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王尧：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考察

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

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考察

王尧：《在传承与创新中建立文学的“文化自信”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中国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想象与实践，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换。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妨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不断建立“文化自信”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文化自信”，深刻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在谈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的关系：“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 果。”【3】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关联中，认识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即讨论当代文学如何传承和创造性转换 “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说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新的人民的文艺” 的开始，那么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则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在这一脉络中， 回顾当代文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吸收与转化、创造的历史与现实，将有 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本来、外来和未来等诸多关键问题，从而在与“本来” 和“外来”的对话中创造中国文学的“未来”。

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转型始终面临两个“传统”：“五四”之前的 “旧传统”和“五四”之后的“新传统”。周扬1982年谈到“两个传统”之于当代 文学的重要性：“传统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民族传统，主要是汉民 族传统，还有少数民族传统”。“要讲两个传统，两千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传统。这两种传统都要继承，我们首先要继承的是‘五四'以 来的传统。’’【4】在继承传统的问题上，未必需要分出“首先”和“其次”，但在中国 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明确当代文学要继承“两个传统’’、重视“新文化传统”的意义 是必要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如此，亦能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 化”以及其中的“文学遗产”的关系。

        如何处理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涉及当代对“传统”的理解和价值判断。 对“传统”、“传统文化”的概念加以界定，呈现我们对“传统”、“传统文化”的理 解，是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前提之一。关于“传统”、“传 统文化”的表述，有“文化传统”、“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 等。当“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被确立为“新传统”时，之前的“传统”又被称 为“旧传统”，相应也就有了 “新文学”和“旧文学”的概念。而“优秀传统文化” 通常是指古代的传统文化，如果不作时间的区分，“新文化传统”也可以纳入到“优 秀传统文化”中。在这一系列概念中，核心概念是“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两 者往往被交叉使用。辨析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异同，是为了呈现当代文学与“优秀传 统文化”关系的关键问题，即中国当代文学在什么层面上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

       庞朴认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 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 “至少 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 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庞朴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差异：“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 tradition)，落脚在传统。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 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简言之，“传统文化”是作为载体的“器”，“文化传统”是作为精神或价值的“道”这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即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在讨论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时，区分出“道’’与“器”，可以在精神（或价值） 和形态两个层面或者兼顾两个层面进行有效的梳理。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到明清小说的历史在遭遇到“新文学”以后成为“文学遗产”，“新文学”又在实践中形成了 “新传统”，这是“形而下”的“器”存在于“器”中的“形而上”的“道”，在 “重复实践”中形成一种民族精神或共同价值取向，绵延在世代交替和日新月异的生活中，又在当代的不断实践中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优秀传统文化” 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当代文学在新的时空中需要以文化自觉对“传统文化”、“文学遗产”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在传承和创新中建立起“文化自信”。传承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保证，但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既来自于文化认同，也反映在“道”与“器”两个方面的文化创新上。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统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等，如何在当代文学中传承和重建是首要问题。

       “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一次“重建”，而当代文学又是对“新文学”的 “重建”，这两次“重建”都首先反映在精神、价值的重建上，其次是文学具体形态 的演变。由于新的共同体与前现代族群经验及其“内在世界”的延续性并未完全中 断，“新文学”与“旧文学”、当代文学与“新文学”、“旧文学”之间也就呈现出既 “断裂”又“联系”的状态。比如，在讨论“新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化”、“旧 文学”的关系时，我们通常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断裂”的关系，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文化”、“新文学”中有“旧文化”、“旧文学”的因素，“新文学”不仅接受了外来的影响，也接续了 “文学遗产”，从《诗经》到明清小说都对“新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实，“断裂”和“联系”并非绝对的。在重建价值方面，“新文化”、 “新文学”无疑“断裂” 了 “旧文化”、“旧文学”，由此区分出“新文学”与“旧文 学”，而在语言、文体、叙事形式、审美趣味等方面则又“联系” 了 “文学遗产”， “新文学”中有似曾相识的“旧文学”。当代文学在一段时期内，往往被认为是对 “旧传统”采取了 “革命”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极端的方式，但这种“革命”同样反映在对“文化传统”的价值重建上，重建有时是“断裂”的，有时是“联系”的。 这是我们在本文中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

