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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悖论:知识分子与时代的悲剧性代沟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好书推荐 2021-04-26
 
“五四”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广为人知的有三类:

第一类:寻求救亡图存,主张激进变革,实现民族救亡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

第二类:寻求自由民主,主张渐进改革的启蒙知识分子,如胡适;

第三类:从文化层面进行批判,主张反思本体性问题的知识分子,如鲁迅。
 
这三类知识分子,构成了“五四”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底色,也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跳动、切换的脉搏。
 
和以上三类知识分子相反的,还有第四类知识分子——传统底色的文人。然而,他们却是长期被淹没的。

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强音中,他们的声音微弱到极少被人听到。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外,他们在大众视野中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其中,周作人的学生、著名诗人废名,就是一个典型。
 
1949年,废名“上书”最高层,希望重新尊奉五四以来被“随意抹杀”的孔子,实现儒家治国和农村自治,这传达出传统文人的愿望和理想:新生的革命中国,应该重归两千年来的儒家政治轨道……
 
废名为什么要“上书”?“废名上书”为何既没有答复,也没有“报复”?这些问题,不仅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便在当时,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这件事实在太小了,小到如果不是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一书中,用七分之一的篇幅去解读它的历史标本意义,“废名上书”事件,可能永远绝迹于历史的烟海中。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不仅将废名作为研究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种样本,而且将废名的重要性置于与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等人同等重要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废名上书,钱理群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件“小故事”背后的两个“大问题”:

两种历史逻辑的根本冲突;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大断裂、传统文人在新时代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无法重现的历史传统:传统文人的政治地位,在革命叙事中退场
 
“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并不要我”(钱理群《岁月沧桑》之“废名上书” )

废名的失落,也是传统文人在新时代的深深失落。

两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对一个历史逻辑深信不疑,新的王朝在“马上打天下”后,会把自己重新请回来“治天下”。而新中国的建立,在废名们看来正是一次历史的轮回——儒家政治重上朝堂的良机。
 
然而时代已彻底改变。如果说,启蒙知识分子的意见,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甚至警惕,而废名的“上书”却是毫无回应,无言是最大的蔑视。在革命视角下,渴望复兴儒家大同社会的废名,正如孔乙己穿着破烂长袍,孤零零地比划着茴字的四种写法。
 
◎被侵占的精神家园,传统文人的学术主张在“五四精神”中日益边缘化
 
传统文人实现人生价值,无非两种方式:

要么和诸葛亮一样从政,待明主三顾茅庐而入世,在庙堂上实现政治抱负;要么和陶渊明一样归隐,在山水田园生活中纵情诗歌和学术,在文人圈子之间唱合、著述,留下道德和文学的身后名。
 
然而“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核心,变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德先生、赛先生、启蒙、救亡、民族主义和乌托邦。在变革的共识下,只有温和与激进两条路可走。
 
这种背景下,不仅传统文人的政治蓝图被彻底无视,其学术抱负、审美情怀和文化名誉,也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备受冷遇,日渐边缘化。
 
废名上书被冷处理的背后,不仅是他的所思所行,与新的时代精神已相去甚远,更是传统文人学术主张被彻底边缘化——在其安身立命的文化领域,也被赶出了两千年来的精神家园。


◎“废名悖论”:断裂的传统
 
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向的历史动荡中,中国的传统文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外来文化不仅驱动着社会变革,更是逐渐渗入中国文化的核心意识,从边缘进入中心——无论是温和的启蒙意识,还是激进的革命意识。
 
尽管传统文人力图转型,却仍然无法接受两千年来坚守的道统,在新时代出现历史性的断裂。

废名一方面接受了新文学,甚至创立了新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却秉承了儒家体系观念,以士大夫式的“上书”渴望回归传统社会,废名身上的巨大悖论,正是中国人文断裂伤口上结下的疤痕。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废名这样“被遗忘的小人物”?进而理解钱理群教授将“废名上书”写进《岁月沧桑》的良苦用心,以及他那句“《岁月沧桑》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阅读《岁月沧桑》,不仅是翻开一段尘封许久却又不愿被提及的人和事,还可催生如下思考:
 
◎我们从哪里“文化断根”,又从何处开始“精神漂泊”?

废名“上书”的遭遇,不仅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悖论,更是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割裂中的身份困境——因为种种原因,既难以前进到拥抱外来的西方文明;又无法后退到回归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这个中国社会的隐秘伤痛,钱理群先生在《岁月沧桑》中,只用《废名上书》一个章节就讲透了,背后则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变革方向的历史性迷失。
 
然而,从“文化断根”到“精神漂泊”,绝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题,这一命题,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犹如“摇荡的钟摆”的内在肌理。
 
◎《岁月沧桑》:七位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悲剧性“代沟”

在近现代中国的剧烈变革中,不仅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有“代沟”,更有着个人和时代之间的“代沟”,而在传统中国,时代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和残酷,从而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不是过于超前而被削平,就是被甩在身后惨遭淘汰。

钱理群先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种“历史的代沟”,并且用沈从文、赵树理、梁漱溟、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七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阐述这个残酷的洞见。这是当前各类作品中,极少见到的。
 
在《岁月沧桑》中,钱理群教授足足讲透了七位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奋斗与幻灭,全景式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大问题。

新的时代叙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也改变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是塑造新的国民性和集体无意识的开始。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还在世的“30年代”(指出生于1930-1939年)大学者、昔日北大精神的象征,钱理群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就“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岁月沧桑》,这是他在晚年决心担负的历史使命。

不过,钱理群先生被公众所熟知,并不是因为这本《岁月沧桑》,而是他前些年创造的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然而,就像“废名上书”被遗忘一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后半句:为何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泛滥,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岁月沧桑》的字里行间。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钱理群先生这部《岁月沧桑》,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或在京东、淘宝搜索“先知书店《岁月沧桑》”,收藏最后正版好书。


文:易枝、沥泉   编:先知书店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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