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李永东：洋场文人的租界感觉：新感觉派小说与上海租界

洋场文人的租界感觉：

新感觉派小说与上海租界

李庆东《洋场文人的租界感觉：新感觉派小说与上海租界》，《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摘 要:上海租界的精神气候, 造就了新感觉派作家的洋场文人品格, 他们对租界的感觉和叙事都指向洋场都市。新感觉派的崛起,  是租界文化气候与洋场文人互动的结果。 新感觉派小说在精神蕴含上所容纳的典型的焦虑、殖民的心态和无家的世界, 都和作家的租界体验息息相关;话语风格的中西杂糅亦体现出租界文化气候和洋场文人的典型特质。

关键词:新感觉派;上海租界;租界文化;洋场文人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 新感觉派是被频繁阐释的对象之一。 研究者习惯于把新感觉派置于都市文化或海派文化的框架内来生发相关话题, 部分视野开阔者亦能在中外文学的交互影响中梳理其来龙去脉。 表面看来, 学界对新感觉派似乎已阐释过度。 但是, 至今还没有人从租界文化这个角度对新感觉派小说作出过解说。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滋生的区域环境是上海租界, 新感觉派作家属于洋场文人一类。 “ 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 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的观点提醒我们, 研究新感觉派小说的崛起原因、精神蕴含和话语风格, 需要寻求新感觉派与租界文化气候之间的直接关系。

新感觉派小说的崛起原因:租界文化气候与洋场文人的互动

在 1930年前后的中国, 租界化的上海具备了移植日本新感觉派小说思潮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土壤。无论是租界的精神气候, 还是洋场文人的生命状态和接受者的期待视野, 都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异军突起准备了迎纳的态势。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面世之前, 在上海租界中, 鸳鸯蝴蝶派的艳情小说畅销不断, 刘海粟的“ 裸体模特”公案闹得满城风雨, “ 性博士”张竞生的“ 情人制”主张轰动一时, 《妇女杂志》的性问题讨论深入展开。 而且, 上海租界本来就被视为欲望之都, 性消费产业发达。 这些因素, 为新感觉派小说的心理分析和欲望叙事, 提供了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所需的经验和视界。 上海租界转动不止, 洋风炽盛, 光怪陆离, 畸形繁荣, 充满了新鲜的刺激和新奇的景象。 新潮人物的生活时空, 在跳舞厅、咖啡馆、电影院、跑马场、赌场、三大公司 、公园和高等妓院, 疯狂流转, 洋场生活为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不竭的故事素材。