《诗经名物图解》，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旧传统”之所以变得复杂，当然与“新传统”有关。就文学而言，“新文化传 统”（“新传统”）是对“古代文化传统”（“旧传统”）的一次“断裂”。如前所述， “新文学”在价值观、文学观以及文体上和“旧文学”存在诸多差异，正是由于这种 “断裂”式的文化转型催生和发展了 “现代文学”。但这种“断裂”是“联系”中的 “断裂”，也就是“新文化”仍然和“旧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这样那样 的联系。所以，当代文学在发生和发展中，也就面对了相对凝固的古代的“传统文化” “新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和包涵了 “传统文化”但更多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的“新文化传统”当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初期从“旧形式”的改造入手衔接“文学遗产”时，它实际上面对了 “旧传统”和被“五四”重新解释了的“旧传统”。

       这样既“断裂”又“联系”的状况，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的矛盾。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改造、革新中国文化的传统，有时甚至是反传统；而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文化主体性又需要建立在自身的传统基础之上，因而又始终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以文学而言，如果将民族语言视为“民族形式”的一部分，那么用汉语写作就不可能离开自己的传统。当我们把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与实践的当代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段落，一方面重视当代文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突出当代文学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演进脉络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生阶段，“旧形式”作为“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被纳入到 “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谈到解放 区文艺的内容之“新”后，强调了语言的“大众化”是“新的创造”，而与“民间的 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则是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周扬既 谈到“民间形式”，也涉及“一切旧形式”：“过去我们把封建阶级的文艺看成旧形 式，是对的，但把资产阶级的文艺看成新形式了，却错了。” “对于人民的文艺来说， 封建文艺的形式也好，资产阶级的形式也好，都是旧形式。对于两者我们都不拒绝 利用，但都要加以改造。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将它们改造成为人民 服务的文艺，这就是我们对_切旧形式的根本态度。对民间形式，也是如此。’’【6】这是当代文学发生时期，在文学制度层面确定“旧形式”的意义。

       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反思“新文学”对待“旧传统”、“旧文学”的基础 上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的，也在这样的反思中确立了当代文学传承“新 文学’’和“新传统”的原则、方法和重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理论家、批 评家是在发现和肯定“旧文学”对“新文学”的意义时，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 由此，也就确认了 “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和演变。在“新文学”的进 程中以及在当代文学发生之初，左翼理论家、批评家都曾反思“新文化”对待“旧 文化”的激进主义态度，并且梳理和揭示“新文学”中的“旧文学”的影响，从而 以继承“民族遗产”为基础发展当代文学。1950年周扬《怎样批判旧文学——在燕京大学的讲演》中，谈到对“旧文化”、“旧文学”采取什么态度时，回顾了左翼在此问题上的变化，他承认在对“旧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今天， 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怎样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周扬指 出：“新文化和‘五四'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 “五四运动表面上受 了很多外来影响，实质上却有它深厚的民族基础。不要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就没有民 族基础了。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有这种需要，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人说‘五四' 新文化与旧的民族文化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五四'仅仅反对了旧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封建部分，同时却继承了人民的或接近人民的一部分。’’【7】

