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官场之路

人生的品级

文|张炜

外公孟嘉在世时的名声和地位都要远高于陶渊明，当年很有些名士派头。陶渊明就不行了，他从江州祭酒做起，地位卑微，没有资本和本钱，一切都要从基层起步。他每天要处理一些烦杂的事务，大概也很难得到像孟嘉那样的尊重，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没有士族背景的子弟是很难的。像陶渊明这样出身寒门的人，即便是官场顺利，要显达也须经历漫长的奋斗期。他为了救穷才第一次出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陶潜》）。古人三十左右岁的时候，即所谓的而立之年，已经颇有沧桑感了。到了这个年纪再从底层做起，对于一个心气很高的人来说，恐怕是难免沮丧的。况且在东晋官场，他当时所遇到的同僚怎样尚不得而知，比较普遍的情形是少不了庸常和倾轧之类。

陶渊明的离开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官场里各种各样的制约、牵拉，对他来说当是一次次磨损和挫伤，而且好像还没有尽头。不只陶渊明这样，从古到今中国所有正直有为的文人，在官场上都有一肚子苦水，所以其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常常考虑规避，或用其他方式做出自己的反抗。但也总有一些人能够压抑自己，忍受所谓的“胯下之辱”，最后抵达那个“目标”，做了所谓的“人上人”。

中国有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苦”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学问，增加更多的阅历，修养个人的品格，在人世间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只为了做个“人上人”。这是从民间到上层的某种“共识”，堂皇到并不忌讳说破。千般辛苦熬过，最后就为了能够踏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这种“理想”多么可怕。这种人生轨迹普遍而残酷，发散到社会上即形成一种极为恐怖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就个人来说则是一种劣质人生。一个人之隐忍，最后即为了实现那个目标，人人如此，整个人类社会就只剩下败坏与黑暗一途了。

桓玄

中国这样一个“吃得苦中苦”的奋斗方式，包含了忍受各种各样的屈辱和磨难，最初是苦读，即“头悬梁，锥刺骨”，接着就是仕途上的忍耐，韬光养晦。而韬晦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到了拥有实力的那一天，条件具备的那一天，即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把这一路上吃的所有苦头再还回别人、还回社会。一个人竟要从别人的痛苦中、以他人的苦难来补偿自己，多么可怕，这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是人性的一个深渊，也是为人的一大耻辱。

厮混官场的人物，从古到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没有理想的，人们对这种低劣卑微之人的一个评价，用中国民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又馋又懒。”这种通俗的说法其实是再准确不过。没有勇气吃苦，做不得辛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所以就要选择最下贱的方式：出卖良知，不择手段爬往一个位置，投机人生。这正如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诗人谢灵运在诗中感叹的那样：“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登池上楼》）意思就是：想增进德业大脑智慧不够用，去做一个土里刨食养活自己的人则更不能胜任。谢灵运在这里写的是他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表达的也是失落的情绪，当然属于调侃和自嘲。抛开谢灵运的自我调侃，用这句诗来描述某些官场人物却是恰如其分的。这种人只能选择看起来体面，实际上却是最下贱的、下而又下的工作：欺压弱小，不劳而获，攫取个人利益，过一种寄生虫的生活。

这种人生从道德上来讲，是品级最低的。

陶渊明对如上道理当然是非常明晰的。他做了短时间的祭酒，就回到了田里。田垄上有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因为出生时父亲有几处田园，他的少年时代有跟土地、跟鸟兽虫鱼打交道的经历。一个人的少年嬉戏与劳作，那种健康的气息，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正是这片田野里新鲜的朝露，把一个到了而立之年，在官场上几经折腾的人给召唤回去了。

这条路径对陶渊明来讲是很自然的，所以他踏上它一直往前，到最终还是没有偏离。我们可以相信，从他第一次入仕到最后一次归去，田园生活对陶渊明的吸引是越来越强烈的。

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对身为书生的陶渊明影响至深，所以在他这里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到“兼济天下”，而不仅仅是为了糊口。糊口对他来说当然重要，他曾经讲过，自己是为了生计才去做官的：“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二十首·其十九》）人活着起码不要挨饿。越是到了后来，他好像越是要为生计而奔波操劳：为生计入仕，也为生计打理园子，而且任务十分繁重。

据史料记载，桓玄是一个残暴无道、品格低下的政客和武士，先人桓温是一个有赫赫战功的大将。桓玄没有像先人那样忠于晋朝，而是处心积虑地争夺权力，走了不义和残暴的篡位之路。陶渊明进入桓玄幕府的时候，桓玄对维持东晋的天下还起到了一些良性的作用，曾给诗人留下一丝希望和一线光明。在这个时候，陶渊明作为当时社会政治的参与者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时期的桓玄与后来的桓玄不能同日而语。到后来陶渊明要面对一个残忍无道的家伙，于是就再也无法做下去了。

不仅如此，而且和第一次离开的缘由大致一样，就是自己在这里无法苟且，那种“役”的生活让他无比痛苦，再也忍不下去了。

刘裕

刘裕和陶渊明的关系也需要好好分析。陶渊明最初投奔到刘裕麾下时，刘裕正生气勃勃地为东晋收复失地，这可不是后来陶渊明写《述酒》前后的那个刘裕。陶渊明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心里常有“尽忠”的情结。他可能不太追究晋朝建立之初的那段历史，不会联系当年司马父子的残暴无道，只认为应该忠于当下的东晋政权。

那时北方少数民族侵犯中原，在北方建立起更为野蛮残酷的王朝，五胡乱华，中原涂炭。在陶渊明看来，北方的这些外族政权都是“异类”，而东晋才是汉民族的正宗。所以在当时，一切试图篡权者，像桓玄这一类人物，在一般正直的士人眼里都是趁火打劫者，是背叛，是黑暗险恶的势力。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刘裕消灭了桓玄，才有可能使晋朝复兴，走向正轨。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仍旧向往着光明和正义，向往着一种健康的时代力量。他后来退出刘裕集团，当然也是同理。因为刘裕越来越流露出篡位的野心，流露出无道的本质，与桓玄并没有什么不同。按照陶渊明的人格理想来说，这种情势之下也只有离开，继续合作是不可能的。

陶渊明离开刘裕之后即转入刘敬宣的幕府，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不必当成第二次进入官场，延续的时间也不长。

第四次入仕就是做“彭泽令”了，几乎与第三次是连在一起的，也是四十一岁这一年。这次时间更短，不到三个月就走开了。不同的是，这次诗人下了最大的决心，可能也是屡次挫折彻底教育了他。四十一岁的人正是不惑之年，他就此做出了最终的选择，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土地。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表达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决意：从此不仕。

他当时可能觉得这种土地营生会维持下去，过上一种自食其力、不失体面的生活，大概没有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的变故和不测。原来农事并非等闲，田野上的焦虑令人措手不及，如一场大火就让田园走向了颓败。“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诗人竟然到了这种困境，晚年甚至不得不去讨要，没有被子盖，没有衣服穿，吃了上顿没下顿，虽仍旧嗜酒却无一滴可饮。这样的一种结局，大概是出乎陶渊明预期的。

对于不同的人生品级，陶渊明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允许自己跌入最低贱的品级。他与另一些人不同，那些人苦苦地摆脱“边缘”，只为了进入“中心”，并要想尽办法长久地待在那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人生。

——选自张炜《陶渊明的遗产》|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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