新感觉派的三大主将为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穆时英的父亲是银行家, 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 毕业于光华大学。 刘呐鸥本名刘灿波, 是台南望族子弟, 家境富裕 , 16 岁即离开台湾到日本东京留学, 1926 年毕业回中国, 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 施蛰存 8岁时跟随任工厂经理的父亲定居松江,  1923到上海, 入上海大学,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 与刘呐鸥是同学。 三人都出身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或留学日本, 或在西式学校接受过教育。 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的教育经历、生活方式, 甚至精神状态, 和租界的洋场气候非常融合。 他们频繁地出入咖啡馆、电影院、跳舞场, 追逐着潮起潮落的各种时尚, 一副洋场先生的作派。 施蛰存回忆和刘呐鸥同住那段时光的情形时说:“每天上午, 大家都耽在屋里, 聊天, 看书, 各人写文章,译书。 午饭后, 睡一觉。 三点钟, 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 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 回家晚餐。 晚饭后, 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 或跳舞。 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 看过电影, 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 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2〕穆时英是一个标准的洋场摩登文人, 用《黑牡丹》主人公的话来说, “ 脱离了爵士乐, 狐步舞, 混合酒, 秋季的流行色, 八汽缸的汽车, 埃及烟 … …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3〕施蛰存回忆他和穆时英、刘呐鸥的生活状态时也坦言:“ 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 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 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4〕在 20 ～ 30年代, 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过的是洋场浪漫文人的生活, 与《上海男子生活》(1933年)一文里关于海上“ 浪漫文人”的素描, 相差无几。 《上海男子生活》关于“浪漫文人”的夜生活是这样描画的:“ 吃过饭, 或是和那朋友一起, 或是一个人, 再上马路上闲荡一会, 一时心血来潮, 想到跳舞, 马上在路边叫了一辆汽车, 把自己送上一家跳舞厅或咖啡馆。 在爵士音乐与女人肉香的混合空气中坐下来, 故意用一种似乎孤独的心理, 来造成自己与环境神秘的对视, 喝过几口酒或咖啡, 有点兴奋起来了, 眼睛便像一支箭, 一条饧丝一样, 绕到附近那些女人身上去, 等会便如腾云如做梦的, 与那女人随着音乐舞起来了。 浪漫文人是不缺乏那种享乐自己的本领的, 在这等麻醉人的环境中,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伸出手来捉取那些销魂荡魄的愉快。 走出跳舞厅, 感觉那些音乐与肉香渐渐远时, 心中有点寂寞, 但精神则还很兴奋, 毫不疲倦, 趁步所之, 又走进一家咖啡馆, 再坐下来, 再看女人, 听音乐, 看别的男人女人们亲狎的表情, 再高兴起来, 于是又去捉一个可爱的女人来跳舞。 夜深了, 人都散了, 浪漫文人也浪漫够了, 于是拖了沉重的脚步走上马路, 心头像一片蛛网般沾着凌乱。 回到家中, 再咬起烟斗, 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不想睡。 拿起笔来, 写下那些咖啡, 那些舞女侍女, 那些音乐, 那些撩乱的情绪。” 〔5〕这段关于海上“浪漫文人”的素描, 简直就是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的生活写照。 新感觉派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是繁华租界时髦青年(或有闲阶级)的存在状态, 他们狂放、颓废、孤独、敏感、多情、摩登, 大多有着二重人格和多元思想, 能够感触到殖民都市的亢奋和细微, 他们走在租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 最充分地享受殖民性都市的娱乐文化, 是畸形繁荣的租界文化的典型载体, 具备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应有的精神状态。 刘呐鸥喜欢“ 新流派的资产阶级文学。 他高兴谈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理论, 也高兴谈弗洛伊德的性心理文艺分析。 看电影, 就谈德、美、苏三国电影导演的新手法。 总之, 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 他每天都会滔滔不绝地谈一阵, 我 (施蛰存— — 引者)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 〔6〕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文本范式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与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洋场文人的邂逅, 激活了他们特有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才情, 在 30年代的上海制造了一股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潮涌。

由于家庭出生、教育背景和生活体验的影响, 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对上海都市图景的呈现, 不是采取全景聚焦, 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基本上是“都市中的`都市' , 以舞场、夜总会为旋转轴心的洋场都市 ”。〔7〕杨义把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小说称为 “洋场都市文学 ”。〔8〕新感觉派小说属于现代主义文学, 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城市的描绘不同, “ 现代主义似乎去掉了那种 `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结局' , 而用`不真实的' 城市代替了`真实的' 城市 。`真实的' 城市是物质支配一切的环境, 这里有血汗工厂、旅馆、商店的橱窗和期望;… … `不真实的'  城市则是放纵和幻想、奇特地并列在一起的各种奇特自我的活动舞台。” 〔9〕所以有一位批评家穆时英《公墓》里的 “几个短篇全是与生活, 与活生生的社会隔绝的东西, 世界不是这样的, 世界是充满了工农大众, 重利盘剥, 天明, 奋斗… …之类的” 。〔10〕但是在穆时英和刘呐鸥的文学视野中, 关注的焦点不是这些, 而是十里洋场五光十色的生活景象, 穆时英坦言自己就是在“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 。〔11〕观点的差异, 表明了生活阶层、价值立场和文学气质的分野。 所以我们说新感觉派小说叙述的是租界洋场社会的一面, 而不是全景, 成就新感觉派的也主要是租界的这一面。 租界的邪僻天性和奇特景观, 为新感觉派小说使用新奇、虚幻、感性的手法叙述洋场生活提供了支持, 也使中国的新感觉派在描写“ 资本主义社会的腐烂期的不健全的生活”的趋向, 和日本的片冈铁兵、横光利一取得了一致。 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在跑马厅、咖啡馆、跳舞场等现代城市空间营造的新感觉, 是世纪末的颓废狂欢。 刘呐鸥在写给戴望舒的信中倾诉了新感觉派的审美取向:“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  那里, 有的, 不过形式换了罢, 我们没有 Romance, 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 可是我们却有 thril和 carnalintoxication,  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 至于 thril和 carnalintoxication, 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12〕在租界化的上海,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兴致是不可寻觅的, 租界带来的畸形现代文明, 仿佛猛火煮熟的鸡蛋, 心子并没有熟透, 因此, 新感觉派对洋场景观的“近代主义”体验和叙述, 倾向于“ 战栗和肉的沉醉”。

