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宦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萨里。1959年，在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史景迁前往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Wright）。通过芮玛丽，史景迁认识了明清史专家房兆楹，在他的指导之下，史景迁成为了西方第一个利用台北故宫清代档案做研究的学者。史景迁的中文名也是房兆楹所取，意思是“景仰司马迁”。
史景迁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以康熙宠臣曹寅的家族兴衰为着眼点，描述了统治者与江南地区代表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刻画出在康熙盛世这个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1966年，该论文出版成书，同年，史景迁加入耶鲁的教师队伍，并一直任教至2008年退休。
2021年12月26日，史景迁辞世，享年85岁。
简介：该书详细论证并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再现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本书讨论清朝官员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这不是一部传记。本书试图将他的生平活动与他那个时代的制度相联系，并对那些制度给予同样的重视。因而，对于我而言，重要的不是曹寅在某天如何了，或者某一天曹寅的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历史记载中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一个织造、一个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做了什么的问题当然会考虑到；而同样得考虑他或许会做些什么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的法令条例明确他要做什么，以及他的同代人如果处在他的位置上得做什么。
本书的跨度比曹寅个人的一生要大。故事从身处满人兼并巩固时期的曹寅的曾祖开始，直到他孙子生活的乾隆时代（1736～1795）为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曹家是满族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因而也就是清朝皇帝面貌变化及其表现方式的一个反映。这一研究的背景就是清朝本身。虽然，在如此规模的一项研究工作中不可能期望能把握住满族统治的头一百年间所有的多样性和变化，但至少应该可以显示其多面性。
曹寅的曾祖在努尔哈赤（1559～1626）时被俘，被编入新的包衣佐领，这是那位坚忍多谋的满族领袖所创设的体制之一，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在1616年自称为金天命皇帝，公开宣称是明朝领地的拥有者。曹寅的祖父在皇太极（1592～1643）手下开始做事，皇太极在1636年自称为清崇德皇帝，那时满人还只占据着明朝的长城以北，正在学习和实践汉人的行政技术。但满人在1644年入关，运用了许多他们自己的控制手段。这点我们可以从曹寅父亲的生平中看出来，他在顺治皇帝（1644～1661）的内务府做事，在康熙朝的摄政时期成为江宁织造，这是一个满族统治者将派特殊用处的职位。
曹寅自己从小到死的一生都是在康熙一朝（1662～1722），他的一生突显着那个时代统治的实验性。无论是曹寅还是康熙皇帝，都没有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都密切关注着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尽管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反应对于他们遭遇的情境都是富于建设性的，但他们总是乐于随机应变，他们的灵活性确实改变了中国行政传统的模式。比如，康熙利用南巡亲身考察地方行省的情形，他发展出密折制度，以这些秘密报告来充实自己对局势的了解。他委任曹寅担任江宁织造，但并没有将他的职守限制在管理江宁城中的皇家丝织工场上。曹寅得处理米价的平抑、购铜、检查漕运、督导文学事业、运送佛像给地方寺院、报告高官的行为举止以及收成情况。曹寅还受命担任两淮巡盐御史，负责每年通常二百万两的税收，还得准备另外五十万两余银来满足皇帝其他的各种用度。
康熙一朝，并非如后来的清朝那样因循旧例而拒斥变革，它不是个稳定而安泰的时代。十七世纪后期，明朝的效忠者对新王朝的威胁时时得见，而封疆大吏和以往与满人结盟的边疆部落也变得好战起来，皇家明确其优越地位的尝试还刚开始，皇朝与中原文化之间还不融洽。曹寅的一生中，或许存在有意的算计，但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环境形势眷顾于他就如以往眷顾于他的先人一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宜新人的时代，而是一个适宜于与新相连的旧人的时代；1675年的时候，有什么比一个接受了汉族古典教育的满人包衣更妙的呢？曹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可以派许多用处，而对他的成功和忠诚的汇报期望是很高的。
但到了曹寅的嗣子曹頫，他面对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集权的倾向——这往往是通过官员清洗来实现的。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迎接这些新的挑战，最后导致了曹家的瓦解。到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乾隆朝的繁荣中无儿无女、穷困潦倒，这个故事到了尽头。如果不是曹雪芹产生回想曹家兴衰的念头，它大约就此湮没在历史之中了。结果便有了《红楼梦》，作者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它，但它通常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我们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在曹雪芹的文学意象背后有他祖父曹寅的实际生活和繁华岁月。
如果综合各种史料——制度的、文学的、政治的——来看，曹寅的个性会清晰地呈现出来。他是一个逍遥闲散的人，喜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这些美好的东西既存在于满人的文化中，也存在于汉人的文化中，可以是骑马，射箭，也可以是作诗和在南方舒适的气候中作富于智慧的清谈。他会突然爆发出激情和责任感，如他在1704年试图改革盐政时那样；也会挺身反对1711年科场丑闻案中不公正的判决。但通常，他满足于随波逐流。他受到康熙的信任，受命担任一系列有利可图的职位，他做得很现实，他会利用其中的大部分机会谋利，但从来不会竭泽而渔。
曹寅个人的重要性无须做过度的申言，他不是清朝的大官之一，甚至在康熙一朝也不是主要角色。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生平经历所能告知我们的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行动其中的那个制度框架。这一研究的一个目的是将曹寅的生活作为一个“范例”（在一个科学史家所使用的意义上）：
意识到不规则的异常，发现便开始了，也即是说，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着常规科学的范例（paradigm）所给出的预期不一致。接着，便是对不规则、异常的领域，多少做出延展性探索。这一探索只有在理论范例得到调整、异常变得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52～53页）
我最初做此研究是因为，曹寅看来很特别，在清朝的历史中难以定位。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这一切变得清楚了，之所以曹寅会显得特别，只是因为对清朝历史的许多东西以及对中国行政管制的特点有太多的想当然。现在很显然，曹寅的一生走了一条很合逻辑的道路——作为上三旗包衣的一员，他算是康熙私家体制中的一位，因而，他被任为处于地方行省的关键财务官员，通过他，皇帝可以保持其控制力。这样的皇帝私人的行政管制，自然超越了京城和地方官员的界线，它的成员具有其特别的功用。在西方，由于对清朝最初一百年的各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研究，这里尝试勾画这一变化、发展的复杂时期，以填补其空白；结果一定是探索性的、初步的。但是，如果我的主要论点可以成立，所谓的“异常”变成可以“预期”的，那就算有了小小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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