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

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

南帆

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纵横坐标之中文学的“乡村”。中国古典文学是农业文明的支脉, 城市文化的意义并未得到重视。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从批判“国民性”开始。随着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乡村被视为现代性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 城乡二元经济使乡村陷入困境, “三农”问题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难题。但是, 作为一种美学对象, 文学的“乡村”仍然隐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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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 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 , 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对于作家说来, 地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必须转换为某种文化结构 , 某种社会关系 , 继而转换为一套生活经验, 这时, 文学的乡村才可能诞生。土质, 水利 , 种植品种 , 耕地面积, 土地转让价格 , 所有权, 租赁或者承包 , 这些统计数据并非文学话题 ;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追溯历史, 乡村的文化版图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 , 持续的建构隐含了乡村的复杂演变史, 人们甚至积累了多种不无矛盾的想象。现今, 全球化与现代性逐渐成为横向与纵向坐标之际, 乡村所占据的位置再度产生了微妙的移动和平衡。通常乡村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但是 , 二者之间的差别开始纳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人们习惯地将乡村视为一个前现代的文本, 一块令人头疼的现代性的绊脚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卷入了乡村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 卷入了二者的疏离、 格格不入甚至激烈的冲突。然而 , 令人惊异的是 , 文学之中的乡村隐含了多重涵义———这个文化空间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说来, 乡村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远未显露。中国古典文学显然是农业文明的一个支脉。乡村意象构成了古典诗词的重要内容。农业文明的特征之一是 ,人们时刻察觉到自然的压力。体验自然占据了生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落后的交通网络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半径、交往范围和空间经验。多数人如同植物一样踞守在土地上 , 聆听四季交替的脚步。古典文学深刻地记录了人们对于自然的呼应、契合和感悟、冥思。“春秋代序 , 阴阳惨舒 , 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 刘勰看来 , 这意味了诗意的萌动。文学是作家与自然的赠答:“山沓水匝, 树杂云合。目既往还, 心亦吐纳。春日迟迟, 秋风飒飒。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 。 《文心雕龙·物色》曾经将这种状况形容为 “江山之助”。的确 , “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 ,“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 ———在古典诗人那里 , 主体与外部的自然甚至形成了某种奇特的情景关系。谢榛的《四溟诗话》认为 :“作诗本乎情景, 孤不自成, 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 情乃诗之胚, 合而为诗。”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表示了相近的观点 :“情景名为二, 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 妙合无垠。” “不能作景语, 又何能作情语耶?”对于古典诗人说来 , 自然景象是农业文明提供的一个最富魅力的部分。他们不必亲自躬耕于田间 , 不必担忧旱灾或者洪涝 , 自然是他们品鉴和寄情的对象。这个对象如此可亲 , 以至于可以成为他们人生的后门。古往今来 , 许多知识分子信奉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的原则。何谓 “独善其身”?远离庙堂 , 隐于茅庐, 放浪于山水 , 垂钓于江湖 , 总之 , 农业文明提供了他们精神的回归之途。 “红颜弃轩冕, 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 何等地洒脱和自由。相对于庸俗的、繁杂的甚至凶险万状的社会交往 , 体验自然无疑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情 。许多诗人终于在自然之中体会到了悠然乃至静穆 。挂冠而去 , 不为五斗米折腰 ,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另一种令人心仪的田园生活正在等待他们。“田夫荷锄至, 相见语依依”;“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 , 亲近农事是士大夫的一种大雅若俗的文化骄傲。 

