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王兆胜：林语堂与《红楼梦》
林语堂与 《红楼梦 》
王兆胜《林语堂与<红楼梦>》，《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
[ 摘 要]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崇尚西方和批判传统的情况下, 《红楼梦》恐怕是少有的例外, 它普遍受到关注、热爱和崇拜。 林语堂也不例外, 他平生的最爱是《红楼梦 》。 《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塑造、家庭文化叙事, 尤其是其精神血脉已浸润于林语堂的文学人生之中 , 也深入了林语堂的精神和灵魂, 这自然提升了林语堂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位。 不过, 由于过于崇拜《红楼梦》, 一味沉溺于模仿, 缺乏超越性意向, 这是林语堂的明显不足。
[ 关键词] 林语堂;《红楼梦》;女性形象;家庭文化叙事
[ 作者简介] 王兆胜(1963— ), 山东省蓬莱市人,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兆胜
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 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反传统的语境下, 《红楼梦》可能是仅有的例外, 它几乎受到所有作家的喜爱和肯定, 有的还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这固然与其反对封建专制, 暗合了“五四”以来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有关, 恐怕也与它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集大成者, 内隐了国人的情感和精神向度有关。无论怎么说, 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中, 《红楼梦》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 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员, 林语堂与《红楼梦》也有着不解之缘, 他的生活道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化理想、审美意趣, 甚至包括生命意识, 都深深地打上了《红楼梦》的印痕。换言之, 欲理解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红楼梦》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透视点。
一、平生最爱是“红楼”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有不少人都曾熟读《红楼梦 》, 并成为著名的“红学家”,甚至是《红楼梦》的痴迷者, 较有代表性的是蔡元培、胡适、俞平伯、曹聚仁、张爱玲等。比如, 俞平伯因为酷爱《红楼梦》, 后来几乎放弃了散文创作, 专心致志研究《红楼梦》。又如,曹聚仁说他一生读《红楼梦》竟多达百遍。再如, 张爱玲是个典型的“《红楼梦》迷”, 她说:“像 《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几遍。就我自己说, 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 只看见一点热闹, 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 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 风格, 笔触, 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 1] (P259)她还自称:“十年一觉迷考据, 赢得红楼梦魇名。”[ 2] (《自序》)林语堂也是如此, 他有强烈的“《红楼梦》情结”。如果问林语堂一生最偏爱哪本书, 我认为,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是沈复的《浮生六记》,而在这两书中又以前者为最。
林语堂最早对《红楼梦》产生兴趣是在 1916年。当时,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 到清华大学任教, 由于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太差, 所以立志雪耻、发奋图强,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 而《红楼梦》即是林语堂起步的范本。他说:“我要洗雪前耻, 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首先, 我读《红楼梦》, 学习北平口语, 这本书至今仍是口语文学的最佳杰作;袭人和晴雯自我表达的方[ 3] (P29)法 真要羞死一大堆写白话语法的中国人 将《红楼梦》作为自己进入中国文化的第一阶梯, 这在林语堂具有独特性, 也是颇有意义的起点。
林语堂
