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谈经济与发展（二）
前言
管仲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因为他不止是优秀的经济学家，更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比如，管仲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管仲看到了人性非善，他认为：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天绝，我生育之。
人民厌恶劳苦忧患，当政者就应让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贫困低贱，当政者就应让他们富有显贵；人民厌恶危险灾祸，当政者就应让他们生活安宁；人民厌恶灭种绝后，当政者就应让他们生育繁衍。所以：
得人之道，莫如利之。
管理之道，就是谈利益分配。
但管仲和后世的法家商鞅、韩非子不同的是，他同时看到了人性之善，他认为：
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对于管仲，二百年后的孔子有这样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让齐桓公称霸天下，不是靠武力和战争，这是仁政啊。
不止于此，孔子还有更高的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敞开，成为野蛮人了。如此高度，很类似宋人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所以后人称管仲为“圣人之师”。
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得以强国称霸，但管仲一死即人亡政息，齐国很快一落千丈，后面几位春秋时代的霸主也是类似的情况。对此，孔子提出了他的发展观。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论语·季氏》
“均”怎么理解？一个是平均，另一个是公平。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都很深刻。先说
平均
中国人通常对平均二个字普遍反感，因为大家对前三十年极度平均主义下的饥饿记忆刻骨铭心，所以非常认同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理念，对现在的贫富差距有相当大的忍受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原来在美国的华人大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移民美国的大陆华人，在2016年大选中有相当比例支持川普。这和他们对平均主义的高度警惕有密切关联，而奥巴马这八年一直以平权平等的旗号大力推行平均主义。
平均的重要性其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孔子这句简单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内涵。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朝鲜，虽然现在大多数朝鲜人吃饱穿暖都成问题，但在一定阶段内，朝鲜反而是“稳定”的，因为人们被完全隔离了。特权阶层和平壤等中心城市的市民享受着较好的福利，相对那些低福利的人群，他们有一定的优越感而维护体制；其它的多数群体虽然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物质水平低下的状态，但因为他们被隔离，无法体会到和高阶层的差距，形成一种虚幻的平等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们的心理也是比较稳定的。这也是天朝很多人，至今仍对过去的饥饿年代有好感的主要原因。当然，在全球信息快速流通的状态下，这种信息封闭下的稳定，注定无法持久，要么改革，要么脆断。
综观世界，在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积极参与WTO框架之下的分工合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但同时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资本集聚财富的能力大大增加，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这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内的普遍问题。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失业沦为低收入群体，或者那些获得发展机会的人群实际收获与期望值差距太大，社会就很可能走向动荡。即使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现在同样面临严重问题。奥巴马执政八年，国库的负债翻了一翻，吃救济的贫民人数翻了一翻，族群冲突和治安问题都恶化了。
经济学上有个基尼系数，用来判断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注：收入基尼 Income Gini，不是财富基尼Wealth Gini），数值在0和1之间。通常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平均主义，社会封闭没有活力；高于0.5表示贫富悬殊，社会将趋于混乱。在发达国家里面，日本的基尼系数较低是0.28，美国是较高的0.45。
国家统计局2000年发布了基尼系数，然后一直空白，直到2013年再次发布
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
数据完美，但社会有不同的测算。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有位清华大学的老师，2013年也在博客上作了测算：
基本方法：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大致划出了如附图1中的劳伦斯曲线，并据此估算出来，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约为0.57。
验证方法：考虑到收入分布的数据的完整度和可靠性存疑，该老师继续利用劳伦斯曲线的性质来验证基尼系数的准确度。根据《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发布的“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比高达33倍”的信息，假设最低20%的收入为国民总收入的2%，则最高收入20%的占66%，可以大致做出下面的劳伦斯曲线，当时的基尼系数也是0.57。
显而易见，减少收入差距的鸿沟，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课题。社会收入分配既要避免走向民粹式平均主义，又要避免全球化之下完全的权力和资本放纵，这是摆在各国政治家面前的棘手问题，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如何实现适度的平均，那需要谈
公平
电力姐曾说她取得的成就是基于能力，这个结论是否成立那另说，至少说明一点，在人们的常识中，以个人能力来获得成就被认为是公平的合理的。数学里面有个伟大的发现，就是高斯曲线，如下图：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也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解释。通常人的能力符合高斯分布，如果一个社会中人的成就主要是由他的能力决定，那必然也符合高斯分布，中等收入的群体占多数，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是小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推理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能够实现适度的平均。反过来，一个适度平均的社会，必然也是比较公平的。社会学家也是类似观点，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通常比较稳定，美国的社会就是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美国社会的调查数据显示，1971年中产阶级比例为61%，但到2015年中产阶级的比例降到49.4%，中产阶级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各种社会问题有加剧趋势。
所以，社会发展应当是寻求公平的。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把公平的概念偷换为平均了。只有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整体性的；只有在公平基础上的发展，才是长久的稳定的。美国如此，世界各国亦是如此。如果社会发展有明显的不公平，那人们就会抗争。
小结
社会需要发展，更需要公平的发展。
不难理解，平均主义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平均主义抹杀了人的差异性，结果会是什么？鼓励人的懒惰和不劳而获，激发人性之恶。能力强的人没有发展机会，能力普通的人得过且过，能力差的人反而受益最大。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寻求公平来实现适度的平均，但无法通过强制平均来实现公平。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点。
对于起点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的是打破平均主义，当年小平先生说过一句非常精练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打破平均主义的第一步。
一部分人先富之后，如何带动后富，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难题，称为转型陷阱。如何以比较小的代价通过转型陷阱，通常有二个解决思路，一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二是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前者是美国之路，后者是欧洲之路。前者以奥地利的哈耶克为代表，后者以英国的凯恩斯为代表。
无论凯恩斯还是哈耶克，很多人经常引用他们的理论，但却忽视了一些基本因素：
1、他们的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
2、哈耶克是一个目光高远的思想家，致力于解决长远的经济增长问题。但思想要落地，必定是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3、凯恩斯更接近于政治家，他的本意是消灭经济危机，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不同的研究领域；
4、从政治实践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行政部门都有不断扩大权力、膨胀自身利益的本能，而世俗化的群众也是渴望快速解决方案而不是忍耐，所以凯恩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在这二种语境的包围中，社会如何推进公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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