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三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三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王士强，翟月琴，彭英龙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奠基

——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王士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2013年3月）

张松建并不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已届不惑之年的他，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两本专著，发表的论文也只有二三十篇左右，就数量而言，在某些人看来或许不无“寒碜”。不过，他的两本书都被收入著名学者洪子诚主编、已成学界品牌的“新诗研究丛书”，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他发表的论文也多是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刊物上，且多为数万言的长篇论文，成果的质量普遍较高。张氏的中国现代诗与诗学研究，学养丰厚、中西融通、资料翔实、视野宽阔、见解独到，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好评。在我的感觉中，他犹如一位轻易不出手的武林高手，但甫一出手则如行云流水、密不透风，且招招直逼要害，每每显出高人一筹的功力。之所以能达到此等境地，有两点在我看来至关重要：一是资料方面的功夫。他安定沉实，一头扎进故纸堆，最大限度地占有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资料，发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文献，因而立论扎实、新见迭出；二是他知识结构完备。他早年习比较文学，又留学国外数年，对外国文学、学术思想极为稔熟，且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多有修习，简单说来，他于古今中外均有较好的学术积累和训练。当然，以上两点又是相通的，均得自于他的不浮躁，有定力，甘坐冷板凳、敢下苦功夫、笨功夫，如此才能腹有诗书、心中有“货”，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与时下流行的某些轻飘飘、多快好省、似是而非的学术成果大相径庭、高下立判。所以我们看到，张松建能有今日之学术成就和水准，固然是因为天赋异禀、心有灵犀，更是厚积薄发、面壁十年的结果，这后一点在当今这个“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消费主义时代，尤显难能可贵。

张松建

张氏近著《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所选择的抒情、抒情主义显然不是近年来诗歌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因为在某些“新潮”、“先锋”的人士看来，“抒情”早已日薄西山，成为“过去时”了。张著有意选取这一“冷僻”的课题进行研究，本身其实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显示了作者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独立不倚的品格。这本书通过对抒情主义的来龙去脉、内部形态、发展演变等的考察，廓清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就我的视野而言，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张氏应该是用力最勤、最为系统深入的，而从本书的学术水准来看，说它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并不为过。

《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有总论有分述，相得益彰。前半部分探讨中国现代诗学中抒情主义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后半部分则是若干典型个案的研究，皆称得上深至而周全。就抒情主义的普遍问题而言，本书第一章首先进行了概念探源与重新定义，继而从诗学本体论、大众化与“抒情的放逐”、“真诚性”与“真实性”、“现代性”与“时代性”、有关“感觉”的辩驳、“崇高”的迷思等角度对之做历史的透视；再次，则从中国“抒情传统”的延异、西方知识体系的跨文化影响、抒情主义与政治的互动、抒情主义与大众化、技术和市场等角度考察其“知识根源”。第二章则考察了抒情主义在现代诗歌史中的“辩证运动”，如作者所指出的：“从20年代后期开始，抒情主义自身的问题招致了理论家的反思和批评，以至于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清晰完整的‘反抒情主义’链条。不仅如此。在三四十年代，冯至、袁可嘉、柳木下、唐湜等人，也对‘深度抒情’的潜力和前景产生出理论自觉。准此，从‘抒情主义’到‘反抒情主义’再到‘深度抒情’，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抒情诠释学’，也构成一个认识上的正、反、合的辩证运动，而这三个结构之间的竞争、紧张、纠缠和互动，无疑是中国现代抒情诗学之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第76页）作者对这三种诗学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它们之间并非“对与错”的冲突而是“对与对”的冲突，各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面向，极富“同情之理解”的学术精神。该著还探讨了新诗理论中的“诗体之争”与抒情主义的关系。这里的“诗体”与通常所说偏于诗歌形式的自由体、格律体不同，而主要是指抒情诗与叙事诗、小诗与长诗这样的诗歌体式。这里的“诗体之争”涉及的其实是“抒情”的效能与限度的问题，“抒情”与“叙事”之间的互相包容、龃龉、制衡、合作，“小”与“长”诗之篇幅、容量差异背后所包含的文本政治与美学差异，作者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并由此联系到“纯诗”与“大众化”这一新诗发展中的根本性张力，揭示了中国现代诗学之由“纯诗”诗学走向“大众化”诗学的发展轨迹。最后一部分内容，讨论新诗理论中“情感”与“形象”的论争，探析了伍禾、劳辛、臧克家、穆木天、艾青、维山以及胡风、周刚鸣、黄药眠、阿垅等对诗歌“形象化”的不同态度与对诗歌“情感化”的不同方案，指出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纯诗化与大众化之间的裂隙，以及“民族主义诉求与新诗现代性之间的紧张”，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相当的说服力。

