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偏见成为常识：读经典的十个理由 | 先知书店
让偏见成为常识
读经典的十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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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文 ：千字君 编：店长、千字君
美术：柏果
哲学家叔本华说，一部伟大的作品，绝不是平庸的作者写出来的。所谓经典，就是各民族中那些最出类拔萃的大脑，耗尽毕生心力思考，凝结而成的精华。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一书中，总结了“经典”的十大特征。在流行读书而又信息爆炸的今天，重新理解这些特征，尤为重要（点击图片可一键收藏相关经典）。
经典，就是第一次读，就像是重读；每一次重读，却又像第一次读。
当人们谈论一部经典时，往往不是说“我在读”，而是说“我正在重读”。
一本书能够成为经典，一定具备了某种吸引人的特质，它让人一见如故，又让人常读常新。
经典，就是第一次读，就想收藏它；重读了很多遍，仍然不后悔收藏它。
收藏经典，绝不像收藏工具书，而像结识了一位挚友。当我们遇到某些人或事，脑海里立刻就能联想到他，并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当你和他相处时，你会不厌其烦地听他絮叨，就像昨天才刚见过面。
经典可以塑造人的观念和审美
人是观念的动物，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观念得到满足。读过的经典，或许我们早已忘记它们的内容，但书中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大脑深处，甚至成为我们的本能、潜意识。
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回忆：“小时候家里很穷，别人家的孩子到夏天可以去海边避暑，而我只能和父母呆在新泽西州的一栋老旧公寓楼里。但是，书籍却让我畅游世界！我总是在思考，我们是什么？是什么让人成为人？……最令我痴迷的，永远是那种永远猜不到结局的著作。”
可见，一个人早年所读的经典，对他人格的影响，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这些经典形成了他的审美、习惯，以及他对是非、善恶的偏见。他的所有行为，都是这些习惯和偏见的结果。
经典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前就独自创立了微积分运算，他因此与牛顿、高斯并称为“人类三大数学家”。同理，今天我们的爱恨情仇，并不比《诗经》的时代更高级。
文艺复兴为何如此辉煌？因为它是整个人类的辉煌，而不是单单某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辉煌；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渴望，意识到被束缚的自身中也有一颗灵魂在不安地跳动——这是人的苏醒，人的复兴。
莎士比亚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戏剧还不算文学。终其一生，他的剧本都被伦敦上流社会嗤笑为“乡巴佬的作品”。500多年过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长盛不衰，就连希特勒这样冷酷的刽子手都对他无比崇拜。
毋庸置疑，只要人类的思想、情感仍然存在一天，文艺复兴的遗产，就是永不过时的经典。
经典，就是听过很多人转述，以为自己已经懂了，自己阅读时才发现原来只是一知半解。
很多经典，情节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当自己去阅读时，才发现它们远比听到的更新鲜、更出乎预料、更不可思议。
一位长期保持阅读习惯的朋友告诉我：他零星地读过很多关于哈耶克的文章，也知道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旗手，被誉为“乌托邦的掘墓人”。但是，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哈耶克，看到朋友圈经常有人转发关于哈耶克的文章时，朋友终于忍不住阅读了国内能找到的哈耶克的所有作品。
当刚读完第一遍的时候，朋友就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说：哈耶克的想象力和逻辑思辨能力，强大到让人叹服而又痴迷的程度，以至于后来再和人讨论，甚至辩论时，哈耶克关于“知识分工”“思想市场”“演化理性”“货币的非国家化”等观点，给了他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让他轻易洞穿那些看似正确、实则有害的观点。
很多人对哈耶克的了解，局限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但实际上，这只是哈耶克思想的冰山一角，哈耶克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而被誉为哈耶克最有学术分量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则是想告诉世人，到底该怎样去研究社会科学。
朋友说，和其他作品相比，《科学的反革命》非常深奥、难读，但如果不读这一本，对哈耶克的了解就是不完整的，因为读其他书，收获的是洞见，而这本却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形成洞见。
经典不一定教给我们新东西，却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本来就合情合理的东西”。
在经典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但不知道是该作者率先提出的。
1776年，《国富论》问世，现代经济学由此发端。亚当·斯密在书中揭示了被人类社会忽视了千百年的秘密：人性固有的自私，是市场运转、人类进步繁荣的根本；市场上自愿的交换、博弈与合作，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以自私为目的的利他”。
两百多年来，后人围绕该书不断解读、阐释，现代经济学由此发端。该书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被后世视为“无价之宝”。
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定义，也是来自斯密：利人利己就是善；损人利己就是恶；舍己为人是至善，但不可强求；损人不利己是至恶，必须坚决唾弃（《道德情操论》）。诺奇克说：“斯密告诉我们，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获得他应得的东西。”
经典，关注的是人类普遍性、长期性的重大命题，它们之间通常有着继承、拣选，甚至反动的关系。
数千年前，人类建立了国家、政府以及暴力机构，用来维持最基本的秩序。然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危害人类的安全和自由。由此，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问题诞生了：人类既需要权力，但又需要用契约来约束权力。
1789年，美国国父们在费城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旨在约束权力的国家宪法，并且沿用至今。历史文化非常落后的美国，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并基本实现长治久安？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记录制宪历程的经典文献——《联邦党人文集》。
然而，当我们追溯这部经典中“分权制衡”、“地方自治”等关于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时，向前就会追溯到一些开宗立派的大师：洛克《政府论》、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霍布斯《利维坦》，还有梭伦、西塞罗、亚里士多德……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些政治哲学的思想源头，休谟、帕斯卡、奥古斯丁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至终，我们发现：美国秩序的根基，不仅有雅典、罗马、英国的馈赠，还深深扎根于东方耶路撒冷的《圣经》。
