有超越西方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及情感相互交织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动态性、多层性及情境性的基本特征。因此，需要学界进一步挖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以及新时代的制度优势作为一种总的深层次动力机制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转型带来的客观结构分层明显快于制度整合，各种传递机制或结构化机制的再生产能力已远超一般理论逻辑想象的大变局时代背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需得到解决：社会结构如何对民族深度交融产生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由此需要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如何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促进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制度优势？

总结中国共产党促进各民族深度交融的百年历史历程，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石。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民作为一种共同体形态，至少包含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民族作为一种情感共同体的承认——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情感交融主要体现为一种“保家卫国”的政治民族概念，而且由此带来了政治层面的价值革命；二是将人民和民族对应起来，视民族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有助于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不仅为我们深刻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层次逻辑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而且还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清晰的理论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通过对各族人民的实践智慧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基础。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语境下，社会领域对民族交融具有结构性动力，这种动力以物质层面的动力为基础，最终形成从空间到心理、从经济到文化、从关系到结构的共生动力^[22]。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方法，不仅有助于聚焦于社会结构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拉动力，而且还有助于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因素及其系统性作用机制，为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提供可行性路径，这也要求进一步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如何在不同层面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动力作用。换言之，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要求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路径，而且还要集中分析各民族交融的动态性、复杂性及情境性的动力机制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影响。

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方法，还需要通过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实证分析，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经验研究支持。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还需要“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23],要充分认识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党中央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方针，是顺应时代潮流和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这也对研究民族规律和处理民族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情景性、动态性以及多层交叉的特点，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方法，必然以解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性问题为导向，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并系统性阐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逻辑、道路逻辑、制度逻辑以及法治化逻辑。

此外，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民族学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长期以来，尽管西方民族学无论是在学科价值、研究对象还是在理论基石方面都相异于其诞生之初的原初形态，但始终难以脱离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对立状态，而中国民族学的积极实践与探索虽然凝聚着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智慧，但长期处于世界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挖掘和凝练中国本土话语体系的不足有关。中国共产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为建构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坚持人民群众的路线。正因如此，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为参照，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要求深入挖掘各民族人民的共生智慧及其社会运作逻辑，加强提炼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思想，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为人民谋福祉的学科的本质内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20-09-27(1).

[2] 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J].学术界，2016(4):33-44.

[3] 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N].人民日报，2017-07-28(7).

[4] 纳日碧力戈，凯沙尔·夏木西.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3-37.

[5] 周平.中国共产党的族际政治整合策略[J].理论与改革，2021(4):1-13.

[6]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84-8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G]//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2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

[9] 袁年兴.从多元走向一体:民族关系演变中的共生学取向[J].学术月刊，2010(9):21-26.

[10] 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18.

[1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08-29(1).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6.

[13]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纪实[N].人民日报，2021-08-27(1).

[14] WARNER W LLOYD, LEO SROLE.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5:1-13.

[15] GULLAHORN J T,GULLAHORN, J E. An extension of the U-curve hypothesis[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1963,19(3):33-47.

[16] 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3.

[17] 王宇洁.征服与被征服: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考察[J].文化纵横，2015(6):44-49.

[18] HORACE M KALLEN.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J]. The Nation, 1915，25(2):155-168.

[19] BERRY J W.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M]//PADILLA.Acculturation:theory，models，and some new findings. Boulder:West view Press,1980:9-25.

[20] PORTES A,M Z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1993 ,530(1):71-96.

[21]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1-24.

[22] 袁年兴.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代际差异与服务管理政策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46.

[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22-10-26(1).

(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