如果人们承认 , 诗词而不是小说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 , 那么 ,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文类似乎与农业文明密不可分。山林泉石 , 鸟啼虫吟 , 古道夕阳, 野渡扁舟——种种乡村意象密集地汇聚在诗词之中, 形成了独到的韵味和意境。诗词难以处理现代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 , 甚至无法接受各种现代术语。人们很难想象 , “ 车床” 、“电梯” 、 “坦克” 或者 “机器人” 这些词汇如何进入一首七律或者一阕沁园春 。显然 ,这不仅是语言风格的隔阂。这些词汇代表的是另一套文明与感觉体系。当然, 中国古典文学对于自然景象的热衷并不能证明, 作家只会悠闲地吟诵 “明月松间照 , 清泉石上流” , 或者 “两个黄鹂鸣翠柳 , 一行白鹭上青天” 而察觉不到深刻的社会冲突 。耐人寻味的是问题的另一面 :面对不公、不义或者怀才不遇 , 转身归隐田园或者游历名山大川不约地成为许多作家共有的反抗姿态。乡村的山水和田园成为拒绝权力的象征。这个意义上 , 最为著名的乌托邦无疑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 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 的确 , 这里没有制度的批判或者阶级的划分, 没有揭竿而起的号召, 作家无非是虚拟出一幅安宁和睦的田园生活反讽周围兵荒马乱的社会。然而,这与其称之为逃跑主义, 不如说是农业文明造就的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了一个秘密的转换:理想的生活就是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然而 , 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将乡村视为一个文化空间。长河大漠 , 孤烟落日 , 细雨微风 , 春花秋月, 这一切在文学之中如此自然 , 以至于如同生活本身。换一句话说 , 文学之中并未出现另一种相异的文化空间 , 人们无法根据框架之外的内容察觉框架的存在。“他者” 的阙如必然导致 “自我”的模糊。相对于乡村的城市并没有显出抗衡的意义。相当长的时间内 , 文学并未意识到, 城市从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另一套生活经验 。文学从未赋予城市类似于乡村的象征涵义。这个事实多少有些奇怪。远在战国时期 , 中国的城市已经成型。《史记·货殖列传》 描述了一系列城市在商业贸易之中的枢纽作用 。众多城市曾经从各个方向侵入文学 , 留下了种种遗迹 。 “ 长安一 片月 , 万户捣衣声” 也罢 , “门前冷落车马稀 , 老大嫁作商人妇” 也罢 , “十年一觉扬州梦 , 赢得青楼薄幸名” 也罢 , “ 雕栏玉砌应犹在 , 只是朱颜改” 也罢 , 这些诗句无不拥有一个城市的背景 ;至于《三言二拍》或者《金瓶梅》, 小说即是以市民生活作为故事的素材 。尽管如此 , 城市仍然没有给文学提供一种异质的文化 , 进而对农业文明形成压力乃至尖锐的挑战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说来 ,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未形成。《红楼梦》之中, 刘姥姥在大观园闹出的笑话雄辩地证明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沟壑 。但是 , 这一段情节的意图是制造某种谐趣 , 是村野老妪与荣华富贵之间的反差产生的喜剧效果 ———顶多包含一种人生无常的况味。 

电视剧《红楼梦》

这应该解释为文学的迟钝, 还是解释为农业文明的强大? 总之, 文学的乡村覆盖了城市;现代性问题远未触动作家的神经。城市被挡在文学的视域之外 , 并且遵循另一种迥异的结构持续壮大 。相当长的时间里 , 城市不断地积聚能量 , 仿佛悄悄地等待一个撼动文学的时机。20 世纪初期 , 现代思想的启蒙显然提供了城市再认识的条件 。这时 ,文学终于意识到另一种文化的有力崛起 , 大门必须敞开。30 年代的某一天 , 当城市从《子夜》 之中迅雷不及掩耳地闯入文学时 ,它的强悍以及杀伤力令人大吃一惊 。久居乡村的吴老太爷眼里 , 声光电化的上海犹如一个可怖的魔窟 ———他信奉了几十年的 《太上感应篇》 顷刻之间完全失灵。 

如果说 , 吴老太爷的崩溃象征了城市文化空间对于感官的挤压和打击 , 那么 , 茅盾的 《春蚕》、叶紫的 《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开始涉及乡村与城市的结构性冲突。这些小说严格地保持了农民的狭小视角。对于农民说来 , 城市仅仅矗立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上 , 是另一个世界。但是, 由于庞大的经济网络联结 , 城市幅射出的魔力不可思议地操纵着农民的沉浮。这显然是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 城市的文化空间咄咄逼人 , 并且上升为主宰。巨大的压力之下 , 农业文明拥有的生活经验四分五裂。人们可以模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的口吻提问:巨轮、火车、高耸的烟囱和摩天大楼可能与 “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 并存吗 ? 在银行、股票、资本运作和大型购物中心面前,韵味、意境或者 “江流天地外 , 山色有无中” 又在哪里? 这个意义上, 城市对于乡村的文化清算同时包含了美学意义上的“祛魅” 。

