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

“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 

———大学·都市·图像·声音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3(01):4-10.

在大学教书，经常会面临这样热切的提问：怎么做学问？有哪些值得推荐的理论？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好？其实，学者治学，除了基本训练，还与个人的知识、心境与阅历联系在一起，关键是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因此，与其贩卖某种现成的理论或方法，还不如学会阶段性地回溯自己的学术历程，反省其得失成败，这样，对自己、对友人、对学生都更有启示。

1982 年春，我大学毕业，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念书，到现在恰好三十年。 前半段目标明确，专攻小说史及散文史；后半段则显得有些凌乱，主轴是研究现代中国学术， 先后在北大出版社刊行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 等，此外，还关注大学、都市、图像、声音。 如此四处出击，犯了兵家大忌———打仗的人都明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为什么这么做？ 除了兴趣广泛，不愿被现有的学科疆域所限制， 再就是为了我指导的研究生。 他们中有的从本科三四年级就开始听我的专题课，听了七八年，要让他们每回听讲都有收获，不容易。再说，好题目是做不完的，个人精力有限，将自己感兴趣的、正在思考的题目介绍给精力充沛、更具创新意识的学生，说不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这也是今天演讲的目的———并非讲述完整的故事、介绍无懈可击的思想体系，而是谈论我自己感兴趣的若干课题，希望有人接着做。

“陈平原大学三书”

第一个关键词：“大学”。 前年春天，北大出版社刊行“陈平原大学三书”。 无论是《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还是《大学有精神》，都不是空论“大学精神”或“大学理念”，而是追踪晚清以降的“大学史”。这三本书，收录了我从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所撰有关大学的文章。 在我看来，“大学”乃 20 世纪中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关键一环，值得认真辨析。 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让重点大学的校长们轮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听美国人讲大学理念及管理经验。让校长们开阔眼界，这很好。 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让校长们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从古代中国的书院，到晚清以降的大学， 都有值得你我认真品鉴的功过得失。我之所以从“文学史”跳到“大学史”，除了求知的愿望，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让中国的大学生、教授、校长乃至官员，理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让 21 世纪的中国不再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在座的大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 谈这些，可能觉得有些遥远。 其实不然。 大学由三种人组成——学生、教授及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学识、阅历及立场有很大差异，但共同构成了大学的整体形象。 其中最愿意倾听历史的足音、体认大学的传统的，是大学生。 因此，所谓“读大学”，除了接受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在校园里得到精神的熏陶。 最近几年，我在好几所大学讲《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效果极佳。其中提到：“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 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明天下午，我将在“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提及河南大学抗战期间的几次迁徙。 从嵩县潭头到淅川荆紫关，再到宝鸡石羊庙， 最后胜利回归开封古城。河大的这段经历，当事人刻骨铭心，后来者也必须认真体会。 我谈“大学史”，不同于为本校评功摆好的 “校史专家”， 主要目标是叩问何为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定位、今日中国的“大学之道” 是否平坦、有无进一步提升的可能等等。 当然，思考大学的命运，也与我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学术史研究密切相关。

西南联大

 我最早关注大学史，是在 1994 年初春，那时，我在东京大学访学。学现代文学的大都受鲁迅影响，习惯用一种冷静、审视的甚至有点挑剔的目光来面对这个世界。 刚好买到一本《东京大学百年》图册，马上想起一个严峻的话题——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把很多学生送上了前线，这段历史该如何书写？ 这么追问，不是故意揭人家的伤疤， 而是为了反省北大百年的光荣与梦想、 失落与彷徨。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是校庆纪念刊，凡在校生编的，都以批判为主；凡校友编的，全是怀念文字。 这点， 国内外大学都一样——听校友说，都是一枝花；听在校生说，则一塌糊涂。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作为研究者，你需要“兼听则明”；而且，还得有超越校史的大视野。

《北大旧事》

十几年前， 我编 《北大旧事》（ 三联书店，1998）， 写 《老北大的故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深知北大校园里广泛流传的那些动人故事，大都是半真半假。一代代北大学生，凭借讲述、增删、修订“北大故事”，来凸现自己认可的“北大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校长会换人，教授将退休， 唯有“故事”，生命力最为强盛，还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且不断地生根、开花、结果。

