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安·艾斯勒：我们的性选择和社会选择

撰写《神圣的欢爱》一书纯属意外。我在《圣杯与剑》的书末曾经提到过还要写一本书。可实际的创作过程不仅沿着我盘算的计划进展，而且还受更深层的冲动引导。我也曾为此而犹豫徘徊了一些时日，然而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原先的计划，转而开始撰写现在这本书。

我为早先打算写的那本书搜集资料和做笔记时，发现其中有一章内容越来越多。这一章的标题是“从混沌到爱神：统治式性关系还是伙伴式性关系”。材料先是装满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夹，足足装满了五个；随后又很快装满了一箱，继而是两箱、三箱、四箱。

这时我感到这已经不是一章所能说清的问题了，我需要写的是一本书。之后，我又深入一步，这本书便写成了上下两编。这部著作不仅对我们关于性的许多基本看法提出了挑战，还对我们历来所接受的关于爱、灵性、政治，乃至痛苦和快乐的教育提出了异议。

《神圣的欢爱》探求的是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从文化和生物进化的大视角看待性及其神圣性，破除我们的性史中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话，重新认识迄今仍为宗教教条或科学术语所掩盖的真相。它表明争夺未来的斗争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而且还围绕着痛苦和快乐这些根本问题而展开。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因此能够摆脱——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和爱情的道路上长期承受的苦痛。

对我来说，《神圣的欢爱》的写作过程宛如一次不断有惊人发现的旅行。有时，它是令人烦恼之旅，它使我必须直面我们的文化中迄今仍然将性与野蛮的暴力相连的一切；有时，我的发现荒诞、有趣，令我捧腹。凡是能够得到的关于性的资料，我都读过了，最终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包含着性的演化，而且还包含着快乐、政治、意识和爱情的演化。

性、快乐与痛苦

首先要说明，我认为，我所探讨的现象大多带有普遍性，然而我探讨的重点是西方社会。重中之重是异性之间的性关系——虽然也会涉及同性之间的性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形式，又反过来受不同社会形式的影响——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话题了。

我还要说明，我的目标不单是知识的累积。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具有转变力的知识，这也强烈地激励了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纷呈，倘若我们希冀有个美好的未来，或者只要还能有未来，那就必须拥有进行个人和社会变革的新工具。因此，我想通过研究来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绝不仅仅是求知欲的问题了。

逃避痛苦和追求快乐是人最基本的取向，可长期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为什么却说性快乐是罪恶的呢？如今，性已经不再被当作邪恶而横遭谴责（如在现代色情作品中），可为什么与之相联的却不是性爱，而是买卖妇女的肉体、施虐与受虐、统治或被统治呢？难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抑或曾经有一个时代，在那时，性、女人和人的肉体还没有被侮辱、被践踏，从而沦为商品？

强奸、乱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什么？这些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什么会产生？最要紧的是，怎样的个人变化和社会变化能使我们以更健康、更有效、更无害的方式，去建构美好的性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人际关系）？

对以上诸多问题的求解过程，将我带入广泛的领域，从生物学、心理学、性学和社会学，到经济学、考古学、艺术史、文学和神话学。我一次次体会到人类深切渴望联结、爱的纽带和通过性与灵建立的信任，因而我对迷醉体验以及东西方宗教传统中乍看上去似乎与之格格不入的色情形象，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后来，我渐渐明白，灵性与性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也开始明白，缘何“爱情”始终是浪漫文学和神话文学中的主角，缘何神秘主义诗歌常常像情歌一样蕴含着浓厚的色情意味。

问题越究越深。最终，我对灵性与性乃至对痛苦与快乐的看法完全变了，于是就有了《神圣的欢爱》——这个书名在一些人眼里可能属于异端之列。我开始认识到，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使痛苦或快乐成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倘若不考虑这一点，就无法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我甚至开始认识到，痛苦和快乐在文化的进化中，甚至在生命的进化中，发挥着核心的然而奇怪地被人忽视的作用。我还看到，人类进化出高度发达的感受性快乐和爱的巨大快乐的能力，这正是这个星球上非凡历史的转折点。