       因此，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方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要继承“旧传统”中 “人民的或接近人民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延安解放区文艺开始的以 “人民性”来解释“文学遗产”、以“人民性”来重建“民族性”的思路和方法，成 为当代文学阐释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五六 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讲述“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时，以“人民 性”关联当代文学与“文学遗产”，并重建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深刻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中，对“民间形式”或者“民间的文艺传统”的特别重视，成为当代文学与传统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既延续了三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 “民族形式”讨论中的一些特点和延安解放区文艺的实践经验，又与“新的人民的 文艺”相吻合。当代文学在发生初期对“小传统”的重视，也和“大传统”更容易与“封建社会”相联系这样的认识有关。五六十年代对民歌和戏曲的重视就反映了这样的思路和价值判断。茅盾曾说：“提起我国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人们 首先要想到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和建筑，因为在这些艺术的形式部分，民族 风格是显而易见的。【8】因而，戏曲的改革、新民歌的创作和工农兵作者的出现等 被视为重要的成就。在文学遗产的整理方面，“民间艺术传统”，如地方戏曲、民间曲艺、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等都受到重视。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强调“文学遗产”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当代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打通与“大 传统”联系的关键。强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既是对传统的解 释，更体现了当时文化现实的诉求。1957年茅盾发表文章认为，《诗经》、《楚辞》 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后来各个朝代的大家继承，汉乐府、唐诗、宋元戏曲、明清 小说等都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 现实主义传统，但在政治思想上比过去的中国现实主义传统前进_大步，因为它明 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思想内容。【9】茅盾这样的论述也见于冯雪峰等一批 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文论中，这样的思路在八十年代“小说革命”之后有了拓展和变 化，即不只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文学遗产”，也不以现实主义对立于现代主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制度也在“政策”层面确立了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的关系。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 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 明确了研究中国历代作家和译介中国文学优秀作品的工作计划，其一是：“组织力量系统地研究鲁迅的著作和‘五四'以来的其他重要作家的作品，研究和总结我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经验，要求做到研究我国历代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其二是：“有计划的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到世界各国。每年制定一次向外介绍的作品选目，组织外文翻译力量将中国优秀作品译成外文。”【10】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由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这一“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第三条是“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 相较于之前，本“草案”对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优秀的文化成果” 的认识和处理更为成熟。“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的。’’ “在整理遗产和继承传统的问题上， 我们既反对粗暴，也反对保守，鼓励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恰当的、适合传统 艺术特点的革新。”【11】这说明当代文学在当时已经能够相对成熟地处理当代创作与 “文学遗产”的关系。

       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向世界译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文学对“文学遗产”的选择。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1951年创刊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主要译介当代文学作品和文论，也以相当的篇幅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相关研究论文，呈现了当代 文学制度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在这样的“对话”关系中建设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文化生态根。对作为“文学遗产”的古典文学的译介，尊重长期以来“文学遗产”业已经典化的历史。根据我的阅读，英文版《中国文学》在 1951—1966年间，译介的作品有：曹雪芹《红楼梦》、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蒲松龄《聊斋志异》、司马迁《史记》、李白诗、杜甫诗、王维诗、苏轼诗词、 李贺诗、辛弃疾词、陆游诗词、龚自珍诗、明代散文、孔尚任《桃花扇》、归有光散 文、刘勰《文心雕龙》、汉乐府诗、白居易诗选、宋代散文、汤显袓《牡丹亭》、裴铡 《唐代传奇选》、韩愈作品选、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李汝珍《镜花缘》、陶渊明 诗歌、关汉卿《窦娥冤》和《救风尘》、宋元话本小说选、元代戏剧选、明代白话小 说选、屈原《离骚》、柳宗元散文选，等等。在“大传统”之外，也译介了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如西藏民间故事和寓言、维吾尔族民间故事、壮族民间故事、蒙古族民间故事、傣族叙事诗和其他中国民间故事，等等。【12】这样一个不完全的“文学遗产”目录，其实也呈现了当代文学接受古典文学经典作品影响的范围。

       在新文学传统中，一条线索是“启蒙文学”，一条线索是“革命文学”，也有处 于中间状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英文版《中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除了我们通常熟知的鲁、郭、茅、巴、老、曹，涉及的作家还有叶圣陶、郁达夫、 朱自清、闻一多、丁玲、夏衍、萧红、沙汀、许地山、吴组缃、杨振声、叶紫、胡 也频、柔石、殷夫和王统照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的英文版《中国文学》 连续两期刊载了沈从文《边城》的英译，这一信息常被疏忽，《边城》的译介表明了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在重视现代文学的“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之外，也拓展了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选择视野。

