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中共早期外交的曲折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外交失败与屈辱的序幕。古老的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不仅要面临列强武力的冲击，还要应对国内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与内部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外交上寻求列强支持来巩固地位，但列强在承认南京政府的同时，依然与其他派系的军阀保持联系。

这种外交实质上只是列强平衡在华势力的手段而已，中国仍处在弱势的旧外交关系中。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敞开大门，从延安的窑洞走向国际政治舞台，近百年的旧外交格局才被打破。 

处于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民党又坚持腐朽的外交思路，共产党要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呢？《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解答了这个问题。

本书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牛军的研究著作，书中梳理了大量史实，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讲到建国前后外交关系的转变，系统地分析了从1935年至1949年，中共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联合抗日，独立自主 

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由此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这是抗战期间中共外交政策的基调。

1年半以后，也就是1937年5月，毛泽东于苏区代表会议上做了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结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实中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至此，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 

虽然要统一战线，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中央还是保持着警惕的态度。英美等国既希望中国牵制日本，又希望保全它们的国家利益，为此不惜促使中国对日本妥协。

中共中央的首要目标是扩大与加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同时，中共还坚持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争取英美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支持，并保持了自己在抗战决策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对西方国家不同。苏联是抗战期间最早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国家。双方的历史友谊，斗争目标的一致性，都让中共更加注重与苏联的团结。

不过，苏联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不合理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苏联将中国视为其世界战略的组成部分，制定政策完全从苏联的需要出发。 

为了促使蒋介石积极抗日，苏联甚至将其主要的援助物资都投放到国民党军队，并反对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这种政策显然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面对苏联，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压力，及时纠正了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妥善处理了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抗战固然重要，独立自主更加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仅表现在不受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干预上，也表现在抵制苏联对华的不合理政策上。在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既能坚持统一战线，又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关系，这也为后来独立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官方与民间齐头并进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具备了开展政党外交的资格。由此，中共中央开始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与沟通渠道，使对外政策为人所知，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延安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对外沟通并不便利，中共的对外工作主要通过在国统区的官方代表机构进行。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中设立秘密机构“长江局”，并在其中专门建有国际宣传组，这是设立专门对外机构的开端。

国际宣传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同当时驻武汉的中外记者保持联系，并同在武汉的国际机构联络，组织中共的对外记者招待会，以及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对外活动。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后各国驻华使馆与重要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全部迁到重庆，重庆成为了中国外事活动的中心。

中共中央抽调武汉长江局的部分人员，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3个月后又在其中专门设立了对外宣传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特别是英美对华态度、政策的情报，宣传中共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等。 

除了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中共对外工作中的另一主要机构是位于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月，周恩来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面，商讨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事宜。

随后，英国政府要求港英政府帮助中共在香港建立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在接受海外援助，以及促进中共与英国的关系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不过，中共虽然取得了合法政党的地位，国民党对中共的对外活动仍然实施了严密的监控和限制。所以，中共中央在利用官方渠道外交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于民间渠道的开发。比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突破重重障碍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位到抗日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 

周恩来亲自为斯诺策划了长达3个月的采访计划，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向斯诺详细介绍了中共的历史、现状与各项政策主张，并且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据此，斯诺写出了《西行漫记》（另一个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不但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热烈反响，还影响了西方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此之后，又有不少西方记者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访问延安，将中共的客观情况更多地展现给了西方世界。 

三、建国前后，美苏之间 

随着世界人民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中共南方局开始利用多种渠道与美国驻华官员接触。1944年，美国还组织了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7月22日与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观察组长由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的包端德担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开始有了官方交往，标志着对外关系的重要发展。 

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此项工作应被看作是共产党重要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对观察组做报告，介绍敌后战势情况，表明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并且宣传中共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这些内容通过美军观察组报告在美国政界广泛传播，影响了美国之后对华政策的制定。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间，美国还是更青睐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就率先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领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迅速同新中国建交。可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却在第三天，也就是10月3日宣布，美国政府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 

而且，美国政府还要求盟国和受它影响或控制的国家，采取与美国一致的行动。利用建交问题施加压力，支持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港口实行封锁，这些都使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

建国两个月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中苏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此中国不仅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而且成为了苏联的盟国。这样的结果既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共中央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国际体系尖锐对立的选择。这一选择也奠定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1935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与国际矛盾的双重影响下，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政策，扩大对外交往范围，并且在重重围困中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外交渠道开展对外宣传，获得国际援助。

这些外交政策与关系的发展，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也逐渐走向了成熟。（拆书人：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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