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唏嘘的华罗庚与杨武之

近来读到一些有关华罗庚与杨武之的文字，令人感慨。先是杨武之对华罗庚有提携，后来又了嫌隙，对杨武之的求助直接拒绝。当然，或许华罗庚是秉公办事，不很方便。

摘录如下。

有的读者可能不熟悉杨武之，请看如下介绍（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16/2011/20110225232104515674804/20110225232104515674804_.html）：

杨武之的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秀才，早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司“笔札”（类似文书）。1907年，因段芝贵失势，回家赋闲。次年到沈阳去谋职，不幸在旅社染上鼠疫，竟而去世。杨武之的母亲姓王，在他9岁时早故。杨武之的生活多由叔父杨邦瑞安排。
　　
　　杨武之，原名杨克纯，号武之。1896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14年，杨武之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1918年毕业后，回到母校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兼舍监（训育主任）。杨武之在学校施行严格的纪律，对一批纨绔子弟严加管束。学校规定晚10时关闭校门，使在外寻欢作乐的学生，不得入门。这些学生对舍监杨武之大为不满，寻衅闹事进行报复。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杨武之愤而辞职，转往安庆中学教书。他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萌生出国留学之意。
　　
　　杨武之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1919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1922年，长子杨振宁出生。杨武之的备考也到了紧张阶段。1923年春，杨武之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
　　
　　他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季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1924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是美国一流水平，杨武之师从名家L.E.迪克森，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1928年秋，杨武之学成归国，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即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此后，在清华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8年底，杨武之搭机从北平返回南京，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清华大学没有续聘杨武之，他遂留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50年代，他还在复旦大学讲过几门课，以后因患糖尿病，休养在家。1973年5月12日在上海逝世。

杨武之对华罗庚的提携，请看《》：

这年（1931年）8月，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发表的论文，当即决定聘华罗庚来算学系当助理。 

1931年8月，华罗庚①背着简单的行李，跛着脚来到清华数学系。这年暑假，华罗庚的同乡唐培经从清华园回金坛之前，熊庆来教授对唐培经说：“假期你回家看望一下华罗庚，你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说我们聘请他到清华做助理员。” 

唐培经回金坛后把教授的话告诉了华罗庚。在此之前，华罗庚多次在刊物上读到过熊教授的文章。作为一个数学爱好者，他做梦都想成为熊教授的门生。但是，此时的华罗庚刚刚经历一场大病，家里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父亲凑不起他去北京的路费。由于他迟迟不能成行，不知缘由的熊庆来教授还以为这位人穷志不穷的青年学子不愿屈就他的门下，于是他给华罗庚写了一封短信，催促其北上。后来华罗庚的父亲借了一笔钱，送他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熊庆来之所以邀请华罗庚到清华，是因华罗庚通过刻苦自学，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论文是《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论文首先被一向为人正直、治学严谨的杨武之教授发现，他读后，即向熊庆来教授推荐。熊庆来反复读了这篇论文，很赞赏作者在论文中表现出的智慧和探究精神。 

华罗庚到清华最初的工作是助理员，也就是给教授们整理、抄写文件资料等，每月工资40元，相当于助教的一半。华罗庚并没有看重这些，他看重的是从今以后，能够在熊教授麾下从事心爱的数学研究。 

“熊先生，我可以听您讲的高等数学吗?”一天，熊庆来向教室走去时，华罗庚腼腆地问。“你还是按部就班地先从初等微积分学起，争取大学考试吧。”熊庆来说。 

清华的职称晋升严格，熊庆来这么讲不是没有道理。但华罗庚没有按熊庆来的话去做。他扎进图书馆，一进去就是几个小时。晚上，宿舍熄灯之后，他便就着路灯学。 

华罗庚入清华四年，先后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十几篇论文。1936年夏，他在清华大学的推荐之下，踏上了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征途。 

后来，华罗庚曾撰文说：“……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破格提我为助教的是郑桐荪教授（陈省身教授的岳父）……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而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 

华罗庚不仅得到熊庆来、杨武之、郑桐荪等教授的器重，而且得到了清华外聘教授哈达玛和维纳的推崇。哈达玛是巴黎大学教授，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维纳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不仅是杰出的数学家，还是著名的控制论专家。他是清华数学系、电机系合聘的教授。这样两位大师级人物推崇华罗庚这位“助教”，足以说明一切了。后来，华罗庚受中央庚款委员会推荐，到英国剑桥深造，维纳曾热情地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定，称华氏为中国人的“Ramannyan”（一个印度天才数学家）。

再看肖国镇先生的回忆（来自密码传奇--肖国镇（视频和文字））：

程其襄先生的一个特点是讲话非常尖锐。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教育受到很大摧残，很多大学的基础课都被砍掉了，1960年时，陈毅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召集中国的知识分子座谈。程先生参加了这个会，回来之后很是兴奋，他就讲，“我从前就说，人不是牲口，人要有预见性，基础是不能被削弱的”。结果，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揪住了，他成了反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几次我到上海出差时，都偷偷去牛棚里看望他。

后来，程其襄先生被放了出来，有一次我去看他，晚上我们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彻底解放了，这让我很纳闷，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他怎么从牛棚里出来的呢？程先生对我说了其中的缘由，解放前他在西南联大工作时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同事，杨武之先生和华罗庚先生本来关系非常好，后来因为两人之间有一些误会，华先生就不再与杨先生来往。1949年解放了，在美国的杨武之先生患上了腰肌劳损，想回国看看中医，得知华罗庚先生在北京要组建中科院数学所，他就发了封电报问华先生自己能否在这个数学所里谋一个位置，华先生不久就回了电报，没有答应杨先生的这个请求。杨武之先生很伤心，于是想到了同济大学的程其襄先生，并给他写了封信，程先生欣然回信欢迎他来同济大学。杨先生到了上海后，每周上课的头一天，他会坐着黄包车到离上海市区较远的位于四平路上的同济大学，就住在程先生家里，第二天上完课再回去，一来二去，两人的友谊也逐渐加深。

后来杨武之先生病危，病榻上的他叮嘱儿子杨振宁说，自己的治丧委员会一定要有程其襄先生参加。杨振宁就和上海市委说了这件事，当时掌权的张春桥、姚文元听了就慌了神。因为杨振宁要去拜访程其襄先生，总不能让他到牛棚里去拜访，这样，就专门给程先生找了个地方住，他就得以彻底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