大学里，流传广泛的故事大都属于文科教授，为什么？我猜想，第一，中文系的学生会写文章；第二，文科教授的学问比较容易被大众了解；第三，一旦选择“故事”而不是“数字”，特立独行者的人格魅力会成为关注重心。“故事多”与“贡献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过，对于老大学来说，盛产“有精神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光荣。

 基于文学教授的敏感， 抓住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做文章，此乃我从事大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同时，回避了官修正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缺憾。这么谈大学，与“教育学”的主流不合，只能说是“别有幽怀”。好处是打散了原本僵硬的结构，但怎样合理重组，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细致的史事考辨。这方面，我做得不够。

我之谈论“中国大学”，兼及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不全是书斋里的功夫。香港三联书店刊行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2009），总编辑一边看稿，一边感叹。书出版后，干脆送给香港各大学校长每人一册。因为两岸四地的中国大学，目前的境遇很相似，面临大致相同的机遇与陷阱。我书中的现实感怀，容易引起教授及校长们的关切。两次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讲课，听众大都欣赏我的立场及思路；在大学里演讲，更是很容易收获掌声。关注当下的中国教育，使得我的文章颇获好评；但另一方面，此举也影响了我著述的深度与广度。历史与现实、论文与评述、批判与建设，到底该如何协调，对我来说，还是个未决的难题。单篇文章感觉不到，一旦结集出版，这毛病就暴露无遗。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及文化传播的重镇，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这个问题很严重。比如，谈论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大学，不能局限在教育领域，非在政治史的大背景下剖析不可。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都不尽如人意。各大学人事档案不公开，导致学者们讨论1950-1970年代这二十年间教育界的是非曲直时，深受限制。说好话容易，深入探究，尤其是触及伤疤则很难。当下中国的“大学史”，大都停留在为本校、本院系争荣誉的阶段，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依我浅见，21世纪人文学各学科，将从“教育的突破”那里获得很大收益。除了“教育学”兼及理论与实践，涉及面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因其目前水平不高，容易取得突破。在与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对接中，教育学有可能突飞猛进，成为下一个“显学”。而对文学史家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遇。诸位若有兴趣翻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或看看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长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当能明白这一点。既然在中文系念书或教书，你就有必要了解古往今来的“文学教育”，理解“文学史”这门课程是怎样建立、老师们讲述的各种知识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你我深思。

第二个关键词：“都市”。我之关注都市文化研究，目前处在“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阶段。虽在北大出版社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但自家著作只有三联书店刊行的论文及随笔合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2008），远未达到原先设定的工作目标。不过，对此课题，我有兴趣，也有信心。

我曾经说过，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主要兴趣及着力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辨析、阐释。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的都市”，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都风韵的设想。不仅如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还想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当我们的着眼点从幽雅的“溪山行旅”逐渐转向世俗的“都市印象”，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了解这些日常生活以及世态人情如何折射到文学艺术中来，回过头来再谈“中国文学”，会是另一番面貌：不再只是传统的朝野对立，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官府/民间、上世纪50年代的压迫/反压迫、上世纪90年代的人性/反人性。

作为专业的城市研究，必须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或掌故之学；对城市的生活形态、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坚实的学术训练。从2003年起，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联合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这个仍在继续的工作计划，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目的是尽可能拓展都市阐释的空间与力度。与此相适应，从2001年秋起，我先后四次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文化研究”专题课。推荐给学生们阅读的书籍包括：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以及《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台北：麦田出版，2002）、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石田干之助的（增订）《长安の春》（榎一雄解说，东京:平凡社，1967）、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凡外国著作，开列原著及译本，希望学生对照阅读，但不强求。学生们普遍称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世纪末的维也纳》，尤其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让他们很开心。

做都市文化研究的，很容易记得诗人波德莱尔那忧郁且敏锐的目光，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带着体贴、温情与想象力，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既不同于市民的执著，也不同于游客的超然，而是若即若离、不远不近，这样才能保持足够的驰骋想象的空间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十年前，我开始有意识地谈论作为都市的“北京”，建议学生们课余时间用脚丈量这座城市，在街头巷尾游荡并拍摄影像资料。因为，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旧城改造”设想，再过二十年，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可能“面目全非”。那个时候，要想知道这些城市的前世今生，只能到博物馆里去观看与体察。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温情”之外，还要强调“旅行者好奇的目光”的原因。这里有本雅明的教诲，但也是现实生活的刺激与启迪。对于生活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的读书人来说，谈论日新月异的城市，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既是研究课题，也是历史责任。

