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猿的差异还大。”当代作家史铁生也说：“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动物的差别。因为人有思想，动物没有。”史铁生一语中的，直指人的本质：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也即“三观”，是人行动的前提。人与人的差异、冲突，都源自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三观不同，终将渐行渐远。而三观中，又以世界观最为根本。世界观（Weltanschauung），字面涵义是“着眼世界之上”，指的是人类理解这个世界并且与它互动的基础构架。世界观铸就了我们思考与认知的底层，世界观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我们的世界观，往往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源头，是传统。特别是神话宗教与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在西方，希腊神话、基督教教义统摄了西方人关于“宇宙从哪里来”“人生向何处去”“何为良好生活”等一系列关于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在中国，则是女娲补天、儒释道经典、圣人道德戒令，告诉了中国人世界的由来与日常行为的方向。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古老的启示与思想。第二个源头，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我们阅读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什么，就会将过往经验升华为信念体系。查理·芒格坚信价值投资，金融宽客坚信数理统计投资，塔勒布坚信“黑天鹅”杠铃投资，都是这个道理。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理性化、高度祛魅的社会。作为世界观主要来源的神话宗教与思想家言说，如果经受不住“科学”的考察，就很难再被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而世界观的另一个来源：个体经验，往往只能局限于个人，很难拓展到全社会，且常常会因为个体差异，易引发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因此，我们亟需一套能够弥补，甚至纠偏以上两种源头，重塑世界观的新视角、新智识。人们常说，世界观就是宇宙观，木心也说：“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在这个以物理学为最显著代表的硬科学时代，如何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宇宙与世界，重新建构我们新的、适用于当代的世界观，便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家喻户晓的天体物理学家、曾获“斯蒂芬·霍金科学传播奖”的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他的《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把宇宙作为方法》不仅风靡欧美，在中国也是拥趸无数。他的新作《星际信使：宇宙视角下的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一部能够重塑人类世界观的佳作。▍站在外太空看一切——一位美国现代版庄子两千年以来，真正给中国人世界观带来冲击的作品，首推《庄子》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经典。佛教有“众生平等”“无分别心”的根本教义，庄子有万物同一、大小只是相对而言的“齐物”观点，这些理论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自身的渺小和人为设限的虚妄。而《星际信使》一书，刚一出版就被科普作家万维钢老师誉为“现代版庄子”，原因在于作者从宇宙天文学视角下，提出了一套新的宇宙世界观：概览效应（Overview