在随后近二十年里, 由于林语堂旅居海外, 回国后又着力于语言学研究和创办《论语》等刊物, 所以, 对《红楼梦》没有专门论述, 不过在不少文章中仍可看到他对《红楼梦》的引述。如 1930年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林语堂写道:“试想你们看《红楼》、《水浒》、《三国志》、《镜花缘》, 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 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 俯给妻子的问题? 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 》、《水浒 》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大纲》, 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 失了读书之本意, 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 史学, 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 。若用注册部的方法读书, 你们最多成了一个 `秀士' 、`博士' , 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 , `洋八股' 。”[ 4] (P33)在文本中未给予足够重视,并不能说明在日常生活中的忽略。事实上, 《红楼梦》一直是林语堂的枕边书, 这是他后来研究 《红楼梦》、进行小说创作的基础和前提。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说过:“语堂是五体投地佩服《红楼梦》的技术, 所以时时以小说作家眼光, 精研这部杰作。”[ 5] (P153)
1935年，林语章的《吾国与吾民》一书出版，其中有十多处谈到《红楼梦》而在《小说》‘节中所论最多。总的说来，此时林语堂给《红楼梦》以较高的评价，他说:‘从各方面讲，徽楼梦精阵丁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顶峰。但同时它也是一类小说的代表。”[6](p267)他甚至还将之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考察，指出其不可忽视的世界性地位:“笔者认为，《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其学术地位的高贵与研究卷帆的浩繁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评论著作相匹敌。” [6](p269)给予《红楼梦》如此之高的评价，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还是少见的。
1938年, 林语堂在美国本想将《红楼梦》译成英文, 后来担心《红楼梦》离现实生活太远, 所以改变了初衷, 决定借《红楼梦》的艺术形式, 写一本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小说, 这就是于 1939年出版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长篇小说 《京华烟云》① 。在这部作品中, 不论是人物形象塑造, 还是结构方式, 包括思想文化的主旨, 以及语言修辞,都与《红楼梦》有着不解之缘。可见,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以 《红楼梦》为仿本, 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化观、人生观和生命观的。
此后, 林语堂与 《红楼梦 》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在《红楼梦》上所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并逐渐由一个“文学家”眼光转向 “学者”眼光。换言之, 从学术角度研究《红楼梦》是林语堂中晚年后的主要特色。如 1958 年, 林语堂在台湾大学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 〉考证 》, 他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了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平心论高鹗》, 这是林语堂 “红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自 1966年起, 应台湾中央社邀请, 林语堂发表了多篇 《红楼梦》研究论文, 如《论晴雯的头发》、《说晴雯的头发兼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等。 1973年, 林语堂还出版了《红楼梦》版本目录, 1976 年出版了《红楼梦》人名索引。这是林语堂之《红楼梦》研究的丰收期,由此奠定了他的“红学家”地位。
