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正常人》，改编自萨莉·鲁尼作品《正常人》。
当我们初读《百年孤独》，被马尔克斯磅礴的语言精准撞击时；当我们翻开《哈利·波特》，如同亲眼见证哈利与伏地魔激烈的战斗现场时；当我们接触萨莉·鲁尼，与这位爱尔兰作家笔下的年轻人生命情状深切共鸣时……毫无疑问，翻译是重要的。
全球有超过6000种语言，因为翻译，不同文明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被共享——翻译承担着尽可能消除文化隔阂的作用。
迈入近现代，我们更加珍惜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与碰撞，更加明白语言桥梁的可贵。它们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绚丽多彩，激发着我们始终保持对外界的好奇心。
翻译一本书的过程是怎样的？如何看待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磨损问题？我们又为什么需要阅读外文作品，寻找必要的连接？它们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6月16日晚，刀锋图书奖邀请小说家路内、写作者俞冰夏以及出版人彭伦，从小说创作、翻译和出版的不同角度，与读者聊了聊世界文学与阅读。
以下是部分对谈记录：
新周刊：想先请问一下俞冰夏老师，你作为一名译者，如何看待不同语言翻译之间的磨损问题？一方面，这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文和英文的整体思维逻辑很不一样，比如，在我们的语言习惯里，长难句难以生存，所以有时候英文的长句确实很难翻译成中文，还有一些文化、地域方面的内容也很难翻译。
诗歌翻译是磨损最大的一个领域，如今我们的诗歌翻译正在蓬勃生长，总是有人愿意尝试翻译诗歌，对比之下，我觉得小说已经不是一个磨损率最高的领域了。
新周刊：彭伦老师从事的更多是一些书籍版权的工作，这些年也将很多像双雪涛这样的中国青年作家推广到海外，在工作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去跟一些译者沟通的？彭伦：将一部中文作品翻译成外文，译者的质量评判、挑选，是对方出版社的事情，我们在其中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发言权。就像我们引进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挑选谁来翻译，同样也是中国编辑的责任。
出版人彭伦。
作为版权代理人，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尽可能完整地向这些出版社的编辑呈现这个作品的优点，以及帮助作者提前找一些比较好的样章翻译。因为外国的编辑大多数都不能阅读中文，所以样章翻译就非常重要。如果样章能吸引外国编辑看下去，那他们可能就会慎重考虑是否买下这本书的版权。代理人实际上是一个沟通作者、译者、外国出版社编辑的协调人。关于翻译的质量，一开始我们要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但最终的质量还是要由外国编辑来决定。一个译者翻译不同作者的风格会不会有差异？我觉得好的译者当然会根据文本本身的风格来调整用词，比如说我也翻译了好几个作家、出版人的书，用词选择是不一样的，要根据作品本身的特点去调整。优秀的译者往往能够隐身在作品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个作品本身的风格，而不是时不时让读者觉得这本书一看就是这个译者翻译的。活动现场，几位嘉宾正在分享他们眼中的“往世界去”。
新周刊：路内老师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您觉得好的中文作品是“多元化的、革命性的、超越时代的、高强度的、复杂的、诗意的”，请问您近些年有关注到符合这些特征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吗？小说家路内。
路内：我觉得不太可能有一本小说可以达到以上所有的标准，因为作者也不是神，我们只是列举出来一些大概的标准，如果有人能达到其中一条，比如说是“诗意的”，那已经算写得很好了。所以，大家要把这些标准稍微拆散一点。新周刊：我们本次对谈的主题是“往世界去”，其实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们的作者往世界去，另一个意思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去探索世界上更多的好作品。彭伦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把很多好的中文作品推向世界，您能不能说一说近些年中国作者在国外市场与评论界所收到的一些反馈？我们想要把自己的作家推向世界，是否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彭伦：当然是非常有挑战的，英语现在作为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各国的编辑阅读一部翻译的作品，可能都会通过英语去阅读，即便这个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但是可能会通过版权代理人或者版权出版社制作一部分英文的样章，英语有很大的优势。像萨莉·鲁尼，虽然她是爱尔兰人，但她是用英语写作的，所以她一开始就进入了英语市场，对世界的辐射能力非常强。
萨莉·鲁尼，摄于2018年。图片来源：Patrick Bolger for The Guardian。我们一直在喊“走出去”，好像是我们被困在一个地理范围内，需要突围。实际上，我这几年做的工作就是把中国的作家输出到国外，做的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国现在这么强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实世界各国的读者都会对中国有很多的好奇，他们通过媒体报道所看到的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所以可能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好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帮助外国读者认识中国，更真实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这几年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尽可能丰富地向国外介绍一些中国优秀的当代作品，因为当代作品能够体现当代中国是什么样的。