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诗颖：跨媒介叙事研究的新突破——评凌逾新著《跨媒介香港》

跨媒介叙事研究的新突破

——评凌逾新著《跨媒介香港》

徐诗颖：跨媒介叙事研究的新突破——评凌逾新著《跨媒介香港》，《香港文学》2016年11月号

　　凌逾新著《跨媒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是继《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为《跨媒介叙事》）出版后往纵深方向探索前行的又一力作。《跨媒介叙事》是历经三年在其被认为是“两岸四地中第一部研究西西的博士论文”[1]基础上修改而成，以西西作品作为“跨媒介叙事”的研究视角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及获得了好评。像审阅凌逾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专家所认为的，全文具有系统性和丰富性，注重史料和文本细读，研究视角新；论者分析西西小说的新文体，比较西西与中外现代作家、同时代的港台作家以及同类题材的男作家作品；同时，对西西作为女性作家所呈现的新艺术境界也有新的理解，质疑了传统批评对女作家的刻板印象，拓展了小说新文体的理论，有价值意义，有理论深度。[2]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凌逾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扩展到新媒介时代香港文艺发展的领域，敏锐聚焦文学艺术与香港新媒介科技的融合情形。可以这么说，经过六年的修炼，凌逾不但完成了一部在香港跨媒介叙事研究领域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而且标志着大陆学界在研究香港文学上有了新突破。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凌逾在香港跨媒介叙事研究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视觉文化有取代文学作品的倾向，这引起了学界关于“文学是否会终结”的讨论。与此同时，后经典叙事学在21世纪初的大陆广为传播，并着眼于读者，并研究作者、读者、文本和社会语境的互动作用，而跨媒介叙事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新范畴。凌逾敏锐捕捉到21世纪文艺发展这一新趋向，用跨媒介叙事探讨各媒介之间的跨界、转换和融合。因此，文学如何在新时代谋求新发展成为了凌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重点研究的课题。《跨媒介叙事》就是以西西作品的跨媒介叙事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索其如何突破原有的话语体系传统，而《跨媒介香港》一书的诞生是由于凌逾在做博士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西的跨媒介叙事范式影响了当代香港文学的不少作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香港文艺明显具有跨媒介的特性。这一发现成为了她继续深入研究香港文艺跨媒介叙事及其新走向的动力所在。《跨媒介香港》这个标题据凌逾介绍是受了自己的博士后导师赵稀方所著的《小说香港》启发而得来的。凌逾说：“本书也将‘跨媒介’变成动词，意在挖掘港派文学叙事的新变趋向。新的文学意蕴需要新的表达方式，‘跨媒介香港’，此词正合吾意”[3]。

　　为了将表现“具有跨媒介性的作品”这一线索作为论述框架，在《跨媒介香港》一书里，凌逾改变了传统香港文学史以时间为线索的平面化书写缺陷，“重点探究其开创出哪些新形式，有哪些类型，归纳其独特之处”[4]以及“论述香港跨媒介叙事的成因、形态、特色、风格和意义”[5]。全书以“跨媒介叙事”作为论述的关键词，运用后经典叙事学、符号学、媒介学、文体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来探究香港作家在文体上的创新，并用归纳法和比较法来分门别类地论述文学与不同领域融合后的情形，以此探测新时代文艺和文化的转向。正如凌逾所发现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有不少香港新老作家都进行过跨界实验，实验领域包括文学与电影、建筑空间、文化地理、赛博空间、表演艺术等。凌逾通过研究对倒叙事来弄清小说与电影的跨界之道，从女性主义性别叙事角度观察电影改编小说对女性声音叙述的策略性运用。在探究文学空间叙事创意时，凌逾分析了香港作家如何取法于地理学（包括地图空间、味觉地理、游牧中心的文化地理）、建筑术、缝制法，以此为文学空间开辟新天地。赛博时代网络数码如何影响文学叙事也是凌逾研究的关注点。这一新的符号叙事使作家能开掘小说的三重世界叙事，重新梳理“真实与隐含的叙述者与受述者、读者与创作者”[6]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小说的形式上推陈出新。对此她将所举的文本形式概括为集邮体、电邮体和脚注空间与脚注时间叙事等。此外，凌逾探究文学与展演艺术[7]的共生互动，以此寻求合成艺术的方法和可能性。最后对跨媒介创意研究做出总结，论述研究港派跨媒介创意文化的意义，成因、特色、形态、风格、方法、理论来源以及需要继续拓展研究的问题。