       五六十年代对“优秀传统文化”、“新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的认识，深刻 影响了文学创作，其中的“革命叙事”在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讲述中，呈现出创作 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我们熟知的作品，如《林海雪原》、《红旗谱》、《铁道游击队》、 《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保卫延安》和《风云初记》等，在对历史的“宏大 叙事”中，呈现中国革命的面貌，传递了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红旗谱》与明清小说叙事传统的紧密关系，以及在“民族形式”中讲述“革命”的方式，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受到重视。这些作品突出“革命”、“英雄主义”、“阶级”、“牺牲”等价值取向或时代精神，但也包含了侠义、仁爱、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 “文化传统”因子；而在文体形式方面，文学遗产中的史传、传奇、笔记、话本、章回等对“革命叙事”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其中的很多作品，延续了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宏大叙事”外，这个时期的一些小说，也吸收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重视日常生活和世俗性、凡人琐事和风俗画等特点，并融入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如孙犁的《风云初记》、《山地回忆》，茹志鹃的 《百合花》，宗璞的《红豆》，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和萧平的《三月雪》等。

       五六十年代关于革命历史和建设的讲述，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中国故 事”。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点也影响着文学与传统关系进一步深入的发展，这既有文学体制的原因，也与作家的文学观和对“文学遗产”的熟悉程度有关。历史的局限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得以克服和超越。

三

       从八十年代到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是回到五四新文学，回到“革命文学”，回到“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重新处理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在文化现实中激活 “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开端，周扬在总结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要处理好“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我们必须把传统的继承和革新这两者的关系处理恰当。在批判了保守倾向之后，要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在批判了粗暴倾向之后，要防止保守倾向的抬头’’。【13】在当代文学制度重建时，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并加以革新，再次成为当代文学建设的基本问题，而批判地继承仍然是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新时期文学在重视“启蒙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创新了 “革命叙事”，在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与审美观等方面与“优秀文化传统”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联系。 这是新时期文学得以持续发展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文化原因。在八十年代初期，当代 文学有回到“五四”文学的思路，人、人性、人道主义再次成为话题，在_定程度 上弥补了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不足。在新的文化现实中，新时期文学对“革命历史” 的重新叙述，也拓展和创新了 “革命叙事”的内涵和美学特征，而“红色经典’’的重温和改变，则在另一个维度确立五六十年代“革命叙事”的独特意义。在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中，莫言的《红高粱》和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改变了既往“革命叙事”相对单一的模式。这样的变化与当代作家在新的文化现实中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此时，已经不是“传统文化”的危机问题，而是当代文学如何借助“传统文学” 创造新的文学世界。1985年1月，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由询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了”开始，重新思考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他特别重视“民族 传说’’、“区域文化’’、“乡土文化”的意义，对更多在“不规范之列”的“乡土中多凝结的传统文化”，如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所显示出来的“生命的自然面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韩少功虽然着眼于“小传统”，但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强调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文学的“根”的重要性，并且将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置于文化现实中，他说：“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征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以《棋王》赢得声誉的阿城，则 认为“文化制约着人类”，语言是一种文化，文学中的人性在表达上已经受到文字这 种文化积淀的限制，更受到由文化而形成的心态的规定。阿城认为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显示出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15】

       莫言是较早提出“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的作家之一，他的《擅香刑》吸取了民间文艺的形式，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叙述了中国近现代史。格非创作的《人面桃花》对“革命”的讲述，也在艺术上重返明清小说的传统境界。就“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言，儒释道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这些作品呈现了 “文化传统” 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历史、日常生活和人性也因此有了另一番文学景象，相关文本在叙事形式、文体等方面也接续了 “文学遗产”。当代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还表现在用“文化传统”对抗现代化给社会、 生活和人性所带来的弊端，张炜的《柏慧》等便显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文化传统”与当代生活相遇，也造就了作家内心的冲突。新时期作家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再造，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和超越了五六十年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改造，不再局限如何处理“旧形式”，而是在“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即“道”与“器”两方面加以融合与再创新。