意味深长的是 , 相当长的时间里, 文学仍然不愿意坦然地认可城市与现代性的联系。相反 , 城市在文学之中声誉不佳。欲望的放纵以及颓废、享乐、糜烂始终被视为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商业习气将一切都置于价格的天平上 , 社会关系成为利益的账本。的确 , 文学一直矜持地回避城市。张爱玲的 “复活” 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许多人的心目中 , 光怪陆离的 “新感觉派” 远不如沈从文的 “乡下人” 风格更有魅力。 “新感觉派” 包含了哪些前所未有的主题 ? 从 《东方杂志》、教科书、《良友》画报到月份牌、《现代杂志》,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形成了什么关系? 外滩的建筑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构成的文化空间意味了什么? 人们曾经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遭遇这些文化现象 , 然而 , 它们的文学史意义直至90 年代才在李欧梵的 《上海摩登》 之中得到集中的考察 。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的中文版序言之中表示 , 这部著作关注的是现代性、现代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之间的互动[1]。迄今为止, 为什么文学与城市的文化空间仍然是一个新颖的主题? 必须承认 , 许多人心目中, 文学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是从另一个地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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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为什么' 做小说罢 ,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 `启蒙主义' , 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 ,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 `闲书' , 而且将 `为艺术而艺术' , 看作不过是 `消闲' 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 ,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 引起疗救的注意 。” 鲁迅的小说被视为改造国民性的经典案例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之中的一段自述是人们反复援引的证词 。鲁迅在 《呐喊》的自序之中感叹 , 愚弱的国民只能充当示众的材料和漠然的看客 , 即使他们拥有健壮的体格 。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 ,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 可以在概括的意义上说 , 这也是文学介入 “现代性” 的缘起 。晚清以来 , 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以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 。他们看来 , 思想启蒙是现代性工程的首要环节。

这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器重 。他们之间的许多人均有海外留学的背景 。从 “问题小说” 、 知识分子主题到感伤的抒情风格 , 个性解放显然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文化的呼应 。一种新型的人物形象陆续出现在文学的画廊上 。尽管如此 , 乡村和农民仍然在作家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分量。蒙昧 , 保守 , 贫穷 , 狭隘 , 这些性格无一不是 “国民性” 的表征。哀其不幸 , 怒其不争 , 文学必须将手术刀伸向民族的痼疾 。文学对于乡村的关注很大程度地源于鲁迅的表率作用 ———他甚至成为乡土文学的开创者。虽然鲁迅的小说 “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2] , 但是 , 对于本土问题的深刻洞察是鲁迅始终保持犀利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心目中 , 农民一直是可悲的主角 , 与知识分子相比 , 农民负有远为沉重的枷锁 。鲁迅勾画了阿 Q 、 祥林嫂等一系列苦难而麻木的农民形象 , 这些形象的分量远不是感时伤怀的苦闷所能比拟的 。农业文明为主的社会 , 农民人口众多 ———他们的精神状态可能成为整个民族的负重 。如果现代性包含了多种版本 ,那么 , 乡村问题在中国版的现代性之中占有特殊的分量。对于一批现代作家说来, “改造国民性” 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广袤的乡村必然要进驻文学。这个时期, 文学并没有多少精力考虑城市与现代性的联系。茅盾甚至不无遗憾地指出 , 鲁迅的 《呐喊》 ———这个时期的杰作 ———也仅仅表现了 “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 , 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里的老中国的儿女们 , 但是没有都市 , 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 [3]。 

