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江冰：“ 北上广 ”：都市文化视域下的都市文学

“ 北上广 ”：都市文化视域下的都市文学

江冰 ，《“ 北上广 ”：都市文化视域下的都市文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20

摘 要：所谓“北上广”，一向有“帝都”“魔都”“商都”之称，各有气场与历史渊源，恰好构成不同的文化视角。从城市到都市的历史进程影响了大陆的当代文学创作，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讲述着中国当下最为生动的本土经验。

关键词：“北上广”；文化视角；都市文学；本土经验

一、“北上广”构成不同的文化视角

所谓“北上广”，一向有“帝都”“魔都”“商都”之称，各有气场与历史渊源。北京为首都，也是元明清三朝帝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各种资源，皇城根下，帝王跟前，自有一份睥睨天下的文化优越感。加之大陆稀有的贵族气，多半伴随权力顶峰。

明清宫廷文化影响深远，老北京传统厚重殷实，即便痞子气十足的王朔的北京大院小说，武人霸气也要让其几分。所谓“北京把外国人变成中国人”——传达的就是这份文化定力与强大气场。

虽然八国联军侵入，气场依旧，何况还有 60 多年新首都新北京历史。六百年古都、皇都、帝都、首都，文化一脉相传：国家权力的顶端、文化特权的巅峰、精英人才的聚集——国家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非主流青年亚文化、京味浓郁的平民文化，在此找到交流、冲突、汇合的最佳平台。京样、京派、京味，似乎离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最近，政治的优势、传统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自信心的优势，在北京可是得天独厚的一份。

上海百年崛起、沐浴西风的文化，在中国的确独标一格，其影响新锐强大，其标志亦相当明显。即便“文革”时期，上海文雅讲究依旧；即使市场经济潜规则大行之际，上海生意大多敞亮。城市管理，井井有条。

20世纪80年代初，不会上海话，行走外滩，受歧视显著。随后大量外地英才进入，歧视由表入里，成功转化为文化自信心。

上海人的底气除了来自西方租界文化、世界东方巴黎外，其实还有整个江南文气垫底——财富与文雅。后一点广东人不如。但广东优势在侨乡，海外侨资雄厚，联通世界年代久远——二三百年吧，所以视野的重点在海外。上海人的视野重点似乎在家门口、在外滩、在浦东，他们对联通世界雄心勃勃，兴趣盎然，新鲜感十足。东方巴黎，十里洋场，始终怀揣一份卓越天下的梦想。

广东人则散淡许多，梦想多落实个体家庭，瞧瞧珠三角奇迹：小镇为主，个体骨干。走向世界已成家常，所以新鲜感早已消失殆尽，雄心没有万丈，只是化作人生平常举止罢了。

网上一个段子说，北京把外国人变成中国人，上海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同属一个级别的“北上广”的广州呢，我以为“是一个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的城市”。

也许，你并不以为然，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也不懂广州人。他们看似随和包容，看似低调不争，看似 不排外，其实骨子里有一份顽强，有一份说好了是守，说歹了是顽固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基于日常生活，基于世俗人生中的点点滴滴，如此生命立场，貌似不深刻，貌似很家常。

我时常想到“北上广”这三座“一线城市”，我们有京派海派，却总叫不响粤派，也许可以在文化中找原因：北京得天独厚，从元代定都至永乐皇帝迁都，一直就是皇城根下，此且不谈，就说上海与广州。

她们的城市孕育成长都与开埠开港有关、与殖民文化有关，但上海的文化力量似乎更鲜明更具边界感，上海人看所有人都是乡下人，自我优越感相当明显，崇尚西洋力挺时尚面向世界，你和他们呆在一块，上海人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你：我是上海人，你不是！

相比之下，广州人就要和气包容得多，不但笑迎天下客，而且宽容各种文化，表面上也会向来自北方的一切文化俯首称臣，但骨子里依然自我，依然有固守不变执着的一套。

或许可以比较地说，上海人是强势的，广州人是弱势的，上海人外露爱装显摆会“作”，广州人低调包容内敛不“装”。从两地人的衣食住行，从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宣传风格，均可看出大大的不同。