新感觉派小说的精神蕴含:典型的焦虑、殖民的心态与无家的世界

在租界生活的个体, 生命体验中充满了焦虑。 典型的焦虑和租界作为殖民性的区域有着明显的关联。 在这些焦虑中, 民族(种族)意识、传统文化、家族伦理、情欲观念之间的冲突所纠结生成的焦虑是大多数租界人必须承受的。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叙说了租界人生的这些典型焦虑。 《将军的头》是历史心理小说, 写的都是历史人物的故事。 但笔者认为, 这些故事不过是 30年代租界人心理穿上了历史人物的外衣而已。 施蛰存在小说集的序言中写道:“《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 《将军的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 至于《石秀》一篇, 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13〕施蛰存的这 3篇小说, 用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 把租界的性欲主题置于历史的背景下, 通过 3 个历史人物, 总体揭露了租界人的精神伦理困惑, 准确的说, 3篇小说的核心都是“ 冲突 ”, 即:道、种族、兄弟之情与性欲的冲突, 冲突的结果是主人公走向毁灭或产生罪恶感。我们如果稍稍对这些冲突作一下引申, 3篇小说总体呈现的是:儒佛道文化(包括士大夫文化)、租界人的种族(民族)主义、家族伦理文化与殖民性欲望租界的冲突。 施蛰存的 3篇历史小说打下了租界文化影响的烙印, 租界的文化语境潜在地制约着《将军的头 》的题材和主题选择, 3篇小说集中起来恰恰指向了租界人的典型文化焦虑。 华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伦理观, 在 20 ～ 30 年代的租界中陷入了危机, 民族意识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因此租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充满焦虑。 施蛰存也许有意识地通过 3个历史故事设置了一个文化隐喻, 诉说他的焦虑;也许是租界文化带给他的几种心理焦虑乔装成“ 梦的形式”, 分别进入了 3 个历史故事。

新感觉派作家作为洋场的时髦青年,   他们的租界“ 感觉”中必然会染上殖民主义的文化因子,    在洋场故事的叙述中, 难免会偶尔闪烁出“东方主义”的眼光 。 新感觉派小说的叙述者往往津津乐道于摆弄对西方器物、人物的知识, 如:“卓别灵式的胡子” 、“ 穿了 Pyiama的琉璃子”、“一九三三年的 Srudebaker轿车 ”、“ nuitespagnole香水” 、“喝了点 OldTom” 、“格来泰嘉宝的八寸全身像”, 等等。 这种卖弄,由衷地透露出了对西方文明的膜拜炫耀心理和西洋仔的面   孔。 对于西方事物的膜拜炫耀 , 是殖民地子民常有的心态。《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在描写赛马场里的疯狂场面后, 接着的一句话是:“可是太得意的 UnionJack(英国国旗— —引者 )却 依然 在 美丽 的青 空中 随 风飘 漾着 朱 红的 微笑。”〔14〕“ UnionJack”、“ 朱红的微笑”在疯狂的人群背景下显得特别刺目, 隐藏着叙述者对中国国土和市民的卑睨眼神。 我们再来看刘呐鸥 《热情之骨》里的法国外交官对中国女性所持的“ 东方主义”的赏玩眼光。 外交官比也尔见到玲玉时, 十分心仪:“ 比也尔从没见过像在他襟前纤弱地动着的那样秀腻的小手。 他想把这朵金盏花换了这一只小手, 常挂在胸前观赏可不是很有趣的吗?”〔15〕“ 他想一想, 觉得她的全身从头到尾差不多没有一节不是可爱的。 那黑眸象是深藏着东洋的热情, 那扇真珠色的耳朵不是 Venus从海里生出的贝壳吗? 那腰的微妙的运动有的是雨果诗中那些近东女子们所没有的神秘性。 纤细的娥眉, 啊! 那不任一握的小足! 比较那动物的西欧女是多么脆弱可爱啊! 这一定是不会把蔷薇花的床上的好梦打破的。” 〔16〕玲玉首先在比也尔的审视下被物化,   比也尔想用金盏花换了玲玉的“一只小手, 常挂在胸前观赏”, 他把玲玉的耳朵比作 “ 贝壳”。 其次, 玲玉之所以令比也尔动情, 在于她的“ 纤弱 ”、“神秘” “脆弱”,  这些特质恰恰迎合了比也尔充满征服欲的“蔷薇花的床上的好梦” 。 从文本的叙述情境来看, 对玲玉的赏玩眼光, 不仅仅是比也尔的心态, 也是为隐含作者所支持的。 这说明, 新感觉派作家作为洋场文人, 自身也沾染了殖民者的趣味和眼光。

