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比”风不除，教无宁日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比”风凛冽，使得本该平和沉静的校园也深受其害，导致教育界的“比”风日盛一日：学科比赛，教学比武，成绩比对，以及众多的特长、技艺竞赛……五花八门的“比”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战！本来，“比”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种游戏。然而，凡事过犹不及。今天本号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国而教”项目组特聘专家、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陕西师大文学院硕士生导师、《教师博览》签约作者、《教师月刊》2012“年度教师”杨林柯先生的新作。杨老师出版各类编著40多种，曾入选《中国教育报》2014“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杨老师以思想深邃、笔锋犀利著称于坊间。下面让我们透过作者极富文采与逻辑性的笔触，认清教育界“比”风之弊。让我们共同祈愿：教育清风早日吹遍校园，吹绿每一个学子的心田！（广东省陆丰市林启恩纪念中学郑旺吉，深圳市高级中学 黄元华 微信:hyh7261917,QQ:2603126632）
本来，“比”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种游戏。比如奥运会的各项运动比赛，就把人类具有的攻击性力量变成一种游戏，也让世界各国用这种身体游戏代替血腥的战争，也更加成为成为一体。
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多处于比较从容的状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
自从近代连续的挨打之后，乡土中国的心态发生变化，看到自己的落后，“比”和“超”的民族情绪不断强化，文化知识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各个方面不断反思，渐渐也被揍出来一些主义，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然还有技术主义。
当然，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也是走着一条和西方比赛进而争夺话语权的路子，各方面不如人家，现在只好比富斗阔，GDP都老二了，也逼出各种很二的“比”。改革开放前是比穷、比傻、比成分、比出身、比革命意志……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各种新式“比”法，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的价值观，诸如比吃、比穿、比享受、比富裕、比车子、比房子、比位子、比孩子……反正乡土中国总喜欢对什么都分出个高低贵贱来，这和尊儒有关。儒家宣扬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这套把戏和专制体制一结合，便力量无比。
流风所及，教育也“比”分盛行。这些年，随着新课程理念的鼓噪，各种花花绿绿的妖风也吹皱了学校的一潭死水，感受最深的是，从小学、中学乃至某些大中专学校，形成各种比赛，比如教案比赛、说课比赛、上课比赛、卫生比赛、纪律比赛、综合素质比赛、班级面貌比赛……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读书比赛”，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就有老师报名了。我不知道这种“读书比赛”规则是怎么制定的，只是有个领导问我参不参加读书比赛的时候，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回敬了一句:“你以为什么都是可以比赛的！”
在中小学里，最折腾老师的就是平时的“成绩比赛”，有些学校叫“成绩分析”。其实成绩哪里是分析出来的？没听说哪个工厂的“产品”是检验出来的，更没听说蒸一笼馒头要揭十八回锅盖。当然，学校不是工厂，培养人也不是蒸馒头。学生更不是谁的“产品”，他们是自然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更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我们都知道，教育近于农业，用种植农业的逻辑思考教育也许比较靠谱。可现在大都采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统一进度、统一练习、统一考试、集体备课、流水阅卷……甚至对学生的思想言行的评价也纳入工业流水线，设置什么“标准答案”，当然有些其实是“标准惨案”。