ChatGPT技术从诞生到升级迭代，短短数月以来，与该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便利相比，恐惧的情绪似乎更加浓烈。政治家、科学家、人类学家担忧的是：该技术一旦投入应用，除了导致大量失业外，按照现在的迭代速度，人工智能早晚可能取代人类。普通人担心更多的则是：任何先进的技术，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普及（民用），一般都会优先用于国家之间的对抗，或者用于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上。前者如20世纪，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都率先应用于战争，后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实，科技与人类社会如影随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更成了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这个未来无法预测的剧变时代，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最大变量，任何颠覆性科技的出现都会改变未来走向。如何看待科技、科技与人、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已成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之一。然而，我们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时，如果缺乏对科技更深刻的洞察，就很容易陷入具体的细节。下面是我们从科学技术领域两套经典《剑桥科学史》《牛津技术史》中，分别从内、外部视角，提炼出的10条洞察。▍内部视角看科技其一，科学家有国界，科学一定没有祖国。真理不以国家为界，只有科学/伪科学、非科学之分，没有什么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之分；其二，再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有局限性，还可能会犯错，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错。牛顿的股票投资很失败；爱因斯坦对决定论的坚持，妨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诺奖上有“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样的黑历史。越伟大的科学家，越应该意识到自己能力与认知的边界。其三，科学家缺乏人文、道德素养，就是一种灾难。科学家不顾事实、真理与伦理底线，可能会成为李森科式的帮凶与败类，变成了韦伯口中“没有灵魂的专家”。著名科学史学家吴国盛说：“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深入理解科学精神，推荐阅读文章《四大视角洞察科学本质——走出技术落后的第一步》）除此之外，科学不承认自己掌握真理，勇于接受自己曾经犯的错误；上文那些科学错误，最终都被修正。反之，技术落后的地方，往往是理性、自由、超功利、承认错误，这些科技发展所需的基本精神动力稀薄的地方。所有新科技的出现，社会对其评价都会经历“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四个阶段，然后在经历一波“风口之上，猪都会飞”的泡沫投资与吹嘘，最后趋于平静，成为日常应用，或被淘汰等待下一次机会。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互联网都曾有过类似经历。其一，基础科学有大停滞的征兆。基础科学低垂的果子有被摘尽之嫌，受困于基论研究所需要的仪器与资金，以及理论自身发展瓶颈，人类基础科学有大停滞的可能。对此，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斯莫林教授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物理学的脚步停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流传后代的东西。”其二，科技应用加速前进。新科技应用却以加速形式涌现出来，特别是以近30年的互联网革命为主，新应用层出不穷。互联网、智能手机始终以“摩尔定律”速度高速更新，ChatGPT技术更是创造了“新摩尔定律”。其三，未来不可预测。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初始变量的微小差异，结果却可能天差地别。不要相信任何对未来的预测——声称可以预测未来的人，不是上帝，就是骗子。▍外部视角看科技其一，科技让个体崛起。大约十年前，罗振宇曾说智能时代个人生存的基本特征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互联网技术的诞生，让草根、平民、无强社会关系的个体崛起，成为可能。其二，科技损害个人。20世纪媒介思想家麦克卢汉说，汽车是双腿的延伸，也是双腿蜕化的开始。中国先贤庄子早就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新技术出现，也让每个人与本能相关的身体变得退化萎缩。其三，科技启发个体。ChatGPT必然改变历史，但人工智能应该取代不了人类：它不仅证明了人类心智的伟大，其黑箱理论反倒启发我们基础知识、基础信息的重要性，“洞见”不会从天而降，反而需要大量的基础知识与训练。取代人类工作的不是ChatGPT的“知识”与“算法”，而是人的“无知”与“懒惰”。诚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科技之于个体幸福，可能不是简单的是福是祸之问，而是福祸相依。历史上，宗教是现代科学的朋友、老师与母亲。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制度上的现代大学、思想上的“唯名论”革命，都最早发源于基督教，如今二者已经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宗教也确实充当过科技的敌人。如宗教审判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但这些现象还是属于少数个案，其真实原因，也不只在“科技”。当下，二者关系更多是相互扶持。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科学用“真”弥补了宗教理性的不足，宗教用“善”弥补了科学的负面效应与价值虚无，二者相互帮助，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理解科学与宗教关系，推荐阅读金格拉斯经典著作《科学与宗教》）历史上，以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大学的出现，使自由学术制度得以保障，没有现代自由的学术大学，就没有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科学家。现代大学有如下几个特点：◆大学是一个自治机构。西方大学的诞生，源自学生或教师组建的有法律地位的自治组织，他们与城市当局订立自我保护的条约，捍卫自身的权益，构成了与贵族、宗教三者制约的格局，这也保障了大学的自由发展。◆大学提供普适的学问标准。大学作为学生和教师的行会组织，其基本功能就是设置行业门槛、行业标准，提供产品标准。大学因为是传授知识的机构，所以享有知识本身固有的普适品格，大学所维系的产品标准就是学术标准。◆大学以讲授自由之艺为基础。所谓自由之艺，就是从罗马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指“自由民”应接受的七门基础课程。其中的语文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数学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合称七艺（seven