但这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上海作家写上海的艺术冲动就是要超过广州？也许就是那份恃才自傲的高调，那份溢于言表的自信！

另外，穗港深三座城市也有纠结。广州之于深圳之于香港之于北京之于上海，同悉尼之于墨尔本，洛杉矶之于旧金山，抑或是济南之于青岛， 郑州之于开封，其间情形似乎又有几分相似，一方有或政治或行政或历史优势，一方有或经济或文化或时尚优势。

总之，明里暗里就是彼此不服气不买账，说白了，彼此瞧不起。不奇怪，因为旗鼓相当，因为各有理由。有互动有交情有纠结有故事，细细琢磨一下，也是个性不一、气象万千啊！

仔细体会，你不难发现：广东的民风与内地迥然不同，尤其是列入“北上广”的广州。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感官享受，注重休闲娱乐，注重个体开心。

亚运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既有面对大海扬帆激浪的豪迈，更有面对都市街坊一般的亲切，而后者则为主流。广州没有北京俯瞰天下的气度，也无上海跻身全球大都市的骄傲，倒有一份“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之淡定。

“非典”期间，北京近于死城，气氛紧张；香港满城白口罩，一城恐惧。而广州，茶楼照常，饭局不减， 茶照喝，饭照吃，生意照常。

你可别小看这种街坊气氛、街坊气场。风云际会，历史机缘，这样一种来自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态度，每每影响天下，镇定全局。

比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吻合了整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暗合了一种在广东稀松平常在内地却别开生面的普遍情绪，成就了一场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北伐”：粤语、粤菜、流行歌曲、商业观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张欣张梅都市小说，一道北上，惠及全国。无形中证实了一条经济学的规律：有需求，就会有供应。[1]

[1] 江冰 . 论广东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二、从城市到都市：文化背景的变幻

关于城市生活能否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主导的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2] 

今天，这个话题依然现实。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崛起，大面积的城镇化，乡村的空洞化，都持续表达了这一主题，已然成为确凿的现实。

30 多年前，学者赖利在给《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写的“序”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现在，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城市的蔓延。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创造性的开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住宅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保护乡村的努力与我们保护城市的努力配合起来。”[3]

由此看来，社会学家早就将城市列入研究课题。这提示我们：在看似繁华硕大、实则脆弱的城市里头，我们依然还有“城愁”。

回想一下，在对待城市的情感方面，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

就我个人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阅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中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先锋性，在阅读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 年）中感受到大陆城市崛起的势头，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30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蔓延的一种对于城市病的批判情绪，比如海默的《中国城市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这一类书籍大行其道：对乡村生活的挽歌式怀念，与对城市厌恶乃至痛恨的偏激情绪，左右着一种文化判断。

不过，无论褒贬毁誉，中国的城市都呼啸而来，北上广城市群、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就在我们的眼前拔地而起。

然而，对于城市，大陆文学并没有及时地反应，以至于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我们不难听到“茅盾文学奖何时进城”的殷切呼唤。

中国的作家——尤其是 50 后、60 后作家对于城市相当陌生，只有 80 后乃至 90 后的作家笔下，城市才变得可爱起来。在学术界也不难看到批判与赞扬两种态度。而主流文化界与学术界一样，充满犹豫不决，大多冷漠观望。

经济学家陆铭的新著《大国大城 ——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是一部回答中国大陆大城市如何发展的学术著作。

全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并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谓城市病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外来人口给城市的承载力予以巨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假象：世界的经济、人才、物流和人们的幸福生活，都集中在大城市，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符合人性的。

从经济地理地图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仍然没有达到极限；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是很大。新著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乐观态度：中国大城市生机勃勃，其包容性就在它的就业能力和创造性。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仍然具有大容量的发展前景，而且外来的人口并非是负担而是财富，城市人的养老，包括下一辈的养老，都需要不断补充年轻的劳动力。