假如有一个中国的文学作家，他的作品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可能就会带动更多外国的出版社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我在跟国外的很多出版社交流过程中，发现现在有一个潮流，他们都希望我多介绍一些中国当代年轻的女作家，所以我现在也在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年轻女作家，比如说这两年很火的林棹，但是这个推广版权的过程还是挺艰难的，比如《潮汐图》中的设定，主人公是一个雌性巨蛙，对于很多外国编辑来说还是觉得很怪，觉得难以理解，所以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新周刊：为什么现在国外的出版商会对中国的年轻女作家这么感兴趣，是由于萨莉·鲁尼等女性作家在全球的成功吗？彭伦：当然和萨莉·鲁尼、费兰特等女作家在全世界的普及与火热有关，另外这也是对于目前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的崛起，一种文学上的补偿。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该正视女性在社会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正视女性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产品、所做出的文学贡献。
所以，这些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成为现象级的作家，比如说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她完全在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作家能够得到肯定，我觉得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新周刊：很多新兴作家在被推向市场和读者时，出版社出于一定的考量，都会给他们打上一些标签。比如路内老师的早期书写，一直有“工厂”及“文艺青年”的标记，但是仔细去读，会发现您最近的一些创作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变化，可能风格会有一定的延续，您怎么看待这种贴标签的行为？
路内：青年作家被贴上标签以后，会更容易被市场接受一些，这条路会相对走得容易一些。当然这个标签贴上去以后，后面撕下标签也会更费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好即坏的问题。
我把一本小说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它是一个文学作品；第二，它是一个文化产品；第三，它是一个消费品，这三个层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从标签层面来看，作为一个消费品，我们可能会更需要一个包装，但是到了文学层面，我们就不用谈这个话题，看水准怎么样就可以，但是一本书写出来，它就会同时产生这三个属性，没有办法。
新周刊：前些年，我们还会给很多女作家贴上“美女作家”的标签，不知道俞冰夏老师怎么理解这件事？
俞冰夏：讲起来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女作家只有两种：美女作家和女作家。而且，你会发现，两种作家走的路线截然不同。其实，多年以来，市场一直只用这两种视角去看待女作家，并不关心你究竟写了什么。基本上假如你是美女作家，你的生活就会稍微好一点，你不是美女作家，生活就过得苦一点。如果一个女性作家被框到这个框架里去，那对她本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新周刊：很多国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全球拥有非常大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强有力的娱乐工业，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很多人就是通过HBO的影视剧知道的。路内老师也有作品被改编成剧本，对于文学和影视的这种流动、相互之间的影响，不知道几位老师是怎么看待的？
彭伦：对于出版者来说，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小说可以被改编成影视剧，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的读者，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我们不可能因为电影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能够赚更多的钱，就去做电影，我们归根到底还是编辑，还是在做出版。我觉得这是一个乐见其成的结果。
每一个编辑都会为他的作者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形式而感到高兴，这就证明了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这部作品最终改编出的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到底成不成功，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作为作者和编辑，也很难控制。但是，我觉得第一步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跨出去以后，已经证明了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路内：我对所有相对纯文学的作家都有一个忠告：不要踏入影视；不要参加综艺；不要参加脱口秀。作家应该忠于自己的文本。当然，你可以找到另一个载体，呈现自己的文学能力，只不过会比较麻烦。俞冰夏：当我们不得不接触其他媒介形式时，最后内容就变得不重要了。不仅是影视改编，还有游戏改编、短视频等等。写东西的人是非常孤独的，每天坐在家里心里是非常焦虑的。我感觉这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每个人在世界上能干的事情就只有这么一点，跟你的性格有关，跟你喜欢的东西有关，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新周刊：近年来，国内比较火的“东北作家群”，彭伦老师也经手了他们一些作品的版权，对于这些作家来讲，国外的接受程度是什么样的？彭伦：我们总是觉得外国的读者不能理解中文作品的内容，这里面有一种认识的误区，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外国人是不能够理解的。我觉得这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所欠缺。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往世界去”，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输出到国外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事情，阅读更多的外语作品，当然也包括阅读更多有中国特色的作品，阅读国内不同地区的作品。作者丨赵皖西
编辑 | 钟毅
校对丨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