中国何以成为今天的中国？地理、文化、民族、思想……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的阐释，却都是在寻找“内因”；而那些深刻决定中国命运、影响中国历史方向和未来走向的，往往来自那些被严重低估的“外因”——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文明。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接受与态度，往往会深刻决定国家的命运，乃至国民的生死存亡。对于中国来说，有五个国家最为关键，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至今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1-印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在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聪明，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全然无知；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大事上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一针见血看透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本质的人，命运一定不同。身处现代浪潮中的我们，总沉迷于现代社会的表象，过分关注现代社会丰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丢失了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拷问。抓住本质，才能洞察问题，这个时代第一等重要的事不是衣食住行，也不是文化娱乐，而是看清现代社会本质，成为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三个洞察对现代社会本质洞察最深刻的，首推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著名学者刘擎称：韦伯是现代思想走向成年的标志，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做出全面而系统解释的人。韦伯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洞察，可以归结为三点：●祛魅——“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古人对世界的认知总是指向宗教，无数未知且无法解释的事物构成了古代社会的神秘主义基调。现代社会“科学理性”的发展，彻底瓦解了宗教与神秘，在科学理性号召之下，人们不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能解释的，这一祛除神秘的过程被韦伯称为“祛魅”。用韦伯自己的话讲：“我们搭乘电车，只要知道电车行驶有一定规则可循，至于这样一个会走的机器是怎样制造的，我们并不知道。”现代社会，这种科技黑箱无处不在，即使我们不懂，也知道它是能够解释的。同时，对于当下仍然未知的事物，现代人仍愿意以理性去看待，相信它终有能被解释的一天。●诸神之争——“价值多元”的正反两面。古人的信仰与价值往往是统一的，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价值基础，中世纪欧洲以基督教为共同信仰。但是，现代社会的理性思辨摧毁了这种统一的、宗教式的价值标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以各种“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都能言之成理，但却又互相冲突对立。这种价值多元的附生品就是信奉不同价值主义的人开始无穷无尽的争斗，造成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当下世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极度撕裂，正是如此，这种撕裂也将世界一步步推向危机的边缘。●工具理性——“科层制”的高效与牢笼。古人价值体系中，一件事符不符合道德伦理——即一件事应不应该去做，才是最重要的。但在现代社会，“一件事怎么做才最有效”反而成了首要考虑的问题。如在环保议题上，工厂关心的是如何生产效益最大，而不是该不该这样生产、这样生产会不会破坏环境。韦伯将“一件事该不该做”称为价值理性，将“怎么做才最有效”称为工具理性，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洞察，就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泛滥要求这个社会必须是高效的，因此，能够保障效率的现代科层制（也称官僚制）笼罩了现代社会各个领域——政府、学校、军队、公司等等。科层制有着严密的上下级结构、明确的职位分工与任务清单，在这种强大且严密的组织中，每个人都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由此，整个社会沦为韦伯所说的“理性牢笼”，在这个牢笼中，每个人都是一个技术零件，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种牢笼所带来的精神压抑与对个体创造的抹杀，相信每一个现代职场人一定深有感触。▲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始于韦伯思想暂停之处的洞察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的洞察，虽然看到了理性泛滥带来的困境，但受困于时代、年岁、问题意识的限制，并未对这种困境做更深入的探讨——他生活于现代社会形成不久的19世纪，在学术旺盛期（56岁）突然离世，关注的问题核心为科学理性——“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自己也曾说：科学与理性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无法回答生命的意义，无法回答什么样的人生与选择是值得的。对于韦伯这一未能完成的回答，后续跟进的学者还有很多，他们试图从更多维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洞察时代之困的精神根源。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就是能够与韦伯思想构成互补，从文学、艺术的精神文化层面理解现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在洞察现代社会本质上，本书能够带给我们三种新的视角：●弥补韦伯未竟事业，与韦伯构成审视现代社会本质的双雄。如果说韦伯的论述主题是“科学理性”，卡林内斯库的主题则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本书从文学、艺术出发，勾勒了现代社会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文明（科技、工业、商业）的强烈排斥与否定，这是人们对韦伯所揭示的“理性牢笼”的反抗。这一意义上，卡林内斯库延续并深化了韦伯的命题。●洞察了现代社会精神内核的三个冲突。现代人的思想世界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外在的价值取向与内在的精神内核，统一的传统思想基础被科学理性打破后，人们在外在的价值取向上走向多元，产生诸神之争；同样，在精神文化领域人们也走向了多元，并产生了一种处处对立矛盾的“敌对文化”。这种“敌对”呈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根源，卡林内斯库将这种精神冲突总结为三大对立：与古代对立，与理性对立，与自身对立，我们的精神世界每天处于各种矛盾之中，无不是因为这种“敌对”造成，我们既反叛传统、又反叛现代（即理性）、甚至将自己视为一种新的传统与权威，反抗自身。●揭示了现代社会文化审美的五个面向。身处现代社会，我们会发现很多文化现象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极度抽象的绘画，各种莫名其妙的行为艺术，艺术展上不知所云的艺术品，没有主题的电影，荒诞、实验、先锋的文学，充斥各种不和谐音符的音乐，奇形怪状的建筑与雕塑，等等。法国艺术家杜尚曾说：艺术不只是具体的物件，也可以是概念。这种观念下，现代艺术成了一种理念，而不再是一种具象化的形式，这种美学理念正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与文化本质。卡林内斯库将现代社会的文化审美归纳为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作者深入追讨了这五个概念的政治和社会起源，然后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它们日后的美学和文学轨迹，五副面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互相渗透的立体层面上，勾勒了审美现代性大约一百五十年的丰富历程。我们所有理解与不理解的文化审美，我们每个人形形色色的精神面向，都能在现代社会的这五副面孔中找到对应。▲马塞尔·杜尚作品《被快速飞旋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今人在谈论现代社会时，往往关注的是科技、工业、商业这些维度，而很少关注现代社会的文化与审美。卡林内斯库以及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跳脱了现代社会的表象，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文化本质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内核。韦伯终止的地方，就是卡林内斯库研究开始的地方，他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洞察构成一种完美的思想互补。洞悉现代社会本质，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阅读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本书是现代性审美研究的扛鼎之作，早在1977年一经出版便成为学界经典，但由于其专业门槛极高，造成大众对其了解不够。然而，越是难懂，越是证明其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深入，我们就越要去读原著。本书自2002年中文版首次面世以来，已历经两版多次加印，目前在售版次已是第二版第六次加印，足以见本书对中文读者同样重要且极具魅力。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新版次独家发行权，数量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下图扫码即可一键收藏。另外，还可在规格中选择“韦伯作品集”与“反思现代性六书”套装，与韦伯作品互读，帮助我们从原点出发，以更广的维度理解现代、反思现代。策划：先知书店文稿：万壑松、六号编发：六号▌延伸阅读早熟落下的顽疾：2000年中国社会史的12个洞察葛兆光:

文艺复兴先驱但丁说

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那么，政治无疑是国人的信仰，而国际政治，则是被高谈阔论最多的分支。关于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下限是左邻右舍的鸡零狗碎、上限是《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争霸，平均值则是“黑暗森林式国际政治想象”——要么“是我们的一盘大棋”、要么“他们迟早玩完”。中国哲学家邓晓芒也说：“我见过不少民间的谋略家或军事家，个个高卧隆中，放言高论，无非是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厉害角色。但从他们嘴里听不到公平和正义，听不到人道和权利，也听不到价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赢”的技术和“霸”的良策；也听不到人间的疾苦和现实的纠结，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说中的自我陶醉。”无论江湖段子，还是哲学家的洞察，国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都停留在“丛林法则”，而非政治科学。之所以如此，离不开两大原因：●清末以来的百年屈辱史，使中国由传统的天下朝贡体系，被迫转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这个转型太快太猛，再加上期间又被意识形态裹挟，国际政治便几乎和丛林法则画上等号，“弱国无外交”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的“金科玉律”；●国际政治之所以成为“人人可谈，又人人乱谈”的重灾区，原因除了认知上存在天花板，更在于很多人从未意识到，国际政治不是侃大山，而是首先需要学习的一门学问——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国际政治，但它作为一门真正专业的学科，不过百年的历史。以仅有百年的理论解释千年的历史，自然有所吃力；很多人理解国际政治，即便有理论视角，但思维方式也多来自《孙子兵法》《战国策》《三国志》等传统历史经典，这样的学问与思维（七雄争霸、三分天下等）虽然普适于帝制时期，但往往很难接轨现代文明——现代文明视野下，国际政治的主题是互动合作而非丛林竞争。另外，就算愿意钻研并深入思考“国际政治”的读者，还必须面临另一个严峻的现实：国际政治的诸多理论、范式、方法都来自米尔斯海默、肯尼思·华尔兹等外国学者，不但理论门槛极高，案例也“不太接地气”、更缺少“中国特有的问题意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如何与他国、特别是世界上的文明大国交往，已成为首要课题。在纷繁杂复的国际关系中，要想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与“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对国际政治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因此，对于国人来说，一套由浅入深，全面系统阐释国际政治的书籍，便显得难能可贵。为此，先知书店精选“国际政治通识三书”：《国际关系精要》《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由浅入深、三个步骤与层次来理解“国际政治学”：●第一步：明晰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国际政治是什么？理解国际政治主要有哪些理论范式与视角？这些国际政治最基本的话题与概念，在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一书中都有精炼、透彻的阐释。本书中立地介绍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几种主要理论范式，包括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上提供了理解世界政治事务的分析工具，是我们踏入“国际政治”领域的一套权威“教科书”。●第二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用理论剖析历史与当下。小约瑟夫《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是一部很好的将理论与历史现实相结合的国际政治著作。它从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讲到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这是现代国际格局的源头），并用绝大部分篇章重点关注了当代历史中一战、二战、冷战、21世纪格局等一系列国际政治冲突与合作，这与我们身处的现实息息相关。本书纵向包揽历史，横向贯穿全球，东欧、中东、南亚、东亚等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冲突案例都在其中，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晦涩难懂的概念，为读者建立起了一个思考国际关系的认知框架。●第三步：一种“综观”的新视角理解国际政治——以“演化论”“系统论”综观国际政治理论与历史，看到国际政治中的变与不变。在国际政治领域，有3种理论范式一直争议不断：康德的自由主义、米尔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杰维斯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专家认为三大理论难以彼此借鉴、取长补短，但唐世平教授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中透过人类文明的历史视野，成功将三大理论对应于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第一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如何从伊甸园的状态演化而来；第二是霍布斯式的世界在1648至1945年间，如何转变为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第三是1945年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这三次历史性的体系脉络，是对“理论”与“历史”的再总结（再理论化），这一体系宏大且解释力十足，被学者斯特林·福克评价为：“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基础。”国际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科学地掌握这门学问，也是我们国人热衷谈历史、谈政治的一次层级跃升。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国际政治通识三书”：《国际关系精要》《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长按下图，识码收藏，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完整认知框架与全新思维模式。策划：先知书店文稿：万壑松、凌晨编发：六号▌延伸阅读ChatGPT的启示：“奴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关心现实，就不要将历史当作避难所：读历史的五大误区历史的三个层次：真相、教训、人心“阴谋论”“分久必合”的认知，无法洞悉当代国际政治走向我们最重视历史，但也被历史遮蔽得最深

国际史学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史学成为诺奖奖项，只要布罗代尔愿意，每年获奖者都是他自己。”另有多名历史学者说：“史学界有了布罗代尔，我不得不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也有很多人表示，20世纪诸多历史学大家中，如果只挑选一位封为大师的话，这个人必定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究竟有何贡献可以担当如此高的评价？可以不夸张地说，所有现当代史学家都是布罗代尔的“孩子”——布罗代尔把新生的年鉴学派推向了高峰，历史的书写，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视野扩大：从单一的政治史到全景的历史传统历史学中，历史要么被当做道德和政治的经验教训；要么与政治、政权、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为当下的政权、民族和国家制度，提供历史的依据。布罗代尔及其年鉴学派则扩大了历史视野——历史被看成综合过程，成为一种全景的历史（total

编：先知书店本书（《盛世的崩塌》）的尾声写了长安的废墟。后人看到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地点，如今却已经变成荒草丛生之地，遥想当年的繁华景象，不由得心生感慨。这样的体会部分来自我自己的经历。1986