就其选取的个案而言，张氏也经常从自己的学术发现与判断出发，独辟蹊径，不从流俗。他分别选取了朱光潜与《文学杂志》、卞之琳、袁可嘉、吴兴华以及现代汉诗中的“杜甫”书写作为研究对象，每每有别开生面的论述。由于作者对中西文化传统均有广泛的涉猎与浸润，他的个案研究往往能小中见大、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对于具体问题有鞭辟入里的辨析，同时又能揭示出个案后面所包含的普遍性问题。这种“窄而深”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非有相当功力者，难以至此？也由于他的学术视野、知识结构、资料积累等方面的卓异素质，因而他的学术判断才能够清晰准确，在客观性、逻辑推衍的基础上同时极富个人识见。比如，对于鼓吹“新诗现代化”、倡导现代主义诗歌的“九叶派”理论主将袁可嘉，作者在经过详尽的分析考辨之后，指出其诗学理论存在三个层次的矛盾与冲突：“理论”与“历史”的脱节、“诗学”与“文化”的剥离、“审美”与“政治”的分裂，可谓颇有见地，而他如下的论说则包含了一位年轻学者难能可贵的设身处地的体恤与同情：“袁可嘉之折中调和‘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拒绝把两者推向现代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极端，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丰富的‘文学史经验’，倒不如说是出自于他对无穷的历史变化和现实的复杂矛盾的一种积极响应。从这里，我们也看出现代主义批评家之险中求变、迂回突破、以求长远发展的良苦用心。”（第268页）《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一文在该书中显得有些“另类”，因为全书基本是以“诗学”为观照对象，极少涉及具体文本，但这篇文章却是以四篇具体的诗歌作品为讨论对象，显示了作者超强的文本分析能力①。当然，在这里作者的文本分析并不是纯形式、纯审美的，而是如他自己所言，“本文兼采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透过发生学的追踪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新视野，把各个版本的‘杜甫’予以不断历史化，并且建立相对化的联系，对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间的张力、符号隐喻与生活世界间的互动，进行细腻的论辩。”（第321页）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出发，而探讨的仍主要是诗学、文化政治的问题，与本书的主题是相契合的。

总体来说，《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在历史与诗学、审美与政治、古典与现代、世界与中国等的多重视界中对中国现代抒情诗学进行了辨析与诠释，对抒情主义这一暧昧未明的诗学存在进行了历史考察，廓清了诸多问题，既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意义，对于当前诗歌中的抒情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抒情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重要性，该著也显著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或可成为此后相关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在为该著所做的序言《诗学商量加邃密》中说：“今日的松建对中国现代诗学文献掌握之全面、对各家各派诗学理路之熟悉，在当今国内外学界几无出其右者，加上他又相当了解中外诗学传统及当今的最新前沿理论，所以他在这部新著中才能纵横议论、左右剖辨，而小大由之、深切著明，实在令人叹赏不置。”（第10页）其中激赏的态度溢于言表，但确又堪称公允之论，并无夸大之辞。

我主要进行当代诗歌批评的工作，阅读张著，深切感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治学方法确已有很大不同。现代文学研究之学科化、规范化已大致形成，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与之近似的学术追求不乏其人，并产生了不少成果，但总的说来还很不够，简言之，当代文学研究的客观化、科学性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跟踪式批评固不可少，但如何提高其准确性、有效性、穿透性，值得每个研究者深思。在这方面，《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其实也是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提醒。就我个人而言，阅读这本书也让我感到了自身学养的某些不足，促使我进行了一定的学术反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张松建君的学术努力及其取得的成就，理应得到更多人的理解、认同和赞赏。因为，这才是为学的正途，它不是唯一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其中之一。

注释：

①张松建在诗歌文本细读方面的才能已在其第一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探析》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抒情阐释学”的建构

——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翟月琴，《东方文化》45卷1期，

2017年3月

       2012年，张松建（1972-）的《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论者被誉为“真正纵观中国现代诗学全局而能纵深开展专精研究者”[1]。较之他200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现代诗的再出发》而言，这本专书试图“重构抒情主义的问题史，揭示抒情主义从理论到历史、从审美到政治的转换踪迹”[2]。他的研究将时间跨度延伸至30余年，理论视点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衍生与演变，触及传统向现代诗学的转换，足见他多年来研究视域拓展的广度和开掘的深度。