　　本书从跨媒介叙事的定义以及形成原因出发，用具体个案来探究小说如何进行跨媒介叙事，在西西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香港小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研究视角和论述框架与赵稀方的《小说香港》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香港》同样不追求史料的面面俱到，而是透过建立叙述香港文学的全新视角，从“观看香港想像及叙述的本身，并尝试从小说与都市的互动关系中提出自己叙述香港文学的框架”[8]。因此，根据这两点思路，赵稀方把全书的叙述框架分成上下两篇，上篇是“历史想像”，下篇是“本土经验”。通过上下两篇的梳理，来探索“香港意识”的历史演变、“文化身份”和“香港性”的复杂内涵等。谈到二者的不同之处，就是《小说香港》从小说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内容出发来探讨港人心中的“人”与“城”，而《跨媒介香港》则从叙事、文体、文类等形式切入探究香港跨媒介文化的独特品质。可以这么说，《小说香港》和《跨媒介香港》都是应时而作的书，且后者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小说香港》是赵稀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刚好面临香港“九七回归”这一重大转折事件。从回归过渡期开始，“九七回归”话题便引发了香港人高度关注命运共同体，且“香港身份认同的讨论曾经几乎像当时的楼市一样炽热”[9]。因此，当赵稀方选择将香港的历史叙述作为研究切入点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讨论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和香港意识。相较而言，凌逾的《跨媒介香港》写于21世纪初，此时的香港作家已经渐渐退出关于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讨论，而感受更深的是数码网络兴起使文艺发展危机重重的现象。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香港是图像化新媒介的前沿阵地，所以不少敏感的港派作家借助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来尝试实验跨媒介先锋叙事。这一趋势激发凌逾深入挖掘文艺与科学媒介的跨界整合，从而拓宽了香港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黄子平曾对香港文学史写作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在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10]。这也是赵稀方和凌逾这两本著作所希望达成的目标。赵稀方看到大陆所有的香港文学史都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主要原因是编写者们受到“中原心态”的制约，很容易便会忽略香港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为了打破这种传统文学史的写法，他从“小说—香港”的互动关系出发来建构研究香港小说的新视角，以此来探讨香港小说为何有“史”的发展。这打破了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定见，做出了符合香港小说实际发展情形的价值判断。不同的是，赵稀方从文学内容出发来探究香港小说，而凌逾从文学形式出发来探究这个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新形态。二者都致力于挖掘香港小说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面貌，以此拓宽香港小说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此外，凌逾不仅将“跨媒介叙事”运用到研究对象中，而且也落实到自己的论述文字上，有学者将此概括为“跨媒介论述”[11]。与《跨媒介叙事》一书类似，凌逾也是大量运用了图片和表格，实现了文字上的“跨媒介论述”风格。对于因需要配合论述而使用到的图片，凌逾会有选择地将它们插入到文本中。比如说：在提到对角叙事时，为更好地表达图文互设创意，凌逾在分析董启章的《对角艺术》内容时便附上了利志达的配图；论述西西的《我城》时，则附上西西自绘的插图；为表达清楚麦兜漫画的图文张力，则附上了与论述文字相匹配的漫画。如果不一定与论述文字相匹配，而只是为了把论述对象介绍给读者，那么凌逾便会附上一些展现论述对象的图片来让读者对此有直观的认识。例如：谈到小说《对倒》时，则附上《对倒》的封面；提起黄碧云的《血卡门》，则附上《血卡门》的封面；还展示了电影《花样年华》、《色︱戒》和《霸王别姬》的剧照等。此外，论著中出现了很多配合文字论述的自制表格，这可以看出作者在此花费了不少功夫。相比于《跨媒介叙事》，《跨媒介香港》对于图表绘制的思考显示出更为成熟和到位。有学者对凌逾在《跨媒介叙事》中实验图表绘制的举动做了如下评价：“实验之举难免打磨不够，书中某些图表的插入稍见刻意，仍有斧凿之痕”[12]。可到了《跨媒介香港》一书，凌逾对图表的制作显得更专业和系统，让读者对作品的跨媒介叙事有更清晰深入地理解。例如在分析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线索时，为了找到小说的因果关联，凌逾列出了一张关于《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图谱。此外在《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里，叙述者一路向烦恼娃娃寻求帮助，共抛出了93个问题，其中“城市”和“记忆”两章问题最多，凌逾在此通过列表来总结各章节的游历空间和问题质询。另外，还有列表分析西西小说《我的乔治亚》的建筑结构空间叙事，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生》的三重奏式声部空间以及多重互动关系交流等。图表与文字相映成趣，理性和感性相互结合，使凌逾的话语论述不但不显得枯燥，反而给学术话语带来新的生命力，给当下的文学批评增添新的样式。