编者按：思想是文明的根基，而现代西方思想为我们探索当下时代议题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资源。然而，种种伪思想的乱象也在当下此起彼伏，国人不能辨别，甚至产生误解，以至于对伪思想沉迷，对真思想畏惧，比如“适者”生存被扭曲为“强者”生存、宗教被理解为迷信、科学奉为绝对权威……澄清种种谬误，无法脱离思想史的脉络。读思想史不仅可以汲取真实心灵的经验教训，更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一次升华。对西欧近代思想的演化脉络有所了解，益处是不必多说的。欧洲这一时期经历的巨大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影响所被并不局限于欧洲的版图，而是波及整个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它们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龙伯格为撰写这部思想史提供的理由，不仅针对他心目中的英语读者，对我们也同样合适：把历史作为一个严肃而持久的课题，需要一种信念，即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乃至理解人类的一般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观念的力量：剔除谬误，回归常识要理解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对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怀有这种旨趣的人，必须具备一种发生学的意识，从纷繁的事件中努力找出某些线索，把最能象征某种时代的思潮、风格或时尚的东西加以贯通，点明它们的传承与流变，借此激活我们的联想力。那种就事论事，就人说人，毫无连贯地罗列一堆材料的教科书，肯定是令人生厌的。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若以大而化之的视野看，人类的“基本理念”和围绕它们展开的争论其实少之又少，而且始终如一。可一旦深入到细节之中，我们又会看到这些理念的内部歧路丛生，充满变数。因此，无论做出多少努力，思想史的写作恐怕永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想在三五页纸之内，把笛卡尔或尼采、浪漫主义或后现代交待清楚，风险之大，可想而知。对于治思想史者来说，这项工作一向是以保持低调为宜的。那么，我们从这类读物中最可期待的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条：一是认识西方不可缺少的常识，二是不要为常识所骗的必要提醒，三是把已被专业化切割成碎片的思想重新拼凑出一幅动态的全景画面。就这些方面而言，斯特龙伯格做到了我们不可求全责备的水平。作者在序言中坦言，他只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欧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的向导”，让他们接触一些大思想家，作为将来进行深入探究的凭藉。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提示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显示它们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这显然是一项更具雄心的任务。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思想，需要对世事的敏感、透辟的眼力、深入的体验和移情的本领。在某些人看来，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化过程，究其实质是一个权力与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仅仅阅读思想会有不踏实的感觉。此说不无道理，但它忽略了观念对权力与财富态度的重大影响，“思想风格”能够使人们面对环境刺激时超越简单的动物性反应，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换言之，权力与财富离不开一套话语体系的帮衬，为了理解其格局，也就必须探寻一个社会的宗教和道德观，甚至是它的艺术、审美和时尚情趣。此外，这种被福柯等人称为话语模式的东西常会发生突变，一度被人坚信不移的事情，在后人眼中可能荒谬无比。以作者所举的例子来说，法国贵族自视为两千年前法兰克人的后裔，这显然不过是些牵强附会的神话。可是思想史在面对观念与现实的错乱时，不仅要指出其中的荒谬，更要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着他们的认同感，强化他们的高傲意识，塑造他们的行为方式。换言之，“错误的观念”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故我们不但要重视得到后人验证的真观念，更要关注各种“谬论”。不然的话，大部分思想遗产将会仅仅成为供人取笑的对象，传统也将失去接续现代与未来的粘合剂。▌文化大一统的传统：普天之下，莫非上帝子民在谈到西方近代社会的特征时，巴尔赞把它称为典型的“杂烩文明”。