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5分神剧:真实的刑辩律师是什么样的?| 生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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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结局一周后,《我们与恶的距离》评分持续走高,截止目前已是豆瓣9.5分的高分,可以说是近年来评价最高的华语电视剧之一了。
全剧由一场随机杀人案(即有预谋的行凶、随机选择作案对象,一般目的是报复社会)展开,延伸出了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辩护律师家庭、精神病患家庭之间的在一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里努力寻找答案的故事。
这部剧并没有打算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与“恶”的终极答案,但让每一个人都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拷问。
无意剧透全部剧情线,但作为一个学法小编,一定聊聊这部剧中的灵魂人物——随机杀人案被告的辩护律师王赦。
“年轻人尽量别做刑辩律师,小心把自己也送进去”
聊到刑事辩护业务,很多资深律师这么劝着年轻法律人。但很多第一志愿选择了法学专业的学生,都难免有一个刑辩律师的梦吧。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在大二的刑事诉讼法学的第一堂课,老师给我们放了《辩护人》这部电影,里面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原型的律师是我们对刑事辩护的第一印象——为刑事被告人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并维护其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
然而,刑事辩护律师在社会上被各种污名化也非常严重——“要么是死磕派,要么是勾兑派”、“为坏人辩护的诉棍”。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律师也是这样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
王赦作为台湾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台大相对于台湾地区的清北了),一毕业就进入了全台湾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明明可以靠做律师有着体面而高收入的生活,却跳出来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专接死刑案件的辩护,而且还只接政府每一审只给一两万台币的法扶案件。
为什么偏要这么想不开呢?
这个问题,剧中王赦律师的妻子、岳父,他代理的被告人和被告人家属,报道他负面新闻的记者,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一遍又一遍的问着。
社会大众容不下的刑辩律师
当一名刑辩律师,面临着巨大舆论压力——不仅面对社会普通大众源自朴素正义感的批评,更可怕的是被受害者家属声泪俱下的抨击。
无差别杀人案的行为人李晓明,在电影院用自制火器对着人群扫射,酿成9死21伤的惨剧。
事件发生后,任何一方都没有好过。
失去了至亲让受害者家庭支离破碎,有的家属将悲愤付诸实践,以聚集抗议的方式要求政府处决李晓明并支付赔偿金,也有的受害者家属将伤痛埋在心里,却始终过不去。
比如贾静雯所饰演的新闻媒体总监宋乔安,在案发后两年仍走不出失去儿子的噩梦,只能借助工作和酒精麻醉自己,性情大变,与丈夫和女儿的感情也处在破碎的边缘;
加害者家庭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儿子犯下了滔天罪过,他的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巨额赔偿,还有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愧疚与受害者家属和社会的谴责。李晓明的父母在事发后无法继续经营生活,只能隐姓埋名躲在郊区,终日带着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热爱篮球的少年,因为该事件半身不遂,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而他的表妹则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随机杀人的恐惧,群众对凶手的声讨与谩骂可想而知,更有甚者,冲动的受害者家属会迁怒于凶手的家人与辩护律师。
剧中,王赦在法院上诉要求为李晓明做精神鉴定时,一出法院的门就被愤怒的受害者家属泼粪。
而舆论对此往往是幸灾乐祸、不怕事儿大的态度。
所有人都想要李晓明死,只有王赦作为他的律师,始终想要在执行死刑前弄清楚李晓明无差别杀人背后的动机。
他想找到这个社会的病跟到底在哪里。
经过王赦在李晓明和他父母、精神鉴定医生之间反复游说和努力,一直拒绝与家人见面的李晓明终于松口,愿意与家人、医生和律师进行沟通。
然而,为了平息民愤,李晓明的死刑被提前执行,王赦作为其辩护律师在死刑之前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连继续上诉的材料都尚未来得及递交。他为了探究李晓明杀人案背后原因的所有努力随着刑场上仓促的一声枪响,被永远地埋葬了。