        历来依托“抒情传统”结构中国诗学的整体格局，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奠定了抒情诗的正宗地位。然而，面对当下纷繁芜杂的诗歌创作生态，针对莫衷一是的诗歌批评标准，究竟汉语新诗的理论与批评出了什么问题？所谓“抒情本质论”的普遍信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纰漏与弊端？张松建从问题出发，试图以怀疑的姿态反思“抒情传统”引导下的研究、写作或者阅读困境。针对中国现代诗研究面临的窘况，或许选择重新出发，回到汉语新诗的起点反思具体的诗学问题，就是他为汉语新诗指出的研究方向之一。

 焦菊隐

       其实，“抒情主义”已在焦菊隐（1905-1975）、郑伯奇（1895-1979）、郭沫若（1892-1978）、穆木天（1900-1971）等笔端崭露头角，但若论以“抒情主义”为议题，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中国现代诗学，《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无疑是开创之作。张松建有感于中国古今文论中“抒情传统”的延异，思索西方跨文化观念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诗学，他别开生面地认为，从“五四”到1949年间，诗学界从不同视角极力追捧的“抒情主义”不单是理论批评界的话语实践，更映照出中国现代诗学思维的基本构造。

        他首先突破西方概念的壁垒，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廓清屏障。与西方Lyricism泛指文艺作品的美学精髓、旨在表现个人主体情绪不同，中国的“抒情主义”推崇抒情诗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之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格。张松建一语诊断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中的“抒情主义”病症，经过中国本土化诠释的“抒情主义”，已然沦为唯情感至上、尊崇神秘灵感的古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而忽略了诗歌内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无视“节制内敛、艺术规范与形式约束”，乃至“压抑、贬斥和抹杀其他诗歌样式的合法性”。他跳脱出西方抒情主义的历史轨迹，提倡诗学理论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返归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而梳理知识谱系，厘清中国现代诗学中“抒情主义”泛滥的源与流。

       一套诗学体系的形塑，需以坚实的理论和细密的思辨支撑。他崇尚话语协商，以商量的姿态解密形态各异的理论话语，探讨它们的关联与差异。为进一步界定“抒情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纯诗化”“大众化”等相关概念，在正文与注释当中皆有详细的解析，论证思维缜密、井然有序。他追根究底，不流于理论的表层含义，致力于揭穿隐藏在其背后的真实面目，还原“抒情主义”面具下的真实面孔，又呈现为“真诚性”与“真实性”、“现代性”与“时代性”、“有关‘感觉’的辩驳”、“‘崇高’的迷思”四个方面，它们异中有同，不容割裂。他站在理论制高点的批判与反思，钩织出一张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之网，透彻的概念辨析则拨散了长期以来诗学理论混乱的迷雾。当然，僵化的理论是缺乏生命力的，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理论束之高阁，而忽略批评的实践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张松建分析“抒情主义”的多种面向，唤醒了其批评的功能，为化解理论与批评的隔阂、推动诗学的动态化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松建尤其注重诗史互动，以大陆、港台书刊和英文原著第一手史料为基石，穿梭于中西诗歌理论、批评和创作的历史隧道，以理论架构创作观念，以文本实践带动理论研究。该着展现出一条辩证运动的诗学轨迹，即20世纪初期抒情主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抒情主义到三四十年代的深度抒情，彰显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演进的内在动力。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兼及理论内部的细小分枝，透过探析梁实秋所标榜的新古典主义之“理性”“节制”、柯克所推崇的“以智为主脑”“情智合一”等，使得“反抒情主义”的各支脉清晰可辨。张松建自由地出入于中外现代诗歌史，谈及里尔克对于梁宗岱、冯至、吴兴华的濡染，不乏影响研究的特色。不同的诗歌批评家，论点又各不相同。梁宗岱象征主义脉络里的浪漫情怀与神秘趣味，却是冯至有意回避的。梁宗岱与冯至同样受到里尔克的影响，但各自的发展与演进却不同，张松建的深度比较，充实了诗歌批评史的研究内容。此外，他格外留意由理论、批评联动出的诗歌文本的响应，旁涉卞之琳（1910-2000）、鸥外鸥（1912-1995）、胡明树（1914-1977）的创作，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互阐释、相互推进，谨严之外又不乏生气。

