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精致，而非大而无当” ——向《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提问

钟情写作——与陶然先生谈创作

编者按：香港文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批重量级文化人的鼎力推动。陶然先生是香港重要作家，出版过30多部文学作品。其创作以长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如《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蜜月》《平安夜》《岁月如歌》《窥》《连环套》《表错情》《美人关》《一笔勾销》《此情可待》《回音壁》《侧影》《绿丝带》《夜曲》《黄昏电车》《生命流程》《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风中下午茶》《没有帆的船》《旺角岁月》等，可谓著作等身。陶然先生也是《香港文学》杂志的总编辑。该刊屹立香港30多年，是香港目前最长寿的刊物；而且所刊文章并不局限于香港文学，而是发挥国际化都市香港四通八达的桥梁作用，将视野拓展向世界华文文学及其研究，《香港文学》已成为展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窗口。陶然策划主编过《香港文学》杂志精选系列丛书，推出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集近30册。2017年6月，陶然和蔡益怀主编出版《回归20年香港短篇小说展》，属《香港文学》增刊，为庆祝盛典增色，可谓恰逢其时。2017年7月，第28届香港书展如期举办，凌逾教授带着两位研究生霍超群和林兰英前往香港观展、购书，有幸约请到陶然先生访谈，是为记。

受访者：《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

访谈者：凌逾，霍超群，林兰英

访谈时间：2017年7月23日晚上7:00-20:30

写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凌：在作家、出版人、编辑等多重身份中，您觉得哪个身份最重要呢？

陶：写作最重要。可表达自己想表达的。编辑受到客观条件制约，有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凌：您如何训练写作的感觉，比如说随身带笔、写工作日志或者什么？

陶：大学刚开始，摘录了很多佳词妙句好文，记了好几大本，可惜后来弄丢了。这方法蔡其矫老师教我的，他说他有一本叫“语言仓库”的东西，临时看到有什么感触就写下几句话，他有几十本这样的资料。他告诉我，学文学的学生，一定要做这样的功夫，应该做点笔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做笔记的习惯，虽然还没有开始写作。

凌：比如说，参加了某次文学采风活动之后，您不仅作了记录，而且记录得非常详尽，写成了文章。您一般都是怎么做记录的呢？

陶：这也是一种习惯吧，有些东西如果不及时记录的话，就忘了。不过我记的是要点，不是全部。（凌：记要点，然后再发挥），因为有时候我记下一句话，回去看到之后，都会联想到很多，（凌：记下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然后把它们串接起来，有时候是拍照片，有时候是拍句子。）对，现在用拍照比较多了，拍照可以帮助联想。（凌：对，联想启动器。）

文风：与性格相辅相成

凌：您作品的文风总是那么平实自然、不事雕琢，您待人接物也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陶：基础上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跟文风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人，那他的文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文字的雕琢，我也不是不懂，但是用在文章上要适合你所表达的东西。文字太漂亮的话，如果抢了内容的风头，就不好。

凌：您不太喜欢文字太雕琢，把思想给掩盖掉了，是吗？

陶：对。这个也分情况。比如说，你如果想要美文的效果，当然是希望文字漂亮一点，但是如果你更突出内容，太漂亮的文字可能就会喧宾夺主，让文字抢了你的主题、你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始终要有一个度，因为文字无非是为表达的内容服务的，如果文字太华丽的话，有时候也许跟主题相矛盾，或者说冲淡主题。所以我觉得，一篇文章，文字好当然是首要的，但是内容是更重要的。

凌：您之前的《风中下午茶》，给人一种很飘逸的感觉，最近的新书名为《旺角岁月》，从题目来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陶：这个问题我没有多想。为什么叫《旺角岁月》，因为这个名字放在香港让人有点遐想。很多电影用“旺角”来命名。其实这本书并非全部写香港，香港只是一部分。我不觉得书名一定要概括整本书的内容，（凌：有一种情调、气氛就可以了），有时候别人以为书名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篇，其实也不一定。

创作小说：立足写实，与时俱进

凌：您写小说的诀窍是什么呢？

陶：没什么诀窍。从第一篇小说《冬夜》开始，基本上写小说的基调就已经奠定了。

凌：什么样的基调？

陶：写实的基调。这个基调是怎么定下来的呢？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吧。1973年刚到香港，发现香港非常喜欢讲“钱”，什么东西都以“钱”为基础。那时对这个非常不理解，觉得人情冷暖。所以那个时候在写实方面想得比较多。还有，当时我们在大陆受到的教育都是写实主义，（凌：是不是受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影响特别大？）对，就是那个路子，比较单一，写实主义盛行，但是，到了香港后，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等等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品。（凌：主要是来了香港之后才开始看，是吧？）是的。因为有的东西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己。所以我对现代派也参考、吸收了一些，比如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不然的话，只停留在以前现实主义的写法，已经不能完全地表现眼下的社会、当下的问题。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东西比较多了，也让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广阔一点。

凌：您的故事新编，对英雄人物的改写多，比如关羽、赵子龙，但故事情节改写少，为什么？

陶：我的想法是把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放到当下香港，古今对比，看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省思会发生哪些荒谬、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手法比较委婉，含蓄，可笑，见出现实社会的麻烦。情节改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改情节的话，我要讲的东西就变了。我的目的是要讲古今人物价值观的不同，人性的不同。希望引起特别的效果。我写的是微型小说，希望把英雄人性化，拉下神坛。