越剧《祥林嫂》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无疑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阶级”成为统辖“个人”的一个更高的范畴。这个时候, 人们对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的想象必须纳入阶级关系 ;单纯的启蒙或者改造国民性迅速沦为时代的落伍者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 无产阶级的主体部分是产业工人 ,农民并未拥有最为先进的阶级属性 。文学如何判断这一切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或者 《子夜》 这种 “全景式” 的小说无不涉及这个问题 。人们没有理由忽略的是 , 天才的革命家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设想[4]。这种设想之中 , 农民是以革命主力军的身份登场 。这种设想甚至进入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经典文献之中 , 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文艺的 “工农兵方向” 。的确 , 毛泽东把工人放在首位 :“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定位是 ——— “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5]。尽管如此 , 毛泽东仍然格外器重农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中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将上海作为贬抑的对象反衬延安文艺的生机勃勃 。至少在延安根据地 , 农民的文化情趣占据了正统地位。如果说 , 鲁迅更多地解剖了农民性格的被动 、 猥琐 、 落后 , 那么 , 从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开始 , 毛泽东对于农民革命那种天不怕 、 地不怕的造反精神表示了一贯的赞赏 。农民对于文学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 , “赵树理方向” 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佐证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 , 赵树理不屑于理会知识分子文绉绉的那一套 , 他对于章回小说或者评书的借鉴目的是造就一种农民喜闻乐见的风格 。这种风格使赵树理荣幸地当选为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的标兵 ,甚至当选为民族风格的代表 。迄今为止 , 许多理论阐述已经形成一个习惯的命题 :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基本上等同于民族、民间文化或者传统的形式。换言之, 农民时常被无形地置换为民族、民间文化或者传统的代表。必须承认, 20世纪40年代文学对于农民的仰视很大程度地源于革命历史提供的再认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崛起 。现代性话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在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文之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 。农业合作化是这个总路线的组成部分 。这时 , 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巨大期待再度被引入这个现代性的初步方案 。不少人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前景忧心忡忡 , 他们遭到了毛泽东的讥讽和批评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 毛泽东用这句话形容农民的巨大创造性 。当然 , 夸张的修辞仅仅是一种论战 , 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决心和信心包含了政治经济分析以及一系列相关数据。首先, 苏联的经验显示, 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许多方面, 二者互相依存。其次, 根据某些地区的试验 , 农业合作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 农民的生活质量开始提高[7] 。不言而喻 , 这种现代性方案已经充分考虑到阶级角逐的形势发展。毛泽东指出, 农业合作化将取消资产阶级的农村自由市场 , 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 , 彻底孤立他们 , 这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条件。这个意义上 , 毛泽东的论断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言:“对于农村的阵地 , 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8]

文学理所当然地对这些理论 、 方针和政策做出了激动的响应 。如同乡村曾经是革命的策源地一样 , 现今的乡村隐藏了现代性的动力 。许多作家从天翻地覆的改变之中察觉到某种呼啸而来的生机活力 。这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文学神经 , 文学再度集聚到乡村周围 。广阔的乡村成为一个硕大的题材 , 作家竞相从各个角度切入 。这时 , 关注农民的文学史传统拥有了新的历史内容 , 文学对于乡村气息的熟悉支持了一系列人物 、 细节和对话的再现 。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 围绕乡村的文学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梁斌的《红旗谱》、赵树理的《三里湾 、柳青的《创业史》,或者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到浩然的《艳阳天》, 从孙犁、李准、马烽到王汶石、康濯 , 这份名单汇成了文学史的一个小高潮 。尽管人们仍然发现了那个时期所特有的生硬、粗糙和离谱的拔高 , 但是 , 这一批作品仍然标志了当时的高度。相对地说,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对于 “工业化” 的历史演变远为冷淡。由于持久地依恋农业文明 , 没有多少作家认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比例不正常 。无论经济生活之中发生了什么 , 文学始终没有意识到城市与现代性的深刻联系 。文学接收不到城市的真实信号 ———二者之间存在坚固的屏闭 。多少作家真心地仇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呢 ? 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 。人们所能看到的是 , 作家对于城市文化的反感始终拥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政治形式 。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城市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渊薮。如果不是将城市作为嘲讽和批判的对象 , 文学恐怕早就遗弃了这个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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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深情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土地是许多作家顶礼膜拜的意象,这是“乡村中国”的象征。作家对于山川、田野、村落保持了刻骨的记忆。可是,没有多少作家因为城市的缺席而不安。城市就矗立在眼前,林林总总,为什么作家的感觉体系无法开启？———为什么城市的宏大景观无法真正地震撼他们？

