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教改大错特错 通识通通不识

丘成桐是土生土长的国际知名数学家，多年来，只要香港有大学出现校长空缺，都不期然会想起他。但他从不动心，不是对香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这一代年轻人不尊师重道，大学校长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无法在学术上贡献所长。爱之深，责之切，丘教授接受本刊访问时，直指回归后中学教育完全失败，孕育出一代缺乏历史感、文化观，没有理想、楷模的年轻人！

丘成桐学者性格，说话坦率。他直指回归后中学教育完全失败，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

丘成桐整个成长阶段都在香港度过，接受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17岁培正中学毕业后，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3年间便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随即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在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指导下，仅用两年就取得博士学位。

1982年，因攻破困扰数学界四分之一世纪的「卡拉比猜想」（Calabi's conjecture），丘成桐获颁被视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斯数学奖」（Fields Medal）。

对于香港教育的变迁，丘成桐了然于胸，也感触良多。去年12月，他回港为有份创办的恒隆数学奖担任评审，出席参赛者答辩会。刚升读中文大学一年级的金奖得主梁辰楷令他留下深刻印象，欣赏梁同学基于兴趣钻研数学，动机单纯。但另一方面，他又察觉时下香港普遍年轻人积习深重。

做校长要怕学生又怕政府

丘成桐经常回到香港演讲，分享自己的求学之路。图为2013年中大校长沈祖尧教授（右）向丘成桐致送中大五十周年纪念品。　（网上图片）

今年68岁的他对教育仍然孜孜不倦，中美两边飞，担任哈佛大学William Caspar Graustein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过往每逢香港有大学遴选校长，丘成桐总被认为是适合人选。可惜他始终兴趣缺缺，「不能够发挥我所长，回来有何用？」他道出做校长的目标是：要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现时大学校长的困境是既怕学生，又怕政府，结果什么也做不来。」

母校中文大学正展开遴选新校长程序，接替2018年离任的沈祖尧。早前有中大学生代表要列席新校长遴选委员会，遭校董会拒绝。在此之前，不同院校学生冲击校委会或围堵校董会事件时有发生。

丘成桐不怕大学政治化，但最看不过眼年轻人动辄拿美国来相比，「以为美国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说八道」。

「我在美国47年，从未听闻有一间大学可以让学生加入遴选委员会，事实上连教授也未能加入」。他以哈佛为例，自己作为教授，仅获校董会发电邮邀请表达意见，最终决定权仍在校董会。「一个刚中学毕业的学生，对大学运作一无所知，学问未有基础，何以会觉得自己有资格选校长呢？」

他坦言高等教育本来就是不民主，「假如民主，为何是我作为你的导师？为何是我决定你能否取得博士学位？双方地位非对等，因我比你知得多，否则何须跟我学习？」丘成桐忆述自己就读中大时， 当时觉得遴选制度很合理，「不知为何这十多年间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因为中学教育失败，学生缺乏对民主和文化的基本了解！」

抗争不忘尊师、守法

丘成桐经历香港火红年代，读书时亦有参与社会抗争、保钓运动，那时社会对立不比现时少，有些学生更被怀疑是共产党，但师生间仍然互相尊重。

对于有人形容现时的学生有如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丘教授觉得学生未至对老师作出身体伤害，但言语上的伤害亦相去不远矣！「在美国，学生虽会直呼我叫Yau，但基本上是尊重的，因为知道我们教授的学识比他们高。」他慨叹，中港台学生法律观念一直都很薄弱，近年更变本加厉。他举例说，四十多年前参与保钓运动时，一些同学过马路「冲红灯」，他想阻止，对方却称「我们在搞革命，何须遵守法律？」

丘成桐认为，抗争要在法律下进行。「没有法律基础，民主便不存在！会变成我丘成桐口中说的就是民主，你说的便不是，我比你更民主，但这怎算民主！」对于有年轻人宣称香港是一个民族，应该独立，丘教授以「可悲」、 「不幸」来形容，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过去十多年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导致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认识，未能建立与中国的感情所致。

丘教授直指，回归后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教改大错特错，不教历史是绝大错误，所谓通识教育是假的，真正的历史内容　学生是必须知道的！」