租界语境下的新感觉派小说展示的是“ 无家 ”的叙事世界, 情节中缺乏家的场景, 人物也没有精神 “家园”可以皈依。 上海租界突兀地发达起来, 在它和中国乡土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租界人为快节奏的生活和漂泊冒险的意识所困扰, 传统士人维系生命意志之弦在商业潮流中断裂, 传统道德伦理亦被洋场的腐化堕落之风撕成碎片, 孤独的租界人在十里洋场中无从找到灵魂的支撑和温馨的家园感。 同样是城市, 北京的文人塑造的漂泊者是游子,  如20年代产生于北京的乡土小说,    文本里的知识者往往在情感和理智上挣不脱家园的纠缠。 而在上海, “ 没有多少人,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抱着长期在此居住的希望来到上海。 他们多半在几年内发财致富, 然后离开。” 〔17〕在重商主义的租界, “商人重利轻别离”, 金钱和享乐的强大现实逻辑瓦解了伦理原则, 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是临时组配,  “ 在这都市的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18〕穆时英《夜》里的水手 和舞女没有姓名, 没有家, 没有哀愁和欢喜, 没有明天, 生活在情绪的真空里面。 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模式在租界中已经不大存在, 大多数人是单身的都市客。 过客意识和及时行乐观念如瘟疫般在租界蔓延。 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空间基本上没有脱离十里洋场的马路、跳舞厅、咖啡馆、电影院、 夜总会、赛马场, 这些场景构成了新感觉派小说人物的基本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点上火 , 沙色的骆驼便驮着他的沉重的灵魂在空中彳亍起来了。 … …在染了急性猩红热的回力球场里边,  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在铺着蔚蓝色的梦的舞池里边,  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在赌场的急行列车似的大轮盘旁边,  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在生满郁金香的郊外, 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在酒排的绿色的薄荷酒的长脖子玻璃杯上面, 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 ;在饱和了 Beaut, e exotigue的花铺前面, 也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甚至在有着黄色的 墙 Café  Napoli里边,  也嘘 嘘地吹着 沙色的 骆驼。” 〔19〕《上海的狐步舞》不断地变换叙事空间:林肯路、跑马厅、电梯上、别克车里、舞厅、华东饭店、街上, 就是没有出现家的场景, 虽然其中有一对“母子”和一对 “婆媳 ”出现在文本中, 但母子只不过是“法律上 ”的母子, 现实中的情人, 婆婆则恳求过路的陌生人陪她儿媳妇过一晚,  以解决她们的饥饿问题。 传统的中国人必须在家族、名分的框架内才能够被解释,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人物却大都无家族和名分背景, 没有过去和未来, 以个体生存的此刻状态呈现, 在灵魂堕落和肉体放纵的狂欢中迷失自我, 租界的中西混杂的殖民性都市文化语境, 仿佛“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的 HAM- LET” , 使得季洁之类的租界人陷入生命的迷惘之中, 发出 “ 你是 什么?  我是 什么?  什么是 你?  什么是 我?” 的 诘问。〔20〕