他说这话当然是要着意突出现代西方世界复杂纷繁的景象。近年来，一些厌恶大一统皇权传统的人，尤其是一部分崇尚制度经济学的人士，也喜欢从制度选择和竞争优势的角度谈论欧洲的多中心或多元特征，以此反衬中国缺少内生竞争力的现象。然而西方并非全然没有“大一统”的经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虽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却有着“率土之滨，莫非神的子民”的共识。即以“Catholicism”这个被译为“天主教”的词为例，它的字面含义与“天主”并无关联，而是反映着一种西方人的“天下观”，即中国教徒常说的“圣公会”或“普世信仰”。这个普世教会和它所采用的拉丁语，以及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神学和修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还有大量古典文献，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文化规范，为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争的公共平台。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各国教士、人文学者、艺术家或法学家穿梭于欧洲大陆，不会遇到任何国籍或语言上的困扰，甚至巴黎或罗马的乞丐也能操几句拉丁语。这与战国或宋明儒生四处游学的景象是极其相似的。假如不是这样，像“西方文明”或“欧洲文化”这种有着整体论意味的称谓，甚至像此书所讨论的“西方现代思想史”，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考虑到当今以“欧洲价值观”或“寓统一于差异之中”为号召的欧盟建设过程，则这种文化大一统传统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始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强化了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消除了人们对跨国天主教会的忠诚。国家摆脱了教会，王权不再受神权的制约，欧洲各国也随之变得动荡不安，世俗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维持秩序和决定信仰的任务。▲马丁·路德从这个角度说，欧洲的近代化也是以大一统局面的破碎为起点，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国家”的演变过程。只有肯定了欧洲存在着这个文化大一统的前提，我们才可以谈论欧洲文明中为中国所无的现象，即多中心状态或权力的分散———“世俗之剑”同“神圣之剑”的对立，以及散布于各地的世俗统治者的分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本质上是个伪命题现代西方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对抗的世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在探究这些对立与纷争的思想根源时，该书作者把“最根本的对立”定位于“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奉献的、推崇道德的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在讨论这种对立时并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着意讲述其早期呈现出的一种浑沌状态。这是一个早在13世纪基督教理性化时就已上路的过程，它使知识领域逐渐得到扩展，“科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来探讨，不再完全听命于宗教的正统要求和圣经权威。”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并非势如水火，而是友好分离，各走各的路”。其实，欧洲始终存在着一个“神坛与实验室的联盟”，直到18世纪之前，宗教与科学虽然不时发生纠纷，但这只能算是“蜜月期”令人不快的插曲，“科学每天都在咬上帝一口”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早期科学家的自然观都来自于宗教信仰，他们把自己的理性能力视为上帝所赐，将探索自然当成一项虔诚的工作。开普勒集神秘主义和科学于一身，既研究天文学，也给人算命挣钱；伽俐略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丝毫不打算用科学嘲弄宗教当局，而是告诫世人，为维护宗教的声誉，千万不可把《圣经》当做物理学使用，由此开启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的先声。在建立现代思想体系上居功至伟的笛卡尔，也确信“灵魂是藏在松果腺里”。至于牛顿，他在建立宏大物理学体系的同时也对炼金术十分着迷，并以自己的学说向一神论伸出援手。凡此种种或可提醒我们，只说祖冲之是个大数学家，对他是个神秘兮兮的阴阳家只字不提，虽有为贤者讳的雅意，却让后学无法获得一种十分紧要的识见：真知往往蕴藏在怪异的智慧之中。▌启蒙理性下的专制主义