林语堂晚年对《红楼梦》有着更浓厚的兴趣, 这在台湾已成美谈! 如 1958年林语堂访台,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据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说:“总 统和父亲竟谈起 《红楼梦》之译述问题来。”[5](P234)当时正处于国共局势异常紧张的时刻,蒋介石放开政治不谈,而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除了政治家投其所好的策略外, 也反映了林语堂《红楼梦》研究已颇具影响, 更反映了林语堂对《红楼梦》的热爱程度。另一件事是林语堂非常喜爱与人谈论《红楼梦》, 据说: “他似乎并不讨厌朋友去与他谈天。尤其是谈 《红楼梦》据说:“他似乎并不讨厌朋友去与他谈天。尤其是谈《红楼梦》林老更感兴趣盎然。[7](P69)“林先生说，最近他写了很多有关《红楼梦》的专栏，原想‘到此为止。’但是，一提起曹雪芹笔下的男男女女，又打不住话头。”[7](P70)此时，《红楼梦》之于林语堂，显然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忽略的了，是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寄托和眷恋。林语堂钟在《论读书》一文中，将与读者“灵魂贴近”的先贤作家，称为“‘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 at first sight）”而找到一位与自己性情相近的作家也就是“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肇一笑，亦渐与相似[8](P138)”。其实，用林语堂这段话来描述他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适当，而目最为贴切。
《红楼梦》对林语堂深入骨里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如林语堂以《红楼梦》中不同的女性形象作为选择标准, 来观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充分表明 《红楼梦》对他灵魂之渗透, 也反映了他的中国文化本位价值观。林语堂说:“黛玉和宝钗成了讨整个民族喜欢的人,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人:急躁的晴雯、温柔的袭人、浪漫的湘云、贤淑的探春、饶舌的凤姐和聪明的妙玉。她们性情各异, 代表不同的类型, 供读者去选择取舍。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 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更喜欢哪个。如果喜欢黛玉, 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喜欢宝钗, 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喜欢晴雯, 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如果他喜欢湘云,他会同样欣赏李白的诗篇。我本人喜欢探春,她兼有黛玉和宝钗的品质, 幸福地缔结了婚姻, 成了一位好妻子。”[ 6] (P268— 269)又如, 《红楼梦》中富贵荣华转眼散尽的悲剧感对林语堂也有影响, 他说:“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大家庭兴衰的过程之中, 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里, 家庭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 它快乐的全盛期已经过去, 倾家荡产的气氛四处弥散。我们听到的不复为中秋月下酒宴上的欢笑声, 而是寂静庭院中怨鬼的哭声。漂亮的姑娘都已长大成人, 并嫁到不同的人家, 命运也各不相同。”[ 6] (P268)林语堂还说:“《红楼梦》主题,不是风花雪月, 儿女私情。他的主题,一是通灵宝玉之失而复得, 是斩断情缘, 还复慧根灵性,看破警幻仙姑之梦, 又一是富贵无常, 人生若梦,即贾府之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 9] (P10)
可以说, 是 《红楼梦 》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由 “盛”及“衰”的快速滑落, 使林语堂充分认识到人生和生命之短暂, 于是一种“悲剧的喜剧人生观”得以形成。就如同林语堂长女林如斯谈《京华烟云》主旨时所言:“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 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 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 起初觉得如奔涛, 然后觉得幽妙, 流动, 其次觉得悲哀, 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 到收场雷声霹雳, 伟大壮丽, 悠然而止。留给读者细嚼余味, 忽恍然大悟;何为人生, 何为梦也。而我乃称叹叫绝也! 未知他人读毕有此感觉否? 故此书非小说而已! 或可说, `浮生若梦' 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 即成为伟大的小说, 直可代表人生。”[ 10] (P2)很明显, 《红楼梦》的悲剧主旨对林语堂的人生观和生命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发现, 《红楼梦》作为一种意象已深入到林语堂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这主要表现在“红 ”和“梦”的原型性存在。
