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故事》——城市越大，危险越大

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作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但同时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直到最近的几百年，众多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情况下生活着——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尤其易被感染。对古罗马的一项统计表明，只有30%的罗马人寿命超过30岁，但70%的农夫寿命却超过30岁。城市里的穷人情况更加恶劣。

“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菌而患上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918~1919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受害最深、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一次都市传染病大流行，这次流感的疫源地正是当时称得上为大城市的三个地方：塞拉利昂的自由城、法国的布勒斯特和美国的波士顿。以美国为例，流感从疫源地迅速向人口密集的各城市蔓延，在马萨诸塞州的德万斯市，1918年9月12日确诊了第一例流感。随后仅6天，患者就激增到6674人。到第11天（9月23日），该市就有12604名士兵患流感。到了10月份，仅美国军方统计就有20%的官兵患流感，到1919年流感结束，美国有50万人丧生于流感，死亡者绝大多数是城市人口。例如纽约，每10万人中有60人死亡，费城每10万人中有158人死亡。

在古代，医学知识的变化是缓慢的，前来叩响城门的瘟疫总是那么几种面孔。但如今的城市就不一样了，过多的医学新知识不断让人们感受到新疫病的威胁，而医学界却不能指出真正的健康之道以及抵御新疾病的新方法，这使瘟疫的恐慌指数上升或夸大了。

关于消毒的漫画。这些长着人脸的老鼠表明比瘟疫危害更大的是人类自身。

在巴黎，当时平均每周死亡1200人，在德国，死于流感的人数约40万。这次流感仅持续6个月，却在全球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4年，也不过使1500万人丧生。从死亡数量看，这次流感夺走的生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致死人数的2.7倍，而从时间与死亡人数之比来看，流感夺走的生命之迅速是战争的数十倍，不过这场流感的一项意外功劳是促使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偃旗息鼓，因为交战各方再也没有人力、兵力和资金维持战争了。

传染病的另一大类———结核病，也对城市人口“青睐”有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仅在1989~1991年间，亚洲的结核病人数就随城市的增长而增加到1800万，比1984~1986年的患病人数增加了40%，而这种病原本在许多地方已经绝迹，显而易见，结核病的再次流行是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卫生状况低劣、社区服务不配套、居住拥挤、空气和饮水污染等密切相关的。

登革热是另一类对城市人口有较大威胁的传染病。虽然登革热的死亡率仅为5~10%，而且在城市和森林地区交替流行，但它引起的危害和损失也是极大的。登革热一词来源于斯瓦希里语，意为“突发性精神病”，在城市中，蚊子很容易在家庭的水盆、水罐、水壶、户外的水沟、水池、下水道、废轮胎和其他地方滋生，一旦叮咬人就传播登革热，而且，蚊子的生存适宜温度也和人一样，在20摄氏度左右，蚊子最有繁殖力，最具传染性。聚集而居的居民只要有一人染上登革热，其他人很快就会染上该病。

近年来比较著名且危害巨大的一次登革热，是1981年在古巴哈瓦那这个大都市的爆发，有30多万人患病，约3万人死去，而在遥远的东南亚各城市中，因此病死去的也有1000多人。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人口超过800万就属于大城市。然而实际上如今人口超过1000万的才算大都市。1994年，世界十大城市均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日本东京居第一，人口为2650万；韩国汉城居末位，人口为1150万。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世界人口聚集居住的都市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而且都市化的速度有增无减。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局最近的统计表明，如今城市人口已占全球人口的45%，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与此相关，全球的大都市也在不断增加。都市的膨胀，给瘟疫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温床。

事实上，这已不是今天的结论，在过去的岁月，互相竞争的有规模的城市一直以人口众多为荣耀。在耶路撒冷的耶酥诞生时，罗马自夸有100万人口，直到19世纪伦敦发展起来之前，西方还没有一座城市超过这个数字。古罗马每周要消耗6千吨粮食。它拥有5000万人口，西至英国、西班牙，东至红海，环绕地中海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脉直到德国。

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细菌更能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人们有范围很大的潜在性伴侣，他们从当作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非常多。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经过一段时间——通常是一两个世纪，人和细菌将逐渐达到一种和解，毁灭性的瘟疫会缩减成短期的儿童病，虽未根除但不再致命，不再具有毁灭性。例如，在16世纪的西班牙，天花很大程度上缩减成不及麻疹严重的一种损害，但是，它却能使易感的墨西哥人九死一生。

今天的西方城市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有一些城市在快乐地为致命的微生物提供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为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是完全超载的。同时，人口统计也会改变。发达民族的人口增长是缓慢或者停滞的，它们拥有较多的老龄公民……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极度向年轻化倾斜。”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瘟疫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瘟疫的传播者。”

这件群雕作品，将瘟疫袭击人类的情形表达得极其充分。艺术品有时候能够警示后人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是艺术在社会性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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