奇迹不可思议的本质，只有面对黑暗和困境之时才能理解。——题记1787年夏，美国费城议会厅里，五十五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来自十二个立场各异的州（罗得岛拒绝合作，不曾出席），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激辩四个多月，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会议主席华盛顿都写道：“我真懊悔跟这档子事沾上关系。”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骑虎难下的聪明人”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太多聪明人的“犯蠢记录”。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东晋时期，军队叛乱，晋成帝命大臣温峤率联军讨伐。温峤认为自己以多敌少，可快速击溃叛军，因而只带了不多的粮草。随后，战争连连失利，士兵食不果腹、怨声载道。将军陶侃对温峤说：“你找我来时，说一切尽在掌握。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士兵屡战屡败、士气低沉，形势已然不同，不如撤军后从长计议。”

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莎士比亚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博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人类社会是从物物交换开始，但从传教士、冒险家、殖民者留下的记录看，没有任何一个原始部落的运作，建立在

人们认识国际关系的方式，往往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以重大事件和节点决定历史的走向。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却在于事件的背后——人的行为和观念。20世纪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本该让历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魅力。但是，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让历史变成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堆砌——不但丧失了细节的精彩，也丝毫无益于人们吸收历史的教训。就如一战的爆发，仅仅将始于萨拉热窝事件视作的导火索；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偶然的政治暗杀事件，就能引爆一场可以避免、没有人预料到、也没有人真正希望发生的全面战争。历史的教训，往往在于那些不受控制的偶然因素的聚合，在于人们的决定和选择中隐含的不可预知的危机。但是，如果吸取历史的教训，关键时刻一个决定的改变，一个受到历史观念指引的行为，也可以化解危机与冲突，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有一套书做到了这一点：在“美苏止战”、“英美联姻”、“中美破冰”的三个重大历史节点上，书与它”观念的力量”，甚至影响了国际关系的走向。▌一套书，影响了一场核大战的走向