其实，在“驯服利维坦”这一人类普遍而又重大的议题上，中国不仅没有缺席，还曾一度领先。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诞生了《道德经》这样伟大的作品。陈鼓应教授认为，老子敬奉天道，珍视人的生命和自由，主张政府应无为而治。然而，这一思想却长期不受重视，最多也不过被汉唐等王朝初期用来恢复经济，却止步于制度创设，这实在是一大遗憾。以致两千年后，我们需要尽快补上这一课。
然而，或许是因中断太久，又或许是历史文化自身强大的惯性，今天，无论是“翻新”本土的自由资源，还是直接“拿来”的西方经典，都很难被接受。因此，王建勋教授在《驯化利维坦》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我们亟需一部关于有限政府一般理论的通俗读物，没有这种知识上的储备，即使有一天我们面临转型良机，恐怕也很难抓住。过去一百多年的立宪实验和惨痛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这本书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时间检验。但能同时兼顾理论水准、问题意识和通俗易懂，实不多见。
一部经典，不会把它想说的话全部说尽
经典总是内涵深远、意犹未尽，它会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世界，鼓励人更深的思考、更新的发现。
知识的海洋是无穷的，人类探索真理的热情也从未止步。因此，阅读的最大意义，不是让我们找到某个答案，而是让我们提出更多的好问题：一个好问题的价值，远远超过十个好答案。
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被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古华夏，产生了像苏格拉底、老子这样的大宗师。公元17、18世纪，是人类的“启蒙时代”，欧洲突然像火山喷发一样，产生了牛顿、康德、伽利略这样集大成的学者，这一时期产生的哲学、文化，奠定了现代欧洲的社会秩序，并扩散全球。
从结果上看，启蒙时代的经典，其质量、数量都远远超过轴心时代。但是，轴心时代永远是轴心时代，其高度、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为什么会这样？
景凯旋教授在《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一书的绪论中指出，轴心时代的大师们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人的目的是什么？”而启蒙时代的大师们则回答：“人的目的，就是人本身”。可见，启蒙时代虽伟大，却是对轴心时代的回应。
经典不会迎合时代潮流，因此时常成为刺耳的杂音，但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留存，却必须依靠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杂音。
米塞斯曾说：“在很多时代，大多数人都没有公正地对待过当时的思想和艺术。对伟大的作者和艺术家的尊敬，始终只局限于小部分人之中。”——米塞斯本人的遭遇，无疑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100年前，当全世界都对苏联和德国的经济神话如痴如醉时，米塞斯却发出了清醒而又孤独的声音：乌托邦践踏人性、阻碍自由竞争、扭曲价格信号，只会带来混乱、匮乏和破坏，导致世界大战和文明的毁灭。
哈耶克读到米塞斯作品后，抛弃了曾作为信仰的乌托邦，并拜米塞斯为师。然而，米塞斯所遭遇的，却是一生的颠沛流离。
米塞斯的思想被世俗所不容：他无法获得教授职衔，被纳粹搜捕；花甲之年流亡美国，住进纽约贫民窟；终生被主流经济学界厌弃，直到92岁抑郁而终。
世间只有一个米塞斯，但敢发出不合时宜，却又充满先见之明“噪音”的，还有杨小凯。
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无数人大谈“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凭借政府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从而实现现代化。杨小凯无情地戳破了这个神话：不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所谓的“后发优势”，短期内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只会助长机会主义，最终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不是优势，而是劣势！
杨小凯的预言，当年是那么刺耳，那么不合时宜。然而，时间终究是公正的。时代骤变的今天，这位辞世已十多年的思想者曾发出的“噪音”，在今天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真知灼见。
奉献经典的，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作家，无论是否认同他的观点，阅读他的著作，都有助于准确地定位自己。
所有超越时空的经典，几乎都出自世界级大师之手。这些经典无论是在本民族，还是人类历史的精神坐标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们所带来的观念后果，正在深刻影响、甚至已经塑造了某一族群的精神气质。
例如，歌德、雨果、普希金和鲁迅的影响，绝不限于文学。同样，韦伯、托克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杨小凯，他们的思想内核和精神气质，早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名片，但实际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国界。
“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一生的经历堪称传奇：18岁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十年，在狱中多次死里逃生，并自学成为经济学家；出狱后辗转赴普林斯顿攻读博士，重建人类经济学大厦，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他的学术作品，也早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教材。
杨小凯晚年潜心研究政治哲学，并成为虔诚的基督徒；56岁因肺癌离世之前，仍然无法忘记对故土的关怀，以致常常半夜从梦中醒来，为灾难深重的故土命运而哭泣。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学界终于开始重新评估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之所以有此影响，靠的不是他的传奇经历，而是一本本扎实的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认知新领域”的天才论文。
2002年，诺奖得主布坎南说：“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是杨小凯做的！”然而，天妒英才。2004年，杨小凯不幸离世，所幸，在他离世14年后，最能代表他学术水平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才首度结集出版。
为世界经济学史立传，没有杨小凯是不完整的；中国思想史的坐标，没有杨小凯是不成立的；甚至研究中国近现代企业史和经济史，更绕不开杨小凯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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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经典？“经典的十大特征”隐含了这样的答案：
是思想和观念，将人塑造成为人。在千万年的历史进程中，诞生并留存下来的经典，少之又少。
每一部经典，都是大师们“个人偏见”的产物。无数的个人偏见在千万年之间的较量，才构成了今天的“常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阅读经典，才能让我们活在祖先生命的延长线上。正如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说：
我们要在有生之年认清生活的真相，直至学会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真理也许不会使我们发财，却能使我们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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