赵园曾经涉及知识分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她认为,盘桓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可能存在一种隐秘的愧疚:“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9]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贬抑面前,知识分子始终有些抬不起头来。农业文明的直观经验造就了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思维,人们对于那些玄妙的知识或者理论只能将信将疑。大工业生产的众多环节与现代经济的复杂运作均是一幅抽象的理论图景,它们无法以完整的形象诉诸人们的感觉。期货、股票、银行里的点钞机或者所谓的信息怎么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利润？许多人惊异不已。远离土地的城市居然灯红酒绿,这太不公平。即使理论将城市表述为金融、商业或者科学技术的中心,人们所见到的仅仅是支离破碎的生产活动和夸张的消费。对于《子夜》说来,即使不论赵伯韬之流,吴荪甫及其周围的人又做了些什么？那些悠哉游哉的公子、小姐又有什么理由锦衣玉食,然后卿卿我我,或者勾心斗角？这个意义上,城市的享乐具有腐朽的意味,甚至面临一种道德的压力。一批作家自诩“乡下人”,很大程度地包含了轻蔑城市文化、鄙夷知识分子虚与委蛇的成份。“乡下人”是一种人格的、美学的甚至体魄的骄傲。相反,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如同一批可怜虫。20世纪的许多小说之中,人们时常可以发现农民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相映成趣。前者往往朴素,大度,慷慨,无畏,强壮;后者保守,教条,狡狯,患得患失,文弱不堪。如果遇到阶级理论大幅度升级的时期,道德与人格的分歧总是被追溯至政治分歧。这时,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通常被诠释为政治的软弱。

艾青

可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的现代性工程重新启动,城市和知识分子刷新了耻辱的身份隆重登场———二者在新的现代性方案之中扮演主角。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某些乡村甚至奄奄一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给乡村带来了生机,但是,这不足以形成现代性的强大动力。不久之后,乡村经济再度陷入困境,农业、农村、农民的综合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二元经济的后果。根据阿瑟·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为两大部门:一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统部门,包括农业和某些小型商业以及服务业;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主要是工业生产。这即是城乡二元经济。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且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因而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将进入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工业生产产生了超额利润,从而进行再投资与资本扩张,形成第二轮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乡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传统部门摆脱了剩余劳动力的负担而开始真正的经济增长。这时,二元的经济结构终于转换为一元的现代经济。概括地说,利用乡村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转移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积累,这是二元结构下就业转换的理论核心。这也是经济学家考虑“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

“三农”发展根本的制约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收入增长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带长远性的问题,涉及社会结构、体制、发展战略,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至今还没有改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现在解决“三农”问题已提出多种必要措施,在围绕“农”字找出路的同时,更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来解决,要把闲置在农村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逐步有序地向比较利益高的社会需要的非农业产业转移,向城镇积聚,转为市民。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一元经济,即走出二元结构,实现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将是我国今后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10]

文学是否接受上述的提议？乡村经济复苏的初期,一批作家曾经由衷地表示欢悦。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王润滋的《内当家》、何士光的《乡场上》无不包含了一种乐观精神。这时,文学与社会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意气相投。然而,“三农”问题与城乡二元经济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压缩、分解或者转移乡村的策略并没有得到文学的认同。许多作家抛开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而对乡村表示了顽固的迷恋。无可否认,城市早已成为吸附人们的中心;文学的保守之处在于,始终对城市的声色犬马深怀戒意。20世纪80年代初期,路遥的《人生》卷入了城乡二元结构,故事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高加林一方面渴望城市文明,同时又依恋淳朴的乡村道德。这些矛盾纠缠于高加林与两个女性的关系之中。巧珍代表了乡村的质朴,黄亚萍隐喻了城市的骚动。如同人们预料的一样,高加林的结局是错过了巧珍,又被黄亚萍抛弃。输光了一切的高加林只能孤独地返回乡村,扑倒在黄土地上,流下痛悔的泪水。的确,城市是繁闹,是财富,是滚滚红尘和无数的机遇,然而,城市同时还是狡诈、骗局和轻诺寡信。无论怎么说,乡村的诚挚和纯净才是人生的真正依靠。不管情节多么复杂,人物多么纷繁,这种文化的二元结构时常与二元经济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称。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双双面世。颓废的城市充满了堕落的气氛,性爱是那些知识分子捞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浑浑噩噩地飘浮在迷茫之中,不知所终;相反,乡村依然保持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无论朱先生还是白嘉轩,他们的正直人格是滔滔浊世的中流砥柱。不论是不是巧合,《废都》与《白鹿原》遥遥相对再度证明了文学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倾向。

