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人民与历史的抉择。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人民与历史的抉择
1943年10月10日，重庆上空乌云密布。秋日凉爽的空气中，上千名观众看着肃穆的政府典礼。这个国民党的“双十”国庆节举行的典礼上，蒋介石正式就职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两个月以前，前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这个礼仪性的职位终于跟实际的权力统一了，落到了蒋介石头上。
这是个战争中普通的年头，又是个特殊的年头。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已经迈入第7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打了5年。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中日双方则在前线僵持。在国民政府遭受战争与经济的种种挫折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迅猛发展，中国也走到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处。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周锡瑞先生主编的文集《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就聚焦这个特定的年代，以不同的视角探索中国的社会情况，以及决定中国走向的各个因素。我们从中选取宋美龄访美、重庆的通货膨胀和河南大饥荒这三个要点，来展开这幅复杂的历史画卷。
一、宋美龄访问美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将美国卷入二战。1942年1月1日，同盟国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正式确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为了彰显团结，巩固同盟，罗斯福政府决定邀请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于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信给宋美龄，邀请她访问白宫。
为什么选择宋美龄呢？因为她和她的家人都接受过美式教育。宋美龄的父亲15岁时就到了美国，后来还取得了大学学位，宋氏三姐妹也都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宋美龄9岁赴美读书，19岁从卫斯理学院毕业。接到邀请信后，宋美龄同意了。
1942年年底，宋美龄到达美国，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她休养到1943年2月才基本康复。健康状况好转后，宋美龄马上开始进行巡回演讲，第一站就是华盛顿的国会大厦。2月的华盛顿还十分寒冷，可是仍有超过6000人希望到场聆听，远远超过了国会大厦大厅能容纳的人数。华盛顿之后还有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每到一处，她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致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宋美龄说自己“实际是向美国人民演说”。为了说服国会议员帮助中国，她打了个非常生动的比方：一位美国的空军飞行员轰炸东京后不得不在中国内陆跳伞，着陆后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这位飞行员以前从没有来过中国，但感受到大家对他的热情，觉得就像回到家乡一样。宋美龄说，她访问美国的感受也如同这位飞行员，仿佛回到了家乡。
在参议院和白宫，宋美龄接连发表演讲。她既没有任何的语句错漏，也没有错误的停顿，简洁有力的英语发音甚至比不少美国人还好。她的演讲中包含着对美国历史和自由精神的理解，更包含着人文关怀。美国的杂志说，这是一位既自信又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女性，她的英语甚至是“美国广播中听到的最好发音”。
毫无疑问，宋美龄的演讲是成功的。演说结束后，有美国议员马上站起身来，宣布要起草提案，来废除1882年的《排华法案》。《排华法案》不仅禁止中国劳工去往美国，还孤立了在美国的中国人。宋美龄的演讲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也让针对中国人的不平等法案站不住脚。1943年年底，这项存在了60年的不平等法案终于被废除。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有17000名美国民众聆听宋美龄的演讲。在洛杉矶好莱坞的圆形剧场，有30000名美国人一睹她的风采。为期两个月的巡回演讲结束后，宋美龄已经闻名全美国。
美国人对宋美龄的欢迎，和英美两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显示了中国以平等的姿态列席同盟国。可是这也让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对中国的形势过于乐观。不仅是美国人，连蒋介石夫妇都忽略了政府的问题和政权的缺陷，以及那些令人不安的趋势。
二、重庆的通货膨胀
作为陪都和战时首都，重庆的命运就像中国命运的缩影。上千条小巷曲曲折折，从主干道沿着山坡放射出去。重庆多雨多雾，街道常常泥泞不堪。大片的泥水溅落在尘土飞扬的路面上，空气中混杂着商贩的叫卖声，猪的嘶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还有军用卡车和救护车偶尔驶过，隆隆作响。
