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谭桂林：鲁迅：用世界眼光讲叙中国故事

鲁迅：用世界眼光讲叙中国故事

谭桂林：《鲁迅：用世界眼光讲叙中国故事》，《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一种世界的背景上，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来讲叙中国故事，这是五四时代里以鲁迅为首的一代新文学家们最为突出的思维特点。采取这样的眼光，当然与五四时代新文学家大多出身留学知识分子有关，他们手里都掌握着丰富的西方文化资源，可以信手拈来。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群留学知识分子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变革的一个从未跳脱出去的怪圈，这就是台湾学者龚鹏程曾指出的，揭橥主流文化的非主流因素来反主流。这种体制内的反叛，虽然有时也能热闹一阵，但最终结局要么被收编，要么沉入主流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再无消息，儒家传统不仅稳坐江山，而且把整个中国文化变成更加密不透风的大染缸。所以，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旗帜是西方的“赛先生”和“德先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虽然也做做《白话文学史》，说说禅宗语录的贡献，但那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种战法，他的理论依据乃至思维方式都是地地道道的杜威实验主义。鲁迅也许最为突出，他不仅以进化论观中国情势，以尼采学说看国民性格，而且在个人心境上深深地咀嚼着背负“鬼气”与“毒气”前行的生命之重，以至于发出要么全有，要么宁无的时代绝叫，不留丝毫的折中与妥协的空间。

应该说，由君主向民主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由臣民向公民的个人社会身份的转换，天然地给了新文学家用西学来反传统的理论自信，从世界来看中国的方法自觉。所以，上世纪20年代初期，新文学运动与国粹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刚刚交锋，新文学家就十分不屑地宣称，不必再和国粹派、保守派们进行理论上的较量。这一自信带来后患无穷，在后来的历次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中，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后辈们既没有前驱者们那种国学功底，也没有那种亲身感受，所以屡屡失语，挡不住新儒家的气势。不过，那时的新文学家们确实坚信新瓶怎能装旧酒，在现代民主政体下，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支柱，儒家传统自然己经失去它的精神引导的现实正当性。

1920年代末期，时代转换了主题，情形发生了变化。普罗文学的兴起突破了五四时期文学的写实与古典、社会与山林、国民与贵族的对立结构，阶级性与普遍人性的对立在新文学自身阵营里划开了一道意识形态的鸿沟，世界也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俨然划分成了东西两个阵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轰毁了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火里面煮过自己的肉的鲁迅，在思想观点、思维方式乃至个人兴趣上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纷纷转向，以集体主义的名义轻易放弃自己的个性时，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却由五四时期的“听将令”转向了对自己独立观察与自由思考的信心与权利的坚守。“左翼鲁迅”主张阶级性的文学，看到了民族的脊梁，但他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改造国民性的重视，表达出对佛学的欣赏，对儒家的缺乏好感等，这些其实都是“左翼鲁迅”对“五四鲁迅”的坚守。尤其是当普罗文学阵营中的文学家们张扬起阶级的大旗，用阶级的眼光和阶级的意识来观物抒情，或者用苏俄式的方式来讲叙中国故事时，鲁迅依然像五四时期一样，用一种超越东西阵营意识形态鸿沟的整体性世界意识来讲叙中国故事。讲叙现实中国的故事，这是新文学家们自我赋予的一份社会责任。无论是写实派还是浪漫派，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革命作家还是非革命作家，概莫例外。不同的是，怎样讲叙中国故事，以什么样的眼光，在什么样的背景上讲叙中国故事。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始终和政治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而文学家个人思想的深浅、志趣的大小、品位的高下等，也判然有别。看不到“左翼鲁迅”与“五四鲁迅”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恐怕也就难以真正理解鲁迅的伟大之处。

鲁迅写于1934年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就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讲叙中国故事的杂文。文章讲叙的是“火”、“王道”和“监狱”这三件事情的“中国特色”，但论述的方式却是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从世界眼光看出“中国特色”的例子，在鲁迅晚年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不可胜数。如《难行和不信》讲叙中国的儿童教育，“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从孩子们的照相谈起》讲叙中国儿童的性格塑成不在于儿童而在于大人:“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伺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运命》从内山完造所谓丙午年出生的日本女人克夫命运而且无法攘解的迷信谈起，批评中国人的“无特操”，指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将中国与日本对比，批评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旧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

值得指出的是，“左翼鲁迅”的政治观点较之“五四鲁迅”确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这种政治观点的变化并未影响鲁迅的比较文化思维方式。在著名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中，第三点关于“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的答问可谓意味深长。鲁迅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我觉得应该理解为在中国还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而不是指鲁迅站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这样，前一句的“看不见”和后一句的“单知道”语义与语气上就都连贯起来了。这段话明显有两层意思，后一层意思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既符合国际文学社的问话用意，也符合鲁迅的左翼文坛领袖的身份。而第一层意思则显示出鲁迅将文化与政治区别开来的深刻思想。政治是一时的、现世的、党派的，而文化则是长久的、历史的、民族的，就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是反动的，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体现着世界文明的进步性，仍然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所以鲁迅才有点遗憾地表示自己在中国还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这一点与“五四鲁迅”将中国比喻成一个大染缸，什么国外的新东西都被同化掉的悲观心境何其相似。正是这种思想的坚持，鲁迅在1930年代才敢于不断犯忌，不断地指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不仅技术上如此，甚至为了进行社会批评而读历史书，鲁迅也不吝赞扬日本的历史教课书，在“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随便翻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鲁迅对政治立场的超越，鲁迅的文化比较并非一定是用西方的优来衬出中国的劣，有时也看到中西的相似性。如谈漫画，“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支雪茄的生意”(《漫谈“漫画”》)。有时即使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弱点，但也告诉人们如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如谈名人名言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说，是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名人和名言》)。这些例子都说明，无论“五四鲁迅”还是“左翼鲁迅”，他用以讲叙中国故事的世界眼光都并非是纯粹找茬的眼光，而是一种开阔的世界意识和豁达的世界胸襟。

当然，讲叙中国的故事可以用世界的眼光，同样也可以用民族的眼光。晚年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一文中，对“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的现象就表示过遗憾，他认为“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他也希望能有人用中国的眼光和立场来讲叙中国的故事:“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但鲁迅终于还是坚持或者说习惯于用世界的眼光来讲叙中国故事，除了他真正了解西方的学养优势、独立自由的个性特点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对中国历史提供的讲叙资源和讲叙机制的不满与不放心。鲁迅认为中国历史提供的讲叙资源是病态的，瞒、骗、转是它的基本特点，而中国历史上的讲叙机制则是专制的，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奉权力。所以，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猛烈批判过中国文化的大团圆意识，呼吁用现实主义精神扫荡“瞒”和“骗”的文艺，而在《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的这个“转”的病态心理典型，己经成为国民魂灵的无可争议的象征形象。对于话语与权力的历史关系，鲁迅更是看得十分透辟。

阿Q正传

在晚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借讲叙中国的故事，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叙事资源与机制中的话语权力的形成。“在中国，则无论查验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就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一旦在中国叙事资源与生成机制中洞察到了权力话语的蛮横与诡计，一生都站在弱小者一边，一生都在为“被损害和被侮辱者”呐喊的鲁迅，那么自觉而坚守着用世界的眼光来讲叙中国的故事就是很好理解的了。其中，既体现着鲁迅对于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深敬意，也透露着一个看穿了历史把戏的“世故老人”的无法言说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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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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