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
比尔·波特这个大胡子外国老头，不仅热爱中国文化，而且还懂得深刻。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很多路，不计较岁月流迁执意寻访隐士，也曾归隐山林诵经打坐，听暮鼓晨钟。他曾隐居于僻静一角，专心翻译古代隐士的著作，亦将自己的见闻感知凝结为纸上之文。
比尔·波特与中国的缘分很奇妙，也因此他说自己的前世很像是中国人，因为刚接触中国文化时，他发现读文言文容易，“我不喜欢白话文，喜欢读文言文，看佛经时会有一种感觉，以前我看过这些，只是后来忘了，就像你看到一个人，虽然你忘了他的名字，但是你认识他。”
在美国服完兵役后，比尔去加州大学读人类学，“我读人类学，不是对人有兴趣，我对人其实没有兴趣，而是对‘我’有兴趣，我想通过读人类学，读非洲人、南美人、全世界人，确定我要怎么活。后来我发现，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修行。”
1970年，波特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有一天，他在纽约遇见了来自中国无锡的法师寿冶，并开始跟法师学习打坐。他觉得修行比上学好，于是就放弃继续念博士的机会，带着仅有的两百多美元去了台湾，开始了佛光山的寺院生活。“我最初去台湾是为学佛教，后来又发现了儒家和道教的文化，我觉得除了跟书里学，还要跟中国的老百姓学，中国人身上都有孔子、老子的思想，我在台湾住了20年，和老百姓学了很多。”
在佛光山呆了一段时间后，比尔觉得自己中文改进不大，就去大学学语言，可是后来又不喜欢上学，就到另外一个寺庙挂单，每日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方丈对我那么好，可是他不算是我师傅，释迦牟尼是我师傅，老子、苏东坡、陶渊明也是，我的师傅很多。”
看他那么虔心地在寺庙呆了几年，住持悟明禅师说他该出家了，而比尔却走了，原来，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在寺庙时每个周末会下山，和女朋友在明星咖啡馆见面。
离开寺庙，比尔搬到了农村，一开始，女朋友的父母并不同意两人的婚事，慢慢地觉得比尔是个好人也就点头了，“我原来吃素，但是岳母说一定要吃肉，每次去时她都会特别给我做，算了，我不要她生气，就吃肉了。”
结婚这么多年，比尔说两人已经习惯了“距离”，因为妻子是独生女，要照顾父母，所以以前两人只有周末才在一起，后来比尔带着孩子回美国读书，妻子留在台湾照顾老人，一年回美国两次，岳父母去世后，妻子也不是整年呆在美国，“她冬天会回台湾，那里有她的朋友，还有个公寓，在美国时她喜欢种花种菜，所以我太太不在美国时，我就自己做饭，我的饭，太太不敢吃 ，说太难吃，可是我自己可以吃。”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要读书，比尔说他不会回美国，“其实我不愿意离开台湾，现在我在美国已经25年，习惯了，可是会觉得可惜，我在美国，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觉得回美国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孩子而言有意义，他们读书，有他们的朋友，会说中文和英文，生活得很好，两个孩子没来过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机会，他们有时会回台湾，但是还没有缘分来中国大陆，我想他们早晚会来。”
每天早上六七点，比尔·波特起床，打坐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喝功夫茶，八点到十二点是工作时间，“我住在海边的乡村，下坡到海边，是3公里的路程，会走45分钟，到家后洗澡、睡午觉，一点半起床吃中饭，下午喝乌龙茶，再工作，之后有时陪妻子去超市，做晚饭，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如果没有棒球比赛，我会在晚上9点睡觉。现在的很多电视节目我都不喜欢看，经常播一些吓人的，我最喜欢看卡通节目。”
笔耕不辍的比尔已经出版了20本书，可这是个孤独的过程，他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没看过，“没兴趣，我的太太以前也不看，后来看了我的中文书，他们不知道我在忙什么，因为也不赚钱啊，孩子们觉得我翻译古代诗歌是浪费时间，他们三十几岁，可是还是小孩子。”
比尔对赚钱没有太多欲望，他说自己的钱已经足够了，现在的他很幸福：“我不需要很多钱，而且我有房子，有花园，有车，虽然是15年前的车，但是我什么都有，孩子需要钱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我很幸福。修行人不可以不修行，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我的生活态度是这样的。”
比尔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游离，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漂泊而另类的“外国人”，在台湾他是外国人，在美国也如是，“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独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其实我喜欢被当做外国人，我的知音是陶渊明、苏轼，我去看他们，在他们的墓前倒酒谢谢他们，他们喝不完我就喝完，我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成为我的知己，很遗憾他们从没有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但是我翻译他们的诗，就是在认识他们的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诗句都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我喜欢翻译古代诗歌，感谢他们给我翻译了解他们的机会。”
有时，比尔·波特在翻译时遇到了阻碍，他就会在打坐时把这些字放在眼前，“只是看，什么也不想，然后突然就会明白了，所以，我打坐时会把纸和笔放在旁边。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翻译，而是‘心’。我就是找到了那些诗人创作这些诗的‘心’，然后用英语表达了出来。就像跳舞一样，我随着他们的节奏跳舞，随着他们的表情在跳舞。我觉得翻译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修行到没有文化、没有语言的境界。”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
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
但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
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
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
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
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
《空谷幽兰》是比尔·波特的经典之作，书中记录了他追寻隐士的历程，这是一段辛苦的行走，也是一场心灵的洗涤。比尔说，隐士是他见过最幸福、最和善的人。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记录了自己最真诚的感动，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在读者心中划过温暖。
《空谷幽兰》出版后，一版再版，畅销至今。很多人都想看看隐士们栖息之所，了解他们的孤独或者平静，也愿找到自己的兰花，在心中清香满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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