里尔克

      他探析“抒情主义”的知识谱系、理论内涵和历史脉络的论述，可谓从宏观上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另辟蹊径。其经纬相连、纵横交错的思维方式，绘制了30年来中国现代诗学面貌的概览图。得益于中西比较诗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背景，跨领域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养料，论者的野心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将问题拓展向开阔的社会学与深远的政治学命题下进行研究，窥探中国现代诗学的内部状况，觅求新的研究视点与方法。诗歌形式与主题的变迁，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状态。“抒情主义”不仅是审美趋向，更缠绕着社会时代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考虑。故而，美学、政治、技术与市场等因素与“抒情主义”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他所论述的“抒情主义”不单专注于理论的推导，不纠缠于美学观念的框架里，而是由现象生发问题、由问题引发思考，切中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的都市化、大众化的情感现代性，将诗学研究推进更为复杂的领域。

卞之琳

       他又格外注重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的结合统一，努力与理论对话的同时又跳脱其抽象性而回到个案分析。他聚焦于“抒情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呈现，期望精准、细致地描摹这张地图上的每一道景观，使具体问题得以显影。关于现代文学杂志、批评家的研究，可看作个案研究的典范。论者主要选取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又重点讨论卞之琳、袁可嘉（1921-2008）、吴兴华（1921-1966）三位批评家。不单涉及翻译、理论和创作各个方面，还着重追述三位前辈诗人、批评家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反思其诗论的突破与局限性，从不同维度展开论述，勾勒出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生态图景。

       该著还颇具开放性和前瞻性，时间范围并未止步于1949年以前，而是延展至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张松建直陈“抒情主义从‘五四’到80年代，延续了70年之久，直到90年代之后，新诗界不再把‘抒情’指认为诗歌本质，而是从语言方面重思诗歌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关于抒情性和叙事性的话题还会出现，但不再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解释框架了。”[3]在最后的“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美学、政治与形而上学”一章中，张松建选取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四首诗细读，集中呈现了抒情诗内蕴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他论述客观中肯、张弛有度，不吝褒扬又独具批评的锐气与锋芒，建立了自觉的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一个杜甫，各自表述”，散点式的论述方式，却饶有趣味地将冯至（1905-1993）、杨牧（1940-）、西川（1963-）和廖伟棠（1975-）四位诗人凝聚在了一起。诗人们逐渐翻新诗歌创作的技巧，联动时代脉搏，已然跳脱出“抒情主义”窠臼，提供了写诗、读诗、评诗的多种可能。这也提醒诗人、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应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旧有的理论和批评方式，为汉语新诗提供更广阔的呼吸空间。

       他虽指明“抒情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弊端，需要追问的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诗歌史“抒情”地位的瓦解？张松建给出的判断是“‘抒情’被公认为诗的本质、灵魂和生命，无论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放逐’抒情，区别只在抒情方式、程度、质量而已。”笔者格外认同他的论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抒情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度，‘放弃’抒情不仅是不切实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4]。“抒情主义”的反思固然难以动摇亘入中国诗学内部的“抒情传统”。基于这一共识，面对具体的诗文本，我们无从判断抒情与知性所占据的百分比[5]，然而，一首诗的完成却有赖于语言、节奏、意象、感觉、经验、情感、理智、技巧等多种因素的结合和组织。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现代诗学的“抒情主义”的一元化、普遍化与本质主义化，则有碍还原诗歌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完整性。因此，透过观照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动态，建构更具有兼容性、有效性的诗学体系，是未来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在西方早前频繁出现的抒情诗、叙事诗与戏剧诗的分类，属于泛诗化的表述。20世纪初之前，西方论者通常连同韵文体诗歌一起，将史诗、传奇诗和戏剧诗都归入诗歌总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文体自觉。但在古代中国，诗歌是相对狭义的定义，西方的泛诗论反而在20世纪初的汉语新诗中得以借鉴而传承。[6]然而，即便引入西方的概念，但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研究者则更倾向于探讨抒情、叙事与戏剧三种文类之间的疆界。如此默认的前提是每种文学样式都有其独特的形态、结构和风格，这一质的规定性也是区分文体的必要条件。就文体之间的相互生发、交融而言，他一方面在“诗体之争”“形象之争”两章，从诗学论争的角度为抒情诗到叙事诗、小诗到长诗、纯诗到大众诗的文类转换和诗体革命，给出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袁可嘉提出的“新诗现代化”方案一章，则涉及到戏剧化的批评范畴，从理论原则到技术分析可谓着重强调了汉语新诗的包容、有机与创造性。这些诗学问题的重新发现，对于从事文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其参考价值不容忽略。

      全书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重新书写了一部中国现代诗学的问题史。张松建并不满足于西方世界提供的理论范式，更不会轻易陷入过去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框架，总是围绕问题以期达到“诗史互动，话语协商”的研究目的。其旁通曲畅的跨学科思维、融会贯通的比较视野、严谨细密的学术品格、深厚扎实的史料功底、点面结合的论述方式，皆为中国现代诗学阔出一片别开生面的研究空间。