对我来说，从事都市文化研究，依旧是一半学术视野，一半现实关怀。在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合作召开的第一届“广州论坛”上，我谈“如何‘养育’世界文化名城”——这句话得到政府及民间很多人的认同，在第二届“广州论坛”上甚至成了分论坛主题。关于城市的口号，我主张在“建设”、“经营”、“打造”之外，加上“养育”一词。表面上是一个动词的选择，背后却是一种城市发展思路。之所以不喜欢“打造”这个词，就因为未免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你以为城市是一块铁，只要烧红了——转化成现实条件，就是“有钱”或“有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打造成刀剑、犁耙或玩具，那是不对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材，一方水土创造一方文化，同样道理，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名城。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这是人文学者与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

说实话，我对“保护古都风貌”是不抱幻想的。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可以建议，也可以抗争，但基本路径不会因我辈书生的意见而转移。此等潮流，硬挡是挡不住的，只有撞了南墙，才有回头的可能性。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能做的，大概只是关注、感叹并记录这一进程。此外，借此机遇，努力发展潜力无限的“城市研究”。面对这一注定是跨学科的“庞然大物”，每个“术业有专攻”的学者，都在努力寻找发言的最佳位置——既有效地借鉴其他专业，又很好地发挥自家特长。这是一个艰难但值得期许的摸索过程。

第三个关键词：“图像”。从1995年撰写《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有意识地在历史论述中使用图像资料，到目前为止，我先后刊行了12种包含图像资料的书籍。这些图文书，大致分为三类：使用照片，但只是配合演出，如《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借用明清版刻，解读小说绣像，如《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编选、整理并阐释石印的晚清画报，如《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及《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因为是中文系教授，我首先关注的是图文之间的关系。在《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初刊《学术界》2004年第3期，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中，我特别在意学术类的图文书，如何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文章第四节称：第一，不是所有书籍都适合于配图，这是常识，可往往被人忽视；第二，除了专门的图册或美术史，所谓的“图文书”应以文字为主干，防止图像喧宾夺主。第三，选择图像时，不以画面“好看”为目标，而是更多考虑图像是否难得，以及能否与文字相呼应；第四，同样处理“图像与文字”，书籍应不同于报刊以及电视；第五，“眼见”不见得“为实”，对于照片呈现的场景，必须谨慎对待；第六，纯粹的图像，在呈现历史进程以及表现精神世界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另外，对于文字之“不可替代”，我坚信不疑。所谓“视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只是一种假象。在文化思维及学术建设中，文字依然扮演主角。好的图文书应该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提升作者立意，三者缺一不可。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古代中国“图书”并称，有书必有图。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部分图像资料没能像其阐释的经典那样留存下来。图谱的失落以及国人读图能力的退化，宋人郑樵已有很深的感叹。在《通志略·图谱略》中，郑樵专门讨论了“图”、“书”携手的重要性，批评时人之“见书不见图”。在文字之外，图像如何传递知识、表达情感以及完成文明的塑造，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读图”显然还是一门生疏的“手艺”。既擅长阅读、分析图像，又颇能体味、保持文字魅力，这很不容易，需要修养，也需要训练。换句话说，读图有趣，但并不轻松——这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认真经营。

《点石斋画报》

我之“读图”，比较有心得的是晚清画报研究。十二年前，撰文谈论《点石斋画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伴随着晚清社会研究的急剧升温、大众文化研究的迅速推进，以及图文互释阅读趣味的逐渐形成，《点石斋画报》必将普遍站立在下个世纪的近代中国研究者的书架上，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今天看来，题目选得不错，研究思路也在不断深入，尤其是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晚清画报，与国内外其他学者有很大的差异。