高考其实也是这么玩的，学生起早贪黑，搞得眼镜度数越来越高，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许多孩子内心深处也越来越迷茫，耗费了十二年黄金岁月，最后的高考阅卷，和转包工程一样包给某个大学，大学从中还要寻求“回报”。为了降低成本，就大量请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少量中学教师等一些廉价劳动力参与，马不停蹄、辛辛苦苦每天面对屏幕八九个小时，一天只给一二百元，最后还要扣税，甚至还不如普通农民工。一份试卷总计几分钟(甚至更短)就把学生十几年的文化生命决定了，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一堆分数。可各个学校还把这么一堆玩意儿奉若神明，不管考得如何基本上都是大肆吹捧。
人，通过一堆数字然后就分流了。见分不见人，各个学校比来比去，就是比分数。其实老师们的辛苦与智慧哪里是分数可以完全代替的？
如果这种简单的教学分数就能代表教育成绩，那么如何解释1991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的卢刚凶杀案？如何解释大学生马加爵、药家鑫、连勇的杀人恶行？如何解释北大优秀学生吴谢宇在2015年7月针对亲生母亲的惨无人道的凶杀手段？如何解释河南濮阳一高培优班几月前在高三宿舍发生的因为分数落后而对优秀同学痛下杀手的惊人血案？
中小学的成绩比较在技术分析的前提下，在让师生了解自己教学和学习效果的同时，也给教师和学生制造了许多教育不幸，表面上是分析成绩，其实是用类似于“游街示众”的方式借此给教师施加压力:你不抓学生，我就抓你！鼓励同行之间倾轧竞争，压榨孩子的生命，抢夺孩子的时间。可孩子们有个时间成本问题，同样的时间给了数学，就不能给语文；给了英语，就不能给物理，最后谁能抢来时间，谁能抓住学生？这一点，老师都懂：当然是最“厉害”的老师。
这种教育强压的能量转换就是，培养出一群蛮不讲理、执行力强的霸道教师和沉默寡言、不会思考的奴才学生。
现在，每每看到站在教室外面写作业的孩子，和一大早就拽着拉杆书包一走进教室就趴在桌子上不想动的孩子，还有在成年人的呵斥下泣不成声的孩子，我的内心就很难过。
“成绩分析”表面上是分析成绩，其实不过是借此给教师制造压力:看看你的班考成啥样了？甚至制造一个无形的“封口条”:考不好你就没资格说话。好玩的是，有些学校还给教师弄出一个“口袋”，就是“成绩合理区间”，平均分的差距在2分以内就是“合理的”，高出平均分两分就算“优秀”，低于2分就算出了“口袋”，那自然是要警告的，就是人家不说，你自己脸上也会有些挂不住的。当然，不知道这种管理办法有什么科学依据，是不是就真的把学校的教学质量搞好了？
针对这种群体化的量化评价，我们需要思考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各班的基础是不同的，即便是按照总成绩分出来的“完全公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有一个概率问题)，但落实到每一科总是不平衡的，往往会出现这个班数学基础好或者那个班英语成绩好，而另一班语文成绩好的情况，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本身就表现出管理者思维的简单。这种管理的线性思维带来的“只看成绩”的简单化逻辑，给教师和学生制造了很多教育困扰。
其次，学生处于一个动态的系统中，是会发展变化的，在课程之间的用力不公也会导致各科成绩的不平衡，这不仅和学生的兴趣有关，也和外力的干扰有关。鼓励教师之间的分数比拼实际上容易打乱学生的自平衡，说老师“抓得不紧”，当然，“抓得紧”的老师往往会成绩好一些，但是，通过狠“抓”实际上控制住了学生的时间，也就是控制住了孩子的生命，那么他们的成长空间在哪里？
实践告诉我们：想设置别人生命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个人的成长变化充满未知性，不是谁凭借自己的权力意志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第三，教育者也是不一样的，对教育价值的判断也不同，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加之工作时间长短、经验、办法都不一样，各个教师之间有什么可比性？
记得很多年前，我接手高三毕业班，每次平均成绩都是和另一个老师所带的“平行班”相差几分，最高一次竟然相差快5分，你想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而我自己并不在乎，急得班主任找我谈话:“杨老师，你看咱班的语文成绩老是不如人家，现在你下来了，娃们家都很高兴，看咱班这成绩能不能赶上人家。”凭个人的经验，我直接说:“不可能！语文成绩不像数理化成绩，说赶就能短时间赶上来的，语文是慢功夫，急不得。”后来我已经习惯了落后，倒是高考成绩出来后，两个班的平均成绩只差0.16分，对于语文来说，这是什么差距啊！当然，说这个例子并不说明高考阅卷就一定是公平合理的，或者我自己能力有多高，而是说，不要把量化成绩看得那么重。量化的东西对人都是不靠谱的，尤其是教育，各种量化指标我基本上都是不认可的；我更关注的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努力付出和内在的愉悦。成绩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大量的东西是反映不出来的。
世界的悖论是，你越想精细化、数字化、技术化，世界往往越乱。
其实，管理层也不是傻子，他们内心也很清楚。
记得有一次高二刚刚分班后首次月考成绩分析，有一个很努力、学生很喜欢的年轻教师所带班级的成绩不理想，和另一个“平行班”的平均成绩相差快9分，学校公布月考成绩的时候，该年轻老师脸上就挂不住，很尴尬。下来后，他给我说:“杨老师，我很纳闷，现在我越来越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去了，经常读书，课后还写反思，怎么成绩反而越来越不行了？”我就告诉他，新班级，恐怕和分班有很大关系，一次成绩说明不了什么，别太在意，脸皮厚一点，不然怎么混。