注释：

[1] 解志熙：《诗学商量加邃密（序）》，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3。

[2]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63。

[4] 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4。

[5] [美]奚密：<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渤海大学学报》，4期(2009年8月)。

[6] 王云：《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以中国古代诗歌相关传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

小大由之，一通百通

——评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彭英龙，《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22辑（2018年12月）

张松建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之一。首先知道他，是看了他的《现代诗的再出发》一书。当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新诗史自感比较熟悉，可是读了那本书之后，才发现新诗史上有许多被埋没的优秀诗人和作品。张著材料充实，论证细致，相比于市面上的许多大而空疏、人云亦云的同类著作，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张松建陆续出版的几本书，都堪称力作。这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所显示的功力，也可以说是顶级水准。说实话，对这部极富新意、精微深邃的著作，我目前无力做出全面深入的评价。我只能从自己有限的眼界出发，谈谈它的特色和优点。

一、题解与思路

著名学者解志熙对张松建评价甚高。他称赞《现代诗的再出发》“使研究格局发生了显著改观”，这与我的阅读感受相符合。解志熙指出，相比之下，《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另具特色：“但‘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这个课题则不同，它乃是由松建首先予以解释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所以这部论著的写作，事实上标志着松建具备了一个优秀学者必具的素质——独立开拓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课题的能力，……”①此说可谓一语中的。这部书与我们习见的许多研究新诗史、新诗理论乃至中国现代诗学的著作相比，在选题和思路上都大不相同。那么，这部书开创的到底是怎样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呢？我们从书名可以获得答案。书名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抒情主义”，二是“中国现代诗学”，两个概念以“与”字联结起来。显然，张松建认为这两个概念有密切关系。我们先谈这两个概念，再谈其间的关系。

解志熙

1.中国现代诗学

张松建继承了其师解志熙的观点，区别了“中国现代诗学”与“新诗理论”：前者的立论往往不限于新诗，而是将古今中外的诗歌都纳入考查范围，并试图得出一些关于诗歌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后者则聚焦于新诗。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说：

但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新诗理论并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现代诗学。因为中国新诗理论所指称的只是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批评，而中国现代诗学则涵盖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所有从现代观点出发的、富于诗学理论意义的诗学理论和研究。就此而言，新诗理论只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部分——虽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核心部分，但它并不能代表其整体。②

通观张著，张松建是以新诗理论为核心的，但由于诗人和评论家往往将新诗置于古今中外诗歌的大背景下来界定，所以为了理解关于新诗的许多争辩，我们将不得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现代诗学。解志熙的文章坦诚中国现代诗学这一领域目前研究的基础比较薄弱，原因之一是文献整理不足，另一个原因则是其中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而学界对此还欠缺良好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些问题，张著都有非常好的处理：首先，它挖掘和采用了大量原始文献；其次，它找到了一条好的线索来梳理其中的复杂问题。

2.抒情主义

张松建处理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特方法是，抽取一条关键的线索，即“抒情主义”，并由此出发，将其中的大量问题贯穿起来。王德威将“抒情”视为在“革命”和“启蒙”之外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另一面向。但王德威只给出了一个总括性的判断（由大量资料支持），张松建却对围绕抒情主义的许多议题作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如上所述，其梳理以新诗理论为中心，进而统摄整个中国现代诗学。因而，这一研究也可弥补“抒情传统论述与现代文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欠缺。③张著有丰富的材料的支撑。令人惊叹的是，张氏梁实秋、焦菊隐、郑伯奇、郭沫若等人的论述里挑出了“抒情主义”这个词语，如梁实秋曾说：“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④丽尼称屠格涅夫的散文风格为“抒情主义和忧郁。”⑤张松建对“抒情主义”展开语源考察，逐一列举其多种含义，辨析其在众多论者那里的不同用法。

第一章第三节还从中国抒情传统的延异、西方浪漫诗学的跨文化运动、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物质文化与市场消费等多重角度（第61页），对现代中国“作为本体论的抒情主义”的出现做出描述。不少论点都非常精彩，如对古典传统与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之区别的辨析：

不过，古典诗学中的“情”常与其他概念纠缠在一起，例如“文”、“理”、“气”、“道”、“性”、“神”、“心”，涵义极为复杂。……现代抒情主义的崛起有许多因素导致，“理”、“气”、“道”、“性”的概念消失了，但“抒情传统”的活力因子保留下来，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随物赋形，重现活力。⑥