这时，我豁然开朗。因为我开始明白，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简言之，就是我所说的从痛苦向快乐的转变：向支持而不是长期阻碍人类的高度愉悦能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变。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们的传统宗教历来是崇拜痛苦而非快乐，我们的史诗和经典作品历来是推崇忍受痛苦而不是享受快乐，这些都绝非偶然。于是，我看到了一些观念为何以及如何毒害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苦乐不分家”“灵与肉截然不同”，以及“两性之争，在所难免”。至关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要克服痛苦和负疚、剥削和异化，以及使妇女和男人都活得苦不堪言的那些可悲乃至可笑的障碍，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我们对灵与肉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乃至对人的肉体、力量、快乐和神圣的种种看法。

统治式性关系与伙伴式性关系

没有什么话题比性更能激发人的好奇心。我们愈往下读，愈会发现人们的性态度和性行为千差万别，令人触目惊心。然而，本书并非是为了汇集数千年来各种文化中关于性的奇闻轶事，而是要将这些看似零散的材料组织起来，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性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欲望。而且，性关系比其他人际关系更为“切身”，使人的感受更深刻。因此，性关系的构成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所有关系。但是，这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对性和性关系的界定，同样深受社会的经济、宗教和政治结构的影响。

《神圣的欢爱》试图在人际关系的两种不同构成方式的大框架中，对人类的两种不同的性关系进行比较：一种更多地依赖于痛苦，另一种更多地依赖于快乐。我们将会看到，五花八门的性习俗和性道德全都出自两种基本的选择：我称之为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

在统治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始于一半人凌驾于另一半人之上——中，最重要的是由恐惧或强力所支撑的等级。因此，倾向于这种模式的社会主要靠痛苦或对痛苦的恐惧来维持。而且，为了维护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得斩断或扭曲男女之间给予和获得性快乐与爱的天然纽带。

因此，倾向于这种统治关系模式的社会——其中历来是男人高于女人，国王高于臣民，人高于自然——在其基本的社会结构中植入了扭曲和压制性爱的种种手段。其一是对性和妇女的污蔑，我们大多数人对这种痛苦都相当熟悉；其二是将同性以及异性之间的性兴奋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这一点只是近年来才引起学者们和公众的注意。

在第一种情况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当数将性视为肮脏和邪恶的西方宗教教义。依照这种观点，性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传宗接代。倘若违背这种教义——不论是自慰和同性恋，还是获得快乐的异性性关系——就会在有限的此生和无限的永恒中受到上帝的惩罚。

此外，在夏娃导致人类堕落的《圣经》故事，以及基督教的《除恶利器》（Malleus Maleficarum，15世纪时被教会誉为猎巫手册。——译者注）这类书里，女人是罪恶，是“肉体”的生物，只配为男人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因此，对女人和人类的性必须严格地甚至严厉地加以控制。

但是必须强调，我在本书中会反复指出，对男女的性关系——没有这种性关系，人就无法生存——如此横加干涉，并非西方宗教传统所独有。许多严格的男性统治社会都带有这种色彩。例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有德之士”，如已故的阿亚托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及其手下的毛拉（mullah，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注 ），竟把“性犯罪”定为死罪——甚至在德黑兰大学的课程表中，竟然设置了“为妇女着想”这门“必修课”，借以对她们实行统治。

将不信任和统治的种子撒入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它使男女之间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以及其他一切关系，都处于普遍的紧张和不信任之中。因为如果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男人连女人——通过性和生育，在肉体上与男人关系最亲密的人——都信不过，那他们还能信任谁呢？如果女人生来就这么不可靠，那她们如何能相互信任，甚至如何能信任自己呢？而且，如果上帝命令男人控制和统治女人，那他们怎么就不能统治其他男人和其他国家呢——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以上帝的意志为名进行大肆屠杀和掠夺的“圣战”？

这一切均直接导致了利用性使男男女女适应暴力和恐惧支持下的等级社会的第二种主要手段，这就让男女都认为，性兴奋就是男人统治女人——在同性性关系中，这个被统治者则是扮演女性角色的那个人。当然，即使在最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也有一些男女打破了这种格局。我们将会看到，近几十年来，男性和女性已经对这些性别定势以及其他性别定势发起了正面进攻。许多男人日益认识到，在统治式的“两性战争”中他们同样是失败者，这种战争只能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但我们的社会仍然盛行性别统治，这多少使男性以统治和控制，而不是以相亲相爱的眼光来看待性，似乎只有统治和控制才符合他们的“阳刚之气”或自我意识。要使女子在不知不觉中就范，还有什么办法比在性问题上使女性驯服更好呢？