　　在凌逾看来，跨媒介叙事研究着重“探讨文学与其他传播媒介和艺术媒介的关系，文字与其他艺术交集的符号学运作，异质符号系统互相指涉与互融的可能性，从文学与外部系统的广泛联系入手，进行跨学科研究，强调整体性”[13]。可以看出，整部著作通过归纳法来阐述小说叙事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同时，在最后一章的第三节，凌逾提到了反对跨媒介叙事的研究者的看法。该派研究者将叙事学、形式主义等内部研究视为文学的正统研究，而视涉及到文学与传媒关系或者文学在其他媒介叙事中寻找共同点等此类话题为文学的外行研究。凌逾对此向这些学者提出了疑问：“文学是否只为了个人？文学是否只有书写个人心灵的才算优秀、才有价值？”[14]在凌逾看来，文学的路向和格局是不断变化的。凌逾的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作家如何在后现代社会通过跨媒介叙事来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路径和方向。随着数码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语言符号不再能满足人们表达自我感受的需求，所以才要同时运用多种符号手段。而当提及跨媒介叙事在未来发展中会遇到的问题时，凌逾指出新趋势[15]与旧标准难以协调以及当过度追求形式时，文学的本质有可能会被忽略的现象。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凌逾还没有给出属于她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她论述了小说跨媒介叙事在香港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当面对时下文艺评价标准体系还没有足够空间容纳这一新事物时，凌逾虽然显露了质疑的姿态，但在如何处理好新趋势与旧标准的问题上还没有给出属于她的答案。正因为暂时无法解决此问题，所以凌逾也担心如果形式过于强大时，是否会把文学的根本意义一笔勾销。无可否认，凌逾在书中对小说跨媒介叙事所进行的分类以及阐释的意义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或许可以继续作深入思考，就是这些跨媒介叙事在小说创作中更多的是为作者顺应后现代社会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趋势而提供多样化的写作手段和工具，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探究他对这个世界的点滴感悟和思考。凌逾也认为：“后现代人要在零乱中重建秩序，在混沌中找到路径”[16]。在这个充满碎片化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着不安全感，“如何找回自我，回归上帝”成为了不少作家创作思考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凌逾已经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希望能提供一些方法和思路，可在“如何突破旧标准来适应新趋势”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仍是需要接下来进一步解决的。

　　凌逾在做博士后研究前就为自己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定下了继续前行的目标，即希冀在重点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由点而面，铺展研究[17]。凌逾的确做到了，这本厚重扎实且富有创意的《跨媒介香港》成为了香港小说“跨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及“第四十五批博士后基金资助”。 这本书凝聚了凌逾六年的辛勤劳动，正如她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直至一天，一句话突然涌上心头：在书桌前坐成一棵树”[18]。而这棵树，在我们看来，正慢慢茁壮成长。

注释：

[1][2][17]凌逾：《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第334页，第336页。

[3][4][5][6][13][14][16][18]凌逾：《跨媒介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第4页，封底，第212页，第385页，第383页，第421页，第453页。

[7]展演艺术包括舞蹈、戏剧、绘画、动漫、音乐、视觉艺术等。

[8]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13页。

[9]朱耀伟：《本土神话：全球化年代的论述生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年版，第111页。

[10]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1]司方维、曹惠民在《更新论述话语的可贵尝试——评凌逾著<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中说：“就《跨媒介叙事》一书来看，凌逾的论述文字似也在谋求‘出位之思’，显现了一种不妨称之为‘跨媒介论述’的尝试，突出表现为论文中大量图表的应用，呈现出语言论述和图表论述跨界整合的风貌”。（参见《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1期）

[12]司方维，曹惠民：《更新论述话语的可贵尝试——评凌逾著<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1期。

[15]“新趋势”指的是从文体、文类、叙事等形式分析的角度切入，而“旧标准”指的是作品的社会主题、思想意义、身份价值、意识形态等因素来评判（此内容可参见《跨媒介香港》第425页）。

责任编辑：夏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