这是说，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虽然有其古典渊源，但整个话语场域，与古典诗学相比，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后文还辨析说，古人偏重情感的中合节制，而现代抒情主义推崇激情。可以想见，这样一种偏好上的差别，也会导致表现手段上的差异。

3.“与”

张著“独立开拓”的这个学术课题，之所以有价值，原因之一是，它将诗学内部的探讨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结合起来。就诗学内部而论，张著指出了抒情主义与大量诗学命题之间的内在关系，抒情主义在诗学本体论、技术运用、文类结构等各个方面，都会对新诗创作和批评产生影响。正如张氏所言，现代诗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纠缠的，通过整理“抒情主义”的问题史，我们可以对其他的重要问题有更深切的理解。

乍看起来，“抒情主义”是一个纯粹的诗学问题，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关系较远。其实不然。在围绕着“抒情主义”的各种话语的角力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第一章开头处便指出：

因此我们应从两个层面把握抒情主义的含义：一、它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学事实，其发生和变化与一定的集团和国族关系密切；二、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形式，这样一来，它就失去了特定性内涵而变成了一个普泛化的抽象符号。在本书中，抒情主义的历史性、现代性和中国性是我的中心关怀。⑦

这里列出的第一条就跟文学的外部因素有关。此中尤为重要的是政治话语的强力介入。张松建还对这一介入的深层原因作了一个考察：“我把political（政治的）作为一个分析范畴与抒情主义建立起逻辑关联，乃是基于两者共享了‘主体介入’这样一个结构特征，而这种个人能动性在后革命时代、去政治化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消失，让德里克大失所望。”⑧由此，张著对围绕“抒情主义”而形成的各种话语的分析，就可以做到既是纯粹诗学的，又不脱离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不得不说，这一选题的思路是切实可行的，远胜于普通的学者。抒情主义的这两个面向是相关的。如第三章《新诗理论中的“诗体之争”与抒情主义》、第四章《新诗理论中的“形象之争”与抒情主义》既涉及抒情主义与某些诗学问题（如诗体、表现手法等）的关系，又涉及抒情主义与文学外部因素的关系（特别是在论及大众化诗学时）。“抒情主义”是整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关键点，是故，本书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虽然看似散漫，却有内在的线索一以贯之。此处不妨谈谈我的阅读体验。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已经读过《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现代汉诗中的“杜甫”发明》这两篇文章（它们作为第八章和第九章收入了本书）。然而，当我通观全书之后，我对它们又加深了认识，原因自然是将这两篇文章置于“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这个大命题下来看待的话，其中的论述都可以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方法与论述

作者研究的课题是开创性的，而他的具体研究方式，也值得年轻学者借鉴。至少就本人而言，我将此书反复读了几遍，每遍都有新的发现，有时竟有被震撼的感觉。解志熙序言题为《诗学商量加邃密》，我想，论及此书的研究方法和论述手段，“邃密”二字，良有以也。从研究方法上讲，此书的精彩之处实在太多，下面我只讲三个方面：一是材料搜集、整理和运用；二是细部分析与全局概括的协调；三是理论论述与个案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之间，不是完全无关，而是息息相通的。

1. 史料发现

此书使用的原始材料之丰富，令人惊叹，读者恍若重返中国新诗理论争辩的现场，见证各种话语的竞争和冲撞。读者一窥此书的脚注，即可发现，张氏援引的材料往往来自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书籍，而非当代出版的选集和全集。作者凭借这些材料，将参与争辩的批评家的观点，依据其主题加以评说，细致深入，要言不烦。尤其对各种观点的差异乃至误解都做了详细探讨。许多观点的微妙之处，只有放在当年的情境里，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这比孤立的将一个作者的文本拿来研究，要远为困难，也更有价值。作者对西方诗学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他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成果，而且大多是从原文直接引用。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年轻学者的榜样。

