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弹吉他的贝斯手 苏勇:晚安,小城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朋友是顶楼马戏团/反狗乐队的吉他手苏勇,自称弹吉他的贝斯手。
2001年与林笛组建冷酷仙境乐队任贝斯手
2008年与吴卓玲以“A-Z”组合形式联合创作了《A-Z 然后》在摩登天空发行
2008年加入顶楼的马戏团乐队任贝斯手、后改为吉他手
2016年反狗乐队吉他手
现居上海
苏勇在七十年代的马鞍山长大,和这一代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他们完整的经历了改革开放,文化多元的全过程,从磁带和匮乏的媒体开始了解到音乐,从小城里成长成一个野生的文艺青年,混社会,弹吉他,搞乐队,没想到最后以音乐人和摄影师的身份在上海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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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小城
苏勇
正文共:6575 字 1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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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霸王的马鞍
很久以前,一位悲情男子兵败逃至乌江,挥泪让爱驹独自渡江南下,面对滔滔江水拔剑自刎。宝马思念主人跳江自戕,马鞍落地化成一山,得名“马鞍山”。
一千多年后,党和政府在这里发现大量铁矿,决定兴建一座钢铁基地。于是祖国各地的人民在号召下,高喊着“大炼钢铁”的口号由四面八方的涌进这座小城。从此马鞍山下彻夜灯火辉煌,一座座高炉与烟囱沿江耸立,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对着长江北岸咆哮。
马鞍山南山矿坑,图片来自网络
马鞍山南山矿坑,图片来自网络
这就是我故乡的由来,它是安徽东部的最后一座城市,毗邻南京。古时候来这走到人生终点的还不止项羽,另一位老无所依的诗人,来到此地投奔做县令的族叔。一日醉酒断片后,跳江捞月一去不返,他叫李白。
两段悲剧故事成了城市名片,两位先人也义务担当着形象宣传大使,但并未能将默默无闻的小城名扬千里。倒是市中心的一面湖水,给这座钢铁之城添了些柔美。人们叫它“雨山湖”,它是人工开凿,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吹嘘。
苏勇小时候和母亲及同事在雨山湖划船,苏勇提供
父亲出生在项羽自刎不远处的村子里,早年参军入伍,幸运的躲过了三年饥荒与十年文革,并且在部队里结识了我的母亲。我五岁那年父母复员退伍,放弃了落户上海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带着我们回到这里支援建设。
二、解放之路
八十年代,城里只有一条商业街,名字充满社会主义特色叫“解放路”。街不长但五脏俱全,由南边的百货商店到尽头的新华书店,步行只需半小时。小城半数居民的工作都与钢铁厂相关,24小时倒班与休息,到让这条小街无论何时都挺热闹。工作之余,人们离开千度高温的炼钢炉,脱下厚重的工作服,把粘满矿粉的脸洗白。换上干净衣服,走上这条街约会、看电影、消磨时光...
人民会堂是这条街的中心,它主要的功能是一座电影院。门前有一块小广场,多数人会约定在此碰头后再出发。会堂门口每两周都会出现一位画师,架起脚手架,绘着即将上映的电影海报。一个哥们后来也从事了这个行当,但好景不长,很快这个职业消失了。多年以后,怀才不遇的他手握画笔,站在暴发户的别墅里,实现了新古典、后现代等各种流派主义之梦。
那个时代,电影院还有一种消失的职业叫“跑片员”。一部故事片城里只有一份拷贝,几家影院依次错开放映时间。焦急地跑片员带着头盔,接过第一家放映员放完的部分拷贝,发动摩托给足油门,飞奔去下一个影院。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快递员,如果路上出了状况,电影院就会“断片”。当人们身陷剧情不能自拔时,银幕上突出现一张幻灯片:“跑片未到,敬请等待”,影院嘘声四起。
80年代的电影【马路骑士】跑片员的故事,主演谢园,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保证小城人民的身心健康,上映前的影片需要经过审片师傅的剪辑。电影院后门有一个垃圾站,不适宜观赏的电影胶片都会零碎的扔在那里。我和几个小伙伴常会溜进去寻宝,拿着一长串胶片对着阳光,细心地研究学习。
街角的游戏厅,是放学后孩子们的聚集地。童年时代的我口袋空空,背着书包站在街机前,直愣愣的看着别人将魂斗罗从头打到底。有时运气不好,离开时发现门口堵着几个大孩子,我们被挨个搜查口袋,交不出钱的总会挨上两拳。
三、老五
我与老五是拜把兄弟,他是我的同学,大我一岁,在家排行第五。老五皮肤黝黑但形象不错,与当年出道不久的“华仔(刘德华)”相差不多,深受女同学们的喜爱。
那时我上初中。城里的录像厅里放着“英雄本色”,年轻人开始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校园内外都流行着“拜把子”,类似于“桃园结义”。每条街都变成了“江湖”,持械斗殴时有发生。
老五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在解放路上工作,自打穿开裆裤起他就混在这条街上。老五喜欢“大背头”的发型,床头贴着“小马哥'的海报,为人仗义。结拜之后他常着带我去巡街,遇见哥们点头招呼,看到女同学吹声口哨,撞见仇家满街追打。从此以后“兄弟”挂嘴边,学业抛脑后...
