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超群：跨界的建构与实践——评刘登翰《跨域与越界》

跨界的建构与实践

——评刘登翰《跨域与越界》

霍超群：《跨界的建构与实践——评刘登翰<跨域与越界>》，《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摘要：刘登翰先生论文集《跨域与越界》，收录其关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两岸文化与闽南文化、书画艺术批评论文 21 篇。正如书名所示，该书最大特色在于“跨界”。概括起来，跨界特色体现在四个层面：跨地域之界，构建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跨古今之界，还原文学形态的前世今生；跨文化之界，以海峡沟通两岸生命脉象；跨艺术之界，绘画批评的理趣共生。

关键词：刘登翰；《跨域与越界》；跨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7）06-0047-04

《跨域与越界》是刘登翰先生2016年出版的新著，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桂堂文库”首辑自选集之一。该书共收录著者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两岸文化与闽南文化研究和艺术批评的优秀论文21篇，是其多年学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本书后记中，刘登翰先生将其三十多年来的学术之旅归结于青年时代的“文学梦”，其由诗人转向文艺评论家，由中国当代新诗史的研究转向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由区域文化的传播转向书画艺术的鉴赏，这些转向让我们窥见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在尝试和探索，“跨域”“越界”这两个词恰能说明先生跨界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实践。笔者试从“跨界”的角度切入，分析《跨域与越界》多层次的跨界特色。

一、跨地域之界：构建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自1982年举行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以来，关于华文文学的研究由浅入深，研究群体逐步扩大，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有新变。刘登翰先生的研究，在关注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的同时，也着意建立跨越地域的“离散”中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

刘登翰先生认为：“华文文学，是超越国籍空间的想象，它打破疆域，是一种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的想象”[1]9，“因为它是‘华文’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的空间”[1]10。如何跨地域？作者不急于回答此问题，而是以“华文”共性将异域经验的文学形态用“大同世界”的构想统筹起来，从而为地域跨界的华文文学提供源流可考的文化母体。

对“文化母体”“华文文学”的界定，是刘登翰先生构建大同世界理论的前提。通过对“华文文学”“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个人化的华文文学”“世华文学”等六个语义相近概念的归纳可以看到，“语种的华文文学”仅以“语种”为标准为“华文文学”划出研究对象和范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华人的非华语写作。而“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提出者又将“语种”和“文化”对立起来，认为“语种”仅仅只是工具性的依附，强调“族姓”即能把语种、文化之争统筹起来，从而突出对海外华人族群的建构和族群意识的研究。“世华文学”这一提法则充分利用“华”字语义的丰富性，巧妙地将“华人”“华文”“华族”等争论柔化处理。

刘登翰先生对上述概念的界定并无直接褒贬，而是为华文文学学科的建立、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构想踏踏实实地做着研究工作。

二、跨古今之界：还原文学形态的前世今生

刘登翰先生在阐述相关问题时，总会不遗余力地梳理其发展脉络，尤其注重“源流”的考证，使得研究对象当下的存在形态都能达到一个有史可证的理想状态。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美华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中极其丰富的一支，表现在文学主题上是“中国儒道精神的西方展示”“五四精神的绍续和家国情怀的寄托”“漂泊异邦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惑”“多元化的女性叙述”“草根意识的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注”以及“表达世界方式的自由切换”[2]。多元的文学现象下，却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底。论者在《20 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一文中花费相当的篇幅来梳理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问题，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是“移民者的文学”[1]65，其开端在于 20 世纪初期反美华工禁约文学，是移民群体在所在地受迫害和驱逐的艰难生存状态的血泪书写。乘此源流，论者为我们展现了 20 世纪四个留美浪潮。不同时代的移民，带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印迹和文化记忆，书写着或顺畅或坎坷的人生经历。如果对上述写作源泉刨根问底，则不得不从移民历史开始。这种旨在通过理清某种文学现象来龙去脉而探讨其背后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互动的方式，让读者对美华文学的理解更为深刻。

我们谈及澳门文学，往往会将其和香港文学进行对读，得知前者具有“古今杂糅”和“移 民写作”的基本特色 [3]，刘登翰先生在《〈澳门文学概观〉绪论》一文中，以史学家的眼光为我们追溯了澳门文学成其所是的原因。经过爬梳，我们得知澳门文化经历了“边缘的—世界的—旁落的”跌宕与变奏：古老的澳门是一片“化外之地”中几被遗忘的边缘角落 [1]178，换言之，古老的澳门具有“双重边缘”地理特性；最早进入澳门的中原或闽越移民，带来的主要是平民的常俗文化 [1]179—妈祖信仰，也即古澳门在文化上具有“远儒性”。但是，当葡萄牙袭澳后，澳门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交通和贸易的世界性大港。而随着葡萄牙霸权地位的衰落、香港的崛起，澳门再次衰落。刘登翰先生以此为基点来探讨澳门文化的多元性，避免了对相关问题的肤浅介绍和论述过程“空中楼阁”式的虚无，这体现了在“跨域”视域下对史实的尊重与升华。