《白鹿原》剧照

当然,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世俗质疑:文学如此迷恋乡村,为什么多数作家仍然逗留在城市？一批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先后遭遇这方面的尴尬。从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铁凝到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孔捷生,他们逐渐完成了一个内心的转变。返回城市之后,他们渐渐地开始怀念曾经插队的乡村,怀念穷困但宽厚的乡亲。一种温情开始弥漫,这些作家将下乡的经历视为不可多得的人生磨砺。对于韩少功或者张承志说来,他们的左翼思想、他们对于贫苦阶层的关注无不可以追溯到这一段经历。尽管如此,这些作家并没有重新移居乡村,重新体验插队的日子。这是不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伪装？

陈村在《蓝旗》的末尾写道:“我没想到,当我能抬起头来看你时,这块曾经被我千百次诅咒的土地,竟是这样美丽。”现实沉入记忆之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消褪了,人们仅仅记住了生动的情节或者剧烈的痛苦。必须承认,乡村很大程度地变成了记忆所制造的话语———而不是现实本身。这一批作家不再手执镰刀或者肩负锄头踏入田野,不再披星戴月,起早贪黑。乡村已经不是泥泞的山路和冰冷的水田,不是沉甸甸的担子和残破的茅屋,乡村是一个思念或者思索的美学对象,一种故事,一种抒情,甚至一种神话。然而,恰恰因为不是现实,乡村在作家的思念或者思索之中极大地丰富起来,生动起来,以至于承担了现实所匮乏的涵义。如同一种顽强地潜伏的无意识,农业文明并未在文学史之中退席。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语境之中,文学的“乡村”再度出现了相当活跃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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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大地中央,发现它正在生长躯体,它负载了江河和城市,让各色人种和动植物在腹背生息。令人无限感慨的是,它把正中的一块留给了我的故地。我身背行囊,朝行夜宿,有时翻山越岭,有时顺河而行;走不尽的一方土,寸土寸金。有个异国师长说它像邮票一般大。我走近了你、挨上了你吗？一种模模糊糊的幸运飘过心头。[11]

这一段话摘自张炜的一篇奇异的散文《融入野地》。张炜毫不掩饰他对土地的膜拜之情。相当长的时期里,他是一个为历史而苦恼的作家。《古船》仅仅叙述了小小洼狸镇的阶级对抗和家族斗争,但是,历史之谜灼得作家坐立不安。财富,苦难,贪婪的欲望孵化出的罪恶感与仇恨———张炜一直想揭示洼狸镇故事背后的动力。隋抱朴的苦思冥想和再三阅读《共产党宣言》无一不是历史的深刻探究。然而,《古船》之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例如《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之中,社会关系或者体制分析这条线索并未加强,大地的意象却愈来愈强烈,甚至承担了深刻的意义。这些迹象表明,大地的意象——不论是地瓜地、葡萄园还是更为广袤的原野——逐渐成为张炜历史想象的归宿。

“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这是古典作家面对自然的典型状态。主体与客体怡然相对,彼此寄托,赏心悦目,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相对地说,张炜没有这一份从容不迫。张炜对于大地的回归是一种激情的投入———犹如婴儿踉踉跄跄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这的确是《融入野地》的想象:生命曾经从大地之中分裂出来,现在是返回本源的时候了。大地是万物之母。张炜看来,信息过剩的现代社会是一个迷途,只有返回大地才能找到自己的根源。张炜的想象不止一次地将作家化成一棵树,根须紧紧攥住了泥土。人们离不开大地,丰饶的沃土是承受一切苦难的后盾。《丑行或浪漫》之中,刘蜜蜡是一个奔跑在大地上的奇女子。她如同山羊一样健康质朴,生气勃勃。暴虐的掌权者试图迫使她就范,她顶翻了那些大腹便便的家伙之后匆匆出逃。田野上的蔬菜瓜果滋养了她,茅屋里的大爷、大娘和小伙子庇护了她。大地的血脉使刘蜜蜡始终保存了赤诚的性格,即使光怪陆离的城市也无法改造她。对于张炜的田园诗说来,大地不是消闲遣兴的所在,也不仅意味了耕作和栖息;大地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神。“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张炜在《融入野地》之中写道:“很久以来,一层层纸页将这个本来浅显的问题给覆盖了。当然,我不会否认渍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12]从财富、享乐到现代技术制造的信息“陨石雨”,张炜强烈地感到,现代社会已经出了问题。作为一种批判的资源,张炜的大地、田野、河流以及繁茂的植物试图启动农业文明的另一个悠久传统。