抒写散文：零敲碎打，身不由己

凌：您的著作年表，小说和散文是穿插的。那您的写作规划是怎么样的？

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划，因为有时候是身不由已的，我们不是职业作家，时间都被分割成很多碎片，除了专职工作外还要兼顾其他方面，比如评审、讲座等等，时间非常零碎，很难像大陆的专职作家一样，做长远的规划，比如安心写一个长篇。香港没有这个可能，没有条件专心做一件事情。我2004年之后小说比较少写了，但也不是说没有写小说了，那时候想写一个长篇，有了初步的设想，也动手写了，写了两万多字，后来因为某些事情，搁置了两年，就没有写了。这个想法不断地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时间被分割得太厉害了。所以写散文多了一些，主要是旅游散文，去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有感触。别人很笼统地将它们归纳成游记，其实我很不同意这种归纳法，因为游记大多是去看这个山，那个水，仅此而已。我觉得旅游过程中所见的人、所闻的事、所思所想，比较重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网上很容易就可获得景物的相关资讯。你到了某个地方，有感觉，或者有对比，再加上个人的一种想法，这个比较重要。（凌：也就是说，景色未必那么重要，而是跟高人们、知心者走在一起更重要。）如果小说主要是以故事情节来推展的话，那散文主要是个人心灵的流动。现在关于散文的理论不多，不像小说，可以分析写作技巧之类的东西。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的。

文学师徒：气质相似，精神传承

凌：您以前师从蔡其矫老师。蔡先生以诗歌扬名天下，但是你自己却比较少写诗歌？为什么？

陶：我觉得我天生就不是诗人，所以，也不必勉强。

凌：但是你跟诗人有一种天生就很亲近的感觉。

陶：我认识很多诗人，我也写过一点诗，但是不多。我认为，诗是一定要有诗人的气质和素质才能够写。现在的年轻人一开始就写诗，觉得写诗很容易，就几句话。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持保留意见。写诗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认为自己写不了诗，所以对诗一直有抗拒。如果写不好，何必去写呢？

凌：过去各行各业都有“师徒制”。听说香港很多作家也是师父带徒弟这样带出来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师徒制”呢？

陶：这个首先要看师傅和徒弟的气质是否相似，不然的话，要去传承是很难的。各人有各人的特性、性格、爱好和写法。我始终觉得写作是很难教出来的，你可以引导他一个方向，但是具体的很难去纠正他要走哪条路。比方说，谁带谁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他们的气质和兴趣点是相同的，才能够带出来，根本不相干的一个人能够把他带成跟你一个风格，我觉得是很难的，这个不是和工匠一样有个模式就行了。文学这东西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让你去跟着做。

凌：比如说您跟蔡老师的气质有怎样的关联呢？蔡老师是您的恩师，你们在气质上自然有一种接近感，但是你们两个又很不一样，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陶：蔡老师虽然写诗歌，但是以前在丁玲主持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他是教小说的，教外国文学，所以他对小说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当时很多诗人都转行写一些容易赚稿费的题裁，我问他，诗歌现在已经冷落了，为什么不转写小说之类呢？他说，我就写诗，写诗最过瘾，最能够表达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他在文学方面还是给我灌输了很多知识。我觉得这是精神上的一种传承。

凌：就是启蒙的力量，引导的力量比较多？

陶：是的。

香港文学：百花齐放，小而精致

凌：您担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十多年来，您觉得香港文学长处在哪里？不足在哪里？

陶：香港文学的长处是题材广阔，基本没有禁忌，想写什么都可以。流派很多，现代派，写实派，先锋派，朦胧派，都有。但没有哪一派是主流或霸主。百花齐放是最大的特色。这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态。客观地说，香港文学的不足是大格局作品比较少，但是重大题材并不是没有人写。比方说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就是有大格局的，至于有人说她是台湾人，就另当别论了。另一方面，香港有香港的难处，写出来的作品要考虑市场。总体上看，就作品本身而言，虽然不能跟大陆的专业作家比，但在香港的条件下看，它们都比较精致，不是大而无当，是值得肯定的。

林：《香港文学》暂时未收录与戏剧有关的剧本或评论。据我了解，香港戏剧发展得很好，跟内地相比毫不逊色，先锋性和传统性都很有特色。在您看来，戏剧在香港文学的地位是怎样的？

陶：（目前）戏剧剧本比较少。但是香港各种剧种都有，以前《城市文艺》登过一两次。从我们的角度说，目前《香港文学》来的稿子没有戏剧作品。可能下一期会有。

霍：《香港文学》曾在2013年10月推出“澳门作家作品展”。当时您用“一衣带水”来形容港澳文学的关系，在您看来，港澳文学有什么异同？

陶：香港和澳门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方面，香港文学比较多元化，种类比较多，各个方面应该说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澳门文学，我接触不多，但是据我的观察和感受，我觉得澳门比较单一。现在澳门文学有一个好处，出书都有得资助，但是要拿出一个重量级的东西，目前似乎还没有突出的表现。虽然现在港澳老在一起谈，但很多时候是不能比的。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谈澳门文学，就谈澳门文学本身，这样比较客观。它的成就在哪里，受到哪些影响，这些都可以谈。现在搞比较文学的，很喜欢这个跟那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并不科学。

陶然 凌逾 霍超群 林兰英： “小而精致，而非大而无当” ——向《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提问，《博览群书》，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