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贺桂梅：80年代作为 “方法”

80年代作为

“方法” 

贺桂梅《80年代作为  “方法”》，《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80年代文学却常常并不是作为“历史”而是作为“现实”，存在于当下的文学视野中。关键原因是80年代形成的评价体系和知识形态，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整个当代文学60年历史的一个原点式的稳固阐释框架。

程光炜形象地把80年代文学称为一个“认识装置”，通过它，“‘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 变成被怀疑、 被否定的对象”，“被看做‘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80年代”。而这种认识“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变成了一套自明的知识。如何批判性地重返80年代，跳出这一“认识装置”，构成了程光炜主编“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的基本问题意识。

程光炜将自己的研究称为“作为方法的80年代”。他写道：“借‘80年代’，既能够发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也能够充分地把‘90年代文学’的问题打开。把它当作漫长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制高点’或‘瞭望塔’，重新理解、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学史问题，并做一些方法论的探讨”。这也就意味着，拆解80年代形成的文学知识体制，打开的将是整个当代文学60年研究的历史新视野。 

重返80年代，程光炜称自己是在“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双重角色下展开的。在我看来，这种意识本身，包含着同样重要的、可以作为“方法”的对研究者主体位置的自觉。“新时期”这个认识装置的特点，就在于它形成了“纯文学”、“人性”、“现代化”、“审美”等诸多“本体论”式的普遍表述。揭示出这套知识如何历史地建构自身，也就意味着把那些超越性的普泛价值和大叙事，拉回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示其认同与排斥的运作轨迹。这种带有明显的解构色彩的研究思路，显然需要在对80年代意识进行反省的前提下才可能展开。而对于程光炜这样的80年代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而言，这无疑也是一种针对自身曾有的主体意识和知识结构的超越性自我批判。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乃至知识界）的关键问题其实并不在“分化”，如分化为新左派与新自由派、分化为“本土派”与“西化派”等等，而在研究者清楚地意识到不同研究思路和立场的差异，却常常相信自己的研究就是“最好”甚至“唯一”的。程光炜的研究是在与诸多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并处理了关于80年代理解的不同思路。显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倾向。在如何批判性地拆解制度化的文学史知识与如何尊重亲历者的历史经验之间，在如何引入西方理论和如何呈现本土体验之间，甚至在基于代际而形成的阅读经验的分歧之间，程光炜都表现出了他的基本倾向乃至鲜明的态度。 

在我看来，这种对80年代研究复杂格局的呈现，涉及的乃是走出“新启蒙”意识之后知识生产的有效性问题。如果说在今天，一种新启蒙式的宏大叙事会遭遇诸多质询的话，那么也并不象90年代的许多描述那样，构成宏大叙事对立面的乃是不具交流性的“个人”，因为任何看似个人化的研究其实都基于特定的知识脉络、理论预设和基本立场。因此，构成今天研究的真正复杂性的，是不同研究思路交汇与对话的可能性。研究者首先需要对自身的研究立场和理论前提有自觉认知，意识到自己作出的新拓展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疆界所在。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事人”与“旁观者”位置的并置和对话关系，构成了“作为方法的80年代”另一层重要含义。这既是一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乃至文学记忆与知识批判、历史体验与现实感知之间的对话，实则也可为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提供“方法”：即把不同研究思路间的关系理解为主体间的关系，而非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由此，以80年代为方法，展示的将是在60年整体视野中的新的交流平台。至少它开启着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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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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