2.全景与局部

研究中常常出现的两种毛病是，见树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树：即要么只看到各种琐细的枝节，而对全景缺乏有力的概括性判断；要么只是提出了全局性的观察，却因细节上照顾不周而陷于疏阔。但张著避开了这两种毛病，将宏观把握和微观辨析，结合起来。本书的总议题便是一个全局性的概括。作者指出：“这样看来，无论是大众化诗学的鼓吹者还是纯诗运动的实践者，无论浪漫主义者还是部分写实主义者，他们其实分享了抒情主义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方法，尽管其美学理念、政治立场看上去有天渊之别。所以，若加以细分，还是存在着‘浪漫的抒情主义’与‘写实的抒情主义’、‘大众化的抒情主义’与‘纯诗化的抒情主义’等型类的混杂。”⑨这两句话一论“分享”（一般），一论“细分”（特殊），鲜明地体现了本书论述上的特点。与“抒情主义”的型类问题有关，第二章对不同版本的“感伤主义”的内涵进行了辨析：“总的来看，感伤主义有两层互相联系但不完全重合的含义，经常被论辩双方加以忽视，未能进行有效的甄别：第一，它指称一种生活经验或文学经验中的单薄脆弱、有病态嫌疑的个人主义情绪，在左翼人士眼里，它来源于作者可疑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本质上是一种虚幻的抒情观念。……第二，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不管感伤情绪的具体内容和风格效果如何，不管诗人的政治立场和美学理念如何，感伤主义指认的就是一种直线倾泻而未能节制的情绪反应、一种缺乏艺术剪裁的说教倾向。”⑩区分这两类“感伤主义”，至为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大众化诗人和现代主义者的关键所在，也助于我们看清这两派的论争中的某些误区。

不仅如此，在涉及某些具体问题时，张松建也常将其置于广阔的视野中来评判得失。如第五章《“形式”的辨正：朱光潜、<文学杂志>与中国现代诗学》说：

认真地说，在新诗理论和批评史上，有两种迥异的思考方式和价值标准。一是出于整体主义的思路，把新诗当做全部“中国诗”之演进链条上的一个有机构成，相信旧诗和新诗虽然存在美学理念、语言媒介和形式成规的差异，但两者都是人类的创造性想象的产物，是一种优雅的语言游戏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在观察新诗的得失成败之时，倾向于以一种超越时空等的审美主义标准，把新诗和旧诗“合而观之”。另一种批评话语，出于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和参照尺度，强调新诗之发生与成长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新诗与旧诗在各层次上都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与结构性的紧张，因此，新诗批评的理论资源和评价标准无需他求，自应来源于其自身的“内在视野”（intrinsic perspective）。……简言之，两派的分歧起源于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⑪

这一总括性的判断，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朱光潜等人的诗学思路的理解，也让我们联想到许多其他相似或相反的论述。这一判断堪称“追本溯源”，因为抓住了根本，所以“一通百通”。

朱光潜

有时，张著也会指出由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歧异而导致的悖谬。如第三章说：“讽刺的是，个人抒情主义在白话诗运动时期曾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产物和体现，但在当下的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又被斥为脱离了‘宏大坚实的道路’而带有不健康的‘荏弱的质素’，这当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⑫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观念系统下呈现除了不同的面貌，这一现象也正好透露出了整个社会、历史中的诸多信息。甚至具体到单个作者，张松建也会指出其悖谬之处（如果存在的话）。比如，张松建注意到冯至自身创作与其学术话语之间的不一致：“吊诡的是，在‘援西释中’和‘以今度古’的思维支配下从事写作的同时，在学术性描述里，冯至又是一个自觉而固执的历史主义者……”⑬当然，此处一个值得一问的问题是，冯至的这两面是否果真完全不可融合？要知道，冯至信服的存在主义哲学也可以说与“历史主义”有亲缘关系：存在主义要求直面当下，而历史主义主张不能脱离情境来理解作者和作品，二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合的。

以上都是一些范例，证明张著如何“小大由之”：既有望远镜式的总体描叙，又有显微镜式的细致辨析，洞幽烛微，游刃有余，让读者享受到智识的愉悦。

3.个案研究

本书论述上的另一特点是，作者对中国现代诗学之演进与展开的描述，建基于大量的个案分析。这也与作者的材料功夫有关：正因为作者查找了大量原始文献，许多问题的论述才能充满现场感，深入透彻，令人信服。例如，第二章对徐迟《抒情的放逐》一文的分析。张氏指出，徐文“混合着这类文化政治的奇特逻辑，致使他的现代主义宣誓书最终以拖着文学功利主义的尾巴而悄然收场了”。⑭这样的准确判断，只有在结合文本细读与背景考察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因为按照一般研究者的思维定势，“反抒情主义”跟艾略特式“非个性化”的现代主义关系密切，而现代主义与“文学功利主义”是绝缘的。张松建的辨析告诉我们，最好撇去这些“想当然”，只有深入各种话语相互碰撞的现场当中，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正是在这一对徐迟的论说的悖谬性特质的揭示的基础上，张松建才能指出，“新进诗人”胡明树“对徐迟的‘抒情的放逐’可能存在某种误读”。⑮第四章也有一处再论徐迟，发现他“在《形象化》一文里故意误读西方现代诗，以夸张的姿态提倡‘形象化’”，⑯诸如此类的精彩分析，所在多有。

