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鲁迅研究界的大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中国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在这种长期的专制主义文化环境之下,中国文化仍然在发展着,仍然在滋生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在增多起来,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仍然越来越大。那么,他们靠着什么,我觉得他们第一靠着自己的绅士精神。
当然,绅士精神是一个现代话语。传统的绅士,就是他通过文化的学习和知识的传播,成为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之上的一个评判者,他自身由于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且对自身的行为、言行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性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他不会犯低级错误,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评判现实、评判别人的资格。而在这种资格当中,他永远是别人的评判者,而把自己永远地置于一个高雅的地位,那么在这时候他就获得了自信,并且这种自信是真诚的。那么在社会上出现的所有的灾难、不公甚至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苦难都与他毫无关系,并且正因为外部世界是苦难、纷乱和不公平的,正是因为有官僚的腐败、政治的专制、乱民的捣乱和反叛,他才更有了提倡或者宣传其理想的文化背景。
他永远不会说他在这样纷乱的世界中怎样和敌人做斗争,将怎样和大家一起走出这个苦难的深渊,他永远会说这样的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应该有公平,人与人之间应该友爱,世界应该和谐,而不应该是纷乱的。
也就是在这些话语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这些知识分子既保留了自己的地位和自我自信意识,也保留了这样一种话语形式。
这些话语形式喂养了这些绅士,这些绅士也喂养了这些话语,所以说,在任何时代绅士和绅士的语言总是共在的。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着,他就拥有宣扬他的正面理论的资格,拥有这样一种话语形式。
在中国,过去旧绅士很多,“五四”之后又产生了一批新绅士。这批新绅士从西方学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新的礼仪形式和新的文化教条。回到中国来,不论中国是一种什么状态,他都是在论说这么一种理论,讲着这么一种道理,并且这样一种道理一定是附着在西方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的身上,或者是实用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新人文主义,或者是黑格尔哲学,或者是费尔巴哈哲学,谁都不要紧,但到了他这里就成了标志着他自己有文化、比普通老百姓更高的招牌。
他们可以评判现实,但现实是怎样的、怎样改变现实他们是从来不会说的,他们永远不离开这样一种理论话语,这样一种理论话语也就养育了一批现代的绅士,这些现代绅士又制造了这样一批话语。古代的绅士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生活在中国,现代的绅士也继续着旧时代的绅士的事业。
在中国古代,也有做不到绅士的一些人,这些人多是年轻的,活泼的,有才华的。但是做绅士总要对自己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并且要永远地把自己的话语纳入到一种在社会上是正经的、正当的理论体系中去,古代纳入到“道”当中,纳入到“理”当中。另外一批人也必须在这样一个专制主义的背景之下活着,并且还要活得幸福,活得潇洒,那么这些人就组成了“才子”。
所谓才子是讲情的,讲潇洒的,讲不承担苦难的,讲幸福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寻求自己的轻松,寻求自己的愉快,即使他的身边饿殍遍地,但是只要有一碗饭吃,有酒喝,有茶饮,他就可以在那里喝酒,在那里饮茶,他就可以在那里讥笑,整个世界被他留在了他的心灵的外边,而他自我永远是满足的。
这类话语借助的也是我们的文化,用各种各样的虚伪、趣事,用各种各样的笑话,用各种各样的噱头,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是诗歌或者是音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娱乐。他们感觉不到痛苦,也不认为他们应该感觉到痛苦,但是当真正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反而表现得更加束手无策。
古代有才子,现代也有才子。现代的才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出诗来,并且能写出非常美、非常和谐、天人合一、没有痛苦、只有一种韵味的那种诗来,让人读来心里软绵绵的,非常温柔多情。现代才子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带有一种进取的甚至可以是一个革命的外表,他永远是先进的,永远抓住一种话语形式,他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可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使用一些空灵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却没有实际的内容,在那里制造一些虚幻的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比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多的一点东西。
第三个就是流氓精神。知识分子使用的是话语,话语是非常容易跨越的,我今天是唯物主义者,第二天唯物主义不时兴了,我就可以是唯心主义者;前天还在讲阶级斗争,我是一个阶级论者,第二天阶级斗争不时兴了,我就可以讲和谐。这是没有一点线索可寻的话语变化。
这样的一个文化流氓,当你行势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吹上天,当你不行的时候,他可以找出各种侮辱性的话语毁灭你、污蔑你、亵渎你。在“十七年”的时候,他可以把不属于鲁迅的东西往鲁迅身上推,给鲁迅贴上各种各样的金纸,把鲁迅贴得面目全非。但是当鲁迅不行时,他可以说鲁迅是汉奸、流氓,可以说他是性压抑、性变态。这些人永远不会为他的语言负责。他永远能够找出一种话语,通过戏谑和亵渎你,来显示他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我觉得亵渎鲁迅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语言,就是典型的流氓语言。
正是因为多出这三种意识,中国知识分子,比起日本知识分子和韩国知识分子,就复杂了一点,中国的文化成果比他们就多出了许多,但是文化中生命的含量,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少。
1990年代初,我一开始接触到的韩国学者,如朴宰雨先生以及韩国第一批鲁迅研究的学者,大多数都是留学台湾的。在台湾,鲁迅的作品也是被禁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抄本,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机会偷偷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并且回到韩国后,这些人大多是韩国民族运动的参加者,据我所知,朴宰雨先生也是在监狱中著书立说的。他们学习鲁迅,是真正带着一种鲁迅的精神,为了这个民族的民主化,为了这个民族的发展,为了人类的存在,其实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他们的奋斗。
他们对于鲁迅的研究,不仅仅在文字中,同时也在他们的实践当中。同时,他们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他们的实践本身也是一种文字。我认为这就是鲁迅的特点。鲁迅的每一个话语就是一个实践,他是一种话语实践,一种文化实践,他在坚持着什么,他在攻击着什么,他在张扬着什么,他是用实践去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的符号,他不是一个话语的游戏,而他的行动也是一种话语。他对国民党滥杀柔石和左联五烈士的抗议,他对刘和珍和杨德群的纪念,是一种誓言,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就凝结在他的话语当中。
所以我觉得,鲁迅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誓言,就是一种行动。他在支撑着一个世界,他同时在爱,也是在憎。
我觉得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最高点,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鲁迅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既来自于外部,也应该来自于我们内部,所以说我们不要埋怨外部世界,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也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能光有一些绅士、光有一些才子、光有一些流氓,让他们占领我们的世界,鲁迅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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