在谈到《红楼梦》中的“红”时, 有学者指出:“红楼之红, 今日难以复现, 但也不无痕迹可以辅助想象, 这就是宫墙、庙墙, 自古规制是红色的。陆放翁的 《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万缕垂杨, 翠烟轻拂中透出一带红墙, 逶迤隐现。这种境界是别处所不能领略到的至美。”[ 11] (P1)“`楼 ' 非 `红' 不足以为`富贵'者, 大概和汉代以来贵族大官重用朱红色的风气有关, 例如 `朱门' 、`朱轮 ' 、`朱邸 ' 、`朱户' 等皆是。”[ 12] (P345— 346)在林语堂的审美情趣中, “红”是他喜爱的色彩, 像长篇小说《红牡丹》、《朱门》都重一个 “红” 字。在《京华烟云》中,有“红玉”这一女性形象;开篇也写到北京的“大佛寺红墙”;即使是姚家 “小小的黑漆门”,也有“正中一个红圆心”。此外, 《辉煌的北京》中, 在蓝天和绿树的映掩下, 西山的紫褐红与院墙的朱红光彩夺目, 美不胜收! 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故居是他自己设计的, “沿着大道有一堵白色的围墙, 中间有一扇红色的大门”的偏爱。”[ 5] (P252)。由此可见林语堂对“红 ”色的偏爱。
另外, 《红楼梦 》的核心词就是“梦 ”, 如有学者指出:“一部《红楼梦》起于梦, 结于梦, 充满了梦的意象、梦的氛围、梦的虚幻。”[ 13] (P283)对此, 林语堂有着理性的自觉, 他说:“造化把曹雪芹先生放在一个豪奢之家, 既而又使他穷愁潦倒, 晚年变成了一个困苦的儒生, 生活在一个破败的茅舍之中。于是他就能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 把梦中的故事回忆起来。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再现了这个梦境之后, 便感到要迫不及待地把它落在纸上。”[ 6] (P267)而“梦”是林语堂最偏爱的一个意象,他的许多作品都与“梦”有关,如《个人的梦》、《论梦想》、《假定我是土匪》、《十大宏愿》、《让娘儿们干一下吧!》等, 都是林语堂做的“梦”。又如,在《动人的北京》中,林语堂称“北京正如一个国王的梦境那样”[ 14] (P50)。以“梦”作为透视点, 来审视世界和人生, 这在林语堂具有独特性! 林语堂还用“梦”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说:“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 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 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 一只眼睁着, 一只眼闭着, 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 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应走的道路。因此, 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 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 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15] (P1— 2)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这种以“梦”来解读世界人生的方式,还可以扩而大之, 推广到他的 《京华烟云》(又名 《瞬息京华》)、《奇岛》、《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辉煌的北京》、《秋天的况味》、《文章五味》和 《一点浩然气》等作品中的“烟”、“云”、“气”、“韵”、“味”等意象,因为这与“梦” 是连在一起的, 或者可将之视为 “梦”的衍生与弥漫。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像林语堂这样如此重视“梦”,恐怕是十分少见的。
当然,林语堂的“红”、“梦”等意象并非只源于 《红楼梦》, 因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集大成者, 在这一方面, 庄子、白居易、李白、杜甫、苏东坡、汤显祖等都可视为《红楼梦》的源头;另一方面, 林语堂也确实受到了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影响。不过, 说 《红楼梦》对林语堂的影响最大是不容置疑的。 《红楼梦》不仅成为林语堂打通中国文化血脉的“桥梁 ”, 它更是林语堂理解世界人生的一面 “透镜”和一个融会贯通的“穴道”。
二 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宝库, 它的价值意义表现在很多方面, 这也是“红学”研究发展至今一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 因为, 在《红楼梦》中, “曹雪芹把女儿作为著书的主题, 抒感的对象”[ 11] (P5), 而 “脂粉英雄”“这四个字是一部《红楼》的主题, 也是雪芹写作的精神见识、襟怀叹恨”[ 11] (P9)。研究林语堂与《红楼梦》的关系,从“女性”角度着眼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林语堂在这方面所得最多。林语堂曾概括说:“《红楼梦》的伟大,就在结构, 好像米兰大天主教堂, 十二金钗, 刻为十二神像,左右辉映, 堂皇无比。”[ 9] (P6)这十二金钗即是《红楼梦》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
