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个媳妇当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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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个媳妇当药用

2015-09-25 王小竹 WeLens

旧月簃

爱情是天性，但每个时代，每个人口中所说的爱情却基本上不是一回事。

对古希腊人而言，爱情代表着混乱失序，所以要节制，要早早结束掉。

在古埃及，具有王室血统的人通常与同族婚配。

在古罗马，“丈夫和妻子应该成为朋友，和睦相处。幸福和肉体享乐都不是婚姻生活的内容。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养婴儿。”

在12世纪的欧洲，曾流行一种理想化的“宫廷爱情”：男主角通常未婚，女主角则是有夫之妇。也就是说，爱情在这里是与婚外情同行的。当时还有咨询手册《论爱情与其灵药》警告道：“和所爱有太多机会相见相谈，绝对会减少爱意。”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大家蒙田也是蔑视爱情婚姻的，在他看来，“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它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而且，他认为爱情太嫉妒，如果混入婚姻就太卑鄙了。在他看来，“在婚姻这种圣神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算是一种乱伦”。

即使在情圣卡萨诺瓦生活的18世纪欧洲，与所爱的人结婚仍然是受贵族阶层质疑的。在他们看来，爱情是充满激情的，但要外在于婚姻和日常生活，只是一种冒险事件。

把浪漫爱情与家庭婚姻紧密捆绑还要等到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之后。有几个主要变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首先是家庭。在此之前，家庭仍算是经济单位，生活里几乎没有隐私的概念，婚姻对于富人是财产的契约，对穷人则是劳动力的组织；此后，家庭与工作场所相分离，私人住所渐次增多，成为越来越自治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成为滋生欲求不满的温床。相应地，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也被截然分割，社交活动兴起，包法利夫人们才有了幻想的舞台。

其次，代际权威关系的松弛和新的“为母之道”形成，女性逐步获得解放，其基本家庭责任被确定为是“给予家人情感和爱的支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也开始为“浪漫之爱”鼓吹，基于爱而不是家庭联盟、协商交易的婚姻，开始被社会接受。尤其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后，曾经被贵族蔑视为“小市民”的情感趣味，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逐步成为主流价值观。

在中国，要到20世纪才迎来传统婚姻模式的解体，它是从城市知识分子的吁求开始的，最后在政治的强制下完成。其中， 1923年，北大33岁的教授谭熙鸿，因为丧妻后与妻妹陈淑君相恋，而陈之前已另有口头婚约，此事还一时被舆论非议。《晨报周刊》就此展开征稿讨论，参与者众，但“来稿大半主张旧道德”。而谭的学友张竞生在其上提出了爱情四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鲁迅当时评论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当然，后来的历史比他预言得要明朗一些。

这里整理了一些民国时期的爱情故事。分几批推送。

看完后，推荐阅读《目客·我这样爱你》，里面有更多经典的爱情故事，和对这个话题贴心的讨论。

民国爱情之章太炎+汤国梨

“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学者章太炎曾如此形容自己的理想爱情。终入得他法眼的“药妻”便是汤国梨。两人相守大半生，晚年忆起章太炎，汤国梨笑称，太炎先生实不是女青年觅偶的好对象，一则其貌不扬，二则年纪太老（比汤年长十五），三则很穷；但就爱他“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一副“我男人了得”的小女孩儿的自豪。

1913年夏天婚后，章太炎和汤国梨的两位母亲。

章太炎早年专注国学和革命，在被袁世凯软禁的三年里，才认真谈起恋爱。他主要是靠写信和想象。刚一封信略嗔妻子“迟迟未复”，又一封信大呼“辗转思之，惟有自杀”。收到妻子“宛转悲愤，读之惨然”的回函后，他又马上回心转意：“前书自言求死，乃悲愁过当之言，念夫人零丁之苦，亦不能不抑情而止也。”他想象妻子弈棋打球，整理旧籍，啖果饮茶，开窗当风而卧，以及应付“不速之客”……他是“临纸神驰，思子无极”。

民国爱情之杨宪益+戴乃迭

1934年赴英时，杨宪益一幅坐头等舱、挥金如土的公子哥儿模样。家人急着送他出国，因为他喜欢上了家庭女教师。

七年后杨宪益回国时，他却连路费都是变卖书籍得来的，杨家已坐吃山空；然而，他却带回一了位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 B. Tayler）。

在牛津，戴乃迭发现自己对杨宪益的奇妙感情，起于她第一次看到杨宪益房间墙上悬挂的他手绘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很快，她发现这个瘦削的中国男孩，懒散却极度聪慧，贪玩而学问渊博，因为感到学习太过容易而更在乎玩得是否精彩，赏玩字画，饮酒赋诗。渐渐地，杨宪益成了戴乃迭心中竹林七贤式的中国文化的化身。

随着感情稳定，杨宪益的生活目标与学业志向开始明确专注下来。毕业前，杨宪益接到两份邀请，一份来自哈佛大学中文系，一份由沈从文和吴宓发自西南联大。戴乃迭决定随他回中国。听闻儿子要娶一个英国女人，杨母病倒，杨家大乱。戴乃迭的母亲更严肃地警告20岁的女儿：将来有了孩子，他也许会自杀的。要带戴乃迭回战乱的中国，杨宪益迟疑过；而她给他的态度，始终是确定的。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结婚照

40年后，他们唯一的儿子在精神分裂症中自焚而死。母亲当年的警示竟在儿子身上应验。直到晚年疾病缠身，戴乃迭视自己的婚姻为完满，她爱的那个男人始终洒脱不羁，历经沉浮而能写出“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不吃眼前亏”的诗句——只是最终她认不出自己的老伴儿了。

晚年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戴乃迭去世后，84岁的杨宪益赋诗悼亡：“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民国爱情之汪精卫+陈璧君

汪精卫和陈璧君

少女时代，陈璧君以粉丝式的热烈追随汪精卫投了革命，只因读了他在《民报》上的文章。彼时同盟会内部复杂，许多成员有黑帮背景，吃喝嫖赌极为平常；相貌俊美的汪精卫则是凤毛麟角的清教徒式“道学先生”，且誓言革命不成绝不为家。汪精卫越是不言成家，陈璧君就越是迷恋他。

最终让汪精卫向陈璧君坦承情意，全因了那场著名的未遂的暗杀。1908年，革命陷入最低潮，六次起义相继失败；梁启超等立宪派批评革命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同盟会内部因孙中山独揽经济大权而分裂。汪精卫提出赴京刺杀摄政王，声称要以“近距离”牺牲凝聚人心。陈璧君抱着殉情的决心随他北上。有人调笑这位富家女有英国护照而无后顾之忧，她随后就把那张护照撕成了碎片。

暗杀失败了，他们爱情成功了。汪精卫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被逮口占》传遍京城，一首《金缕曲》则传到陈璧君手中：“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陈璧君的求婚信随后传入狱中：“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汪当时被判无期），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传出一血字：“诺”。

44年后，陈璧君独自在狱中，汪精卫早以“汉奸”之名去世。宋庆龄与何香凝去探望她，告诉她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中央便会释放她。她仍如之前面对审判时一样，痛言汪无罪。七年后，68岁的陈璧君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