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谈经济与发展（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
经常有人引用这句春秋时期管仲的名言来论证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这没问题，但不止于此，有的人还企图引导人们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就有点危险了。
管子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只有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人们要是吃不饱穿不暖，道德水平必然让位于生存的需要。所以，与其宣讲道德礼仪，不如让人民富裕。
这句话有点类似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管仲后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他成功了。但经济发展了，丰衣足食后，是否人们的文明水平就提高？
看看隔壁老金家，二胖子是亚洲最大的Hennessy人头马私人消费客户，算仓廪实吧，把整个国家搞得只有他家里有胖子；三胖子算仓廪实吧，成天炮决犬决，还不断在别人家门口放大爆竹，他哪有礼节。
天朝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高铁时速都超过350了，战狼的票房都超过50亿了，算仓廪实吧？国人却为信不过国产奶粉而将澳洲市场奶粉抢购一空遭到当地人抗议，我们遇到老人倒地的时候还需要犹豫是否要上前扶助，礼貌在哪里？荣誉感在哪里？
疯狂的奶粉代购已经成为澳洲的社会问题
我们能够凭直觉判断，无论经济增长数字有多么漂亮，这种表面的繁荣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回避了增长的核心问题--“成本、质量和可持续性”。
很明显，马斯洛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人的需求并不是机械式的，最底层的人也有被尊重的需求，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也有贪婪和兽性的一面。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人未必能走向文明。如果经济增长后，社会并未变得更文明，那么多年努力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很可能无法保住。社会的发展远不止是经济发展，更需要全面发展。所以，“仓廪实、衣食足”只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管子这句话展现出来相当的实用主义，不止这句，他还有另外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民以食为天”，更是把吃饭问题推向了极致。在农耕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吃饱饭不易，加之不停的内乱和外敌入侵，人们先追求吃饭活命有一定的合理性。看下面的历史人口变化图，中国历史每一次大战乱，大致会消灭一半的人口。
从人口数据可见中国历史的社会动荡何等剧烈
工业化对吃饭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16世纪以前的英国农民，他们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的主体是碳水化合物－黑面包，勉强温饱而已。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的物质生产实现了指数式增长，农民的生活大也得以大大改善。根据记载，18世纪中期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菜单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在星期天，人们通常还可吃上鲜猪肉。按照19世纪初的价格水平，历史研究者估算英国中等农户每人每周的饮食消费大约需要5先令，包括2磅腌肉，蔬菜，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5.9升淡啤酒。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农民的饮食已经超出基本生存的需要，其热量摄入已经与20世纪60年代欠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
关于吃饭问题，经济学有个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人的必需食品支出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生活越窘迫。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很富裕。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近年来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日本为24%。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风雨，中国跌跌撞撞地融入了世界经济活动中，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官方报道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下图是银河证券发布的近4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
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济上的系数推广到思维范畴，做出一个关心“吃”的精神恩格尔系数，越关心吃则系数越高，说明精神世界越贫乏。正如管仲所言，中国人对于吃的热情与偏好是世界一流，精神恩格尔系数可能也是世界较高的。但在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今日，如果我们依然把思考“吃”当成天大的事，这能否算是当今社会物质主义泛滥的一个旁证呢？
其实管子的原话是这样的，《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们熟知的句子，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的引文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从而有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是政治人物，他的目标是短期内帮助齐桓公实现强国梦想，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司马迁是历史学家，需要的是审慎。司马迁审慎的一字之改，避免沦入物质主义、唯经济论的陷阱，真称得上是微言大义。
历史的发展过程也能够看到司马迁深邃的洞察力。管仲当政四十年（前685-前645年），确实让齐桓公很快当上了春秋首霸，他也被尊为管子、华夏第一相。可惜的是，管仲这种缺乏思想理论高度的法家强国策，可以形成短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局部的高效率，但无法保障整个社会系统的、持久的发展，等到管仲一死，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所谓霸业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自己也落了个活活饿死、无人收殓的悲惨结局。从齐桓公首霸始，秦始皇统一六国成为管子强国理论的顶峰，号称千年一帝，但嬴政传万世的梦想很快破灭，连二世都没有实现。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对嬴政的是非功过有所评论，比较著名的是贾谊《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和苏轼《秦始皇论》。追根溯源，都是对管仲强国理论的思考。秦以后，中国政治精英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改善了管仲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极端，华夏历史外儒内法的政治框架自此形成，历代王朝的寿命得到了延长，但总体还是在霸业、乱世、霸业、乱世中不断循环往复。
小结
和老祖宗不同的是，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央之国，对于先贤的观点，可以从当代人类文明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审视：
1、“仓廪实而知礼节”说明物质基础对个体自由度的重大意义。对普罗大众而言，政治决策首先应当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这是务实的做法；
2、“仓廪足、衣食足”不应只理解为个体的吃饱穿暖问题，而应该理解为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丰富，如安全、教育、医疗、养老、居住等；
3、“知礼节、知荣辱”不应只理解为对个体的道德要求，而应当理解为人们心里的法治意识，以及凡事讲规则的习惯。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理念应当从“外儒内法”的霸王道转变为“外法内儒”的法治道。一言以蔽之：以法治国，以德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