第一, 林语堂喜爱《红楼梦》里的女性, 而对男性不以为然, 从而透露出明显的女性崇拜倾向。在《论泥做的男人》中,林语堂说:“袭人的行为人品, 比大观园里任何男子强。……大观园的男子, 何以那样不行, 都是泥做的, 贾政在内。 ……因此, 红楼一书英雌多而英雄少, 英雌中又是丫头比姑娘出色。”[ 16] (P46)对于宝玉, 不少研究者将他看成反对封建专制, 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典型, 还有人给予贾宝玉更高的评价, 几乎将他看成完美的典型:“贾宝玉是出类拔萃的:他的纯洁, 他的天良, 他的悟性, 他的文化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应该说是艺文的修养, 都使他与众不同, 使他成为一个文学画廊中的没有先例也极难仿制的至纯至情至忧至悲的典型, 使他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真正精神生活的人。”[ 17] (P13)而林语堂则认为“宝玉的性格十分懦弱, 远不足以成为年轻人崇拜的`英难 ' ”[ 15] (P191)。在林语堂眼里对贾宝玉很是不屑一顾,尤其与“水做的女人”相比更是如此。
林语堂一方面从《红楼梦》中获得了女性崇拜的意向, 从而影响了其人生观、文学观和文化观;另一方面, 林语堂本身所具有的女性崇拜意识, 又使他在看取《红楼梦》时,性别意识得以凸显, 即对于男性的认识是遮蔽、否定和笼统的, 而对女性的理解则是敏锐、深入和崇尚的。无论怎么说, 林语堂在与《红楼梦》的关联中, 尊重、爱护甚至崇拜女性, 而对男性采取贬抑的态度, 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如此, 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而封建专制思想尤其是男性中心文化, 在林语堂身上表现得并不像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那样明显。如对于只有三个女儿而无儿子这件事, 林语堂的妻子一直耿耿于怀和惭愧不已, 然而林语堂却不以为意。他的次女林太乙回忆说:“在上海, 妈妈不再因为只会生女儿而被人笑。爸爸说, 女儿和儿子一样好, 什么传宗接代, 他一点也不在乎。”[ 18] (P20)林语堂这一观念与《红楼梦》和他的女性崇拜思想直接相关。
第二, 林语堂对《红楼梦》中的美好女性都津津乐道, 赞赏有加。众所周知, 一座大观园就是一个“花”的海洋, 是众多美好女性的荟萃之所, 林语堂对她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尊崇。首先, 林语堂曾自言, 他最喜欢的是探春, 因为她兼有黛玉和宝钗的品质, 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所以,在《京华烟云》中的木兰比较接近探春,只是她比探春更多了几分风韵与豪情。恰如有学者所说:“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 综合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的才智, 薛宝钗的美貌和史湘云的风姿。”[ 19] (P52)如果再加上一点, 即, 还有花木兰的英气勃勃。其次, 林语堂最关注的是晴雯。何以晴雯能够得到林语堂的重视? 最主要的是因为她最忠实、真诚、贞洁而又天真烂漫,即所谓小品文似的 “放逸”是也。这在林语堂希望理想的女子要解放、有胆识、肯自由的女性观上有所表现。再者, 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人的看法上, 林语堂看到其各自的长处, 即林黛玉的“天真”和薛宝钗的“规矩”。并且, 从“影子”说出发, 林语堂看到了黛玉和宝钗后面,各有晴雯和袭人作为补充。林语堂说:文章有典雅的, 有闲适的。女人打扮有浓妆的,有淡抹的。做人有规矩的, 有天真的。处世有认真的, 有飘逸的。谁也知道, 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而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读《红楼梦》的人,或偏于黛玉, 或偏于宝钗。偏于黛玉的人, 也必喜欢晴雯,而恶宝钗, 兼恶袭人。女子读者当中, 做贤妻良母好媳妇的人, 却常同情于宝钗, 而深恶晴雯, 完全与王夫人同意。这里头就有人生处世的真理存焉。大抵而论, 阮籍、嵇康之辈, 必喜欢黛玉,喜欢晴雯;叔孙通、二程之流, 必喜欢宝钗, 而兼喜欢袭人[ 9] (P1)。