电影英雄本色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老五的大哥在群众艺术馆里的音像店工作,他经常会搞到新出的磁带与海报,叫上兄弟一起来家里听歌,床头“小马哥”也换成了“BEYOND乐队”。有天我去他家,老五从抽屉里拿出一盘红色封面的磁带递给我:“这哥们唱的挺有意思,和别的歌手不一样。”我接过磁带,看上面印着一个穿军装小伙模糊的头像,下面写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半信半疑的问他:“真的吗,这不是革命歌曲集吧?”
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道有摇滚这么个玩意,但不得其解。一次老五叫来几个兄弟,认真地问我们:“我们组个乐队吧。”我沉思了一下,哥几个都不会乐器啊,回答他:“好啊!”其他两位兄弟也茫然的表示同意。老五显得很兴奋,从大衣橱顶拿下一把红棉吉他,吹了吹灰说:“那我就弹吉他啦”,随后我被分到了键盘,另外两个是鼓手和贝斯。
回到家,我费尽口舌说服父母一起去百货商店买了台电子琴。经过对说明书的刻苦研究,终于按出了几个简单的“自动伴奏”。几周后大家碰头,我发现老五压根没去学吉他,另外两位连乐器都没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乐队名义升级了相互间的友谊。
这支伪乐队好景不长,在一次尴尬的遭遇后烟消云散。老五在路上遇见一熟人,特别强调了我们正在搞乐队。这哥们听完有点惊讶,嘴角抽出一丝冷笑:“搞乐队?你们知道贝斯是几根弦吗?”我们都懵了,脑海里快速闪过墙上挂的BEYOND乐队,可海报里四个哥们手里没拿乐器啊。“六根弦!”老五说的心里有点虚,对方哈哈大笑:“是四根,我哥是厂文工团的,你们这帮呆逼就吹吧。”随后扬长而去...
多年以后我成了贝斯手,数清楚了几根弦,也明白了这哥们说的并不完全正确,常见的是四根弦。但这事教育了我,吹牛也得先有谱。
用上了四根弦的苏勇,2002年,上海,苏勇提供
四、徐老板
江边的钢铁怪兽冒着黑烟,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九十年代。曾经的国营“铁饭碗”突然变成了“XX股份有限公司”,一夜回到解放初。来不及明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下岗”的人多了,“下海”的人也多了。纯朴的小城人民离开熟悉的工厂,走上自谋职业之路,解放路上的“个体户”也多了起来。
街上出现了第一家酒吧,最低消费每位十元,对工人阶级来说还是相当奢侈,有底气走进去的同志只是少数。但小城人民对新鲜事物拥有极大的好奇心,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酒吧外时常站满围观人群。隔着落地玻璃,酒吧内寥寥无几的顾客,就像公园里的珍稀动物。
游戏厅隔壁开了一家奇怪的音像店,狭小的门面只有一张柜台,里摆着全是缺了口的英文的磁带。老板是个戴着眼镜斯文人,话很少但有问必答。他告诉我这些都是海关没收的进口磁带,俗称“打口带”。
演出中,2017年,上海,苏勇提供
在柜台前徘徊几天后,我决定拿出仅有的二十元买一盒。那时候我对欧美音乐的了解很白痴,挑选只能看封面。最中意的是一盒上面画着血红色天空与十字架的恐怖图案,英文写着“Metallica”。我觉得这图片很酷,不像港台歌手,封面都像影楼写真。
老板看了看我,平静的说:“这盘要三十五。”
我很失望,他语重心长的引导:“刚开始听打口的人这盘不太适合,你不一定能接受。”
随后拿出另一盒,上面写着“Bon Jovi”:“你可以从这盘起步,慢慢来。”
我不是很满意这封面,他补充了一句:“这盘二十。”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老板叫徐立宇,他是城里第一个卖“打口带”的人。也是一支乐队的贝斯手,我得知后肃然起敬。