1937年时重庆约有26万人口，已经非常拥挤。1939年年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政府机关人员迁至这里，还有无数难民蜂拥而至，重庆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口问题带来的是水源、卫生、健康等问题，痢疾、霍乱横行，垃圾堆积成山。日军还对重庆进行过密集的轰炸，这座城市在炮火中顽强地坚守着。
重庆人民发挥着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最快只用3个小时就能搭建出外表和正常建筑毫无区别的简易房屋。这些房屋看似牢固，实际上内部的房梁都是由裸露的细木条构成，墙壁也是空心的——把劈开的竹子编在一起，外面糊上泥和白灰就是墙。这样房子如果被炸，损失也不大；而且如果战后政府迁回南京，遗弃这些房子也没什么损耗。
大轰炸到1943年8月23日就停止了。这天日军最后一次轰炸重庆，之后这座城市便不再直面炮火。可是，战争带来的问题没有就此解决，比如通货膨胀。战争导致物资紧缺，人口增长又带来需求增长，再加上国民政府滥发钞票来应对战争导致的财政赤字，使1943年的重庆物价以每月10%的速度上涨，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国民政府推行了《限制物价办法》，要求所有商品价格、交通费用及工资都不得超过1942年11月的水平。这个《限制物价办法》里规定了许多商品生产、批发和零售的最高限价。如果违反《办法》，那商品可能被没收、商户被罚款，甚至把商人拉去游街示众。
听起来这种措施十分严厉有效，但实际执行起来没用不说，还可能产生反作用。比如对布匹限价，导致一匹布的标价甚至比原料棉纱的价格还低，再加上加工的成本，那卖出布匹就是赔本。这使绝大多数制造商都不愿意生产布匹，而结果就是市场上的布匹供给量降低，布匹的价格被进一步推高。当时的重庆布匹价格近乎战前的200倍。
《限制物价办法》试图用行政命令改变经济规律，显然是不靠谱的。而且，执行《办法》的政府机构踢皮球，相互推卸责任；负责执行的基层官员还有腐败问题。重庆的经济问题就像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问题一样成为痼疾，拖着无法根除。恶性的通货膨胀让民众对货币失去了信心，继而就对发行货币的政府失去信心。
各个阶级对通货膨胀的负担不均衡，公职人员大肆贪污腐化，再加上大张旗鼓宣传的措施《限制物价办法》根本毫无作用，国民政府最终的倒台已经在1943年的重庆埋下了伏笔。
三、天灾人祸，河南灾荒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形容1943年的河南，那应该是“人间地狱”。那里到处都是灾民，身体浮肿，脸色发黑；野狗在路边撕咬人的尸体，有的农民甚至趁着夜色寻找人肉；无数的村庄被遗弃，路旁不时有弃婴在哭着等死。这就是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灾荒，约有3000万人受灾，至少有3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荒引起的疾病。
1942年春天和夏天，河南大旱。持续高温无雨的天气使冬种夏收的小麦几乎颗粒无收，还导致夏种秋收的农作物大量死亡，包括高粱、小米、玉米、红薯等。整个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一。
天气问题属于天灾，无可避免，但河南的饥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从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开始，河南的农业生产力就一直没有恢复。黄河决堤使32万人丧生，至少117万人流离失所，还淹没了河南东部三分之一的耕地。国民政府原本想要“以水代兵”，主动决堤，水淹日军，造成的却是人间惨剧。
在耕地不足、粮食歉收的情况下，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还强征军粮。截至1943年，国民政府在河南累计征收了3亿4000万斤小麦作为军粮。驻军的司令官汤恩伯被河南人民列入“四大祸害”，另外三者是洪水、旱灾和蝗灾。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3年访问灾区后写道：“这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军队封锁，运输困难，还有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都加剧了灾难。地方政府救灾不力不说，甚至还挪用救灾款。白修德在报道当中写，在他们离开郑州以前，当地官员摆出丰盛的宴席送行，餐桌上有鸡肉，有牛肉，还有蛋糕。
河南地区除了有国民党军和日军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大约有120万灾民需要救济，太行边区也有超过35万。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河南饥荒对根据地的影响，派出官员巡视，减租减税，教育农民积极消灭蝗虫，还为灾民设置避难所。除此以外，共产党更加重视思想教育，在动员过程中为人民树立了信心。
在太行地区的救灾运动中，共产党要让群众相信，能做到“不饿死一个人”。共产党规定，地方干部要为辖区内灾民的死亡负责，饿死3个人以上就要撤职处分。他们还以双倍工资雇佣灾民做脚夫，运送粮食到受灾地区。这些举措对灾民很有吸引力，到1943年约有25万难民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涌入太行和太岳根据地。有灾民说：“根据地是另一个新世界。”
面对战争带来的种种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采取的措施和执行力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战士身先士卒，比他们的国民党同行更能与灾民同甘共苦，国民政府则没能通过灾荒的考验。
从通货膨胀到饥荒，国民党逐渐失去了对人民、对农村的控制。即便有美国的支持，最终还是失去了政权。当1943年中国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拆书人：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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