新感觉派小说的话语风格:中西杂糅

与现代文学中的其它小说流派相比,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的话语系统显得芜杂而怪异。新感觉派小说话语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杂糅, 把中西景象、人物、文化、语言融为一炉。 这是由租界的文化语境, 以及由此造成的租界作家文化结构的混合性所决定的。 施蛰存说“ 刘呐鸥是三分之一日本 、三分之 一台 湾、三分之 一上 海洋场 文化 的混合。”〔21〕施蛰存在散文《绕室旅行记》〔22〕记叙了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的“ 旅行”历程:翻阅幽默杂志 《宇宙风》, 点燃 1 支白金龙香烟, 想起父亲送的 3 件恩物 (意大利白石雕像、宜兴砂制牧童骑牛水池、柯达相机), 视察旧杂志 (主要是画报和文艺杂志), 回忆起未面世就夭折的《文艺工场 》杂志纸型(《文艺工场》预备登载的是些左倾文章), 检视 20 ～  30枚印石、地球仪盒子和贴报薄, 最后抽烟品茗。 这就是绕室旅行过程中所涉及的物件以及由物件引起的回忆, 从中可以看出施蛰存文化生活的驳杂, 他的房间是租界文化的一个缩影。 穆时英的小说《PIERROT》的主人公潘鹤龄的书房空间, 实际上也是作者文化空间一次展览:“ 书室里边,充塞了托尔斯泰的石膏像, 小型无线电播送器放送着的《春江花月夜》, 普洱茶, 香蕉皮, 烟蒂儿和烟卷上的烟, 笑声, 唯物史观, 美国文化, 格莱泰嘉宝的八寸全身像, 满壁图书, 现代主义, 沙发, 和支持中国文坛的潘鹤龄先生的一伙熏黄了手指和神经的朋友们。” 〔23〕租界文人的生活是驳杂的, 没有主打的基调, 把古典和现代、西方和中国、士大夫趣味和时尚阅读革命倾向, 打碎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 显得丰富多彩又不伦不类。

因此,  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习惯于用欧化的句式,  习惯于在话语中掺杂英语、法语、日语等外语词汇,   形成一种拼盘式的话语风格。  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八篇小说, 每篇都用了一些西式话语, 如“ 卓别灵式的胡子”、“ 气体的 cocktail” 、“眼睛的 dinerdeluxe”、“ 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 、“ 伊甸园里逃出来的蛇” … … 。 我们看看穆时英小说中的两段话:

Neonlight伸着颜色的手指在蓝墨水似的夜空里写着大字。 一个英国绅士站在前面, 穿了红的燕尾服, 挟着手杖, 那么精神抖擞地在散步。 脚下写着:“ Johny Walker:Stil Going Strong.”路旁一小块草地上展开了地产公司的乌托邦, 上面一个抽吉士牌的美国人看着, 象在说:可惜这是小人国的乌托 邦;那片 大草原里还放不下我的 一只脚呢?〔24〕

吃完了 Chickenalaking是水果, 是黑咖啡。 恋人是Chickenalaking那么娇嫩的, 水果那么新鲜的。 可是她的灵魂是咖啡那么黑色的… …伊甸园里逃出来的蛇阿!〔25〕

文本中掺杂的西方概念和外语词汇, 形成了一种洋泾浜话语或租界话语。 话语的相关文化信息参与到文本的意义建构中。 读者如果要解读解读新感觉派小说, 就需要理解其中的外语词汇, 需要了解卓别灵、近代型女性, 需要熟悉伊甸园的故事。 当中国读者对这些知识的了解介入文本的解读过程, 文本相关的文化信息就建构起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 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已发生细微的变化, 读者由此获得一种“新感觉”体验。