总之，刘登翰先生将丰富的历史资源为我所用，由古论今，以今溯古，极大地丰富了“跨界”视角的包容性与张力。翔实的史料和辩证的史论相结合，不仅能让人理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也使得后人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多了一份期待。

三、跨文化之界：以海峡沟通两岸生命脉象

海峡两岸的文化研究是刘登翰先生近十多年来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跨域与越界》第三辑专论闽台文化，论者虽自谦为“浅尝辄止”[1]390，但实则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刘登翰先生特别注重台湾岛内“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流变，并以史为据，对“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荒谬言论予以有力的反驳。

刘登翰先生认为，福建和台湾处在台湾海峡这一黄金水道的两侧，两地的方言、习俗、信仰等文化传承性无可避免地具有相似性，这在客观上使得闽台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偏向于跨海传播而非跨地传播。基于地理学的文化考察，论者将闽台文化定性为“海峡文化”，以此对闽台地区文化价值重新估量。这种概括准确形象地将陆地和海洋连接起来，既突出了海峡的特殊性，又肯定了闽台的移民性质，这与其根本论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是一脉相承的。

刘登翰先生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四个维度全面剖析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海口型”文化；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从边陲海禁到门户开放的反复：商贸文化对农业文明的冲击；从殖民耻辱到民族精神的高扬：历史印记的双重可能[1]234~256。这四个方面既肯定了闽台文化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跨文化性质，又突出了台湾海峡在中华文化迁移过程中吸纳海洋文明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后文关于闽台地区的社会心理、文化性格等问题的论述就显得顺理成章、游刃有余了。

然而，刘登翰先生对于闽台地区的文化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就地论事”，也没有将传统观念中的“海洋文化”“大陆文化”对立起来，而是将闽台文化作为海陆的过渡，赋予其跨文化性质。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为讨论闽台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借鉴 [4]。

四、跨艺术之界：绘画批评的理趣共生

刘登翰先生的“艺术跨界”，并非指艺术技法，而是指对文艺跨界的评论。《跨域与越界》第四辑收录刘登翰先生对台湾当代十位画家之绘画作品的点评。兼具学者与书画家的双重身份， 刘登翰先生会以什么角度点评画家的作品呢？

《传统本位的现代变奏》可看作刘先生为台湾画家李锡奇所作的小传。刘先生知人论世，从金门的历史文化谈起，聚焦于金门的建筑、民俗、色彩对李锡奇的文化熏陶，探讨李锡奇绘画变奏的传统性因素。他指出：“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寺庙与民居建筑，厅堂、门楣和廊柱上悬挂、雕刻的色彩热烈而凝重的匾额与对联，古拙而端肃的石敢当与风狮爷，以及拜拜中闪烁的香火等等都深深印入脑中。”[1]345 地方文化的熏陶，为李锡奇艺术创作的文人化和民俗化风格的形成，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台湾画家李锡奇作品

刘登翰先生认为：“对于艺术家，只有深入了解其文其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人。”[1]382他从女性主义的艺术视野，对画家廖迎晰进行了艺术批评：“很‘女人’！是的，在她泡一杯氤氲的冻顶乌龙，或煮一壶浓香的南美咖啡，在她静坐一旁聆听朋友们的大声谈笑，或者在她的居家和自己爱女嬉闹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廖迎晰是个端丽、娴静、美丽和优雅的女人。然而只要来到她的工作室，看她专注、果决的工作状态，或者进入她的艺术世界……就会感受到她艺术思维中强烈的男性化特征：一个‘很女人’的艺术家的‘很男人’的创作。……艺术本来不应该有‘男性’和‘女性’的分别，只有艺术个性的不同。”[1]382刘先生将女性主义引入绘画批评，提出不应将艺术本身作性别对立解读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廖迎晰的绘画主题“关怀的是生命，是关于‘人’的大命题”[1]383，有力地反驳了少数人对廖迎晰画作“很女人”的评价。

身份跨界的刘登翰先生，在谈及艺术之时虽自谦其艺术评论是“玩票”，但字里行间却渗透了他对学理的探求，由此可以窥见一个被学术浸润了多年的学者看待世间万物所独有的情怀。才情俊发，致力于打通学术与艺术的界限，让人不难看出他对“文化大同”抱有理想主义情结。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学者、散文家、书画家，刘登翰先生的艺术灵性本不言而喻，但让人更为钦佩的是，先生将艺术灵性浑然天成地渗透到其学术研究之中，使之不再是一部冰冷干涩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有艺术生命的文人书稿。

刘登翰先生将自己的学术生命看作一次迟到的良缘，并将其当成是“一种快乐的游戏”[1]390而流连其中，能如先生这样将“游戏”做得如此细致严谨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或许并不多见。在《香港文学：历史交错的绚丽画卷》结尾，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这是中国文学大团圆的节日！”[1]176《跨域与越界》凝聚着先生多年的心血，其以开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原创精神的彰显而广受好评，仅此，该著亦当在华文文学研究与中国艺术评论中占重要的席位。

参考文献：

[1]刘登翰．跨域与越界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黄顺力，叶赛梅．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中的文化思考—兼论闽南文化的区域性特征［J］．闽台文化交流，2006（1）：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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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