如今，“时髦”的色情产业为这种影响提供了最生动的范例。因为它所出售的东西虽然也有一些性爱作品——描绘给予和接受性快乐的材料，但从总体上说，它将男女都非人化了，并将性快乐与施虐—受虐或痛苦体验混为一谈。然而，这种维护和强化统治关系的方式并不新鲜，或许这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我们发现，那时文化发展的主流曾发生过一次巨变——所有关系都从伙伴关系模式转向了统治关系模式。

我们会看到，早期史前时期对妇女和性的看法与现在大不一样。因为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曾有数千年时间，在男女生活的社会中，性关系及所有关系——从亲子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以统治和剥削为规范。

然而，即使是史前社会已发生巨变，我仍要强调，我们这里对性关系模式所讨论的一切，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没有任何社会在性关系上是完全的伙伴关系模式或统治关系模式。

其实，无论统治等级如何森严，一个社会若丝毫没有伙伴关系的因素，就根本无法存在。但正如历史学家玛丽·伊丽莎白·佩里（Mary Elizabeth Perry）所说，在以统治关系模式为主的社会里，这些因素被“篡改”了。它们被扭曲、被压制，同时也被利用，而关爱和非暴力行为者则被划归于“劣等”人群，比如妇女和“女性化”的男子——换句话说，就被划归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

我还要强调，伙伴关系模式也并非全然是和平、合作和相爱，毫无暴力、痛苦、冲突或恐惧，但这种社会组织不必将长期的暴力、痛苦和恐惧置入基本的或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为主的社会，可以更多地依靠快乐而不是惩罚（或对痛苦的恐惧）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因为——又得从我们这个物种中男女的根本差别谈起——在这种伙伴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中，差别并不自动地等同于低级或高级、内群或外群、统治或被统治。

因此，这种社会组织不要求仇视女性，因为那不过是为一半人服从另一半人所找的借口而已；这种社会组织也用不着诋毁女性，说她们是危险的肉体诱惑，在精神上远比男性低贱，因而绝不能让她们担任神职（或者直接参与圣事）；这种社会组织在文化上也无须说男子一定高于女子，精神一定高于自然，或利用宗教里“肉体罪恶”的教条，阻隔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这种社会组织也不必采用性别统治，以无限延长“两性战争”。恰恰相反，人类乐于给予和接受性快乐的天性，在伙伴式性关系中得到满足——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也在使双方得到满足的给予和接受的温情中得以维系和巩固。

在以伙伴关系为主的社会里，性可以是圣事，也可以是最高的体验，因为两个人的性结合可以体现一切生命的融合，再次证实了男女之间以及我们和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神圣纽带。当然，这也不是说伙伴式性关系永远是爱情或我们称之为高级意识的行为，或者在伙伴关系模式中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等级存在。但是，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为主的社会，在结构上并不要求某些特定的态度和行为，以维系那些以强力和对痛苦的恐惧支撑的等级为基础的制度。于是，性就可以是给予和获得快乐的方式，可以既是精神的，也是自然的。

性、灵性与社会

性有精神的一面，这种说法与我们所接受的所有教育都相去甚远，大多数人会闻之色变。然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源于远古的传统，在那些早先使学者们手足无措，甚至不敢正视的史前艺术中已有生动的表达。这些传统不仅是了解过去的重要资料，而且深刻地暗示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对于这些传统，我们其实早已有所了解。

例如，西方神学中常常提到神圣的性结合，学者们称之为圣婚（hieros gamos）。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伙伴关系仪式，后来被篡改为国王与代表古代女神的高级女祭司的结合，作为使国王的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手段。19世纪学者们所说的“圣娼”也是一例。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中记载了这种行为，女祭司在色情仪式中挑逗男人，使其进入神魂颠倒状态，这时，给予和获得快乐——而不是像许多统治式宗教里那样忍受痛苦——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体验。在被学者们称为西方第一部史诗的苏美尔传说《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中，一位女子（有时称为女神的“爱情祭司”，有时称为“圣娼”或“圣妓”）与“恩基度”（Enkidu）性交，将他由兽变为人——使他“变得睿智，像神一样”。