不必讳言，我们在城市里也看到歧视的现象，看到了不同阶层的固化，而且户籍也制约了消费，城市的身份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是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我们不能因为城市的拥堵以及环境等问题而取消大城市的发展。

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一系列数据，出人意料地表明，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小城市，其发展承载力远不如大城市。[4]

毫无疑问，作者陆铭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推动者，其新著无疑是一曲中国都市发展的欢乐颂。即使面对城市的社会收入差距，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身份歧视，作者也是清醒的乐观主义者。

印象深刻的一处是，作者引用了富士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失眠》：

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 

沿着铁轨奔跑 /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 

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 /

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即使面对这样一首充满悲剧色彩的诗歌，作者仍然是清醒而乐观。毋庸置疑的结论在于：刚进城工作的农民工，比留在家乡的老乡和城市居民，是更健康的群体。尽管他们在城市，干的活最脏最危险最辛苦，留下了青春和健康。

但对于这种流向城市的趋势，作者仍然高度肯定。因为，它符合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动力：总是向往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再者，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也并不是像有的人说得那么糟糕。

作者再三提醒我们：应该摒弃一种身份歧视的观念，促使外来人口更好更快地城市化——况且这是一件对所有人均有益处的大好事。

[2] 岳永逸 . 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J］. 读书，2017（3）.

[3] 威廉·怀特 .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4] 陆铭.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三、都市文学创作的本土化路径

都市文学创作，我以为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跨越语言、文化、国家、文明等淡化本土文化背景的创作，比如加缪、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

另外一种就是真正与自己所在城市，共命运同呼吸的一种创 作，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福克纳和爱丽丝·门罗。当然往前追溯，还有很多作家，比如以描绘巴黎著称的巴尔扎克等。

回到北上广三座城市，在当代就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城市本土文化、城市记忆、城市个性血肉相连。

北京首推老舍的《骆驼祥子》《正红旗下》《茶馆》，老北京特色浓郁。还有刘心武的《钟鼓楼》、邓友梅的《那五》、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一批20世纪80年代的中年作家和作品，他们共同展示了老北京与新北京之间的历史联系。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的《顽主》等作品所描写的北京大院生活，又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北京，当然还有徐坤、邱华栋、徐则臣、石一枫等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北京又有 21 世纪的特点。

上海是唯一能够跟北京抗衡的文学阵营，所以有京派、海派之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这里写作，很多现代文学大家都在上海留下了他们创作的踪迹，包括属于非主流文学的“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爱玲的创作，均独具格。茅盾的《子夜》直接拉开了上海都市文学的帷幕，还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作家的都市创作深深打上了这座城市的印记。两个作家比较引人注目：叶辛的《蹉跎岁月》，写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岁月；程乃珊的《上海屋檐下》，比较早地触及了上海的市井生活、城市个性，以及这样一个百年崛起的城市，历程不长却形成了一种殊异的文化传统。

后来介入的作家成就突出的就是王安忆。王安忆早年以儿童文学和知青文学起步，但很快就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立足点，从《我爱比尔》到《长恨歌》《天香》，以及一大批中短篇、长篇小说创作，确立了王安忆对这座城市的书写。

在王安忆的周围，还有一批作家延续了海派的传统，在书写上海。张爱玲最巅峰的作品都在写作她的“双城记”，用上海人的观点看香港，用香港人的观点看上海。任何观察都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基于自我，却又需要他者的观照，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镜像”式的观看，确认自我，内省自身，在“你城”与“我城”中洞见“我们的城”。

夏商的《东岸纪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描写的是浦东的平民世界，生动地描述了浦东人和上海人本来就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评论界高度评价夏商第一次把浦东人当“上海人”来写，写得如此规模宏大，活色生香，夏商也因此成了在文学上开垦浦东这块荒地，并改写上海文学版图的首创功臣。[5] 由此，不难见出，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互文关系。

再把眼光投向广州。相对来说，广州的都市文学创作比较薄弱，好在“文革”前还有一位老作家欧阳山，他的《三家巷》实在是广州当代都市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

