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有创造力的诗人,应有对喧嚣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
我看中诗人的创造性,而这样的创造性包含了诗人指涉历史,对于活生生的、喧嚣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
“粗脚笨手者”中不乏历史开创者和文化开拓者,反倒是他那样的性情中人、搞点小颠覆的精雕细刻之手,多属吃文化现成饭者,他们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为半个“集大成者”。祝贺。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则需要一种容纳非法趣味的、强健的文化胃口和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
在《西川: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杜甫也许会是另一个杜甫》里,我讨论了李白、杜甫和韩愈。我知道今人中会有人既不喜欢这几个人,也不喜欢我讨论他们的方式。而有趣的是,古人中亦有不快于我的工作、解者。清代袁枚在其《随园诗话》卷五中这样说:
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
”—— 这是在骂我了,尽管我没有要“凌人”的意思,而只是想把一些本该说清楚的事说清楚。大才子袁枚不懂的是,“粗脚笨手者”中不乏历史开创者和文化开拓者,反倒是他那样的性情中人、搞点小颠覆的精雕细刻之手,多属吃文化现成饭者,他们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为半个“集大成者”。祝贺。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则需要一种容纳非法趣味的、强健的文化胃口和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当然袁枚也没有一味回护细弱的文化胃溃疡们。他说:
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
”袁枚的《随园诗话》
联系到他所说的“诗贵淡雅”,看来他认为自己才是王、孟的真正继承者——没想到在这里我跟袁枚杠上了(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没想到”:为了看清当代问题,我们居然不得不把问题上溯到如此久远的过去)。但既然孟郊“谓言古犹今”,那么这也就没什么。我讨论韩、杜的方式,应该是袁枚所不了解的。抱歉,吾生也晚,且诗歌趣味与袁枚不同,我看中诗人的创造性,而这样的创造性包含了诗人指涉历史,对于活生生的、喧嚣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
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袁枚透露,他的前辈,清初王士禛不仅不喜欢李、杜、韩,连白居易也在他的兴趣之外,只是“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是:
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
(《随园诗话》卷二)
”既然大才子王士禛才有不逮,那么袁枚亦当有其盲瞽之处。袁枚露怯而自信地表示他对杜甫卓绝千古的《秋兴八首》并不感冒:
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
(《随园诗话》卷七)
”似袁枚这等印象式批评,实无有对错,个人才调、性情、财产、地位、社会生活环境、所居山水气候、历史时段使然也。袁枚在面对《秋兴八首》时的露怯,表明他也才有不逮:他除了跟孔夫子叫板,收集下一堆怪力乱神的《子不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胆教了几个不上道的女弟子,成为文人雅士中妇女解放者的同路人,其实也没写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那就让他闹吧。对当代那些平庸又自视不俗且好出语惊人的印象式批评,我也持这个态度。
袁枚像
我承认,在阅读理会唐诗时我并非没有盲点。我的盲点是晚唐诗。我并非不知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大名,并非不能背诵他们的部分作品,我也读过许浑、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贯休和尚、韦庄、韩偓等人的作品。我也知道而且没有按照今人的趣味来理解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我承认,我对晚唐诗缺乏理解,更谈不上受到其影响。我想我还没有找到进入晚唐的正确途径。因为缺少自己的发现,我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重复别人的见解。南宋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
诗至晚唐,气格卑靡。
”——我信。清人何文焕在《唐律消夏录》的评语中说: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
”——我信。现代学者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中说:
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
”——我也信。
一般说来,晚唐诗歌的题材不外乎废城荒殿、残花败景、夕阳冷雨、山林渔樵、乖舛人生、离愁别绪、伤心怀古。其情调,多哀伤凄美,韵味悠长,间有脂粉气;其写法,多从琐细处着眼,多用典,对仗工细,讲究语言的音乐修养,耽于游戏文章——这都是别人的说法,我姑且都接受。曾见有人借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的视角讨论李商隐,仿佛李商隐是法国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那帮人中的一个。我虽然觉得这种号称学术、拿西方概念套中国的人与事的做法总有可疑之处,但也姑且就这么接受了。在我读到的对晚唐诗的看法中最有趣的看法来自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他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的“文艺”一节中说:
欲令女子学诗,必先使之多读,多读而能口不离诗,以之作话,则其诗意诗情,自能随机触露,而为天籁自鸣矣。至其聪明之所发,思路之由开,则全在所读之诗之工拙。选诗与读者,务在善迎其机。然则选者维何?曰:在平易尖颖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学;尖颖者,妇人之聪明,大约在纤巧一路,读尖颖之诗如逢故我,则喜而愿学,所谓迎其机也。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见即阻塞机锋,终身不敢学矣。此予边见,高明者阅之,势必哑然一笑。然予才浅识隘,仅足为女子之师,至高峻词坛,则生平未到,无怪乎立论之卑也。
”李渔编《芥子园画传》
这段话令我心情大好!他所谓“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着着实实是在与严沧浪“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说法唱对台戏了,这里透露出关乎传统诗歌阅读与批评的许多信息。对于今日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无论男女,李渔的这段高见一定会令他们哭笑不得。这里,李渔虽然狡猾地自谦了一下,说自己“才浅识隘”,但我们能看出他给出他“独到”观点时的洋洋自得。他从戏剧家的角度看诗歌,以娱乐的、业余的方式阅读诗歌,果然不同凡响!他把晚唐诗与女子阅读联系在一起,无意间既公开了一些晚唐诗本身的秘密,又顺带挤兑了一下所有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此外,他如此怜惜、照顾“女子”的阅读趣味,却又是十足地站在男性中心论的立场上,从智力上轻视女子,这定为当今女性主义者们所不容。
渔洋山人王士禛像
那么,在李渔所说到的晚唐诗中包括杜牧、李商隐的作品吗(包括温庭筠、韩偓的作品倒可以理解)?“女子们”能够接受杜牧和李商隐的别扭和窝囊吗?宋以降人们普遍推重李商隐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其作品隐晦、复杂、多用典、常伤悼、靡丽、雕琢、忧郁、眷恋、“夕阳无限好”,这些品质的确代表了晚唐诗的一部分特色与内容,可是李商隐的杰出绝不仅限于此,至少绝不仅限于北宋初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这一班人所理解的李商隐。而北宋末南宋初的韩驹、南宋杨万里及“永嘉四灵”等为反对北宋上溯杜韩的、艰涩的江西诗派,都倡导返回晚唐诗(韩驹本是江西诗派,杨万里本宗江西诗派),但看来也没能再造出李商隐、杜牧,甚至许浑那样的诗人。
一般说来,凡不喜李、杜、韩的读者和作者,都会欣赏晚唐诗。可是晚唐诗人们并不自认为与盛唐、中唐的诗人们处于敌对状态,李商隐甚至部分地自杜甫而来,他的五言排律始终在向杜甫看齐。他早年对韩愈的诗文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否则他不会写出《韩碑》这样的“韩愈体”诗篇。这首诗在清代纪晓岚看来“笔笔超拔,步步顿挫”。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夕阳无限好”的李商隐呢?况且,我们若以李商隐作为标准晚唐诗人的话,我们对于杜牧的诗歌、文章就会失明。《 新唐书·杜牧传》言 :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
”我对晚唐诗虽然思考不多,感受不深,但晚唐诗里呈现出的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我还是看到了。我们还是先从杜牧说起。他比李商隐大十三岁。
杜牧像
杜牧书《张好好诗并序》
2013年4月我曾赴扬州参加第一届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在一个小码头上我看到一块新立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杜牧诗《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与李商隐相比,杜牧其实是一个明亮的人。这首尽人皆知的诗虽取时在夜晚,但一点也不晦暗。
它应该是李渔愿意拿给“女子”看的诗。但不知他会否在出示这首诗的同时也出示一下杜牧二十三岁时写下的《阿房宫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清代袁江作《阿房宫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代人想象的阿房宫前殿
只这《阿房宫赋》的第一段就令我略微困惑:杜牧究竟有几个侧面?在这里,我们看到青年杜牧高强的空间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以及精彩的叙述铺陈能力(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的《隐形城市》在空间虚构方面也不过如此)。当然他的想象力肯定与他的阅读有关。我在此强调他的想象力,是因为当代考古学者李毓芳教授带领考古队经过数年发掘后得出结论:秦代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而杜牧想象出的阿房宫却壮丽得如同海市蜃楼。但是,这依然不是杜牧豪宕之才与济世关怀的全部。杜牧这个人,居然还是春秋孙武子兵书的注者之一。翻阅《十一家注孙子》,我们会知道,在从三国曹操到宋代诸公的十一家注者当中,杜牧的注文最好,最有见地,最博学丰赡。作为诗人、书生的杜牧,虽无实战经验,却当得起军事学家的头衔。《孙子·谋攻篇》中的大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杜牧注曰:
以我之政,料敌之政;以我之将,料敌之将;以我之众,料敌之众;以我之食,料敌之食;以我之地,料敌之地。校量已定,优劣短长皆先见之,然后起兵,故有百战百胜也。《孙子·虚实篇》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杜牧注曰: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