五、早期文青
小城早期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似孤魂野鬼。
我和卖打口的徐老板最终没有更深的交集,也没能有幸的看到他弹贝斯的风采,可能是我俩音乐欣赏水平实在差异太大。不过他把我带进了一个神秘的社团,这个组织名字非常有吸引力,叫“音乐磁场”。
在没有网络与音乐节的九十年代初,文青无法大规模聚集。虽然港台音乐已经传遍小城的大街小巷,但欧美的音乐资源还是非常稀有。“音乐磁场”适时的出现了,组里的核心成员大多是本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家里条件也相对不错,他们会从海外亲友或卫星电视里搞到原版音乐节目。利用一些周末,他们将收缴的活动经费租下某个生意惨淡的酒吧或活动中心,为小组成员们分享自己宝贵的藏品,这也是最早的文青交友平台。
音乐磁场乐迷会合影,1993年,马鞍山,苏勇提供
王凯是组织的头目,个子不高,宽宽的脸盘上长了不少青春痘。他和我同年,但显得比我老成,说话干练,语速很快。他和徐老板的性格相反,非常好客,家中门庭若市。没多久,我也成为了王家大院众门客之一。当年他家里有件相当高科技的东西:电脑,显示器还是黑白的。每当王凯用熟练的双手在键盘上敲出一长串字符,黑暗的屏幕上就会蹦出游戏,一个愉快的夜晚开启...
门客中有位姓陈的报社记者,他也是城里吉他协会会长,后来成了我的吉他老师。陈老师的吉他协会是有政府红头文件的合法组织,但刚开始算上我只有两个学琴的徒弟,师徒三人在一个居民小区出租屋里,练琴、搞活动、自娱自乐。吉他课是免费的,但吉他协会需要缴会费,数额不高。陈老师的第一课教我们如何练开手指,按住粗细不同钢丝琴弦。我们艰难的在吉他上爬着半音阶,手虽然很疼,却比在学校学习还认真。
音乐磁场这个组织没有坚持太久,组里的核心成员陆续离开了小城。我和王凯他们做过打口带的生意,后来他去了上海工作。音像店只剩下我和组织里的另一位朋友,他叫孙斌,胖乎乎身材个头挺高。讲话幽默风趣,常在组织活动中担任主持人,许多文艺女青年都有爱慕之意。孙斌有一个至今中国还没实现的梦想:维护版权,反对盗版!他对音像店追加投资,购买很多价格不菲的原版唱片,还弄来一套Hi-Fi音响供顾客试听。然而小城的音乐爱好者并没有如孙斌所愿,音像店没有维持到一年就亏得血本无归。没多久,他也失望的离开了小城。
六、阿飞正传
我在吉他社认识了来学琴的李军,大约是在1994年的夏天。他个头瘦小,讲话的声音却很宏亮,眼睛也是炯炯有神。李军酷爱李白的诗词歌赋,吉他弹的很好,自己写了首古风歌曲以表达对诗仙的仰慕之情。
吉他协会学院合影,1994年,马鞍山,苏勇提供
李飞是李军介绍到吉他社的新学员,他低头抱着吉他练琴非常刻苦,长发遮住了黝黑的脸。李飞大我们两岁,父母不太管束,生活也比较随性。他可以不分场合随时睡着,平常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也总是一脸疲惫。瘦弱的身材皮包骨头,却很能打架。一年前他因为殴打厂长被开除,现在是名待业青年。离开工厂后,李飞做过许多临工,也揍过很多人。最佳战绩是和弟弟徒手从三十人的围殴中杀出血路,将对方老大干进了医院。
某个夏天的傍晚,李飞带我们来到几十里外的镇中心小学,我拿出写好的“保证书”与身份证交给音乐老师,换回了一整套破旧不堪的乐队设备。回去路上,我们蹬着三轮,驮着宝贝,满怀希望。之后的两年我变成一个没“身份”的人,但有了一支乐队。
为了不扰民,我们在郊区的村里租了房子,卸下借来的乐器,细心的擦拭干净。李飞的吉他生涯被我扼杀在摇篮中,改做鼓手。城里没有鼓老师,只能凭感觉自学。他每天坐在锈迹斑斑的架子鼓前挥汗如雨,鼓皮上布满胶布贴住的破洞,镲片也裂的像济公的蒲扇。
乐队的另外两个兄弟都抢着要弹吉他,我只好拿起了无人问津的美声牌贝斯。人生第一次接触贝斯的感觉不太好,这把琴又粗又弯,握在手里像抱着一棵树。我们用这套音质极差的设备排了几首歌,但没有接到任何像样的演出,只能游荡在各乡村小学,为孩子们歌唱比赛做伴奏。