过了几天，该年轻老师吃饭时告诉我，某中层带来高层安慰:“不要在意，你的工作很卖力，大家都看得到。本次成绩不好，是学校分班造成的，几位领导心里明白。”好玩的是，既然心里明白，为什么要搞这种“不明不白”的“成绩分析”？
许多老师其实不想说“皇帝没穿衣服”，因为说出来会得罪领导。老教师不想说，年轻老师不敢说，然后，这种给老师也按成绩排队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好在一些老师已经学会了消极对抗:你念成绩，我就玩手机。当老师没有真正认识到教学成绩也是一个参考指标的时候，各种外在强加的压力其实是没有用的。只不过给教师、学生和家长制造了教育恐惧或精神焦虑而已。
每次成绩分析，我最希望的就是成绩靠后一点，让年轻老师处于前列，日子好过一点，自己能够挡在后面。因为毕竟干了三十年教育，知道语文教育是怎么回事，“考不到”、“考不准”也靠不住的情况太普遍了，高三学生为啥不爱在语文上化功夫，因为语文捞不来分。平时的语文考试，学生从教师那里得到的东西能考出十之一二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在同样的成绩面前，不同的孩子从课堂或书本里得到的实际收获是有很大不同的。
过去有个别孩子突然成为年级第一，结果下一次考试突然就落200名以后了，你说这是孩子没用心学吗？对于学生而言，成绩永远都是个变量，日常教育中的真实收获，内在愉悦，哪里是一个简单的分数能够呈现的？看清了这些，你就会比较淡定。有时落后，有时在前面，其实都挺正常。不过，处于对当下这种恶劣教育生态的体悟，说实话，我自己的成绩有时落后一点反倒比较坦然，因为有我垫底，别的老师日子能好过一点，有时候成绩突然高了反倒很不安。其实，平均分多出来一分半分，有多大的差距？有些纯粹就是教师的“流水阅卷”制造出来的，因为阅卷人变了，价值标准也变了，各次成绩之间有什么可比性？
而且，这种群体化评价分析就是一种“伪评价”或“伪分析”，评比也是一种“伪评比”，因为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独特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美国的课程专家严文蕃指出：中国的新课程不具备条件，中国没有新课程的土壤，因为教育最重要的是评价，而评价的核心是对个人的评价，而不是对一个整体的评价。为什么我说整体评价是一种“伪评价”，甚至是一种“负评价”？因为整体评价会极大地挫伤教师的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同时整体评价中的误导会使教育中的一些野蛮行为大行其道。
记得多年前，有个老师在“成绩评比”后悄悄告诉我说:“他们不搞成绩评比的时候，我还劲头十足，想好好努力，想把各样事情搞好。成绩评比后，就觉得灰心丧气，什么也不想搞了，因为他们只要成绩，做许多额外的事情觉得没有意义了。”
传统教育观念说:“严师出高徒。”这话在说出某种“道理”的同时，其实也放大了谬误。因为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说明:没人性是有道理的。《马家军内幕》揭露的就是“马家军”在取得成绩的背后，王军霞们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非人”遭遇。人性的价值永远大于成功的价值，不能只要成绩不要命。
记得某中学前些年搞末尾淘汰制，导致一个老师自杀，影响很坏。事实上，教育教学这种“恶比”的背后不仅是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漠视，更是对生命的漠视。高考成绩出来后，你看看一些“名校”自我炫耀的嚣张，就知道这种见分不见人的背后，彰显出当下的基础教育有多么“非人化”。
说“严师出高徒”，其实忽视了一点:对于死记硬背的知识教育，严，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毕竟，当猛兽追在你后面的时候，你能不发出洪荒之力去奔跑吗？但我不知道严格教育和“阉割”教育到底有多少区别，严格教育和严格管理都是充满了“阉割”风险的，因为它是知识本位、权力本位、集体本位，而不是生命本位、权利本位、个体本位的。真正的教育一定是内在的歌声，而不是高高举起的鞭子。因为只有爱才引发爱，暴力一定传承暴力。真正的教育是要引起学生内心深处的觉醒，对自己、对社会负起责任，因为当一个人不能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责任转嫁给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讲，对自己负责其实也是对他人的道德，因为人是活在一个系统和链条里面的。就此而言，不管对教师还是对学生，各种“恶比”的背后如果不能引发个体的觉醒，只是逼使其服从于外界的高压，它就是“反教育”的。
许多孩子进入大学后的学习倦怠、读书倦怠、丧失目标，是不是和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恶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弄法强化的只是人的假自我而不是真自我。
其实，人心的规律是，自由状态下最有责任感、最能负起责任的，而在自己不能负责的压制状况下，责任其实是外挂的，呈现出来的“自我”也是虚假的。如果和人性作对，胜利的永远都是人性。任何制度化的逆人性行为都会遭遇非制度化的个体抵抗。个体权利的丧失同时意味着个体责任的空置。