在东方宗教传统中，也有将性作为宗教仪式的明显迹象——比如，印度教的色情造型和密宗瑜伽。然而，这时——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中爱情祭司被贬为“妓女”——以性快乐作为双方意识升华或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手段，已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关系模式观念所扭曲和篡改了。

下面我们还将看到许多有趣的例子，比如“五月节”庆典，其前身很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性仪式，在这种仪式上做爱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我们还将看到，历史上一直有人努力使我们重新延续史前的这种伙伴关系传统。

男女行吟诗人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诗歌赞美女性和爱情，在12世纪法国南部的宫廷中流传甚广（千百万年前神化女子性力量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也是在这里发现的）。他们歌唱的那种优雅浪漫的爱情，从某种角度上再现了伙伴式性关系，以及既满足感官又满足精神享受的性爱。那个时期还盛行圣母论（Mariology）。对圣母的这种神化，从这个角度看，是对史前女神仁慈母性之膜拜的回归。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也涌现出大量的特殊教派，如清洁派，这些教派与罗马教会截然相反，在宗教事务中给女性以很高的地位。

但是，清洁派也和其他反对将妇女视为没有灵魂的低级动物的“异端分子”一样，遭到教会当局的无情迫害。受迫害的还有那些被称为女巫的女子，以及其他想保持史前女神、圣子和公牛神（在当时的基督教形象中已成为有角有蹄的怪物）崇拜的女性。更发人深省的是，这些遭受严酷折磨、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的女人，大多是一些懂得古代节育术并加以传播的治疗者。

重新理解过去的这些真相，使今天对新的性关系和精神的探求显现出崭新的意义。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在概念上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们都是当今朝向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为主的社会——以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更健康、更美满、更持久的关系——奔流不息的洪流之中的一部分。

机遇与挑战

弗洛伊德正确地评价了性在全部人类关系中的重要性——只可惜，他把统治式性关系与人的性关系混为一谈了。他说，“人”（man）必须时刻警惕和控制自然，包括自己的天性。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man）对自然的征服”已经威胁到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统治式倾向加上先进技术可能等于灭亡，而我们身边的那些维护统治与剥削的制度，已经对它们所制造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诸多问题束手无策。

这是一个空前危险的时代，然而也是一个机遇最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为自己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全世界的男女对许多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

我们要在本书中仔细考察这些观念——并且考察我们在性、社会和灵性上的选择。在“我们从哪里来？”（本书上编）中，我们会看到与今日大相径庭的远古时代的灵性、性和社会的线索，这些线索有时相当明显，令人吃惊，这时，我们就需要把当代的性形象（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粗暴行为）与古代的性形象进行对比。在概括性的叙述之后，我们要回到一个更为久远的时代，即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始时期，重新考察人类在那时的进化过程：人类与人类的性最初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非同凡响，然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误解。随后，我们行进到史前时期，那个时代的性态度——以及男女生活的各方面——与我们被灌输的那种亘古不变的观念迥然不同。我们将会看到性和灵性如何在动荡中发生巨变。在上编最后几章——这时我们已从史前时期行进到了西方历史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到了古代的希腊、巴比伦、巴勒斯坦和罗马，到了基督教中世纪——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恐怖故事和一出出悲喜剧有声有色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肉与灵在这种统治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遭到扭曲。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尽管如此，那种古代的伙伴关系传统，比如古代的圣婚，依然存在——虽然常常变形走样。

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本书下编）中，我们回到今天，看看现代的性革命和精神革命，这是更广大的意识革命中的一部分，而意识革命又是为建立更少痛苦和更少暴力的世界而进行的现代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人的肉体、痛苦、快乐、力量、爱情和神圣。我们要探索可以称为“爱的生物学”［借用智利生物学家亨伯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用语］的领域——以及统治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和性组织，探索它们如何一步步地扭曲和封闭人类对联姻、爱情和信任而非对恐惧和暴力纽带的深切渴望。我们还将从一个包括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和男女关系——的新视角审视政治，深入探讨统治式性关系为何迄今仍然是个人和社会健康的最大障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会看到，只要我们抛弃那种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平等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中所包含的全部阻碍人类实现自己愿望的因素，我们所渴望的那种更圆满、更快乐、更有激情，同时在精神上也能使人得到更大满足的关系就能够实现。