《图像晚清》

我发表在《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上的《以“图像”解说“晚清”》，其实是《图像晚清》一书的“导言”，其中谈及：“对于晚清社会历史的叙述，最主要的手段，莫过于文字、图像与实物。这里暂时搁置真伪、虚实、雅俗之类的辨析，单就表现力立论：文字最具深度感，实物长于直观性，图像的优势，则在这两者之间。可一旦走出博物馆，实物只能以图像的形式面对读者。这时候，对晚清的描述，便只剩下文字与图像之争了。”借鉴郑振铎“画史”思路，确立以史料印证图像、以图像解说晚清的论述策略，或诗文，或笔记，或报道，或日记，或档案，或上谕，或竹枝词，或教科书……任何体现时人见解的文字，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并用作《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晚清图像”之佐证、旁证或反证。这当然只是一种尝试。

关于晚清画报，我有两篇文章值得推荐：一是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的《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一是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的《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其实，这两篇文章都收入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2008）。此书迟迟不出简体字本，是因为还在修订中。增订本将大为扩充，且努力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我之谈论“晚清画报”，自我感觉比较出彩的地方，是大视野、史学功夫、注重文字与图像之关系。目前碰到的困难，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读图理论的建构；二是资料搜集之困难；三是图文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阐释；四是画报制作与整个思想文化史的关系；五是从物质文化角度，思考并论述石印的特殊性。

第四个关键词：“声音”。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但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时代，“声音”无法保存，只能依靠“文字”来转述。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

最近十几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牵涉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还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学问人生的最佳途径。于是，我选择了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十几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是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的。

从《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1）、到《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2）、再到《“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2006），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我做了如下几点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所有“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三，晚清以降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第五，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众多文章中，我最得意的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本文最初是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东京大学论坛”上宣读（2005年4月28日），二稿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2006年1月20日），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入。文章刊《文学评论》2007年3期，被《新华文摘》及各种选本转载，还有英文译本。此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学堂乐歌

讨论盛行于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修缮辞令、变革文章以及传播学术的意义，这方面我比较有把握；至于论述“声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则还没有很好展开。诸如学堂乐歌、朗诵诗运动、演出舞台及效果、无线电广播的戏曲、唱片制作及电影业等，都是从“声音”入手谈论晚清以降“启蒙事业”的绝好途径，可惜我没能涉足。

“有声的中国”——这既是文章篇名，也是研究思路；明知大有可为，但尚在起步阶段。这两年我撰成《“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还有多次演讲但仍未定稿的《舞台小天地——现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戏曲人生”》，谈论“课堂”、追忆“舞台”，以及倾听古都的“声音”，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难处在于，如何兼及物质文化与精神创造，将文化史的资料，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文本”有机结合，且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关注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是我近年谈论“现代中国”的新思路，某种意义上，也是意识到时代思潮及技术手段的变迁可能导致中文系转型的一种对策。延续以前的研究，当然也可以；但引入新的视角及思路，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历史系的朋友问我，你认为从事文学研究的，有可能成为第一流学者吗？这么提问，有意无意中，凸显其“史学的傲慢”。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世人对于文学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误解，以为只是在报章或电视上卖弄小聪明，耍耍嘴皮子。同样是谈“文学”，关键在怎么阅读、如何阐释，以及研究者的精神境界。

饶宗颐

饶宗颐在《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2000年4月6日）中，提及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的说法：“其实搞汉学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据饶宗颐称，戴密微的学术路向是先治佛学，进而治庄子，治敦煌学，由敦煌文学进入了中国文学：“他连连说可惜太晚了，到了晚年才醒悟出中国文学的伟大。他想申请到中国来，看看谢灵运浙江故居的山水。他对我说，我原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东西是佛学，现在方知要重视文学，而且就世界的范围看，无论论质还是论量，其他国家根本都没法相比。”几年前，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此事，当时只知道饶先生发表北大演讲稿时删去了这段话，没注意到此前他已在别的文章中提及。我在文章中进一步发挥：“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广大，可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

在传统的“语文学”之外，引入思想史、宗教史、教育史、艺术史，以及考古学、物质文化、图像研究等思路，我相信，“文学研究”同样可以做到“博大精深”。海阔天空，任君驰骋，只是不见得都能如愿以偿。深知其中的诱惑与陷阱，假以时日，希望你我都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大作”。

2011年12月21日修订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学术史、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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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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