教育世界的“滥比”，其实源于教育管理者的“未成年思维”，因为教育者大都是童年没有完全失去的孩子，而孩子天然喜欢比大小、分高低，玩争抢小红花的游戏。成人世界如果成天玩这种“比较”的游戏，说明成人们还没有长大，我不想用武志红先生的“巨婴”概念，我想借用余世存先生的“类人孩”来类比，这样的成人，肉体长大了，精神实际上还穿着开裆裤。尤其是教育的各种“比赛”，耗时费力，群体裹挟，把一个安静从容之地搞得乌烟瘴气。比如“赛教”，就得强制你听课，搞一些不痛不痒的评比，弄出假模假样的“学习”，再定出一些标签化教师，鼓励一批，打击一批，弄得教师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等级”，每个人似乎都有身份的焦虑。
我想，一个社会再浮躁总得留出来一块安静之地、闲暇之地吧，可以让人发发呆，看看星星，有自由和从容，如清朝诗人黄仲则所写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了。现在的中小学早已经丧失了悠闲，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尤其是中学，学生们大量时间用来刷题，教师的很多时间损耗其实和教育教学无关。
比如各种各样的比赛，当然，有比赛，就会有奖励，而奖励恰恰是控制的把戏。这么快乐的教育，这么美好的生命相遇，如果需要鼓励或利益诱惑，你才会好好去做，那一定有人拿你的成绩分红，你的所做所为也就不是为你自己，而是有人在背后拉线指挥，你只是一个教育道具而已。
为何有人着眼于让老师们开展各种“比”？ 我有个诛心之测:是不是靠教育吃闲饭的人太多了？他们无什么具体事情，然后闭门造车，搞出一些教育教学的“比赛”，不仅可以证明自己“抓教育”，还可以在各种比赛中以“重要人物”出场，同时，完成了对教师的掌控，这真是一个多元利好的结局。不过，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世间有什么是可以比的？牛比骆驼不能驼，人比人不能活。你身上连两根相同的汗毛都拔不出，各种比赛有什么意义呢？
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比较都是人类的某种执著。尤其是教育的各种比赛，与天道相悖，与价值无关，当然可能与利益相连，而过强的意志容易带来理性的自负，导致我们看不到更高的价值。杨绛先生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有人说，我们就活在各种各样的比较里。中国人就这样，活在一个烂泥塘里，还爱比，好像幸福就是比出来的。小时候比力气，上学后比成绩，工作了比收入，结婚了比家庭，中年了比健康，没当官比自由，当官了比升迁……最后比什么，看谁还活着。这样一个不从容的“比较人生”，你累不累？
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当然和权力的傲慢脱不了干系。各种恶比就是教育领域里人为制造的文化雾霾，干扰了自由的呼吸。可以说，恶比不除，教无宁日。
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生命实践，也是教育者认识自我、发现自己、生命展开的过程，如果在中间搞各种比来比去的游戏，有什么意义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而你最后去了哪里，你知道吗？记住一句最重要的格言:“不要忘了，你终将死去！”只要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生命里什么都可以看明白。也不会受教育场域里各种“比”的毒害。当你不再执念于和别人的比较，而是着眼于自我完善的时候，你才不会把外界的评价看得过重，生命才会趋于成熟，人格才会趋于健全，也才会逐渐地靠近教育的理想和自由。
我的朋友冉云飞有一本书《通往比傻帝国》，有人认为他把“比傻”写反了。其实各种教育比较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的老师依然配合玩这个游戏呢？我想，除了身份焦虑和利益关怀之外，最大的价值就是向那个具备合法伤害权的人表明态度：看，我们是一伙的！
（注:原稿在手机上分两次用“一指禅”敲出，写完后，眼眸如血色黄昏，一片模糊。输入电脑，竟然超过6000字，我差点被自己感动）
（作者自负文责。欢迎转载，但须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杨林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国而教”项目组特聘专家，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陕西师大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出版各类编著40多种，为《教师博览》签约作者，《教师月刊》2012“年度教师”，入选《中国教育报》2014“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著有《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现在陕西师大附中高中部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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