第二层的反思是——这种冲击其实有现成的历史参照：文艺复兴，就是“处理巨量信息”的先例，它是“向过去寻找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就是“理性和自由意识的觉醒”，它是“向未来寻找自由的正当性”。

◎政治机会相比经济，政治才是真正决定“社会规范”最底层的逻辑。良善的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和平、公正的开放政治机会，可以防止暴力，也可以让品行高洁、年富力强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书放在书架上，只会落满灰尘，放在读书人的头脑里，才会变成思想。

维迎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一学术取向运用到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上，并得到了有意义的成果。特别是他对中国古代连坐制度、信任和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中国重建信任这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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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印象中，“民主”是美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保守主义精神，对民主的态度是警惕的，防范的。如今，民主终于逐步走向了开国先贤们所担忧的“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

可以说，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一战历史的延长线上。历史见证了纳粹的覆灭，东苏的巨变，作为战争的余烬，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也陆续灰飞烟灭。世界秩序似乎再次形成了一个以英美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的大趋势。

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自1840年，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以来，与西方的关系，就成了国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但近两百年过去，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却不比“洋人不肯下跪是因为腿不会弯曲”的晚清进步了多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温斯罗普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80年代，里根掀起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中，温斯罗普的价值才被重新认识。也因此，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上，温斯洛普的相关著作长期稀缺，更遑论中国的图书市场了。

家，是充满爱的地方，是孩子最后的避难所；“爸爸”本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称呼，是孩子心中最可靠的担当——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在父母身上都无法得到充分的、正向的爱，他怎么会有安全感，又如何懂得去爱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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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一个孩子来说，父亲是最原始的外部世界，是外部世界的象征，小孩对大千世界的好奇，正是父亲引导孩子认识外部世界的好时机。正如一个心理学观点所说：“一个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与社会的关系”。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德国势头正盛。5月，西欧沦陷，盟军败逃敦刻尔克。9月7日，希特勒派出1300多架飞机，对伦敦进行无差别轰炸。一夜之间，300吨炸药倾泻而下，伦敦成了人间地狱。

这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显现出对权威的崇拜与渴望，迫切希望有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威权型人格就会在普通人身上生根发芽，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观念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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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在传统文化中，大多数人只能去“做一个人”，靠他人定义自己。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字和“二”字组成的，揭开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秘密——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定义一个人。

那么，当20世纪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以“硬骨头”著称的梁漱溟，与最典型的政治强人毛泽东“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其结果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剖析最深刻的，当属钱理群的《岁月沧桑》一书。

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对本书赞扬不止，他曾说：“提问题比回答问题更启发人的智慧。”《学会提问》一书不仅是读懂了人际磁场交往秘诀，让人掌握极具吸引力的社交方法论，更是一本启发人智慧绝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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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主义提供价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直接说清价值方向。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它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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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即生存的意志和智慧、权力的生成和流转、文明的融合和冲突——三条大线索。

爸爸并不打算把这个故事的标准答案——小兔子做事不认真输掉了比赛，灌输给孩子，而是顺着孩子的想象继续启发孩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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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施展老师的观点在学界，经常引起种种争议，但正如他在书中所传达的——当下很多学者无视问题本身的变化，只忙着站队。但事实上比起站队更重要的，是为新问题找到一个充满解释力的解释工具。

管他“三七二十八”：公认才气第一

事实上，保守主义不等于基督教。保守主义离不开信仰，但反对将信仰工具化。基督徒未必是保守主义者，受洗不是保守主义的门票，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比如柯克，就已经是纯正的保守主义者。

《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译丛》：本书作者包括“保守主义之父”柏克等七位思想家，是国内首次引进出版的最全面、最经典的保守主义作品，提供一整套重新理解政治、历史、商业，甚至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与李泽厚先生商榷“救亡压倒启蒙”

因此，几乎所有引领时代的新思想，都遭受过偏见和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因其对“人的行动”的洞悉，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创性的贡献，一生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