李飞经常会突然消失,原因各有不同:感情、生意、打架等等。长期不稳定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起居无时、东奔西走的习惯。乐队也遭遇瓶颈,无人指导下的刻苦排练常常劳而无果。大家相互间有些委婉地抱怨,乐队没了以前的凝聚力,李飞又一次的失踪了。他这次走了很久,当他再次出现在马鞍山时,小城有了新变化,他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鼓手…
七、夜总会里的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城发展的热火朝天,楼越建越高,天越来越灰。解放路不再是唯一的商业街,遍地的迪厅、酒吧、茶座里笙歌鼎沸。小城多了不少陌生面孔,他们腰间别着“大哥大”,皮包里夹着合同,出没在各大饭店的酒桌上,与领导们杯酒言欢。
夜总会的出现还带动了两种职业,乐手与小姐。每晚九点,大腹便便的老板们搂着小姐从各自包厢出来,走到演绎大厅里的真皮沙发前坐下。舞台上的聚光灯同时亮起,我们出现在黑暗中。吉他手一长串泛音弹奏之后,大家同时奏响手上的乐器,歌手闭着眼睛,深情的唱着:“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任贤齐《心太软》MV,图片来自网络
乐队表演只是“开胃小菜”,豪华夜总会的节目单里囊括了天南地北的绝活。喷火、大变活人,甚至还有“美人鱼”。昔日倒闭的剧团演员是奔走在各大会所的主力,他们在舞台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没有专业表演素质的我们,常作为替补出现。每晚惴惴不安的挤在几平米的后台,等待着演出开场。洗手间外的水池前,憔悴地陪酒小姐吃力的吐完刚喝下的酒,在镜前补好妆后,脸上重新挤出笑容,转身冲回包厢...
李飞回到了小城,他在合肥找到了真正的鼓老师,不再只是“三脚猫功夫”。他还给乐队带来了新的活路:“街头商演”。李飞结识了一位温州老板,这位老兄的工作是游走在各地郊县,寻找到刚倒闭的商场,支付房东一个月租金拿下。随后掏出大哥大,呼唤散布在五湖四海的温州兄弟们。一夜之间,满载商品的卡车停在商场门前。第二天一早,店里已布满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门外挂出醒目的横幅:“商场倒闭,所有商品一律十元!”。我们站在横幅下,音乐响起,门前渐渐聚起围观群众。待到观众足够多的时候,我们的乐器戛然而止,人群簇拥着走进商场购物。
本地乐队在街头演出场景,1998年,马鞍山,苏勇提供
温州老板对音乐的理解简单粗暴,他对演出只有一个要求:“声!音!越!大!越!好!”。我们如鱼得水,憋了许久的噪音全部爆发出来。这支小商品团队每个月会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跟随他们在各地的城乡结合部南征北战。
八、晚安,小城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国庆,城里调来了炮兵部队,冲着夜空炸了一小时的烟花。被点亮的小城很美,但变得不真实。我站在湖边,深陷其中,感觉做完了所有的梦...
小城留不住心野了的年轻人,我们先后踏上离家的列车,彼此分道扬镳。日新月异的小城悄悄抹去了我的生活印迹,朋友和亲人随着时间离散,我和这座城的关系逐渐模糊。
父亲去世那年,我回到小城停留了很久,最后决定接母亲一起离开。出发前夜,我站在窗口点了根烟,望着沉静的小城,不知道该抒发怎样的情怀,只好道一声:晚安!
苏勇父母,1969年,苏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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