”在落笔写下这些阐发《孙子》的文字时,杜牧胸中一定藏着千军万马、千岩万壑。那么这位杜牧与那个写“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杜牧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人吗?既然是一个人,则此人真正是亦文亦武,亦刚亦柔了,那么他的精神疆域究竟有多大?杜牧论文与常人不同,他竟以兵家之语论之。在《答庄充书》中他说:
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
”这是典型的晚唐人的口气吗?他是生错了时代吗?按常理,一个深怀英雄抱负的人,若不能驰骋于时代,其英雄气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窝囊之感得有多么强烈!杜牧有时游戏笔墨,而当此时刻,他会感到另一个杜牧在注视他吗?他会心有不甘吗?抱负不得伸展,仕路不畅,世事艰难,他本应向颓靡靠拢,但从他的诗文集看,他虽喜游宴逸乐,为人不拘小节,却不曾倒向颓靡,那么他的神经得有多粗壮!杜牧生活的时代,白居易、元稹的影响正如日中天,但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曾借李戡之口批评元白某些诗作“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白居易也赶上了牛李党争。从政治上说,杜牧与白居易同属牛党,但杜牧就是不喜白居易的浮薄。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雅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家族门第: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
”这样的家庭出身会令他傲视群伦,但他不幸生活在牛李党争的时代,左右不是人。人们一般把他划入牛僧孺一党,但他在李德裕为相之际也曾积极上书条陈政见,期望被采纳。他曾历任刺史,最后官至中书舍人,官运不算潦倒,但也称不上得意。杜牧最终一定是怀着失望离去的。不过他的状况还是比李商隐好些。而本来受知于令狐楚,应该属于牛党的李商隐偏偏娶了李党官僚王茂元的女儿为妻,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厌憎,视之为背叛之徒,而李党又以其祖尚浮华、不循礼法,因不予提拔,致其终身沉沦下僚,这让李商隐感到窝囊得不行。名义上他和杜牧党属不同,但他曾以同道的口吻写到杜牧: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李义山诗集笺注》
这是李商隐的《杜司勋》一诗,他还写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两个人都是窝囊别扭的天才。李商隐诗比杜牧诗密实、晦涩,除了性格不同、出身不同的原因,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李商隐比杜牧更窝囊。
杜甫心苦,但并不窝囊,李白更不必说,韩愈也是,白居易也是。王维晚年虽然窝囊,但王维选择不写。孔、墨、老、管、庄、孟、荀、韩都不曾论及窝囊,《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也不曾论及;屈原郁闷、悲愁、愤恨、绝望,但他浩浩荡荡地表达了出来。
阮籍忧愁至极,时感被动不得已、如履薄冰,故避身酒瓮,但似乎也与窝囊无缘。而窝囊是郁闷、愤恨、屈辱感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清楚或虽表达出来却表达不尽。司马迁《报任安书》虽触及窝囊感受,但被一种悲烈的历史意志所掩。一般说来,窝囊带有世俗性,古人肯定免不了窝囊,但它见于文字表述,多为现代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牧、李商隐——尤其是李商隐——的窝囊感受应该接近于现代人,只不过他们的写法是唐人的。
凡人感到窝囊,必深切体会到个人的存在。因此李商隐得以在杜甫、韩愈之后将唐诗继续推进。清初吴乔《围炉诗话》卷三云:
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
”我曾见有人(例如蒋勋)说李商隐表达出了一个走向灭亡的唐朝,但我不认为李商隐能先知先觉地清楚认识到唐朝的历史即将终结,尽管他看到了他那个时代宫廷、社会的种种问题。他肯定不具备一般是历史马后炮的大历史洞见,他肯定也不曾认真研究过前人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开个玩笑)。所以当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他可能更多是从个人遭际出发写下这样的诗句。
李商隐像
他多次写到乐游原,不只是“夕阳无限好”这次。那里看来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夕阳、夕曛、斜阳、残阳、黄昏、薄暮、暮景、暮霞、暮鸦、晚、山晚,他反复写到这个时间段和这个时间段的景物,很难说这是他的历史感使然。拔高他的历史预测能力其实没有必要。他的性格只是吻合了历史的走向。李商隐的个人遭际会加重他性格中抑郁、敏感的一面。他把自己归入了由宋玉、贾谊、曹植、王粲等人组合成的抑郁、敏感、惆怅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人往往短命,故李商隐说“古来才命两相妨”。
李商隐从他的抑郁并且纠结的心绪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处理当下的方法:他诗写眼前景物,却又总是拉出另一个时间点,要么是未来某个时间点,要么是被赋予了当下因素的某个过去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他总是以古喻今,以今为古;他总是包纳明天,又从明天看回今天。今天,对他来说,不是,或不总是今天。他的此刻,不仅是为此刻而存在,而是为将来的追忆、怀旧而存在;仿佛他的此刻不是现在时的而是过去时的或者过去进行时的(套用一下西方语法中的时态概念),或者将来现在时的或者将来现在进行时的(西方语法中没有这两种时态);仿佛他的此现场总是通着彼现场(涉及时间转换带动的空间转换)。这真绝了。