林语堂对于黛玉(晴雯)和宝钗(袭人)的比较分析极为精到,又合情合理,这充分表明他对这四个(两对)女性的复杂感情与喜好! 也是在此意义上, 林语堂称“《红楼梦》中的女子林黛玉,即是一个自我发挥派”[ 15] (P364),是“性灵派 ”[ 20] , 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人应当用“厚”不用“薄”, 尤其是女子更当如此,并因此推崇宝钗式的“厚道”。林语堂说, 黛玉“的美貌和诗才都使别人大为逊色, 但她却太聪明了一点, 以至不能像那些比她傻的人们一样过幸福的生活。”[ 6] (P268)最后,林语堂盛赞《红楼梦》中丫头和仆女等写得好, 如欣赏刘姥姥形象的塑造。有人指出:“语堂对刘姥姥的印象, 似乎不坏。他认为刘姥姥的言语虽然粗俗些, 但却保持着纯朴天真的村妇本色。曹雪芹写刘姥姥也最成功。 `刘姥姥进大观园' 成为一句流传最广的谚语, 证明了刘姥姥所给予人们印象的深刻。”[ 7] (P70)总而言之, 林语堂从 《红楼梦》中直接领略了女性之美, 即这些被天地玉成的精华所散发的光辉。
第三,对于《红楼梦》中素不为人所爱的女性,林语堂也能看到其优点, 并给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比如, 袭人是人人嫌弃甚至厌恶的一个世俗女子, 朱眉叔即将她写成一个“俗人”、“恶人”, 他说:“袭人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 是一个罕见的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内奸形象。”[ 21] (P366)后来的论者虽不像朱眉叔这样全盘否定袭人,但对她并无好感却是一致的。但林语堂却认为,她比大观园里的任何男子强, 可见他眼中《红楼梦》中的男子与女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贾母这一形象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 她是作为一个封建家长制的权威和迫害宝黛婚姻的罪魁祸首而被批判的[ 22] , 但林语堂却不这样看, 他从人情的角度认为,定宝玉和宝钗婚事与将黛玉和宝玉“瞒过 ”, 是情不得已, 也能自圆其说, 因为贾母虽心痛黛玉, 到了此种关头, 要宝钗做媳妇来冲喜, 自然要对不住黛玉, 但也是心里清楚, 无可奈何之事。”[ 9] (P82— 83)这种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也将贾母和王熙凤的无可奈何与富有人性的一面揭示了出来。对于众口一词都诅咒的王熙凤[ 21] (P3), 林语堂竟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一位老爷常年出门在外为官, 两三个媳妇把家政家务管理得井然有序, 其中最能干、最有天赋、最饶舌、最受人爱戴的, 是凤奶, 但她却根本目不识丁 [ 6] (P267)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未见林语堂对王熙凤更严厉的批评、否定之词, 更没有看到咒骂恶语, 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林语堂对于妙玉极为反感, 倒是有些出人意料。周汝昌说:“妙玉是奇女, 品格最高, 宝玉最敬慕, 最崇拜, 最感叹。”[ 11] (P88)林语堂则认为:“妙玉, 一个色情狂的小尼姑!”[ 7] (P69)“妙玉对宝玉颇有好感, 甚至可说有仰慕之情。妙玉好洁成癖, 整套的成窑五彩盖钟, 因为刘姥姥用过一回, 她嫌腌脏, 不许再拿进庵内, 要把它丢了。但是,却把自己日常用的绿玉斗斟茶与宝玉喝, 表明了对宝玉的`另眼看待' 。”[ 7] (P69)只因为妙玉有洁癖, 瞧不起刘姥姥;还有妙玉有 “色情狂 ”倾向, 林语堂就如此厌恶她,且将之看成《红楼梦》中最不好的女性, 似乎难以让人置信! 我认为, 影响林语堂厌恶妙玉的更深层原因,一是他出身低微, 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位像刘姥姥一般的村妇, 妙玉嫌弃刘姥姥恐怕伤害了林语堂的自尊心;二是他一贯反感于假道学和佛学的不近人情, 而倡导天真烂漫和自然的人性, 而身为尼姑的妙玉却是个“色情狂”,这令林语堂难以忍受。
《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崇拜意识, 直接影响了林语堂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文学观, 最突出的例子是《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即是以之为模 本, 因此二者有着血缘关联。林语堂曾直言不讳地说: “重要人物约八、九、十, 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 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 莫愁似宝钗, 红玉似黛玉, 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 迪人似薛蟠, 珊瑚似李纨, 宝芬似宝琴, 雪蕊似鸳鸯, 紫微似紫鹃, 暗香似香菱, 喜儿似傻大姐, 李姨妈似赵姨娘, 阿非则远胜于宝玉。”[ 23] (P346、342)应该说, 《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垫高了林语堂的文学、文化和人生, 使他一涉足小说创作即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这是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难与比肩的。
三 家庭文化叙事的魅力