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

丘成桐兴趣广泛，学生时代教外籍教师打太极拳。　（受访者提供）

丘成桐以亲身经历说明读史的重要性，父亲丘镇英去世前担任中文大学前身崇基书院哲学系教授，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幼熟读古文诗词及历史，一套《史记》读得滚瓜烂熟。他忆述，年轻时读到唐朝盛世便觉兴奋，战败亡国就黯然伤心，透过学习中史产生了家国之情。另外，学习诗词歌赋也能牵动对中国文化的情怀。

「不教历史，学生难以对国家有感情依托。」丘成桐认为，即使不教中史也应该教香港历史，所有历史都不教无异数典忘祖！对于很多人担心教历史会被当局利用来洗脑？丘教授以他中学时期读鸦片战争的历史为例，当年港英政府避重就轻，将鸦片战争称作「贸易战争」，但课本上写「贸易战争」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可以自己宣称文革好，但最低限度大家知道箇中事实，可以用理智分辨是非好坏。」

他惋惜时下年轻人连一些基本的事实亦无从掌握，公然用「支那」这种字眼，他们不知当年中国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惨痛经历，对这字眼毫无感觉，才会说出这种无聊话！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需要有历史文化作为支撑。「我儿子在美国长大受教育，了解美国历史，因此感情上就对美国文化有依托。」他批评，部分香港年轻人缅怀港英年代，却对港英、英国历史很无知。

至于香港的通识教育，他认为是另一大灾难，令学生变得「通通唔识」！「有一批人，以为自己识得美国或欧洲的教育，认为学生的书包太重，便以通识取代其他科目，以为从报纸上学习，便不用强记背诵，其实有什么教育不用背诵呢？我儿子在美国读书，会被叫上台模仿林肯总统发表著名的盖兹堡演说，不也要先把演说全文背诵！」

多年前，丘成桐已批评香港教育不重视精英教育，只着重平均主义，把精英学生的水平拉低。他曾忆述，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现过不少杰出的数学家，近20年少了很多，与精英教育减少不无关系，「以前香港多私立中学，很多都很高质素；二三十年前开始转为津贴学校后，水平就下降了」。

青年乏理想 难买楼是借口

对于部分年轻人怨声载道，丘成桐认为政治问题、缺乏上流空间、以至买不到楼都只是借口，主因是缺乏理想。他以自己为例，14岁时丧父，要背上债务，家境贫穷。为了帮补家计，中学开始兼职做补习。「八兄弟姊妹居于沙田土泥建的村屋，遇上台风摇晃不定，随时会倒塌，日子还是照过；试过为了方便到培正上学，寄居黄大仙天台学校简陋课室。」当年不理现实的困厄支持下去，全因心中有当数学家这一更宏大的理想。

那些年追求理想的动力来自对知识的渴求，没有考虑到生计问题，「数学是很精采的事，我觉得为咗做数学，有得食就足够，其他都不在乎，但现时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他们希望赚很多钱！」丘指出，美国的年轻人会花一生时间从事环保工作，希望保护地球，亦有人会远赴非洲，为当地人改善衞生条件或维护人权，他们追求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反观在香港较少看到这种情操。

他认为，香港年轻人缺乏理想亦与缺乏文化修养有关，祸源亦是教改，因为要对历史文化有感情寄托才能建立个人理想，才能从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伟人。「年轻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础，犹如原始人，何来楷模？」他举例说，读生物学的年轻人或会希望成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生物学家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或者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研究物理的或会追求像爱恩斯坦或牛顿般杰出，对政治有兴趣的或会以林肯、华盛顿或孙中山作楷模；如果脑海一片空白，对历史伟人毫无认知，如何能认定楷模，跟随其足迹走下去！

获丘成桐盛赞的2016年恒隆数学奖金奖得主梁辰楷就以二十世纪初著名英国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作为楷模，哈代钟情纯数学，其著作包括A Mathematician’s Apology(《一个数学家的辩白》)，认为探究数学是为了数学的单纯，而非其应用价值。哈代的故事近年被拍成电影《数造传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原文出自信报财经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