总之，沿着人类的文化发展之路，我们在上编中从原始时期走到中世纪末，在下编中则从中世纪末走到今天——重点在于考察当今空前强劲的伙伴关系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所遭受的强烈抵制。但是，我们所考察的时间和主题并非沿着一条直线前行，因为《神圣的欢爱》首先是一本论述联系的书，一本像我们的生命一样的书，它不断地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连接一些基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不像那些用当代科学思想的条条框框对有关材料分门别类进行考察的书，一本书只讲一件事，或者一次只讲一件事。我所选择的是一种更加注重整体的考察方式，因为只有尽量放眼全局，才能调准我们据以判断“现实”的焦距。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方式源于我在《圣杯与剑》中提出的文化转型理论，这个理论是贯穿于本书之中的理论框架。

简言之，借用非线性动力学的术语说来，文化转型理论提出，统治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是整个文化进化中相对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的两个基本“吸引子”。这个理论借鉴了混沌理论和其他表明生命系统在远离平衡状态下可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转化的当代科学理论，实践证明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系统。这个理论还特别指出，那些在今天看上去已经过时和非人道的信念和行为，产生于史前时期的剧烈动荡时代，那时发生了从伙伴关系模式滑向统治关系模式的根本转向。这个理论还提出，今天我们又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平衡的动荡年代，我们可能再次经历一场文化大转型：这回要转向伙伴关系模式而不是统治关系模式了。

本书以身体的经验和身体的政治作为文化转型理论的基础，由此拓展了这一理论，并且回溯到远古时代，探求性和意识的发展，尤其是重视那些最根本的痛苦和快乐，把它们视为调节人类动机的杠杆，由此扩大了这一理论的范畴。这一理论证明，一个社会越是倾向于统治关系模式而非伙伴关系模式，就越需要以痛苦而不是快乐来维持。本书考察了统治关系制度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神化痛苦而不是快乐，宣扬痛苦的制度化，并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事件，都可以当作向一个将快乐——不是暂时的逃离或回避，而是健康永久的满足——制度化乃至神化的制度转移的努力。

本书还集中探讨了对性与灵性的不同态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研究了社会究竟是以专制好战为主好，还是以和平民主为主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的内容。同时，本书还表明，我们要有效地遏制和取代关于性与灵性的种种不健康观念，就必须了解它们是如何交织在一个更大的包括经济、政治、家庭、文学、音乐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所有方面所构成的整体之中的。因为只有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看清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结构——也才能走向更美满、更平衡的新天地。

我希望《神圣的欢爱》一书，通过对性选择和社会选择的深入探讨，能成为今日女性和男性的得力工具，帮助她们和他们为最终摆脱根本抵制快乐和爱情的制度而斗争。我坚信，我们能够找回我们所失去的对性关系、至上快乐和爱的奇迹的美妙感觉；我坚信，当今时代方兴未艾的性革命在推翻陈规陋习的同时，也能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不仅能有更美满的性关系，个人和社会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早期的性革命使我们能够公开谈论性，把它当作人类快乐的正当源泉。从这方面说，这场革命已经取得一些成功，我们的生活和爱情更健康，我们更快乐了。 但是，它并没有使性同暴力和统治截然分开，也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选择，因此，它并没有使我们接近目标。

现在我们能够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名副其实地进行性革命了。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接近我们所面临的关于性、灵性和社会的各种选择，使我们终于能够砸碎长期扭曲我们的基本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乃至我们与自身、与自己的肉体的关系——的枷锁。至关重要的是，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女人来说，这也是对男人的挑战，她们要为自己、为子孙建设一个重快乐而轻痛苦的世界——一个更自由、更亲密的世界，一个在更好地理解和崇敬生命与爱的奇迹中使灵性与性合而为一的世界。

选自《神圣的欢爱: 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