在近现代世界的整体格局中, 由于被动、落后、愚昧和麻木的国民性状态, 所以中国文学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习, 批判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叙事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 有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比较而言, “家庭—文化”叙事则处于被忽视位置, 即使有, 也是借“家庭”这个细胞来透视社会、政治的经纬, 或将“家庭”视为“社会—政治”的细胞来表现, “家庭—文化”的成分并不浓厚。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都有这方面的特点。林语堂的作品虽然也有社会风云, 但显然与时代、社会、政治尤其是阶级斗争有相当的距离, 其 “家庭—文化 ”的因素更多一些, 从而显示了 “家庭—文化”叙事的魅力。这一点可能比较接近张爱玲。只是张爱玲多写小家庭的风波,而林语堂则重视对大家庭的剖析。从此意义上说,林语堂更多地吸收了《红楼梦》的特长和流风遗韵。大家庭结构模式是《红楼梦》的突出特点, 林语堂对此亦多有借鉴。 《京华烟云》是一个典型, 它展示了曾、姚、牛三家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这与《红楼梦 》中的贾、薛、王三大家族如出一辙。 《朱门》明写李飞与杜柔安的小家庭, 而暗写杜家的“朱门”, 那是一个充满权势与飞扬跋扈的旧式官僚家庭。 《奇岛》较少写家庭, 它主要描述的是由世界各国来太平洋荒岛隐居的各式人等组成的“共和国”, 但是从其日常生活的宴谈方式看,我们又仿佛看到了一个“大家庭”, 一个比《红楼梦》更大、更微妙、更神奇的“大家庭”。换言之, 《奇岛》是《红楼梦》之 “大家庭 ”的放大与投影, 所不同的是, 在《红楼梦》中贾母是一家之长, 而在《奇岛》中男性哲学家劳思则为一“家”之主。
另外, 《红楼梦》的时空结构充满错杂性、模糊性和神秘性。最突出的例子是, 一块石头可以幻化成人而入世,宝玉可通过梦游太虚幻境了知现世的结果, 还有“假作真来真亦假”和“好了歌”的迷幻。有学者称, 《红楼梦》是现代以前世界文学中可能绝无仅有的复杂分层小说,它至少有四个叙述层次:一是超超叙述(作者自云);二是超叙述 (石兄自叙经历, 空空道人抄录, 曹雪芹“披阅十载”);三是主叙述 (贾雨村、甄士隐、林如海故事等);四是次叙述(石呆子扇子故事)。而且因为这四个层次并不是泾渭分明, 且有“跨层”, 这必然导致错乱和混乱[ 24] (P121— 124)。林语堂的《奇岛》中就有着《红楼梦》式的时空错乱, 换言之, 是一种“超时空”的世界人生书写。从时间上看, 《奇岛》写于 1955年, 但作品叙述的竟然是半个世纪后, 即新世纪 2004年的事情。小说还交代说, 地学测量会所属的民主世界联邦赠给小说主人公尤瑞黛一块手表, 它的背面刻着公元 2003 年 5月 22日。还有, 这个岛国的历史并不长, 它建于20世纪 70年代初。由此可见, 这是一本“超时间”或者说“超前”的小说。从空间上说,这个奇岛在不为人知、连地图上也没有的太平洋上, 世界多国都有人云集于此, 是一个“世界共和国”。应该说, 林语堂的《奇岛》远未达到《红楼梦》将时空哲学化的层面, 但其复杂交织、包罗万象、含糊混乱的“超现实性”, 却与《红楼梦》有相当的关系。
生活化、文化性和艺术化的“笔触”是林语堂从《红楼梦》中学到的另一特长。以往我们总是以“时代性 ”、“真实性”、“故事性”和“形象性”等标准来评说小说的 优劣高下如果从既成的小说理论来说这一看法, 不无道理, 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 即简单化、机械化和封闭式地看待文学艺术, 因为文学(包括小说)中的生活化、文化性、神秘感也不可或缺。比如, 站在中国现代“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来看《西游记》和《红楼梦》, 除了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外, 许多方面就成为无聊的“闲笔”甚至是“迷信”了。然而,如果站在浪漫主义、游戏的文学观尤其是站在宗教和天地情怀来看这些“闲笔”和神秘的内容, 又是很有价值意义的。因此, 在一般人看来, 《红楼梦》中的“闲情逸志”被林语堂赋予了重大的意义。他说:“以《红楼梦》为例, 园中姊妹, 观花斗草, 奚落取笑, 本无西洋所谓 `紧张' 情节, 何以百读不厌? 乃因李纨有李纨的话, 凤姐有凤姐的话, 探春之硬, 平儿之柔, 宝钗之厚, 黛玉之尖酸, 俱由口中的话, 活跃纸上。家常细故, 足以吸引读者之原因本此。此我研读《红楼》之心得也。”[ 23] (P346)这是对生活和文化之于小说重要性的充分肯定, 它也许不会吸引爱好紧张激烈故事情节的读者的兴趣, 但对于酷爱生活和人生, 尤其是对于理解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智者来说, 这无异于生命的活水, 可以滋润干渴的心田。比如, 在《京华烟云》中, 木兰的死里逃生和家庭的激烈冲突固然重要, 但对于一草一木、家庭琐事包括器皿的描摹, 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其中也寓含了对于人物性格包括灵魂的刻画。像第二十六章《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就很有点《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和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的味道。在《奇岛》中, 作者更是发挥了自己放谈 “文化人生”的特长, 于是, 生活的艺术和智慧如满山遍野的花朵, 在春风的吹拂下自由自在地盛开着。如作品中这样写道:
艾玛·艾玛认为岛上迷人的美景, 开阔的天空和大海, 相当原始的生活, 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海、风和南方太阳的影响, 这一切都对岛民有解放的作用, 使他们更接受宗教精神的泉源, 而将宗教整个简化了[ 25] (P29— 30)。
劳思坚决认为, 若没有好厨子和音乐家,生活也就不值得过了。劳思很用心寻找厨子, 以维持岛上优良的烹调传统。这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项目;美酒, 歌唱、美食和美女, 构成了舒适生活十分之九的条件。劳思追求艺术;艺术在他心目中占了极大的分量。他试着将生活简化到最基本的条件,但他没办法脱离美食, 一张好床, 或提琴的音乐 劳思是个复杂的人[ 25] (P58)。
林语堂就是这样一直谈下去, 让他笔下的人物聚谈,随心所欲, 但中心词却不离自然、生活、文化、艺术和人生,从而将小说的美好建立在“家庭—文化”的基座上。这里, 叙述的内容是随意琐屑的家长里短, 格调似平淡绵密的小品文, 境界如明朗幽远的山景, 品位若中正醇熟的香茗, 这显然有别于充满激越、焦虑、悲愤和绝望的小说风格。当然, 林语堂从 《红楼梦 》中吸取的“家庭—文化”叙事, 并不限于他的小说创作, 其实, 它给林语堂的整个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和人生都留下了这种影响, 即平淡、悠然而潇洒。
林语堂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所以从“语言 ”角度探讨和借鉴《红楼梦》, 也是林语堂的强项。早在 1916年前后,林语堂就认识到《红楼梦》的白话价值, 之后他一直没有间断这方面的研究。他说:“笔者认为, 《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 使它当之无愧。它的人物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还要真实, 还要熟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 我们能一一加以分辨。”[ 6] (P267)谈到王熙凤, 林语堂也盛赞其精到活泼的白话语言, 他说:“若《红楼》凤姐的话, 篇篇好文章也。识得凤姐话里文章之美, 始可与言文。 ……行文者能学凤姐说话, 即是文学大家。”[ 26]
在 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 “社会—政治 ”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文学叙事是一条主线, 它确实既合乎中国的国情, 又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 也应该看到,在这一“硬”叙事的强力底下,具有“软”性的 “家庭—文化”叙事一直受到压抑, 这就使得文学和文化发展出现单一化和片面化的不足。林语堂是 “家庭—文化”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努力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具有了某些纠偏作用。关于这一点, 《红楼梦》的“家庭—文化”叙事给了林语堂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统。
《红楼梦》包罗宏富、博大精深,它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 枚不胜数。而林语堂又自称是“一捆矛盾”, 所以,要探讨二者的复杂关系并非易事。事实上, 林语堂所受《红楼梦》之影响远非如上所述, 在性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方面都值得研究。还有, 林语堂虽然对《红楼梦》也有突破,但较少谈它的不足, 尤其有过于模仿和崇拜的痕迹, 这就限制了他的超越意向。有学者指出, 《京华烟云》这一“小说几乎全部是《红楼梦》的模仿和套制……他学《红楼梦》, 学得很认真, 但这一学, 却反而让《红楼梦 》将他的作品比了下来。”[ 27] (P267)这一看法虽有偏颇, 但确实指出了林语堂在借鉴《红楼梦》方面的缺失。学习《红楼梦》是可以的, 但要避免趋附跟从, 要强调主体精神和超越意识, 要站在《红楼梦》的肩头上有新的创造, 这在林语堂显然是没有清醒的理性自觉。也可以这样说, 对于林语堂, 成也 《红楼梦》,败也《红楼梦》,是 《红楼梦》提升了林语堂的文学和人生水平, 但也是《红楼梦》成为横亘在他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当然, 超越的能力是一回事, 有无超越的自觉又是另一回事, 问题的关键是林语堂最缺乏的是后者。
注释：
①参见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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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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