古

今

        当我们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时会发现，处理当代文学与“优秀文化传统”始终存在一个参照，即“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主要是“西方影响”），在当 代文学的进程中，“优秀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也形成了对话关系。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自信”的获得，首先建立在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如果当代 文学不能根植于自己的传统，它就失去了本来，成为无根的写作；另一方面，当代文学与优秀传统的关系不是在封闭的场域中发生的，而是在“对话”中实践的，包括“跨文化”的对话。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五四新文学接受了外来影响一样，当代文学在发生和发展中也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俄苏文学、日本文学、欧美文学，包括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都和当代文学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的 和当代的优秀文学艺术和重要理论著作。演出外国剧目，举办外国造型艺术展览，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的文学艺术，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学习”。我注意到，在谈到“外国文化”时，《意见》既在原则上 说，“外国的艺术，只要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都应该努力学到手，变成自己的东西”又特别指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要注意了解和研究，并且有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应该有计划地向专业文学 艺术工作者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让他们经常看看这方面的电影和绘画等等，作为教 育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反面教材。”【16】这样的处理，显示出在“冷战”时期，当代文学 对“外国文化”的选择虽有限度，但与“外国文化”的对话关系仍然存在。

       无疑，新时期文学对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比五六十年代更加成熟。 1979年9月，《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毛泽东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这是新时期文学发生阶段在政治文化层面重新阐释民族传统与“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息。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一论述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除，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还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17】

       在一定意义上，“外来文化”也激活了民族传统文化。韩少功在那篇强调重视东 方文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章《文学的“根”》中说：“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 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应该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来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 淡。”【18】九十年代以后，“先锋文学”的转向，也可视为是打破“他者”的“规范”。 其实，即使在中国文学内在的脉络中，“文学遗产”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规 范”，当代文学在面对遗产时，同样需要在继承中突破规范，从而寻找和确立新的可能性。“寻根文学”重视民族文化，重新激活“文学遗产”的审美优势，但“寻根文学”显然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之后，不少作家重新认识了 “文学遗产”中的“世界因素”。汪曾祺早在1991年就意识到拉丁美 洲的魔幻小说在中国原来就有过，六朝志怪、《聊斋志异》乃至《夜雨秋灯录》等都是中国式的魔幻小说。莫言则以他的创造性写作，恢复了中国魔幻小说的传统，在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强调了蒲松龄对他创作的重要影响。所以说，重新梳理和认 识“文学遗产”，是_个未完成而在进行中的课题。

       汪曾祺在谈到20世纪中国时，如此说“西方影响”：“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 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 西方影响。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讨论会上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说：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 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 和；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二十世纪的文学也许是更 加现实主义的，也更加现代主义的；更多的继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广地接受西方 影响的。”【19】汪曾祺借用钱钟书先生的“打通”之说，认为个中国当代作家，应 该是一个文学的通人”，他提出要打通中国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打通当代文学与古 典文学（民族传统），打通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20】21世纪的今天，我 们其实仍然面临汪曾祺所说的这些基本问题：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作为优秀传统文化 参照系的“外国文化”如何进入当代文学。

“古今东西”文化碰撞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性和当代意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 自觉、文化认同再到文化自信，对当代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在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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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参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4】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顾骧：《晚年周扬》，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 第178页。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4期

【6】《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19—520页

【7】 周扬反思了 “五四’’的“缺点’’和“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 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 这种倾向后来也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 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抗战起来了，民族形 式比较得到重视，但那也只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完全认不清采取民族形式是新文学 发展的必然规律，仅只为宣传方面，拿来轻轻利用一下就得了。”因而，周扬得出的结 论是：“新文化是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相互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 的。”（参见《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2、13页）周 扬的结论，依据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旧 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参见《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0—31页）

【8】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文艺评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第375页

【9】茅盾：《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茅盾文艺评论集》，第263—269页。

【10】《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纲要》，中国作家协会编：《中国作家协会 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 100、104页。

【11】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文 艺研究》1979年第1期

【12】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译介，除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外，还有叶圣啕、陈 贻掀、刘绶松、王季思、余冠英、唐兰、魏金枝、吴组缃、宗白华、杨晦、王瑶、吴 小如、季镇淮、任访秋、何其芳、郑振铎、冯至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13】《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77、181页

【14】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5】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曰

【16】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文 艺研究》1979年第1期。

【17】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97、98页

【18】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9】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 版社，1993年，第210 — 211页。

【20】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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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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