广州这座千年古城颇具特殊个性，可惜这样的一种城市个性的文学表达，未能蔚为大观。

20 世纪 80 年代，广州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比如陈国凯、孔捷生，郭小东、张欣、张梅、黄爱东西，包括稍后的梁凤莲、黄咏梅等中青年作家，但是真正写广州都市的，能够表达这个城市个性的，屈指可数。

值得一提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广州的影视小高潮：《雅马哈鱼档》《外来妹》《情满珠江》《公关小姐》等，可惜文学没有跟上这个好势头。

不过，广州的都市文学在大陆当代文学中可谓先行一步，这一点需要文学史给予充分肯定。

比如，张欣的小说始终对准广州大都市，白领的情感、时尚的生活，有生存压力，有灵魂挣扎，是中国大陆最早的都市“欢乐颂”。

张梅的小说是典型的岭南气韵，她的中短篇小说始终浮现着一个形象：广州街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年轻女子，不一定有大理 想的献身精神，却一定有着面对生活小事的“恍惚眼神”，即便是她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也多是岭南阴柔的“小气象”，而有意疏离时代历史的“大格局”。

黄爱东西的随笔，更是以“小格局”取胜，来自日常的细微感受，构成随笔散文的“生活质感”和血肉肌理。梁凤莲的几部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也是试图传达羊城特有的街坊氛围，精心塑造根植于这块土地上的风云人物。

从西江顺流而下来到广州求学的黄咏梅，将一脉相传的西江文化与广府文化做了一个对接，这位 70 后作家似乎具有更加新锐的目光，运用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手法，重新估量这座城市与城里人的精神价值。这些与广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以阴柔的文字风格，颇具女性的视角，接续前辈作家欧阳山《三家巷》的地域传统，与岭南文化有着天然的缘分。

当下世界，城市生活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来临，每一座城市表达的个性，都凸显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

欧洲就非常明显：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这些城市表达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其实这样一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欧盟，以及英国的脱欧。

假如，我们再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包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堪培拉，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日本的京都、东京——日本历史中，他们的文化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豪门的出现，由京都移往东京。甚至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屿里面，也有台东、台中与台北人的区分。

可见，每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通过复杂而丰富的表达，在文学中一定会留下烙印。所以本土文学，其概念在城市文学的创作谱系中依然存在，文化的话语权依然在这里显示其丰富的内涵及其外延。

[5] 郜元宝 . 空间·时代·主体·语言——论《东岸纪事》对“上海文学”的改写［J］. 当代作家评论，2013（4）.

四、都市文学讲述了当下最为生动的中国经验

在都市文学中，我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一种人类被大都市抛弃，进而导致孤独的渺小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都市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奇迹，每个人在工业化制作的流水线上，都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巨大的经济的奇迹与都市繁华中间，人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加上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也无形地加剧了这样一种孤独感。

比较起来，乡村文学为什么渺小感会少一点呢？按道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同样会感到渺小——在山川田野之间，人难道不渺小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中国古代的许多诗人，都在他们的吟诵中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但是似乎城市发展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人如何与城市、与大都市融为一体——就像人们自然地成为田野中的一缕稻穗，原野中的一朵鲜花一样。如此感觉，可能在都市难以培养。

人的孤独感、疏离感、抛弃感，集中地表达在都市文学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人类走向城市时代，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人类生活时刻，唯有都市文学能够鲜明而细腻地传达这样的一种渺小感。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年）的最大魅力，在于比较完整地塑造了陈金芳这个活跃于京城的外来女子的形象：人物与环境关系清晰，命运与时代气息合拍。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北京故事，一个曲折有致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在城市拼搏奋斗不息的故事。除了故事没有高大上的励志色彩以外，它几乎可以唤起所有进入城市奋斗者的类似感受。就此来说，故事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励志，“小人物的奋斗”是世界文学的通用主题，放在北京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唤起我兴趣的是陈金芳这一人物背后的社会意义。下流社会一词是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于其 2006 年的著作《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中所提出的。大意为在全球化趋势及社会阶级的变动中，中产阶层渐渐失去其特征及优势并下沉为下层社会的一个群体。