这声枪响,给了王赦极大的打击。政府违反法律程序向舆论的妥协、提前处决李晓明的行为让他对法治非常的挫败和失望当晚,酩酊大醉的他,将满腔的愤懑与无奈回家发泄给自己妻子,却也难以得到妻子一家的理解。
酒醒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舆论的压力、微薄的收入、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和对司法的不公的愤懑并没有压倒王赦心中理想的天平,只是面对亲情,这杆天平也难以抑制地摇晃起来。
王赦的人权理想与崇高道德感、对社会的关切,让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充分的确信,但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王赦是不合格的——繁忙的辩护工作让他在生活中他忽视了对家人的关心,甚至只能让身怀六甲的妻子每天接送小孩。在妻子以离婚作为要挟,来阻止他继续代理精神病人随机杀人的法扶案件时,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坚持,这也使王赦和妻子的感情濒临破裂。
然而,因为王赦为在公园随机杀死两个小女孩的凶手陈昌辩护,他的妻子在Facebook上收到了网友、受害者家属针对他妻子和女儿的恐吓、谩骂和人身威胁。更让人揪心的是,他的妻子在不久后因过于担惊受怕而意外早产,早产儿在住院数天后去世。
这件事让王赦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是否只顾着追求自己的人权理想和社会正义,而牺牲了对自己同样重要的家人。对妻子感到极度愧疚的他,在陈昌的案件结束之后,王赦的律所不再接法扶案件的工作,转而为出手阔绰的黑道罪犯做刑事辩护。
理想的火焰熄灭了,但他的内心深处,尚有余烬。
王赦对于犯罪者动机与司法公正的执著,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生活经历。
3岁,他被父母抛弃,送进育幼院。国中以前,都在街头厮混。
因为巧合没赶上去火拼的车,从此命运发生了转折。因为那次火拼,王赦在育幼院最要好的两个哥哥,一个惨死当场,另一个被判无期徒刑。
挚友的遭遇让他悔悟,他不再做一个社会混混,而是半工半读,考取了律师执照,并选择成为一名法扶律师,为死刑罪犯辩护,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当年走入歧途的他自己。
从社会黑暗处的泥潭里走出的王赦,常常思考:是何种原因,使一个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罪犯?同时,他对于这些大众眼中的恶人,抱有极大的同情。
这些情感促使他坚决地贯彻自己“为恶人辩护”的行为,他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些人有没有被教化的可能性?如果有,我们怎样去预防这种恶性犯罪?
可以看到,剧中王赦的种种努力,都是在试图探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但《与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相反,它展现了一条模糊的“恶”的界限。受害者的家属迁怒凶手的家属,对他们施以侮辱与暴力,曝光恶行的媒体也可以用莫须有的标签将一个人逼上绝路,“正义”的群众对王赦的家人说出最恶毒的诅咒,等等。
人的悲喜并没有随着信息的流通而相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随着见识的增长而减少。
《与恶》的最后,王赦与家人和解,选择重新成为一名法扶律师。
数年后,在他的沟通和努力之下,受害人家属与凶手家属之间,也开始进行修复式会谈。
剧中的结局令人欣慰,但回到现实,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拥有剧中角色的幸运。
// 戏剧来源于现实 //
《与恶》中,李晓明、陈昌与王赦都有着现实中的原型。李晓明对应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中,在地铁上疯狂砍杀,短短3分钟即造成4死21伤的凶手郑捷;
陈昌对应在2016年台北内湖随机杀人案(又称“小灯泡案”)中在公园当着母亲的面残忍杀害3岁女童的凶手王景玉;
而王赦,则对应郑捷与王景玉的辩护律师黄致豪。同时,黄律师也是《与恶》的顾问之一。
黄律师在他的TED里曾经谈到死刑的意义,也曾经在公视的《有话直说》节目里谈及郑捷案的细节。这个案件最令他不解的,就是对郑捷执行死刑的过程:
附:黄致豪2018年9月TED《死刑辩护教会我的事情》
2016年5月10日上午,台湾“法务部”部长主持会议,决定第二天下午越过42名死刑犯,对郑捷执行死刑。该结果并未通知郑捷家属及代理律师。
5月11日:
17:00 黄致豪接到媒体简讯,通知他郑捷要被执行死刑;
18:00 黄志豪的助理赶到“法务部”申请再审与非常上诉;
19:00 联系到“法务部”值日秘书,但此时郑捷已经被押解至刑场;
20:00 郑捷被执行死刑。
随着一声枪响,历时两年的审判盖棺定论,舆论平息,媒体称快。但是问题悬而未决,永远会有下一起随机杀人案在悄然酝酿。
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手段,永远是教化与预防,而非严刑峻法。同样,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一定是经由深入的思考得出,而非顺从于汹汹群议。
或许这就是《与恶》的制作组和现实里的法扶律师们想要告诉我们的。
法律求职原创,作者:Qing、编辑: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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