另一个亲近和膜拜大地的作家是张承志。他曾经以桀骜不驯的姿态反抗乃至亵渎现代社会的庸俗和投机。从《北方的河》到《大坂》,小说主人公的强烈性格显示为征服汹涌的河流与险峻的山峰。然而,到了《黑骏马》、《黄泥小屋》、《胡涂乱抹》、《金牧场》、《九座宫殿》、《辉煌的波马》、《残月》、《心灵史》,浪漫主义式的张狂逐渐收敛了。阅读这些小说可以发现,西北大陆的草原、戈壁滩和黄土高原终于让张承志真正地折服。他从浑厚、质朴和苍苍茫茫之中读出了磅礴大气,种种嚣张的个人英雄主义时常被衬出肤浅和做作的一面。有必要指出的是,张承志对于西北大陆的感悟是与另一些认识和体验同时产生的:例如,柔弱的母亲所具有的伟大襟怀,贫瘠的西北农民身上令人敬重的坚忍和大度,当然,更重要的是西海固、哲合忍耶和宗教信仰的形成。人们再度从张承志的小说之中察觉一个事实:自然景象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对于作家的思想转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至少在小说之中,这种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考察。如果说,后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富有工业社会的特征,那么,前者就是情绪的,美学的,来自农业文明的深刻经验。

如果人们从张炜或者张承志的小说之中察觉,大地崇拜以及农业文明可能被更大范围地援引为现代性的解毒剂,那么,文学眷恋乡村的意义开始越出美学范畴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功能。显然,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质疑并不是指向机械、自动化、速度和效率———并不是企图返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他们批判的是物质主义背后无尽的贪欲和权谋,历史进化论以及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对于传统的毁弃,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吞噬,科层组织对于自由的压抑,高科技制造的监控手段和巨大杀伤力,如此等等。然而,现代性的故事已经成功地构造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一切似乎都是以西方的文化社会为终极范本;种种历史代价均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成本,相异的价值观念无非是落后或者愚昧的表征。这一套叙事如此坚固,以至于理论话语的批判收效甚微。相对地说,文学始终没有被这一套叙事完全征服。从浪漫主义对于大自然的赞颂、现实主义对于资产阶级市侩的讥讽到现代主义对于物质主义的抗议和指控,文学发出的异议不绝于耳。文学试图肯定什么？这时,乡村以及农业文明再度成为构思的基础。

正如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之中所说的那样,“土气息泥滋味”是乡土文学的魅力所在[13]。对于无根的城市,乡土文学之中淳朴的风土民情是一种抗衡,一种文化的庇荫。人们似乎觉得,自己的故乡总是在遥远的乡村———祖先的根系牢牢地扎入一块恒定不变的土地。故土,热土难移,本乡本土———土地始终是支配人们想象的核心。因此,当全球化成为基本的语境之后,“乡土”不知不觉地转换为“本土”的象征。通常,“本土”的意象不是摩天大楼或者车水马龙,山脉、河流、田野或者村落更适合于构成本土的画面。显然,故乡、大地、母亲、根———这些意象之间的隐喻关系源于农业文明的修辞系统。一旦民族的文化传统遭受侵犯,这种修辞系统将为民族认同提供响亮而独特的符号代码。这时,文学之中“乡村”的语义往往会扩大为民族文化传统。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运动并非偶然。不愿意步趋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寻根文学”的最初动机;传统文化被指认为文学的“根”。然而,从韩少功、汪曾祺、阿城到郑万隆、李杭育、王安忆,一批作家想象的文学之“根”无不指向乡村。作家的目光投向了深山老林,湍急的河流,小小的村落或者烟波浩渺的水乡,他们在这些地方发现了一批迥异于城市文化的人物性格。这些人物的刚烈、血性、自由精神以及对于财富的蔑视显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是非西方的,前现代的,同时又包含了某些令人向往的自在境界。他们的存在即是对现代社会的斤斤计较、功利、投机和猥琐报以轻蔑的嘲笑。的确,这些人物只能徘徊在边缘,甚至日益贫困,但是,他们拒绝被塞入某种“现代”生活的标准方格;从名利观念、乏味单调的劳动到逼仄的居住空间,他们的倔强个性不愿意投合现今的时髦。从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之中发现抵抗现代性压抑的某种资源,这是“寻根文学”从乡村和农业文明之中掘出的矿藏。