大量年轻人收入不稳定又没未来的低薪劳动派遣工作导致其对人生的自我半放弃，他们被迫向下流动。同时，还有一批年轻人从小就生长在经济的已发展期，基本衣食无虞，可以靠上一代资助也不致饿死，与战后第一代日本人必须拼命求生的状况不同；所以，当他们突然面对惨烈竞争的全球化社会时，容易躲入“自我安全区”过着随性轻松的生活，但在职场生涯无法累积收入，只能持续处于低档，没有人生目标地活着。[6]

由此启发，中国社会也有几分近似。陈金芳这样类型的“城市边缘人”和“底层奋斗者”在今天不为少数，他们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完全可能成为奋斗者的两面，犹如一枚抛在空中的硬币，或正或负，或输或赢，很容易走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人生境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提供下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社会就越稳定越健康。由此来看，陈金芳的命运起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下的社会问题.

作者 石一枫

长篇小说《转身就走》（花 城 出 版 社，2017年）是《小别离》作者鲁强（笔名鲁引弓）的全新力作，一个发生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南方都市故事，写给大转型时代里挣扎及奋斗的年轻人。

这部作品一开始即介入当下最热门的传统媒介转型。所谓传统媒介，原本是左右这个时代舆论的风向标，但是在互联网崛起的今天，成了明日黄花，也在大转型时代旋涡里沉浮挣扎。

小编辑名叫郁郁，在这个媒体宣告转型的夜晚，借着酒劲勇敢地向爱情表白，却遭遇挫折——这个都市白领情感故事并没有太多新意，但是随之而来的网红直播，却像有一股神奇的风吹进都市。

在我们面前，徐徐拉开了网络时代新经济大戏的帷幕：爱恨情仇，风云翻滚。更为有趣的是，作者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生存的挣扎与内心的焦虑相得益彰。用多个三角恋爱的模式环环相套，集中表达了女主角郁郁的日常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职业生涯的种种挣扎状态。

被誉为“最会书写广州的作家”张欣，再度推出长篇小说《黎曼猜想》（花城出版社，2017 年），这也是一部完全以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取材广州商界生意场，但作品主题并非商战，而是商界豪门里的爱恨情仇。

张欣一般都是写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城市，对广州这座古城的历史记忆，一般很少涉及。但是在《黎曼猜想》中，那位80多岁的老太太，既富又贵的尹大，其出身就试图对接老城历史——老城商界豪门的大小姐。在尹大的身上明显具有了商业传统。

小说最抓人的还是对人性幽暗处的展示——截取了女主人公尹大生命最后时光的复仇故事：尹大出人意料地聘请儿子阎诚的初恋茅诺曼出任公司总经理，以此制约和压迫儿媳武翩翩——尹大对儿媳恨之入骨，认为爱子病死责任全在儿媳。仇恨足以杀人，杀人可不见血——尹大内心仇恨化成一个大大的预谋，以至于老太太在人生末路，最后一搏。在击倒对手的同时，自己也毁灭于仇恨的泥潭。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在爱恨情仇尤其是人生的仇恨上，做足了文章，也试图进行一次都市人的精神思考。

作者 张欣

“打工文学”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的都市文学，鲜明地体现出都市文化的大背景。移民迁徙中“城市边缘人”就是典型地具有“渺小感”的人。

郭金牛诗歌获得国际奖，看起来是一个诗歌事件，但社会最为关注、媒体最感兴趣得还是获奖者的社会身份。不必讳言，这种打工者身份与高雅诗歌之间的反差，是构成各方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暂时撇开诗歌，从“打工者”身份入手，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代中国城市建构中“城市边缘人”的形象，并由此打开视野，论及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话题：谁在建构中国城市？我们期望在揭开清晰的都市文化背景的过程中，再回到文学，回到诗歌本身。