三、异议与商榷

当然，张著的缺点也在所难免。例如，第四章《新诗理论中的“形象之争”与抒情主义》涉及对大众化诗学的内在逻辑的辨析。为了说明“抒情诗”的社会面向，作者几处引用了阿多诺《抒情诗与社会》一文的观点。如第182页说：“阿多诺指出，抒情诗虽是个人情绪和主观体验的载体，但在艺术社会学的视野中，它却是社会总体性的反映和对于世界的不言自明的批评。这个看法也适用于中国新诗理论。”⑰但后文给出的例证似乎正好违背了阿多诺的原文的意旨：后文的例证是穆木天式的“诗人要自觉融入公众世界，把时代精神作为切己性的存在，把超越个人主义的大众‘感情’给予形象化”，⑱“诗人要自我改造为历史主体、充任时代精神的传声筒”，⑲而阿多诺却主张一种不为任何功利性目的服务的诗学，而且他给出的抒情诗的例子更接近深度抒情主义而非大众化抒情。⑳此处是否有些“貌合神离”？

另一个问题是，张著指出了抒情主义之来源的复杂性，但综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的侧重点是以“抒情主义”为线索，研讨中国现代诗学的演进、展开的方式，以及各种论辩的内在逻辑与外部条件，而非考察其影响与吸收的具体过程。但是，影响与吸收也是一个大问题，值得使用更多的篇幅来加以探讨。叶维廉《中国诗学》曾涉及这一问题，虽然未必完全在理，但却可以提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试以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疯狂拥抱的浪漫主义为例。他们强调的仅仅是浪漫主义的情感成分（常常以滥情主义的极端形式出现），面对浪漫主义的中枢运思行为——想象，则几乎毫无所知。……浪漫主义者为了给人（作为万物枢机的中心）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因此强调，只有通过智心主动的、有机的创造性，我们始可以认识宇宙的真质；而只有诗人才具备这种想象的天赋，只有他们，像认识论中追索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可以把观感、认知、表达三者合而为一种创作行为。……早期的中国浪漫主义者对韦律瑞己、华兹华斯、歌德和诺瓦利斯（Novalis）等人认识论式追索的核心层面新知不多。我们不禁要问：早期的中国新诗人选择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而排拒了由认识论出发作哲理思索的浪漫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缘由于中国本土的兴情倾向呢？【21】

华兹华斯

叶氏提示我们，对中国现代抒情诗学如何将各色影响融合吸收的过程，我们还可有更细微的研究。叶文指出了欧洲浪漫主义者的“认识论追索”的层面，而中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对此或回避或忽略。这与张著的一个问题有关：即情感与哲理、智性是否相容。如第一章指出：“抒情主义者有时夸大了诗中哲理与情感的不相兼容。”【22】但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常常言说哲理，典型的例子如华兹华斯《永生的了悟颂》、济慈《希腊古瓮颂》、诺瓦利斯《夜颂》等，而且，这些诗歌中的哲理与其“高浪漫主义”的抒情似乎是相容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大多都有一定的智性倾向，而中国的浪漫诗人却大多偏重情感而很少有智性方面的成就？要知道，欧洲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有时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变相延续，原因正在于它们在某些重要观念上的相通性。

总的来说，在中国新诗理论乃至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领域，像《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一样扎实深入、极富启发性的著作，其实并不多见。这的确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论证深邃细密，值得反复研读。本书在2012年出版以来，已在海内外产生良好反响。相信以后会有更多学者认识到本书的价值。

注释：

①张松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②解志熙：《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4-8页。

 ③参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32页（《导读》）。

 ④《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2页。

 ⑤同上，第3页。

 ⑥同上，第62-63页。

 ⑦《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2-3页。

 ⑧同上，第70页。

 ⑨《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6页。

 ⑩同上，第111-112页。

 ⑪同上，第215-216页。

 ⑫《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151页。

 ⑬同上，第127页。

 ⑭同上，第84页。

 ⑮同上，第86页。

 ⑯同上，第177页。

 ⑰同上，第182页。

 ⑱同上，第183页。

 ⑲同上，第183页。

 ⑳按：阿多诺重点分析了默里克（Mörike）和格奥尔格（George）的两首诗，其中格奥尔格是象征派的诗人，而默里克虽然不属于现代派诗人，阿多诺却说他“已经分享了上升的工业时代的抒情诗的悖论”。参见Theodor W.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ume 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7-54.

 【21】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96-197页。

 【22】《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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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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