他写诗如下棋,走一步,看两步。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我想到了林黛玉——一般总是,活着却要想到人之将死,宴饮却要想到席终人散,见春花怒放却要想到春之将去。不必举出偏僻的例子,李商隐那尽人皆知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已经很好地展示了他这种独特的时间观。前面我们说到,王维的时间是永恒的时间,杜甫的时间是个人时间、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会,而李商隐发展出的是一种双重时间:此刻与未来,此刻与往昔。他在诗中反反复复地使用到“梦”“忆”这样的字眼(就像李贺诗中喜欢用“老”“鬼”等字),我们姑举含“忆”字的诗句为例——喜用“忆”字说明李商隐一天到晚心事重重:
此情可待成追忆 (《锦瑟》)
忆把枯条撼雪时 (《池边》)
永忆江湖归白发 (《安定城楼》)
却忆短亭回首处 (《韦蟾》)
琥珀初成忆旧松 (《题僧壁》)
无限红梨忆校书 (《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
帝城钟晓忆西峰 (《忆住一师》)
不许文君忆故夫 (《寄蜀客》)
再到仙檐忆酒垆 (《白云夫旧居》)
几对梧桐忆凤凰 (《丹丘》)
岂知孤凤忆离鸾 (《当句有对》)
每到城东忆范云 (《送王十三校书司》)
不教断肠忆同群 (《失猿》)
只有襄王忆梦中 (《过楚宫》)
忆得前年春 (《房中曲》)
忆奉莲花座 (《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
遂忆洛阳花 (《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
口占寄上》)
始看忆春风 (《代贵公主》)
临城忆雪霜 (《即日》)
如何为相忆 (《夜意》)
岭外他年忆 (《九月於东逢雪》)
谢朓真堪忆 (《怀求古翁》)
够了,太多了。如此使用甚至滥用“忆”字的人必是一个孤独者(所谓“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不同于当今有爱有失落、无愁无忧戚的唧唧歪歪的诗作者和歌词作者们:李商隐一定缺乏说话的对象,或有时他虽有明确的说话对象,但当他开口时,话却说给了另一个影子一般的倾听者,而对影子开口,他说出的话就成了幽幽的自言自语。
李商隐是个情种(其《暮秋独游曲江》诗的口吻甚至令人联想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种而没有说话的对象,这得是多大的别扭!于是他的自言自语不仅投向人影,还投向植物与花鸟鱼虫。他赠柳,忆梅,嘲樱桃,写到桃树、石榴、牡丹、杏花、莲花、鸡、鱼、燕、蜂、蝴蝶、蝉、老鼠、蝙蝠…… 他有一首诗居然叫作《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在这首诗里他还写到了玳瑁、琉璃。这应该是一个寓言的世界,但李商隐又不是在写寓言。李商隐作诗时总要查阅大量书本。书本乱摊在屋里,人称“獭祭鱼”),他如此用典构成了他的晦涩,可是却没人以此称赞他渊博!这是怎么回事?当代人面对这样的写作真就没招了,因为没法命名,便想起了欧洲的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遂称之为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有颓靡的一面,李商隐恰好也有颓靡的一面,乃至色情的一面,那就定下来了,是“象征主义”了!但李商隐可能比象征主义诸诗人还要复杂。不知道李渔的“女子”们能不能接受这样复杂的诗歌。
(摘自西川《唐诗的读法》,北京出版社)
西川
196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西川自80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他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作品有《深浅》《大河拐大弯》等。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出版有诗集《虚构的家谱》(1997)《大意如此》(1997)《西川的诗》(1999),诗文集《深浅》(2006)、散文集《水渍》(2001)、《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2004)、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1997)、评著《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2001)、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2004)。编有《海子的诗》(1995)《海子诗全编》(1997)。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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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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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
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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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杜甫也许会是另一个杜甫
西川:写不了不优美的事物,因为你在语言上不事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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