可以说，“城市疼痛”是郭金牛诗歌之意义。从乡村撞击城市，异乡人、流浪者、漂泊感俱显；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生活目标、伦理、价值观被颠覆；被大都市拒绝——甚至笼罩死亡阴影的生命意象贯穿始终。外来者“身份焦虑”与“城市主人”的角色意识，双向互动，相互纠缠。

右为 郭金牛先生

深圳作家吴君的《远大前程》（《上海文学》，2017 年第 3 期）更是直接宣告外来者进入都市的失败结局：矿工与矿工儿子都无法走进深圳，依然是思念北方，依然是寄人篱下。也许胖女人的儿子会成为真正的深圳人，但两代矿工身心都在城外，尤其是末尾的“揭秘”，更像一把刀扎进心窝——他们两代人都无法成为深圳人。外来者的“身份焦虑”透视着对“城市主人”的角色呼唤，国家主流政策的改变、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精英趣味的接纳、社会机会的公平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配套、城乡篱笆的拆除等文化背景的发展变化，也在都市文学中有着不同的折射与反映。

诗人郭金牛的呻吟，其实是社会发展巨轮碾过后受伤人群的呼喊，文学在这里再次担当了社会学的任务，为社会管理拉响了警报。30 年过去了，文学如从前一样具有了社会学价值，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因为，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沉默，偶有几声呻吟也常常被主流忽略。活着就是焦虑，近日网络上火了一把的范雨素就是例证。

（皮村商业街上的范雨素）

范雨素其人其行值得关注。她的作品看似没有技巧，没有什么氛围的烘托，但是那种大量的细节与克制的抒情，以及时而把文笔拉到荒诞 ——甚至是黑色幽默的写 法，与外国文学那些比较先锋的写法有所关联。

现在年轻人读了西方文学以后，对阅读的门槛和艺术表达方式有了更多的需求。范雨素也许是在文艺志愿者教师的指导下，也许是她有过大量的阅读 ——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那种丰富的感觉，与当下生活的荒诞性——找到了一种连接，相当困难的连接，同时是非同凡响的连接。

范雨素的网红有其内在原因。范雨素同余秀华不同，余秀华一下子抓人的是她的那首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关键词就在“睡”这个字。所以，当时她在网络上首先是颇具情色感，然后才是她的才华，这些让余秀华红了一段时间。

但是拿她和范雨素比，范雨素则显得更加沉着、深刻、具体。在这一点上，她超越了余秀华。另外，余秀华作品造成的影响还是有些炒作成分，希望通过文字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其实这也是当下一批作家，包括东莞、广东珠三角一批作家成功的一个结，以文学作为他们的阶梯，通过文学来改变他们的身份。

但是范雨素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一点没有觉得能够通过文字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她能够表现出坦诚，亦为难得。边缘人群粗砺自然的文字，也许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否能构成转型中国当下都市文学的一个特殊侧面呢？

通过上述都市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察觉到大都市“版图隔离”的“歧视地图”，察觉贫富悬殊之间的阶层固化与大都市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与隐忧。而所有这一切“本土经验”，均在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互动中得以生动呈现。

《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说过：“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居民凝聚在一起。”[7]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精神，都有其风貌，都有其认同意识，方方面面，主流支流，虚虚实实，抽象具象——你又分得清哪些是实，哪些是虚，哪些又是虚实相间？

我以为当下正在崛起的中国大陆都市文学，就是关于城市精神虚与实的最好参照物之一。我们关注她，正是因为我们深爱属于中国、属于我们的大都市。

不止于此，全球化视野中的都市文学还有某种保护人类文化的意义。比如，未来学家早在近 30 年前就敏锐提出的“世界生活方式趋势与维护文化特性的逆趋势这一矛盾”，人们在享受全球化便利的同时，发现同质化开始侵入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强调差异性，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传统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奇怪的悖论是，我们变得越相似，我们就越是要强调我们的独特性。”[8]

毫无疑问，全球化浪潮中，大都市首当其冲，都市文学恰恰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晴雨表。

[6] 三浦展 . 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7] 乔尔·科特金 . 全球城市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 奈斯比特 . 2000 年大趋势［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0.

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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