现今,文学的“乡村”正在形成另一种特殊的语义———乡村的生态正在纳入生态问题的辩论,并且有意无意地承担了正面的典范。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无法超越自然的限定,人类的谦恭有效地维持了自然的基本秩序。工业社会、城市和科学知识强劲地打破了传统平衡,自然开始节节败退。污染,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有害气体排放,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一系列生态危机接踵而来。文学研究介入生态问题的辩论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绿色文学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口号。一些批评家意识到,文学不仅再现了社会,而且还再现了自然生态系统。文学研究有必要分析作家的生态观点,分析山岭、荒野、河流或者森林在文学内部承担了何种生态意义。生态批评兴起的前提是,批评家充分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试图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许多批评家共同认为,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中心论是关键所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分裂出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肆意地役使和掠夺自然。叶维廉在阐释道家美学时甚至深入地指出了理性和语言体制如何成为役使自然的工具。语言使人类跳出了自然,拥有了一个概念的高度和框架。但是,“宇宙现象、自然万物、人际经验存在和演化生成的全部是无尽的,千变万化、持续不断地推向我们无法预知和界定的`整体性'。当我们使用语言、概念这些框限性的工具时,我们已经开始失去了和具体现象生成活动的接触”[14]。显然,语言的抽象、推演以及庞大的概念体系结构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愈演愈烈,农业文明的感性、直观经验以及种种人与自然的传统交流形式———例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或者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分别作过系统的描述———逐渐成为过时的品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的《怀念狼》不仅是一个人类与动物互相依存的故事。《怀念狼》具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商州南部,人与狼数十年分庭抗礼,手执钢枪的捕狼队终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然而,奇怪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狼群销声匿迹之后,多数捕狼的猎人因为无所事事而染上了各种古怪的疾病。他们的枯萎仿佛证明,紧张对抗所制造的旺盛生命力已经随之而去。《怀念狼》一如既往地保存了贾平凹喜爱的民间传奇风格。种种魑魅魍魉的片断再现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由于现代社会的“祛魅”,人们距离这种观念已经很远了:有没有必要承认万物的生命？的确,《怀念狼》再度把人们推到这个问题面前: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是不是接受生态中心论的一个前提？

人们可以有许多理由蔑视乡村———乡村不过是全球化与现代性坐标体系之中一个有待格式化的区域。乡村经济只能是城市经济的依附,只能适应城市经济的规模,并且在城市经济的辐射之下存活;乡村的社会组织不得不模仿城市建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社会组织解决的重点问题,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改善才日益是首屈一指的主题。虽然乡村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城市,但是,由于城市的巨大生产力,乡村在社会生活之中的比重远远不如城市。尽管如此,文学似乎没有撤换乡村的主角身份。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农业文明仍然是文学的强大资源。文学意识到,人们的感觉和无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悠久的农业社会逐步设定了身体和感官的密码,农业文明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彻底撤离。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文明的许多观念重新产生了重大的启示———尤其是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在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总结现代社会的时候。如果说,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乡村是一个苦恼的难题,那么,文学的乡村隐含了另一些出人意料的丰富内容。

注释

[1]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二十期,1929年5月12日。

[4]参见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诸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1、22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参见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6—198页,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赵园:《地之子》第1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0]邓鸿勋、陆百甫主编:《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第2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11]张炜:《融入野地》,《忧愤的归途》第21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张炜:《融入野地》, 《忧愤的归途》第29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13]参见周作人:《谈龙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叶维廉:《道家美学和西方文化》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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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