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奘寺供奉的“华群”是谁？她是南京大屠杀时难民的“活菩萨”
涛哥说：最近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引发关注，对此必须严查严惩，涛哥俺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南京玄奘寺为何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五个必须严查的问题》《南京玄奘寺主持传真的八个“大瓜”！》。
其中，还有一个被供奉的人叫“华群”。华群是谁呢？她曾被称为南京难民的“活菩萨”。特发一篇文章纪念她。她拯救了无数国人，我们国人不该忘记她。
Minnie Vautrin (明妮·魏特琳)
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
当年的南京安全区，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学内，《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这里。这片安全区的负责人是金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面处心积虑地救苦救难，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一面每天撰写日记记录日军暴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力证。最终她积劳成疾忧虑过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症，回国次年自杀身亡。去世前，她对朋友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接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那时，金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魏特琳与金女大难民营的职员及志愿工作人员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viii]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力，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镇的魏特琳墓地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师在金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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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说：最近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引发关注，对此必须严查严惩，涛哥俺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南京玄奘寺为何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五个必须严查的问题》《南京玄奘寺主持传真的八个“大瓜”！》。
其中，还有一个被供奉的人叫“华群”。华群是谁呢？她曾被称为南京难民的“活菩萨”。特发一篇文章纪念她。她拯救了无数国人，我们国人不该忘记她。
Minnie Vautrin (明妮·魏特琳)
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
当年的南京安全区，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学内，《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这里。这片安全区的负责人是金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面处心积虑地救苦救难，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一面每天撰写日记记录日军暴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力证。最终她积劳成疾忧虑过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症，回国次年自杀身亡。去世前，她对朋友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接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那时，金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魏特琳与金女大难民营的职员及志愿工作人员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viii]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力，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镇的魏特琳墓地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师在金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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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哥说：最近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引发关注，对此必须严查严惩，涛哥俺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南京玄奘寺为何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五个必须严查的问题》《南京玄奘寺主持传真的八个“大瓜”！》。
其中，还有一个被供奉的人叫“华群”。华群是谁呢？她曾被称为南京难民的“活菩萨”。特发一篇文章纪念她。她拯救了无数国人，我们国人不该忘记她。
Minnie Vautrin (明妮·魏特琳)
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
当年的南京安全区，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学内，《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这里。这片安全区的负责人是金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面处心积虑地救苦救难，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一面每天撰写日记记录日军暴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力证。最终她积劳成疾忧虑过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症，回国次年自杀身亡。去世前，她对朋友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接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那时，金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魏特琳与金女大难民营的职员及志愿工作人员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viii]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力，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镇的魏特琳墓地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师在金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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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接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那时，金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魏特琳与金女大难民营的职员及志愿工作人员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viii]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力，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镇的魏特琳墓地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师在金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本文选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获2015年凤凰好书、江苏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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