新感觉派小说嗜好于描绘女人的肢体。 文本对躯体所作的描绘属于身体话语。 躯体虽然属于物质实体,  但是“躯体进入公共视域, 成为社会性形象, 躯体的自主, 独立和完整就将遭受到破坏”。〔26〕个人躯体经过他者眼光的切割、分解、选择、重组, “躯体的物质存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扬弃, 代码成为作家塑造人物躯体形象的唯一主宰。 这时代码的分析将充分暴露出社会文化对于躯体的种种预设和假定。” 〔27〕李欧梵在《摩登上海》中通过分析了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里的 《游戏》、《风景 》、《流 》和《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里的“ 摩登女郎”的 “脸和身体” , 把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 ”形象归纳为:“ 这个肉感的`游戏的' 现代女子短发, 有`理智' 的前额、樱桃嘴、一双受惊的或不容易受惊的眼睛、隆直的希腊鼻、浅黑的肌肤、高耸的胸脯和`柔滑的鳗鱼式的' 身体。”他接着分析到:“`希腊鼻' 很显然是西方的, 而樱桃嘴却是传统的女性美的理想特征。 女主人公的眼睛和嘴唇, 或张或合, 都可能有现代渊源— — 袭自好莱坞影星, 尤其是刘呐鸥最钟爱的琼· 克劳馥 (JoanCrawford)和葛丽泰· 嘉宝(GretaGarbo)。主人公的短发可能是基于当时的时髦:那是当时都市年轻女子的流行发型, 尤其是大学生, 其时, 她们已不爱`电烫发' 。 主人公的`浅黑肤色' 又是当时的另一个时髦标记— — 女性教育中日渐流行的女子体育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而健康的肤色被认为是应该有点 黑的, 和 古典的 中国 女性理 想— — 肌肤 赛雪— —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8〕从李欧梵的巧妙分析中可以看出, 刘呐鸥对“ 摩登女郎”的想象建构, 所使用的话语代码, 体现了租界的审美情趣。 在租界中, 传统男性视阈下和谐恬静温柔的女性躯体, 已经被租界中西杂糅的文化风尚所改造, 审美的标准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折中 , 和 30年代女性的旗袍样式— — 上面严实, 下面大腿裸露, 走的同一路子。 我们再来看《红色的女猎神 》对“ 女猎神”的躯体叙述:“ 发边簪着一朵胭脂色的玫瑰, 让九月的晚风吹着柔软的长发,  在披肩下面飘荡着红纱的衫角,  遒劲地扭动着腰肢, 一位有着丰腴的胴体和褐色的肌肤的小姐浴着一身潇洒的丰姿, 从跑道那儿轻捷地跑了上来, 一朵盛开的芙蓉似的。” 〔29〕“ 女猎神”躯体话语设计主要沿袭了 30年代好莱坞明星的形象风格, 但是 “ 柔软的长发” 、“盛开的芙蓉似的”这些语码又是东方文化的审美表征。 所以, 使文本男主人公神魂颠倒、被尊为“红色的 Diana, 狩猎之神, 恋之女神”的“ 女猎神”, 是西方女性的欲望肢体和东方女性的飘逸风姿相结合的想象性建构。

“ 话语是某种处于遵循语言系统的规范与语言的纯粹个人使用之间的东西” , 〔30〕话语模式既是一种言说方式, 又是一种生存方式,  它是言说者采用一定的言语方式观照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 人是符号的动物”, 〔31〕选择一种话语言说方式, 也就逃脱不了话语内部隐含的文化符码的控制, 也就喻示着一种生存状态。 新感觉派小说中西夹杂的话语结构, 显示了作家和小说中的洋场人物的文化境遇, 说明了他们的文化结构的多元性 , 生活的无序性, 价值观念的混乱性。 正如霍米· 巴巴在著作《民族和叙述》中所言:在“ 一种深刻的文化`不确定性' 的边缘处, 作为一种言说形式的人民便从表述的深渊浮现了出来, 因为在那里, 主体分裂, 能指`枯竭' , 说教性和施为性得到了不自然的表达。具有民族集体性和一致性的语言此时此刻正处于危机之中。”〔32〕由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上海租界的时髦青年和洋场文人往往颓废、厌世、孤独、激进、孟浪, 灵魂充满悖论, 陷入二重人格的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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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南帆.文学的维度 〔M〕.上海:三联书店,  199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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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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