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前言
先介绍一下汉武帝当政前的情况。
秦二世而亡，高祖刘邦小吏出身，乱世中起事，于公元前202年建立大汉王朝，历惠帝刘盈和吕后执政22年，政局持续动荡。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开启“文景之治”的四十年盛世。
文景之治的特点是社会安定，百姓富裕。官方的经济政策是简政降税、提倡节俭。
汉文帝简化政事，“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把田租的税率降至“三十税一”，这是中国皇权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文帝还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在位二十多年，宫室、园林，车队和服饰，都没有增加。修建自己的霸陵，也不许用豪装，只能用陶瓦。
到了景帝继位时，《汉书·食货志》说“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景帝延续文帝的政策。
至汉武帝即位时，距离刘邦立朝已经是六十多年，社会的富裕又上了新的台阶。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有记载：“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lǐn yǔ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大意是：只要不遇水旱天灾，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自给自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数不清楚。太仓里的粮食由于时间久，满仓后露天堆积，导致腐烂而不可食用。
汉武帝运气很好，接了这么一个摊子。
皇帝通常好大喜功，接了好摊子的汉武帝更是如此。刘彻在位时“内兴工作、外事四夷”，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四处征战，汉初六十多年“休养生息”的积蓄，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不过二十几年，国库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危机。刘彻必须要搞钱，于是使出了三个经济改革的大招。
盐铁酒专营
专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垄断经营。
元狩四年（前119年）桑弘羊策划谋划盐铁的官营，并在第二年得以实施。专营的做法就在中央和地方设立盐铁业的国有机构和盐官铁官，垄断盐铁的整个生产、流通、销售体系，同时，对私营盐铁业严厉打击并取缔。
汉武帝时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农耕朝代，盐铁是当时最重要的物资，盐是生活必须品，而铁器在战国之后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这两种生活必须品利润奇高，市场需求大，对盐铁的专营当然也就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除了盐铁专营，刘彻还看上了酒业。酒的专营政策要稍晚一些，天汉三年（前98年）开始执行，对酒施行官酿官卖，禁止民间私自酿酒出售。
专营一搞，黄金万两。大家有兴趣可以计算一下盐业专营的利润，保证超乎你的想象。
平准均输
所谓平准，史书说：“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日平准。”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国家采购和销售来平抑物价。官方设立专门掌管物资储备的机构对物价进行调控，大农（官员）在商品价格低迷时高价买入，在商品价格偏高了又低价卖出，使物价趋于公平，杜绝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实现物价的稳定。
而所谓“均输”，就是将实物纳贡（税）转换为货币或政府所需物资，基本上是配合平准法而实行的另一条经济法律。
按照文字来看，平准均输是一项很理想化的经济法律，但其成立的前提是假设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公共权力和执行者，自然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会产生高度垄断的官有企业，必然结果就是与民争利，一旦大规模应用于社会，便会出现了灾难性问题。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是熙宁变法，道德高尚的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这种劫富济贫式理想化的经济改革，严重损害大宋的经济能力，最终导致了不久后北宋的灭亡。其实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失败结局，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
平准均输的本质是增加经济垄断，强化行政控制力。
算缗告缗令
先说算缗（mín）令。根据张汤提议，元狩四年汉武帝决定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称为“算缗令”。缗，为一千钱。算，为一百二十钱（注：算，另一说为二百钱，后面财产税就是10%）。经商者凡二缗抽取一算，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六的财产税。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有车船的业主另有算法。每人自己向政府呈报财产数字，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戌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注意：算缗令是资产税，6%已经是极重的税负。人们当然不干，所以"富豪皆争匿财"，大家普遍地少报税。我们大家都低报少报，难道你能把大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不成？
但张汤是什么人啊，刮地皮高手，司马迁老师在《史记》把张汤归入《酷吏列传》。二年后官方公布了告缗令，鼓励举报偷税漏税，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奖励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张汤说，我才不想抽你6%的税，我本来就是要抽50%或者100%的税。谁让你们自己先隐瞒的，我查你的合理合法。这个“告缗令”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浩大的“群众检举揭发”的“反偷漏税运动”，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时任长安行政长官义纵、大农令（财政部长）颜异对这一政策有异议，均被刘彻大怒处死，并加派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汉书·食货志》里面清楚地记录下了告缗令的威力：告缗令推行三年，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商贾大多被告发抄家，政府没收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告缗令的实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上下"商者少，物贵"。自文景以来的经济繁荣局面被彻底打破，其对商业的破坏程度，堪比文化史上的焚书坑儒。
后记
农耕时代的太平盛世，并不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多、富人财产多，而在于人民的富足程度，特别是占人口主体的农民的富足程度。从这一点看，华夏历史上，能够算上太平盛世的，也就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仁宗盛治，而后来农民普遍饥饿的康乾盛世，空有其名而矣。
相比文景时的节俭自律，汉武帝挥霍无度。有人说军费不够，看下武帝为自己修的茂陵，是汉室四百年最大的一座皇陵，规模毫不亚于秦始皇陵。《晋书》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茂陵历时53年才完成，刘彻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晚年甚至还达到二分之一，作为建陵的费用。
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使汉武帝在短期内从民间搜刮到巨额款项 ，而“算缗令”和“告缗令”作为一项典型的吸毒式财政政策，更是全面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态。大量私产被洗劫到官家，这成为西汉王朝由强盛转衰亡的转折点。张居正这样评论：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巨额国库亏空，大量人口流失，已经是末世之兆。此时距离秦亡还不到九十年，不由得想起了杜牧的文章：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不过是遗忘竞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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