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你们和公检法的关系如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洪流法眼 Author 洪流本人
有不少客户来事务所咨询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和公检法的关系如何？”
律师找关系，似乎是这个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你如果跟客户说你做案子从不需要关系，要么你已经很牛逼不再靠关系吃饭，要么你是死磕派或者技术派。
不过按照我的经验，找关系这事情也得看地方和人。
有时候请公检法很熟的哥们儿出来吃饭玩耍，大多数也会把握好分寸，就算是拿了一点吃了一点，也不会随便答应你的要求，能做到五分的绝不会答应你十分。
而一路向北的某些地方就不一样（北面的朋友不要打我）。去开个庭，有的法官就会要了你的手机号，过一阵子电话就过来，要来上海玩，问洪律师到时在不在。洪律师只好告诉对方：“我在马耳他开庭。”
同样是适用法律规则的人，被搞关系的风格却完全不一样。这一方面跟各地民风有关，也跟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但说到底，都是跟个人的利益有关。
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公检法的待遇不太差，犯不着为了三五斗米把长期饭碗砸掉。同样的，落后地方的公检法由于收入低，有人就想着靠职位多捞点外快。所以他们胆子必须大，不然胆子小了就要受穷，自己的物质利益就要受损。
于是乎，同样的法条和规则在不同的司法人员手里就可以变幻出不同结果，给本来就麻烦不少的世界又增加了不少麻烦。
是法条规定不清晰吗，还是司法人员对于法条规则的理解不一致？或许都有可能，但很多时候，当司法人员的利益和规则适用联系在一起时，法条和规则的概念和边界就模糊不清了。
可出可入的罪名，如果有了关系的操作就可以把人放掉；本来莫须有的事实，有了利益的加持，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把人关起来，想办法套个罪名。刑事案子都可以这样做，更别说民商事案子了。
说到利益左右司法人员执法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行贿人给的金钱和物质。但是其实，对于法律规则的适用和执行来说，这都是小恶。
真正的大恶是什么？
那么，真正的大恶是什么？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惩罚方式已经完成了由惩罚肉体到惩罚灵魂的转变，在现代文明惩罚观念的名义下，对于犯人的规训逐渐延展到普通人，权力对于公民的掌控从监狱延展到工厂、学校、军队乃至家庭，一个规训的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现代权力的文明和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各级组织、机构建立起来的严密监视系统，把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也就是把由权力确定的规范标准灌输给每个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规则、司法人员如何掌握运用规则，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司法人员和法律专家的禁脔，它或多或少与利益集团或者高层统治者的利益相联系，受利益的制约，哪怕在号称最自由民主的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也是这样。
规则在完成掌控的同时，在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上也起着重要的变速器作用。法律和规则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我们的生活有这么重要的影响。
小到行人横穿斑马线，从楼顶往下扔一袋垃圾，大到罪犯被剥夺自由乃至生命权，无不与规则相关。
规则的适用必须保证稳定、统一、专业和持久，否则法律人和公民都会无所适从。这就是为什么法律和规则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法律行业越来越发达的原因。
某些司法人员因为贪腐而恶意曲解或错误适用法律，这固然是破坏法律规则的行为，但这只是小恶。真正的大恶在于法律概念被系统性地混淆，法律原则被成建制地破坏，一些本不该全民遵守的意识形态被上升到法律规则层面。
这些行为，把本来自然平衡的法律生态系统打破，把法律规则涂抹上业余的荒唐色彩，规则本该具备的权威和尊严被打倒在地，比如常见的运动式执法、上级指派案件、某专项司法行动，或者变幻莫测的司法解释。
这些行为和动作，短时间内可以有一定收效。但从维护法律的稳定、权威和尊严这些方面看，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样的大恶，比一千个一万个小贪小腐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更可怕。
这样的改变已经不是模糊规则边界的问题，而是直接改变规则了。规则的随意改变会导致社会成员丧失对标准的认定方向，导致经济生产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导致社会动荡，进而破坏权力的根本基础。
规则的边界是由利益和权力所决定的，但利益和权力必须被规则所限制，而不是让规则无条件地服从利益和权力。
说白了，大家在一起玩德州，同花顺就是比四条大。你不能手上拿了个四条又告诉我说四条其实是最大的，这样子你直接抢不就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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